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是重灾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近代史、法学概论、中共党史、大学语文、中国文学史等高校教材，往往是“鸡生蛋，蛋生鸡”，大同小异，异曲同工。有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实在看不惯这种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行为，几年前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的采访时开诚布公地批评说：“什么主编、副主编、新编、合编，还不如称‘主骗’、‘副主骗’、‘新骗’、‘合骗’，用这样的书去教学生，简直是误人子弟。”这种情况仍在延续中和恶化中。（本站按：大学语文教材问题已入《学术批评网》主持法眼）
编者按：杨玉圣的三篇“对话”就重要的学术问题而发，生动活泼，就事论理，时有精彩之处，可谓可读性与学理性兼备。本刊特为一次推出。只是限于篇幅，对之二、之三作了部分删节。
作者简介：杨玉圣(1963-)，男，山东青州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学术批评网主持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学术规范、史学评论和美国宪政史。
自2005岁末至2006年岁初，通过中国政法大学BBS——沧海云帆论坛，笔者与法大学友进行了内容广泛的学术对话。通过这些无拘无束、自由交流的对话，我感受到了法大学友青春的活力、洋溢的热情、求知的渴望、思想的魅力。实话实说，这也是自己迄今最为珍惜的网络写作经验。
本篇选载的是围绕学术、学术批评、学术规范等话题的提问与回答。
笔者衷心感谢参与提问的诸位学友。
一、关于学术
○风萧萧寒：上次听张树义老师的课，他讲行政审批的时候说目前中国的学术审批其实质就是行政性质的，您认为是这样的吗？学术活动行政化对学术会带来哪些危害呢？在当前中国怎样才能营造一个学术的净土呢？
●杨玉圣：张教授是行政法专家，他的观点应该是有依据的。这也跟中国的国情与制度有关，用郑永流教授的说法，就是“审批学术”。因为中国的大学都是靠国家财政拨款吃饭，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到教育部、各大学的课题，也都是财政拨款。这样一来，必然就会使学术评审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事实上，所有的课题的拟定，也基本上是主管行政部门确定的。评审、验收，虽然有专家主导，但也离不开各种关系的干扰。
学术的非学术化，使学术资源的配置未必完全依照学术自身的需要。这样一来，有限的资金就未必能用在刀刃上。学术的非学术化，还使得从事纯学术性研究的学者边缘化。越是需要资金支持的基础性课题，可能越是难以获取必要的资金支持。学术的非学术化，还不利于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的培育。“官大学问长”，“学而优则官”，都是行政插足学术造成的异化现象。
在当前的中国，要想营造学术的优良环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学术回归学术，既不能“全民搞学术”，也不能“学术大跃进”。学术的归学术，党政的归党政，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以大学为例，既不能办成行政主导的“衙门”，也不能搞成创收的“公司”，也不能弄成不伦不类的“养鸡场”。应该按照大学的内在逻辑，把大学办成知识传承、学术创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的教育学术机构。
○阿伯：有人说学术是少数人的学术，也有人说哲学是少数人的哲学，不知道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杨玉圣：关于哲学，我们曾经有过全民学哲学的年代，结果成了“斗争哲学”，成了“假大空”的代名词。哲学是给人以智慧的，但被糟蹋了。一直到今天，哲学似乎也未能名正而言顺。
至于学术，本来一向是象牙塔内少数人的事业，但现在也泛化了。就像过去全民学哲学、全民大炼钢铁一样，这些年来又“全民搞学术”、“学术大跃进”。全民学哲学的结果，最终是糟蹋了哲学；全民大炼钢铁的结果，炼就的是废钢废铁；经济大跃进的结果，最终是天灾人祸。那么，“全民搞学术”、“学术大跃进”的结果，也只能是到处充斥学术垃圾、低水平重复、泡末学术乃至现在泛滥成灾的抄袭剽窃。这是令人忧虑的。
○阿伯：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学术被不懂、不真正喜欢学术的人搞坏了，学术本身的纯洁和非功利性被玷污了，哲学也是，附庸风雅的人很多，借此谋生的也大有人在，哲学成了专业、职业，好像是趋势，但其中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那我们怎么样维护哲学、学术的纯洁性？
●杨玉圣：李伯重教授在《论学术与学术标准》中曾经拨乱反正道，“学术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因此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能够从事学术研究的只是很少的人。尽管在一个分工发达的社会中，每种工作都是社会必不可缺的，任何工作中的研究只要做得好，都是成就但我们也不必把各种不同的研究，一律冠上‘学术’的头衔。也正是因为如此，比尔·盖茨的发明虽然改变了世界，但由于他的工作不是纯学理的探讨，在西方便无人称之为学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只有本此实事求是的立场，“只有真正理解学术一词的意义，以此为标准进行学术工作和学术评价，我们才能有高水平的学术。”我非常赞同李教授的上述观点。
我的看法与阿伯兄不谋而合。首先确立学术之所以是学术、学者之所以是学者的边界。本来，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分层化、专业化，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从而使社会达到分工与合作、互动与双赢的格局。学术以及学术共同体也应如此。如果漫无边际，似乎谁都可以是学者的话，那么也许就不再存在学者这样一个身份确认的必要了，学者也
就不是学者了。换言之，并非大学里的人都是专家(因为还有相当多的人甚至多数人是党、团和行政人员、教辅人员、后勤人员等)。同样的道理，社会科学院里的人也并非清一色的学者。也是由于这个道理，哪怕是出自高校教师和社科院学者手笔的作品，也未必就一定是学术成果。至于其他人等的篇什，可以是出色的政治报告、形势分析、议论或者抒情文字，但一般很难归类为学术成果。
二、关于学术批评
○风入松：学术批评网上贴了polley的一篇文章：看《新京报》要把学术监督引向何方？——评《新京报》对周长城一事的监督失范。想请问杨老师，学术批评与学术规范是不是也需要规范呢？媒体出于新闻效应的考虑，会不会有意无意地使得学术批评变味？
●杨玉圣：这个问题，涉及几个方面：
首先，学术批评应有学术批评的规范，这在学界是有共识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中即专门有一条“学术批评规范”，其中提出：“应大力倡导学术批评，积极推进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相互交流与学术争鸣。”“学术批评应该以学术为中心，以文本为依据，以理服人。批评者应正当行使学术批评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但不得对批评者压制或报复。”
其次，从学术界的总体情况来看，无论是学术批评还是学科评论，都还开展得相当不够。已有的学术批评个案，也往往不欢而散，甚至大打出手或者沦为口水战，难以善始善终。这主要是由于各种非学术的因素干扰的结果。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中国缺乏学术批评的氛围，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何建构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的机制问题。
最后，关于媒体的介入问题，应客观分析。总体说来，媒体特别是报纸、刊物、电视、广播，对于学术批评基本上是持高高挂起、袖手旁观的立场。比如，中国有三千多份有正式刊号的人文社会科学杂志，还有差不多五百份用书号出版的以书代刊式的学术集刊，但能够重视和开展学术批评的连百分之一也不到。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大概只有《中国图书评论》、《中国书评》、《自然辩证法通讯》、《社会科学论坛》、《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美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历史》、《云梦学刊》、《辞书研究》、《外语教学》、《学术界》、《探索与争鸣》、《博览群书》、《中外法学》、《浙江学刊》、《社会科学评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中国诗学》、《出版人》、《历史学家茶座》、《山西大学学报》等二十来种。再如，我们的报纸上万家，但较多报道和关注学术批评的也不过十几家，如《中华读书报》、《社会科学报》、《南方周末》、《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科学时报》、《人民政协报》、《文汇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等。至于电视台，似乎只有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重庆电视台等做过相关专题的新闻采访与深度报道。大家知道，媒体本身也应有一种社会担当，除了客观中立外，也应“铁肩担道义”，倡导和引领健康文明的学术风尚。在这方面，媒体应当而且也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烧烤拓荒牛：杨老师，您批评这么多学者就不怕得罪人吗？尤其是前阵子咱们学校的事情，我觉得您能率先指出问题，让人特别佩服！
●杨玉圣：谢谢烧烤拓荒牛的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到处充满人际关系、血缘关系、权力关系等关系网的“关系社会”，即使不批评人，一不小心，也往往容易得罪人。
至于说批评，哪怕是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肯定是百分之一百零一地得罪人。所以，我说过，在学术圈里如果想做个“恶人”或者“歹人”，那么搞学术批评是最有把握的了。我还说过，在学术界，我得罪的人可能是最多的，这不仅是因为我本人写作了一批点名道姓批评人的文章，而且还在最近五年来一直主持着学术批评网。
我也是一个社会人，当然也怕得罪人。但是，如果大家都以不得罪人为人生取向，那么再过一百年，我们中国的学术批评和学科评论还将是一塌糊涂。
○陈夏红：杨老师：学术批评是否可以由您个人的行为转化成一种团体性的行为？在国外学术批评比较成熟的国家是如何处理这方面问题的？
●杨玉圣：夏红兄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本人之所以创办和主持学术批评网，并自2000年起先后主持《学术界》、《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论坛》的改版，并在这三家刊物上分别设立“学术批评”和“学术评论”专栏，就是想以网络和栏目为平台，吸引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加入到学术批评的行列中来。
至于国外的学术批评和学科评论，以我较为熟悉的美国为例，主要是通过各专业刊物的评论和书评栏目来开展的。比如，美国的历史学者是非常重视书评的。美国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威廉-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等著名史学刊物，一直将大量的篇幅用于发表学术评论与书评。此外，还有专门的史学书评季刊——《美国历史书评》(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不久前去世的耶鲁大学九十多岁的伍德沃德教授，是当代美国最受敬重的美国南部史、种族关系史学者，截止1997年，他已发表了230多篇书评。
○3000：搞学术批评，我觉得是出力不讨好，而且又费时间，耽误自己做学术，您为什么还坚持这么做下去呢？就我个人感觉，杨老师成体系的长篇著作还很少，是不是跟花在学术批评上的时间太多有关系呢？
●杨玉圣：这位仁兄的问题，有的我已经在前面简单说过了，比如得罪人的问题，这里不再重复。对从事学术批评的批评——“出力不讨好，而且又费时间，耽误自己做学术”，也非常到位，我的许多朋友也是持这样的观点。
至于我本人“成体系的长篇著作还很少”是否“跟花在学术批评上的时间太多有关系”这个问题，则比较复杂了。兄观察得很对，我虽说年逾不惑，从1985年读研究生起以美国史为主业，二十多年过去了，但迄今没有拿得出手的“成体系的长篇著作”，这是很惭愧的。与很多同辈学者在专业领域著作等身不同，我惟一的专著是《中国人的美国观》，
但这还是属于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作品，我现在已经很不满意了。至于刚刚出版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以及《史学评论》这两本文集，分别是我最近十年和二十年相关文章的结集，也很难归类为专业著作(无法纳入现有的学科体系)。
这可能与自己的学术取向有关系，也与个人的愚钝有关系。我还有一个自我开脱的理由是，史学这门学科注定了从业者只能是“大器晚成”甚至到死也成不了“器”(更不用说“大器”了)。而且，在这样一个学科积累深厚、学术史源远流长的传统学科，真正能成就“成体系的长篇著作”的历史学家，也只能是凤毛麟角。比如，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学界，能达此境界的可能只有已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先生、已故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先生、已故原《中国社会科学》总编辑黎澍先生、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
○君不见：想问一下杨老师，以前我们老师说过，当前很多学者其实都不赞同某些权威的观点，但是经验告诉他们，只要一提出公开的反对意见，就等于自毁前途，说是那些权威就会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拐弯抹角地点名批评他们，所以很多人只敢在私底下或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提出自己的观点。杨老师，这种现象在学界真的普遍存在吗？还是只是个例？它有什么解决之道吗？对于我们这些还没步入社会的大学生，应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将来如果自己的意见与导师相左，又该如何处理？
●杨玉圣：君不见兄的问题，很有意思。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各自公认的权威。像历史学这样的古老学科，在世的前辈和权威，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即便是像社会学、法学这些改革开放以来重建的学科，也有不少学术权威。一般说来，学术权威之所以是权威，一般都对学科发展有重大建树或长远影响。真正的学界泰山北斗，大都学问好，人品也好，往往是因为其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德高望重。
当然，学术权威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弱点。比如，有的权威脾气大，有的权威傲气冲天，有的权威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加上中国人的敬老、尊老传统，再加上中国学界缺乏学术批评与学科评论的传统，若再考虑到师承关系等因素，那么，对一些权威的批评，往往是既不敢想，也不敢做。否则，得罪了一个权威，可能就连带牵连一批其门生故旧。因此，在学术界极少看到对学术权威的公开批评。这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
如果在学术问题上与自己的导师有不同的见解，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我的学生在学术问题上提出了与我不同的观点，作为老师，我是再高兴不过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应该是学术环境下的师生关系的理想状态。
○土生阿耿：小辈土生阿耿拜会杨先生！感谢学术批评网为我提供的学术批评平台！钦佩于您对我国学术批评事业的强力推动！
●杨玉圣：阿耿兄客气了。学术批评网愿意继续为包括兄在内的一切有志于推进学术批评与学科评论、学术规范与学术进步的朋友，尽犬马之劳。学术批评，在中国是一个缺乏传统和资源的孤独的事业，尤其值得努力和提倡，身体力行。这是一个群体的事业，单靠个人的力量，无济于事。愿追随兄等时贤，略尽绵薄之力。
○wfcourt：2005年10月24日的《北京日报》刊登了江平教授的发言，他说，民主政治有两点：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要尊重、保护少数人的意见。一个国家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各种不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才叫和谐，英文上的“交响乐团”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而我们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对不同声音的尊重，需要不同声音的交错和谐，这才是国家的福祉。如果只有一种声音，那可能蕴藏着更大的不和谐，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所以，民主政治是建立和谐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同样，我们的学术界，我们的法学界，我们的学校，同样需要“不同声音的交错和谐”，因为学术界、学校更“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我们都需要对不同声音的尊重。不同的声音能让我们更加茁壮成长，能让我们更多的发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缺陷，从而能够改进！
——没有谁不可批评，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批评！
——祝愿我们的法大能够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能够做到“兼收并蓄，有容乃大”！
因此，我们更加需要杨老师，法大更需要杨老师，更需要学术批评网！
●杨玉圣：首先，我要特别感谢wfcourt兄的理解、鼓励与支持，但同时也感到自己受之有愧，愧不敢当。
其次，从道理上讲，知识分子的本来角色应该是牛虻，是批判性的建设者或者建设性的批判者。因此，在理论上，wfcourt兄说得很对：“没有谁不可批评，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批评”。而且，“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被认为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是，这是显规则。与此相对应的潜规则，恰好相反：表扬与自我表扬；多栽花，少栽刺儿；没有什么人是可以批评的，也有很多事是不能批评的。
再次，中国是一个权力无孔不入的“官本位社会”，也是一个关系无所不在的“关系社会”，由此即形成了种种怪现状：“祸从口出”；“言多必失”；“家丑不可外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最后，哪怕是学理意义上的学术批评，在错综复杂的中国语境下，也是难以健康开展和发展起来的。比如，单得罪人这一条，就预设了人生的种种陷阱，乃至四面楚歌，防不胜防。每一个人，哪怕是学者，都是社会中人，首先得在这个社会生存，而要生存，谁还会自讨苦吃呢？
对于学术批评和学科评论在中国的前景，我曾经是一个谨慎的乐观者，但近来的一些变故和际遇改变了我的这一看法。我现在也已经是个悲观主义者了，尽管尚未绝望。
○木晨：学术界怕是不会好过娱乐界。娱乐界是真黑，但是有聚光灯闪耀，勾心斗角，小人不敢造次；学术界的某些黑暗面，怕是打着灯笼也看不出的，大家要睁大了眼睛，揪出他们来。
●杨玉圣：对于学术界，曾经有各种美誉，像“净土”、“象牙塔”、“精神家园”、“世外桃源”等等。但是，如今世道变了，学术界也不复是原先人们想像中的学术界了。无论是在大学、科研机构还是出版界、期刊界，不如人意之处越来越多。娱乐界，固然问题多多，但那本来就是“娱乐”人的。学术界现在也有向娱乐界转化的架势，也开始“娱乐”人了，不过是“黑色幽默”罢了。学术界也是一个小社会，各种非学术的因素(特别是权力、“关系”)的浸染，引发各种不可思议之怪事。比如，公然为抄袭剽窃者鸣冤叫屈，正不压邪，即属一例。奈何？
三、关于学术规范
○Wind：我的问题是：做好中国的学术规范，游戏规则谁来制定，官方参与是否有意义，都对哪些人有约束力；关于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交流对话的问题，在建立固定的、系统的学术对话机制的问题上，您有何看法？
●杨玉圣：谢谢Wind兄的提问。关于学术规范，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最早由北京地区的少数学者(陈平原、梁治平、邓正来、徐友渔等)提出，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主流学刊的加盟，到世纪之交，鉴于复旦、南大、北大等名牌学府一再暴露出抄袭剽窃等丑闻，教育部在高校和学界人士的参与和支持下，起草和发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这个《学术规范》是2004年6月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讨论通过、由教育部在同年8月下文发布的。
很明显，这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有识之士多年来奔走呼号、艰苦努力、集体劳作的创获。所谓“厚积而薄发”，其实也完全可以用来形容学术规范从开始讨论到如今终于开花结果的曲折历程。十几年来，从最初学界先进的民间倡议到主流学界的群体呼应，直至高校、科研机构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互动、契合，这一过程本身也体现了学术体制内外的合作机制。学术规范重在建设，用杨奎松教授的话说，是“既要教，也要管”，否则仅仅立足和满足于“‘民间性’的学术运动”，自言自语，自我张扬，是很难有什么成效的。鉴于中国的高校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建设的，因此由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参与和提倡学术规范，也是理所当然的。
至于和西方学术界的学术交流，应该说目前以及今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很难形成对等的学术交流机制。因为目前主要是一种单向的交流，即中国学者主要是靠国外的经费到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日)去，以学习为主，以交流为辅。即使是到中国来进行学术交流的西方学者，也基本上是用他们自己的经费。我们虽然也在接受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但着眼点是“创收”，而非基于学术交流。这种情况，相当尴尬，但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
○林木幽幽：感觉中国现在的学术氛围很差，从全国高校的教材就可以看出来，论文大部分都是抄袭之作；杨老师觉得这个现象应当怎样应对呢？需要像美国的高校那样设立一个惩戒委员会什么的么？
●杨玉圣：幽幽的问题，很到位，也很尖锐。说到抄袭，这本来不应是一个问题，但现在不但是问题，而且还是非常普遍和相当严重的问题。最近武汉大学接连出现法学院副院长周长城教授剽窃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教授剽窃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这两位周教授，一位是法学院副院长，一位是给政治局常委讲过课的“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法学家尚且如此，其他的又何以堪？单就大学而论，每年发表的论文即有19万篇，还有近1万本专著。这不是“学术大跃进”吗？我们的人口太多了，故而搞“计划生育”。那么，学者们是否也应该“节制发表”呢？有一个刑法学家，据说每周在核心期刊上发一篇论文。有一位自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大学教授，两年前号称已经发表了1200篇文章。这如何了得？
教材是重灾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近代史、法学概论、中共党史、大学语文、中国文学史等高校教材，往往是“鸡生蛋，蛋生鸡”，大同小异，异曲同工。有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实在看不惯这种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行为，几年前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的采访时开诚布公地批评说：“什么主编、副主编、新编、合编，还不如称‘主骗’、‘副主骗’、‘新骗’、‘合骗’，用这样的书去教学生，简直是误人子弟。”这种情况仍在延续中和恶化中。
○林木幽幽：我是大四的学生了，马上要写毕业论文了，不过到现在才发现自己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好写的。希望杨老师就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作一些必要的指导，因为我们似乎连一些最基本的规则都不太知道。
●杨玉圣：林木幽幽兄的问题，我相信也是相当一部分学友面临的带有共性的问题。
围绕林木幽幽提到的做毕业论文应关注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则”问题，我简单提几点建议：
第一，了解基本的学术规范，特别是学术征引与学术注释规范。学术研究一定是在尊重既有的学术传统与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已有的学术积累、学术交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入已有的学术史脉络，才有可能使自己的研究避免低水平重复和抄袭剽窃的陷阱。这是最基本的规则。就像参加体育比赛，必须懂得相应的比赛规则一样。
第二，选题是做好毕业论文最重要的前提之一。要选好题目，一是根据自己既往的读书与学习的经验，按照自己的志趣；二是根据学科发展的现况与前沿动态；三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步骤之一是检索现有文献索引，了解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的历史与动向。这可以借助于现成的索引类工具书(如《全国新书目》《全国报刊论文资料索引》、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系列及其论文索引、专题研究的索引类工具书)，查阅权威性的专业期刊论文及其征引文献，参考相关的学术研究综述类文章。另一个步骤，是借助互联网检索，但可能有较多的遗漏。还有一个办法是，多向本校专业老师请教与探讨，也可以通过信件向校外专家请教。
第三，确定选题应是一个慎之又慎的问题。有的题目，虽然非常有意义，但可能未必适合做本科毕业论文。有的题目，可能非常值得做，但限于目前的条件(如论文准备时间不够、教师指导不力、图书文献资料缺乏、难以进行充分的社会调查等)，可能也做不了，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总的说来，题目宜小不宜大，最好是“小题大做”，而非“大题小做”。最好能提出和解决的是真问题(现在更多的是伪问题)。
第四，文无定法，这是高手“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状态。对于初入学术之道者，应该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对学术抱持敬畏之心。要本着对学术负责、对自己的学术生命负责的立场，严肃地对待学术，包括毕业论文的写作在内。至于毕业后是否从事学术事业，另当别论。
○流火：据我所知，本科生中大量期末考试和平时作业的“论文”都是拼凑而来的，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您的学生出现这种情况您怎么办？
●杨玉圣：我赞同兄的判断，即“本科生中大量期末考试和平时作业的‘论文’都是拼凑而来的”。这种情况不仅政法大学有，而且其他的名牌大学也有。这也正是让人忧虑之处。因为政法大学是以“法科强校”相标榜的。既然如此，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就应有知识产权的知识与意识。因此，出现“本科生中大量期末考试和平时作业的‘论文’都是拼凑而来的”情况，就不是正常的。但是，这种不正常的情况的出现又不是偶然的。
第一，本科生基本上缺乏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的教育，缺乏基本的专业能力训练和学术素质培养。从现行的四年制大学教育的实际情形看，主要是忙于应付马“概论”等公共必修课、英语四(六)级考试、资格考试(如公务员、律师资格等)、考研。其次是专业课的学习以及社团活动等。因此，不少人与其说是读了四年大学，不如说是读了个高四、高五、高六、高七。除了应付考试，还是应付考试；再就是，东抄西凑所谓的“论文”。
第二，与此有关，虽然有一些同学主观上也想尝试性地进行学术探讨，并企图写作学术作品，但因为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故往往不得要领，乃至犯规，栽跟头。这就像小朋友还不会走路就开始百米赛跑一样，也像不懂得基本的体育比赛规则而想拿全国冠军乃至世界冠军一样，其结果，除了犯规、兴奋剂外，不大可能取得好成绩。
第三，与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模式有关，老师像个放音机，学生像个录音机，故学生缺乏专业能力训练与培养的环节和机会。
第四，严格说来，受制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让本科生写“论文”本身，是否可行，也值得讨论。作为一种学术训练，与其不得要领、东抄西凑写所谓的“论文”，可能还不如从要求学生扎扎实实读书、认认真真写读书报告做起，也许效果更好。
我在北师大历史系教了十五年书，可能是与我的明确要求有关，在我的印象中，我所教过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还从未有人拿抄袭来的东西糊弄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搞学术批评和学术规范的，所以他们在学术态度上是守规守矩的。
上上个学期，我第一次在政法大学开设“美国历史与文化”，尽管我从一开始就强调学术规范、强调读书报告必须独立完成而不得抄袭剽窃，但出乎意料的是，差不多四分之一(近二十份)读书报告是存在严重抄袭问题的，有几篇甚至是完全从网上当下来、打印一份交来应付差事的。我非常吃惊。上个学期，我的要求更明确了，提出凡是读书报告抄袭者，该课成绩中的读书报告部分按零分计算，一百一十位学生中，最后只发现了三位同学涉嫌抄袭，后来这几位同学认识到错误，重新写出了读书报告。
今年，我在去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第一节课发给大家的授课大纲中特别说明：“学术伦理与学术规范的养成，对于大学生的学术成长经历至关重要。故本课程之开设与讲授，除了专业培养、学术训练外，此系基本价值取向之一。为此，凡是选修本课者，无论是读书报告还是期末考试，均须独立完成。倘有抄袭剽窃或考试作屁（本站注：网管不允许上传此词语）等学术不端行为，本课程均按零分计算。”选课的同学共九十一位，从现在交来的读书报告中，尚未发现抄袭问题。
由此我感到，就像“子不教，父之过”一样，“生之错，师之过”。也就是说，学术规范作为学术素质养成教育，应首先从教师抓起，除了身体力行外，教师还要通过课堂讲授等环节，把学术规范落实到日常的教育实践中去。学生并非先天就是“文抄公”，而是由于环境等客观因素以及学术规范、学术伦理教育的缺失而误入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生暴露的作业抄袭、考试作屁等学风文风问题，与其说是学生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学校和教师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治理、全面整顿。
Keynes：请教杨老师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请问论文后面的参考文献代表什么，说明了论文与文献之间怎样的关系。为什么有的论文后面列了一排参考文献而有的论文后面则没有呢(虽然文中也会有很多直接引文)？学生读的是经济学，在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上(如中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社科院经济所办的《经济研究》)论文后面列上参考文献是基本的学术规范，而在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类杂志上，却鲜有作者文后附上“参考文献”(如《法学研究》、《中外法学》、《历史研究》等等)。
杨玉圣：Keynes兄所问的实际上是学术引证与学术注释规范问题，这是目前学界最混乱、最值得重视的迫切问题之一，也是广大学人(特别是年轻学友)感到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关于学术征引和注释规范，请参阅《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的有关部分，特别是贺卫方教授执笔的“学术引用规范”、笔者执笔的“学术注释规范”以及书后附录的高校学报系统和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不同的注释格式要求。
目前的多数刊物都要求附有“参考文献”，这与其说是为了学术规范，还不如说是为了文献学上的检索便利。这在高校学报系统尤其如此(特别是南大在教育部支持下推行了CSSCI来源期刊以后)。按我的看法，要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关键是做好征引规范和注释规范。也就是说，在学术论文中，要适当地征引(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相关文献资料、数据、论点等，同时通过严格、详尽的注释加以说明。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刊物(特别是高校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是附上参考文献(数量多少不一)了事，而看不出究竟该文是参考了哪些论著、如何参考他人论著(因为没有明确的征引提示，也没有详细的注释)，从而造成一锅粥的模糊状态。这显然是一种粗放式的论文写作形态，严格地说，并不符合学术规范，甚至为一些学术失范、学术不端埋下了伏笔(理由就是有所谓的“参考文献”，尽管大抄大搬而没有说明或注释)。
我个人赞同《历史研究》、《中外法学》等刊物的注释模式。
○Keynes：我们都崇尚秩序，学术也应该在有序中发展，才有学术的兴盛。维护学术界的秩序，本来应该是国家的事业，公共的事业，现在却鲜有人关注，山东大汉杨玉圣仗义执言，挺身而出维护这种秩序，本没打算为自己谋些什么，却招致很多人的反感与谩骂。好像一个山高皇帝远法律不起作用的村子，秩序被几个恶棍践踏，却无人出来维护公正，一个年轻人站出来，却遭到恶棍们的围攻。村民们，你们应该做些什么？有良知的学人都应该站出来支持杨玉圣，不仅是支持，应该人人都应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自己力所能及之处倡导和发扬学术规范，敢于批评，敢于斗争。学术腐败是道德的缺失、法律的缺位。等到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深入人心了，中国学术的春天也将到来。
●杨玉圣：看了Keynes的跟帖，我深感欣慰。这样说，并不是因为Keynes对我的美言，而是因为由此看到了新生代学子的学术觉悟和学术责任意识的觉醒。
说实话，对于当今学界弥漫的好人主义，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甚至以为，学术风气之越来越糟糕，也是与学界中人特别是名学者之明哲保身有关。如果学术界多一些贺卫方教授这样高风亮节的正义之士，也可能学界的风气就不会如此乌烟瘴气了。
我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处于学界边缘的小人物，尽管十多年来奔走呼号，为建树学术规范和推进学术批评竭尽努力，但除了得罪了越来越多的人之外，收效甚微。一个人的努力或者一个网站的努力，尽管聊胜于无，但终归微不足道，是非常可怜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总是把新的期望寄托于比我更年轻的一代学术新人。Keynes的话，让我在困顿和失望中发现了希望。
○Keynes：感谢杨老师的谬奖，其实作为法大人，我十分感谢沧海，给了我们一个交流的平台，更要感谢光临名家论坛的各位名家，特别是沧海常驻者杨老师。好像是有了一个专栏加“玉圣信箱”，一个年轻人能有幸被一个知识渊博的长者长期点化，不断交流思想，也算三生有幸！
总算考完试了，有个问题在心里有一段了，但是想不太明白，也没太厘清头绪，先问出来。中国的学术刊物在评选论文的时候是怎样的规则呢？是采用匿名评论人制度吗？如果不是这样，或者很多刊物不是这样，那么让我们设想一下，每一个学科的顶尖学者就是那么几十个人，他们会被重复地邀请做所从事领域的学术刊物编委，这些人就自然而然地统治了学术界。这些人呢，集中于几个学校，几座城市，平时开会总在一起，很自然地互相熟悉。我的意思是，这会不会带来学术垄断？如果是名家弟子，那么很容易被推荐到这个圈子里来，成为青年才俊，如果不幸没有跟随过名师，那么入行的路就要曲折很多，如果他的老师被“封杀”，恐怕就断了学术之路，现实中是不是存在这个现象呢？
丁学良去年提出了自己的“真正经济学家”指标，即在世界级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目，有的中国经济学家就说，如果有海外留学经历，拿过ph.D，或者做过富布赖特学者，在那种杂志上发表文章自然容易些，毕竟认识那些评委。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土鳖们”出头就比较难。
这个“学术垄断”是不是更是一个“学术腐败”呢？也许美国的情况要好的多，那么中国呢？
●杨玉圣：非常感谢Keynes兄所提出的严肃而深刻的话题——“学术垄断”现象。我个人认为，这不仅是个问题，而且恐怕还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首先，我可以有把握地讲，中国内地百分之九十九的刊物没有推行严格意义上的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这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期刊界一向缺乏这样的学术传统。第二，专家匿名评审的运行成本(如审稿费用等)相当昂贵，而且还有其他风险(如评审人或相关人抢先发表评审成果，这样的例子已经不是一起了，如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论文，《浙江大学学报》拿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位教授评审，结果该教授的一位博士生在另外一家刊物上抢先发表了同一主题的论文，被浙大教授指证抄袭)。第三，中国期刊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界)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职业性的专职编辑队伍，其中有的编辑不仅敬业、负责，而且本身就是其专业领域内的权威，具有学术鉴赏与判断力。第四，坦率地说，如果严格推行同行专家匿名评审机制的话，那么现在的学术刊物的编辑(特别是主编)就不可能享有其目前巨大的学术权力了。
也正因为未能实现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故绝大多数刊物的水准不敢恭维。在中国大陆，目前有三千种左右的人文社会科学刊物，还有五百种左右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即没有刊号而是用书号编辑出版的连续性学术出版物)，但在我看来，真正有学术品位和个性的学术刊物(含学术集刊)，大概选不出一百种。我个人认为，学术期刊的境遇和出路以及学术期刊(特别是学术名刊)的学术权力与学术责任等问题，应当引起有关人士的高度关注。我自己曾写过《学术期刊的境遇与出路》(《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0期)、《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学术刊物“论文集化”的时弊》(《中华读书报》1996年8月21日)、《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等文章，对此有所思考和探讨。
从期刊界的现况来看，确实存在某些学者(特别是名家)扎堆的现象。如果检索有关刊物的编委或顾问的名册，确实有Keynes观察到的现象，即来自于大城市(特别是京、沪)和著名学府(如北大)和科研机构(如中国社科院)的“顶尖学者”所“垄断”的问题。考虑到学术界也是一个“关系社会”，考虑到学术权力及其对学术资源的掌控，如果少数学者形成对主流学术刊物的控制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双刃剑性质的效果：既有对主流学术引导的积极效应，也不排除对学术异己的可能的压制。假如Keynes提出的“学术垄断”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如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和舆论监督(如学术批评、学科评论)的话，那么这是完全可能会带来负面效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Keynes的问题无疑是带有挑战性和前瞻性的，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深入讨论。
[责任编辑、校对杨年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