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学语文的教材建设，从三十年前的等米下锅，到了现在的供大于求，确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功德。但是，数量的激增，并没有保证质量同步提高，而是良莠不齐。我认为，现在的教材编写呈现出“高大全”的共同特征。所谓高大全就是身材高（厚度惊人）、体制大、规模全。这样的规制让教师无从着手施教，束缚了、限制了、失却了教师的体认和感悟，自作多情地剥夺了教师独立思考的权力，挤占了教师展开想象的空间，也使得学生到了无从学习、无可学习、无力学习的地步。大学语文教材建设中整体表现出的这种浮华倾向，亟需引起人们的警醒。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倾向

    0 引言

    回顾大学语文在高等学校重新开设的三十年历史，在教材建设方面，从当初的一枝独秀，到如今的百花争艳，应该说成绩可嘉。然而，在高兴之余，却叫人不无隐忧。大学语文教材从编写到出版，整体表现出一种浮华倾向，亟需引起人们的警醒。据统计，流行的大学语文教材多达 1400 余种，一种说法是 2000 余种。这么多种教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通用型大学语文教材，也就是适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外”的其他一切专业的教材,另一大类为专用型教材，即为某某专业使用的教材。从使用情况看,目前国内较有影响的《大学语文》教材大致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大学语文》，已出第九版；高等教育出版社李瑞山主编《语文素养高级读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丁帆、朱晓进、徐兴无主编《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陈洪主编《大学语文》；复旦大学出版社张新颖主编《大学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王步高、丁帆主编《大学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夏中义主编《大学新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温儒敏主编《高等语文》。温先生之后又组织编写了《中国语文》，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现在改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值得欣喜的是我们陕西省有了自己的大学语文教材，这就是吴宝玲教授为第一主编，组织西北地区高校一线大学语文专家学者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推出的《大学语文》。该教材以不事张扬的风格，表达了这个地域教育团体对大学语文的独特理解。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大学语文进行了独立的思考，从而提出自己的编写原则：以知识性、工具性、审美性、人文性体现语文综合性为目标，确定编写内容。编者在教材中拒绝了对所谓新大学语文观念的盲目跟风，在对传统编写模式的冷静持守与改良的基础上，强调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互补统一，对名家名作博采众长，并将其毕生的教学实践经验熔于一炉，于是便有了这部持中守正之作。[1]

    1 大学语文教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可以说，大学语文的教材建设，从三十年前的等米下锅，到了现在的供大于求，确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功德。但是，数量的激增，并没有保证质量同步提高，而是良莠不齐。有的教材过度突显工具性，把大学语文变成了职业培训指南或者就业指导手册，比如有一本教材以其加入了公务员考试的申论写作而自鸣得意沾沾自喜，夸耀于同行。有的教材则过分夸饰其人文走向，忽略轻视语文固有的工具性功能，注入浓厚的西方思想哲学文献，把母语教育训练熏陶置之思考之外。如果一本教材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基本的语文应用能力，所谓的人文情怀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有的教材则存在偏离和失却大学语文本色的状况，变成了文选的量的累积，极不利于大学语文课程的建设与发展，有自毁长城之虞。

    其实问题远不止于此，我要说的重点是现行教材的编写体例和编写框架。我认为，现在的教材编写呈现出“高大全”的共同特征。所谓高大全就是身材高（厚度惊人）、体制大、规模全。一家家出版社也竞相攀比，看谁出的书华丽庞大。以北方某著名大学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例。这套教材配有拓展读本三卷,教师用书一册，光盘一张。体系宏大，规模壮观。且不说这样的大部头加重着学生的经济负担，仅其庞大的内容不知道在有限的学时和学制里能否叫学生消化，如若不能，其教学目标的实现就是未可知的事情。又如南方某知名大学主编的大学语文，更是美仑美奂。1999 年出版全编本，79.2 万字，2001 年出版简编本 56 万字，2001 年修订全编本，字数仍然达 79 万字，2003年修订全编本，增加至 85.6 万字，2003 年修订简编本，57.4 万字，并编有 82 万字的《大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还附有 75 万字的《大学语文阅读文选》，以及 32 万字的《唐宋诗词鉴赏》。此书系“大学语文”延伸教材系列之一。以上教材及其教辅课本配有6张光盘。这些教材的规模统统显得很大气，的确是把大学语文的“大”字体现的淋漓尽致，也体现了编写者的苦心。教材体制方面，在每一篇文选之后，都附有详尽的或导读或解析或欣赏一类的文字，这类文字大多数能够做到字字珠玑，焕然精金美玉，自然也有一些粗俗不堪的文字。同时，每篇文本之后辑录了不少前人的评点，给出了网络链接。从编者的角度看，的确为学生为老师想的很周全，可谓无微不至。

    但是就是这样的规制却让教师无从着手施教，束缚了、限制了、失却了教师的体认和感悟，自作多情地剥夺了教师独立思考的权力，挤占了教师展开想象的空间，也使得学生到了无从学习、无可学习、无力学习的地步。因为一篇文章的精要之处都被编者吃透了，吃下自己肚里去了，学生已经没有可吃的了。这话说起来，乍一听，不可理解。有点得了便宜卖乖的味道。但是从事过大学语文教学的老师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正是这样的大气豪华，淹没了教师和学生作为教学主体的地位，遮蔽着他们的认知理性。教学的主体被认知的对象裹挟，使其不知方向、不辨美丑、不得要领。面对这样的教材，表面看来，教师教起来很轻松，学生学起来很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太轻松太容易，教师与学生的认知审美之心并没有沉潜到文章中去含英咀华，而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以这样的教材施教，整个过程看上去热热闹闹，音像画面目不暇接，实际上学生往往一知半解，不得要旨，所得甚少。《文心雕龙·知音》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这段话说的就是文学鉴赏中鉴赏者的心是文学审美活动的核心载体。只有鉴赏者的心沉醉到作品里，没有理解不了的作品。袁行霈先生对中国文学的领会也是把握住了八个字：博采、精鉴、深味、妙悟[2]。我认为大学语文的教与学就应该在“深味”和“妙悟”上下功夫。妙悟二字出自《涅槃无名论》，是指超越寻常的、特别颖慧的悟觉、悟性。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悟就是心的去蔽除尘，让心在朗照之下澄澈之中去观照审美对象。然后以心观心、以心体性、以心悟理、以心摩情。在这一切活动中，学生的自主意识、主体感受的释放、浸透、散发、辐射才是核心。教材本身对文本的过度诠释反而会干扰学生的入定、入境、入情、入理。教师在这一活动中的功能只能是点拨、启发、诱导、引入，不能越俎代庖，替学生给出自以为是的理解体认。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京剧改革。当时一味学习西方话剧演出模式，生硬地给京剧舞台表演也要搬上实景布景，结果破坏了中国京剧传统的虚拟性、程式化和写意性,使得演员在场上无戏可作。王元化先生在《关于京剧与文化传统答问》中举例说明了京剧改革的失败教训：“本世纪以来京剧改良工作就开始进行了。这里面有成功的经验，也积累了大量失败的经验。把写意布景改为写实布景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可是直到今天我们似乎并未从中吸取教训。据记载，梅兰芳早年也曾试图改革京剧的布景，引进写实的装置与道具。民国初，他演齐如山编写的新戏《俊袭人》。台上布置两间相连的房间，一间卧室，一间书房，把家里辍玉轩中的花架、紫檀木器、太师椅、多宝格也搬到台上。这出戏有四个人物，梅兰芳扮袭人，姜妙香扮宝玉，萧长华扮茗烟，还有个演员扮四儿。阵容也算不错了，满想一炮打响。没料到因限于布景，演技施展不开，那三个人上上下下成了活动布景，梅兰芳也只能在两间屋里活动，没有机会使身段，只卖几段唱腔。演完，梅兰芳觉得不理想，就挂起来不再演了。五十年代北京排现代戏《雪花飘》，由裘盛戎主演。当时正流行大布景，剧团内有人主张布景用写实的。飘落雪花也用实的，裘盛戎知道了，就对舞美设计说：‘布景用实在的，再下雪，在台上要我干什么？’”[3]这和教材编者把一切给教师学生安排停当一样，教与学的主体反而无所适从。

    2 结束语

    上述倾向和现象，自然是和当今社会追求时尚、追求奢靡浮华消费的文化密切相关，也是学术界、教育领域一种浮躁学风的反映，如果长此以往，任由发展蔓延，势必会给青年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消极诱导和负面影响，必须引起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的高度重视，通力抵制，竭力遏制这种风气的弥漫。

    参考文献：
    [1] 张龙.一部持中守正的上乘之作——评吴宝玲主编的《大学语文》[J].中国教育报，2008-7-19，（3）.
    [2] 袁行霈.博采精鉴深味妙悟——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J].文史知识，1987，（3）.
    [3] 王元化.关於京剧与文化传统答问[J].中国文化，1995，（2）.

    作者简介：张乃良（1963-），男，陕西宝鸡人，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红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