大学语文非常道之一

    ——大学语文学科研究，有诸多问题难以定论。但凡言论，以可道之道不能道者，不妨以非常之道道之，因作“大学语文非常道”。

    大学语文的前身是大一国文。叶圣陶先生说：“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27年度开始的，到现在两年了。为什么要添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是为学界定论。

    然而这一段话有两点不妥，第一，把大一国文的起始时间定在1938年，未免太晚。大一国文是和现代语文学科的设立同步的，1904年癸卯学制《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大学预科、大学本科设“中国文学”，预科是“通习科”，也就是公共必修课，本科是“随意科”，也就是选修课。

    这里“中国文学”的概念和今天不同，是“中国文章之学”。1902年壬寅学制原为“词章”，1904年癸卯学制虽曰“中国文学”，而又称“中国文辞”，两年后蔡元培、梁启超鉴于“文学”一词易引起误解，建议改为“国文”，并于民国元年正式实施。1913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大学预科各部之必修科目。1929年教育部再次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一年级生共同必修科目。

    所以大一国文的起始时间不应该是1938年，而应该是1904年，即使以“普遍添设”为标准，也当是1913年，至迟也不会迟于1929年。

    第二点不妥的，是把开设大一国文的原因说成是“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也就类似于今天大学语文的“补课说”。这是由时间误差而来的第二个误解。其实开设大一国文的目的，早在这门学科开设之初就有论述。1902年3月9日张之洞致电京张冶秋尚书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1904年癸卯学制之《学务纲要》亦云：“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典。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华。”这些论述，看似着眼于读经，实际已顾及“中国各体文辞”，包括古文、骈文、古今体诗辞赋，正是日后国文教学所具之义。

    以上言论，不敢以正道居之，故曰“非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