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2年冰心在燕大教“大一国文”课，给学生的作文题为《理想的美》，男生写《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生写《我理想中的美男子》，还有《初恋》的题目。（张黎明《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考察》）

　　● 30年代陈裕光执治金陵大学，要求学生国文与英文不可偏废。汉语与英语课程的学分一样，如大一国文两学期共6个学分，高等中文作文一学期3个学分；这些语文课程，每班人数不得超过30人。教师对语言教学非常严格，除精读范文外，每两个星期一次作文；高等作文课除规定的两周一次作文外，一学期还写一至两篇长文，以提高学生的语言阅读和写作能力。在这种强化训练下，金大学生不仅英语出众，汉语也相当出色。（陈才俊《华人掌校与教会大学的“中国化”》）

　　● 陈垣先生长辅仁大学时，亲自抓全校一年级的国文教学并带头上课。当时有的理科学生对大一国文不认真学习，先生曾亲自动员，提出理科学生不能单纯地依靠中学所学的语文，若缺乏较深的国文知识，缺乏文字表达能力，自己的科研成果，就无法通顺地表达出来”。（刘乃和：《励耘承学录》）

　　● 启功在《自述》中说，当年自己中学肄业，失业在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介绍他到辅仁附中教一年级国文，尽管他兢兢业业上好每一堂课，也深受学生欢迎，但一年后还是被分管附中的辅仁大学教育学院的张院长刷掉，理由是中学都没有毕业，怎能教中学？陈垣又介绍他到美术系当助教，但是一年后又被那位张院长刷下。最后，陈垣干脆让启功到辅仁教大一国文，在他手把手的指导下，这次启功终于站住了脚。（《启功自述》）

　　● 1933年1月3日，日本军队从东北三省进占山海关，继而攻陷承德，占领热河全省，接着又强夺长城三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整个平津地区失去了屏障，随时都有沦陷的可能。在这情况下，学校人心浮动，课堂有时变成时事讲坛，教“大一国文”的刘文典教授撇开了原定的子史文章不讲，而特选了一篇归庄的《万古愁曲》足足讲了一个月，把明朝遗老的满腔亡国哀愁有声有色地传播给我们。（郑朝宗《旧书读似客中归》）

　　● 殷焕先说，1936年我考入南京大学，马宗霍师教基本国文（本系用“基本”二字，别的系叫“大一国文”）。学年考试“基本国文”题是《清论》，他吩咐：多读几遍贾生《过秦论》再动笔。不几天马师把我们全班“童子五六人”（当时全中文系的同学不会超过五十），都召到他的办公室，当面打开文卷一一指点思路与文路。回忆起来，一是童子都肃立听讲，二是马师够累的，三是那间屋光线相当微弱。（殷焕先《纪念马宗霍师、赵少咸师》）

　　● 1938年，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成立，沈启无任中文系教授，讲“中国文学史”和大一国文。后来他把大一国文课的讲义编成《大学国文》由新民印书馆在1942年出版，教材选文包括风土民俗、笔记小说、记游、日记、书信尺牍、序跋题记、传记墓志、纪念、读书札记、楚辞小赋等十组四十三篇文章，其中没有一篇“古文”派文章，反映出周作人一派论文的一贯标准。这本教材近期已由辽宁出版社再版。（黄开发《沈启无——人和事》）

　　● 1938年叶圣陶去武大做教授，由于新旧文化的矛盾而受到中文系刘主任的排挤，他特意安排自己的得意门生做叶的助教，其实是变相监督叶。这位助教也很“敬业”，把叶圣陶授课时的口误一一记录在案，再交给中文系刘主任，作为叶学问“不通”的证据。这位刘主任还故意刁难，一学期给他排了三个班的大一国文，另外两个教师却完全赋闲。叶圣陶气不过，就问刘主任：“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大一国文课？”刘主任答：“这哪能比啊？人家是专家啊！”（《朱东润传记》）

　　● 叶圣陶受聘去武大教大一国文，本想在这一学科有所作为。1938年3月他在给夏丏尊、王伯祥等朋友信中踌躇满志地说：“弟现在不只作初中国文教师，且作大学国文教师……若教了一年半载，实际经验一定不少，即使没有笔记，也可以编一部国文教学法的讲义矣。”（见《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概论》第41页）
　　人可氏曰：叶圣陶是语文专家，很注意语文和文学的区别，假如他不是这么快离开武大，也许就能编一本真正“语文”类的大一国文，虽然他在1951年也终于编了一种，但那已是政治教材了。

　　● 吴宏聪说，1938年我考进联大时，一年级读的是联大自编《大一国文》课本，由系里的教授、副教授轮流到各班讲授，闻一多先生讲授《诗经》，罗庸先生讲授《论语》、《孟子》，罗常培先生讲授曹丕的《典论?论文》，朱自清先生讲授古代散文《鲁仲连义不帝秦》，余冠英先生讲授《世说新语》，浦江清先生讲授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杨振声和沈从文先生则讲授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名篇。（吴宏聪《从教从学六十年》）

　　● 王景山说，西南联大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越是普通的课越由著名的教授来讲，闻一多、朱自清都开大一国文。过去当老师的时候很少像现在拿着水杯，我们都是站着讲课，没有边喝水边讲课的习惯。（桑哲《访鲁迅研究专家王景山先生》）

　　● 王景山说，我考进联大外文系时，国文是必修课，我读的就是杨先生（杨振声）主讲的大一国文。杨先生是“五四”新文学的前辈，他的《玉君》一书，虽曾受到鲁迅的非议，但在以反封建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仍不失其领先地位。课堂上，杨先生口衔烟斗，态度潇洒，讲鲁迅的《示众》、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篇，每忆及他们间的旧日友情，侃侃而谈，如数家珍，至今仍历历在目。（王景山《师恩难忘 难忘恩师》）

　　● 乐黛云说，我最喜欢的课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和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沈先生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大一国文教材。他要求我们每两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题目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那时，最让人盼望的是两三周一次的发作文课，我们大家都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一个小时的来临。在这一个小时里，先生总是拈出几段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这几段文章写得好。得到先生的夸奖，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乐黛云《我在北大中文系》）

　　● 汤一介说，我的大一国文是由冯文炳（废名）老师教的，我非常喜欢他的散文和诗，就是他的小说也写得很有散文和诗的味道。废名给我们讲鲁迅的《狂人日记》，他一开始就说：“我比鲁迅了解《狂人日记》更深刻。”这使我们这批学生都大为吃惊。他介绍自己小说《桥》中的名句，是那么洋洋自得。在《桥》中有一段描写，夏日太阳当顶，热不可耐，一个人长途跋涉走到靠近的一棵大树。废名用了“日头争不入”来形容当时的情景。课堂上，废名对我们说：“你们看，我这句写得多么妙不可言呀！无人能超过！”我们每日都要写作文，而且废名对每篇作文都要评论。有一次，他评论一位女同学的作文说：“你们看，她文章的风格多么像我的呀！”废名老师就是那么真诚和可爱！（汤一介《我在沙滩的北大和未名湖的北大》）

　　● 联大讲授的大一国文算是出了名，不但为上课的同学们所欢迎，而且风声远播，也受到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联大的校门向来是敞开的，校外的人也可随意来旁听讲课。在我们大一国文班上，有一位30岁出头体态丰盈的老大姐也来听课，而且风雨不误，每堂必奋笔疾书，认认真真做笔记。看光景显然不是联大同学，而是外间慕名来听课的。经向别的同学打听，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施剑翘，时任国民党昆明航空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提起施剑翘，大概现在80岁上下的人想必记得1935年11月13日大军阀孙传芳在天津南马路居士林听讲佛经遇刺身亡而轰动全国的大命案，开枪刺杀孙传芳的就是这位老大姐施剑翘，她自称是为父亲施从滨报仇而出此的，当即投案自首，后经特赦。原来在军阀混战期间，施从滨本是张宗昌的宿将，孙、张一战，施从滨兵败被俘，为孙所杀。近年曾见到两部以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为题材的电视剧，但两剧所扮演的施剑翘这个角色，与我印象里的那位老大姐颇不相侔。原来施剑翘温文尔雅，课前课后跟同学一起聊天，谈笑风生，一团和气，非常随和，霭然长者，一点看不出她就是当年置生死于度外，只身开枪刺杀一代枭雄孙传芳的女英雄。（方龄贵《西南联大见闻琐忆》）

　　● “大一国文”课是西南联大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西南联大规定，“大一国文”课的作文限制用白话文写作，每两周作文一次，期末考试也只能用白话文。这种规定在当时的大学里绝无仅有。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白话文的地位，促进了学生对白话文的兴趣和运用白话的能力。经过这种训练，白话文已深深地扎根在学生的心中了。所以，白话文能够在西南联大全校兴盛，新文学能够在西南联大蓬勃发展，“五四”文学传统能够在西南联大发扬光大，“大一国文”课功不可没。（李光荣《西南联大文学教育与新文学传统》）

　　● 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一贯重视大一的基础课教学。例如，大一国文教师是杨振声教授，各体文习作课教师是李广田。杨振声讲课有精彩独到的见解，讲起来，滔滔不绝，引人入胜。他讲解丁西林所写独幕话剧“一只马蜂”的情景在我脑中记忆犹新。他的文学修养很深，对我们这班热爱文学的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彭国涛《回忆西南联大叙永分校》）

　　● 马杏垣念大一时，教他国文及作文的是吴晓铃先生。吴先生除本行外还擅长漫画，抗战前常在北平报端发表讽刺画，署名“口天”。有一次他出了个便于自由发挥的作文题《释名》，要学生阐述自己名字的含义。作为示范，他说自己是天晓日出时诞生的，出生时声如钟鸣，故取名晓铃。马杏垣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在作文中引述了宋代著名诗人陆游《马上坐》诗中的“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撑云翠露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和叶绍翁《游园不值》诗中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叩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不独此也，还在答案上画了幅“红杏出墙”的钢笔画。吴先生十分欣赏，说这作文还带插图的事，真是“百年今始破天荒”了。从此，这位吴先生成了老马的“师兼友”。 （傅举晋《一支红杏出墙头——记著名地质学家马杏垣》）

　　● 贺祥麟说，1939至40年我在四川大学念书，学年结束时各系“大一国文”（即一年级语文课）举行统一考试，其中第一条规定即“一律用文言文写作，写白话文者零分”。那次作文试题，竟是《人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说》这样一个充满儒家思想、脱离现实、脱离时代、令人啼笑皆非的题目。（贺祥麟《“正经”乎，“歪经”乎？》）

　　● 1942年，国立中央政治学校教授黄淬伯教“大一国文”。黄淬伯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的音韵学家，教“大一国文”当然非其所愿，他要辞职，理由之一是改国文习作卷子太烦重。学校为了挽留他，请他自行物色一个助教，替他改作文卷。这是破例，该校国文科从来不设助教。 (舒芜《回归“五四”》后序)

　　● 于漪回忆自己的老师方令孺，说“她教我们大一国文，是有名的作家。她课教得一清如水，委婉动听，经常与我们讲述新文学中的人和事，使我们感到十分新鲜”。（陈军《试论于漪的时代特色》）

　　● 陆承曜说，我在六十年前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难忘大一时第一堂国文课的情景。那天，同学们安静地等候着老师的到来。不经意间，一位身材不高，头发花白，身穿灰色长袍，面带微笑的教授走了进来，他就是王佩诤先生。只见佩诤先生在黑板上写下“自传”二字，笑眯眯地解释说：“我们大家都还很生疏，请你们写一篇自传，我们就可以熟悉了……”大概，“写自传”是佩诤先生布置新生入学的“必写作文”吧。（陆承曜《学海导航——忆王佩诤先生》）

　　● 解放前有一门课程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必修的，叫做“大一国文”，是“文选”的性质。教师们随文讲解，教学生熟读和背诵。学生反映说：“讲一篇懂一篇，不讲的仍旧不懂。”（王力《论古代汉语教学》）

　　● 刘桂生说，1948年我进入岭南大学，成为历史学组的学生。当时“大一国文”是刘节和容庚两位先生教的。第一学期的教师是刘节先生，一学期只讲了两篇文章，一是《庄子》的《鲲鹏赋》，二是杜甫的《同谷七歌》，内容从文字训诂到艺术分析，一应俱全。第二学期的教师是容庚先生，教法很特别。先生把他和弟弟容肇祖先生二人民国初年自广东东莞出发经广州北上到北京求学历程作为线索，边讲过程边介绍这一段时期国内文化、学术界所发表的重要文章，学生听得十分有趣。（李帆《刘桂生教授访谈录》）

　　● 1948年，季羡林曾撰文说他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还要“必修”大一国文课，“大一国文的选本，花样尽管怎样翻新，内容尽管怎样不同；但材料同中学课本不会有多么大的差异，反正不过是几篇文言，加上几篇白话。实在用不着再让学生牺牲一年的时间来念也许已经念过几遍的文章。”半个世纪后他改变了观点，1995年月12月8日，国家教委高教司举办“关于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报告会”，季羡林在会上倡导：“在所有的学科中，文理法农工医都开设大一国文课。分量不必太多，但不及格不能毕业。”

　　● 靳极苍说，1951年我被邀到兰州大学任中文系教授。我主动担任了一门共修课的大一国文，我讲了刘少奇的《论人的阶级性》，一下轰动了。（靳极苍自传）

　　● 吴伟新说，解放后，开始还有“大一国文”（改称“大一语文”），但不久即取消了，原课程中的阅读、鉴赏部分，改由“文选”课解决，而作文训练，其它课无法代替。1958年我进入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就读时候，就还有“文选”课而无“写作”课。我们阅读、听课、鉴赏，但不作文。（吴伟新《对写作教材建设的看法与建议》）

　　● 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非常重视基础学科的教学，专门组织成立了大一国文教学委员会，选聘学术造诣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教学，如台静农、屈万里、毛子水等知名教授，都曾连续多年担任大一年级国文课教师。（夏明亮《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 当年台湾大学外文系大一国文课程由叶庆炳担任，叶在授课同时注重发掘学生的优秀创作。现今的成名作家陈秀美（若曦）、白先勇、王文兴等，当年都是外文系学生，他们的小说，原先不过是当年的课堂习作，经叶推荐给夏济安先生，精心删修之后，才逐一于《文学杂志》发表。（梅家玲《夏济安《文学杂志》与台湾大学》）

　　● 日前，由云南省教育厅牵头，高教处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省内2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一年多时间精心选编的《大学人文精华读本》终于出版了。该书副主编、云大著名教授石鹏飞放话说：“这本《大学人文精华读本》侧重于文化、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教育，同时在语言和行文方面也很讲究，适合所有大学生来学习。如果试用效果不错的话，这本教材很有可能把《大学语文》替代了。”
　　人可氏曰：前些年夏中义编写的《大学人文读本》面世时，媒体也曾有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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