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在北京逝世，很多文章称他为“最后一个国学大师”，也有很多文章反思为什么新中国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大师，大家都说了很多道理，但是有一点没有人说到，就是所谓大师，往往是学科草创时期的开拓者，所以“五四”以后的民国是大师辈出的时代。如今，现代学科体系已经成形，这样的机遇不复再有。

    但是，凡事没有绝对，现代学科体系构建，未必没有遗漏，大学语文就是其一。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立之初就有的一门学科，“癸卯学制”颁布《高等学堂章程》和《大学堂章程》，均有其地位，其后民国教育部历次颁布大学规程，亦均规定为一年级生共同必修科目，故名“大一国文”。新中国成立后，大一国文从大陆逐渐淡出，这门课在港台继续开设，1979年大陆重开大学语文，接上大一国文余绪，大学语文实为中国现代语文百年不绝的一门学科。

    然而，百年大学语文，不但没有出大师，甚至连中小学语文界那样的大家、名家也没有，岂非咄咄怪事？大学，本是出大师的所在，梅贻琦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而有大师，却为何大学语文没有大师？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学科建设滞后。民国时期，有大师教大一国文美谈，然而那都是其它学科的大师，不是大学语文学科的大师。重开大学语文，30年出了一千多种大学语文教材，而没有一种专著（在这个统计数据之后，近年已有两种专著），岂有只编教材而无专著的“大师”？

    或曰大学语文只是一门课程，并非独立学科。对此我们不必纠缠名词之争，现代语文学科三大部门，一为小学语文，一为中学语文，一为大学语文，你说中小学语文只是课程，那么大学语文也只是课程；你说中小学语文是学科，那么大学语文也是学科。笔者曾以“语文工具说”立论，说：小学语文，是学习小学功课、准备升入中学的工具；中学语文，是学习中学功课、准备升入大学的工具；大学语文，是学习大学功课、准备走上社会和终身学习的工具。

    那么，为何中小学语文有夏丏尊、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大家”（如今出版的系列丛书也称他们为“大师教语文”），而本该出大师的大学，却连大学语文的“大家”也没有？追问至此，出大师的话题乃可转换为学科建设的话题，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学科，缺少的是最基本的学科建设，譬如《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教育学》《大学语文课程论》这些最基本的学科专著至今阙如（有许多《中国语文教育史》《中国语文教育学》《语文课程教学论》都是偏指中小学语文而不含大学语文内容的），哪有一个学科没有十几种几十种有分量的专著而能够成立的？所以，不必抱怨教育部不发文必修，唯望教育部能稍宽以时日，不要因为短视而取消这门学科。

    如今，机遇与危机同在，谁率先做这个研究工作，谁就是大学语文学科建设的奠基者。同样的机遇还有大学语文研究所，百年来中小学语文有无数个研究所，大学语文至今没有一个研究所，谁能先办，谁就是大学语文教育史上的“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