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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镏龄:英语教学旧人旧事杂记
【时间:2011/10/12 】 【来源:武汉大学:珞珈山水 BBS 】 【作者: 戴镏龄】 【已经浏览2573 次】

    作者简介:戴镏龄,1913年4月13日生,江苏省镇江市人。三十年代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39年至1953年夏,历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系主任及校务委员等职,中间曾兼任武汉地区及四川、安徽两省兄弟院校教授。1959年秋季经院系调整到中山大学,先后任外语系教授、系主任各职。“文革”后期在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教授四年。现任中山大学教授、校务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顾问,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译著有:《乌托邦》,《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从西洋诗看中国诗的特点》,《英国文艺批评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等。
 
    我这儿要谈的是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我在高等院校外文系担任英语教学中一些所见所闻。我的主要经历是在武汉大学,虽然在几所别的学校兼过课。

    武大校风很好,规章制度完善,教学极其认真,抗战中迁到大后方四川乐山后,曾与西南联大、浙大及中央(今南京)大学四校联合招生,而其时校长王星拱很重视英语。王星拱是前清秀才,在英国专攻化学,但常对人说:“先师几道先生很夸奖我的英语。”几道指严复,他做安徽师范学堂的监督时,王是学生。由于校长重视,又有好的传统,英语教学维持了相当高的水平。以文理等各院学生共同必修的大一英语而论,外文系主任还亲自教一个班级,教材相当艰深,有的选文可供今天英语专业高年级用。不过新生入学考试也是把关极严的,所以那样的教材还是基本上对大部分学生适用。

    英语专业的学生到了二年级就开始学诗歌、戏剧、小说、散文、欧洲古代名著莎土比亚等等。看来这是偏重文学的。语言课只有语音及作文。选修课也几乎全是文学的。任课教师不轻易更动,以便积累经验,发挥专长。能做到这点,怕主要是由于师资充足。今日回忆起来,这个时期我曾向其捧手请教或促席言欢的同事已不少离开人世了,先后有费鉴照、吴宓、袁昌英、周煦良、陈源、朱光潜十多位,实不胜腹痛之感。各位老师教学有方,业有专精,故造就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些已在国内外卓著声誉。

    当时的教学不无缺点。有的课收效不大。如二年级必修英语语音。这门课只是初级发音学而已,谈不上音理的讲解,教课的人又不一定发音标准,难以示范。既然文学课占优势,语音课以及任课教师都是受轻视的。在旧大学中这一情况相当普遍,到解放后才有所改进。关于教学,既无大纲之类,也无各课间的总体规划,教师但凭个人经验及体会。文学史可以只教到十八世纪。戏剧可以选讲教者自己爱好的作品,别的什么流派都不管。语言教学重写作而轻口语,点与解放后一段时期重口语而轻写作,恰恰相反。不过其时学生学的课程不多,自修时间充分,可以大量阅读,又有学有专长的教授们认真指导,所以学习的成绩不差。一般说来,许多学生的汉语基础及中国历史知识也比今天一些学外语的学生强得多,这当然是一个优点。

    那是烽火连天的岁月,日寇飞机频频肆虐,生活困苦不堪,武汉大学从美丽的武汉珞珈山搬到四川西南的乐山。乐山;旧名嘉定,又称嘉州。这是从汉朝以来就很富庶的地区,而且擅山水之胜,备受唐宋诗人的赞誉。不过这时连续遭到轰袭,而由于多年的反动统治,整个乐山城所呈现的是民生凋敝,满目疮痍。武大校本部在城中,但教师为了逃避空袭警报,多在郊外茅舍中居住,外语系教授陈登恪诗中因有“城中儿女梦惊破,分取乡农自在眠”之句。登恪为散原老人的公子,家学渊源,故感时论事,偶而发为吟咏,于平淡中有深致。其以嬉笑怒骂的文笔讽刺重庆当道的,则有同事谢文炳教授的《大学教授的悲哀》一篇长论,发表在引人注目的定期刊物上。外语系黄薇婉华女士(美国人,黄炎培先生的长媳)因生活难以维持,丈夫生病,家有三个孩子,则不得不自制糖果,由长男在街上兜售,博蝇头之利,补助开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教师们不但积极备课上课,而且辛勤从事著译,罗念生先生对希腊悲剧,方重先生对乔叟,朱光潜先生对克罗齐,我这儿便中举几个例,都不曾中断研究,不以为苦,而以为乐。朱先生在诸人中年最长,故珍惜时光,更加情见乎辞,于居室中张贴了“晚上八点后为自修时间”字条,这样,来访者便到时告辞,不打搅他读书。这个时期,他重译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并对他的汉译进行反复的推敲。他备有本书的意大利语原本及英译本,汉译以英译本为据,而参以原本。据他说,凡英译中难以充分自圆其说的地方,必是译者不能掌握作者微言奥义的实质,不细心玩味上下文,而止停滞于片言只语字面上的了解,固而实际上是译错了。遇到这种情形,必须复按意大利语原本,经过查对,他总是发现英译者理解有误,可以说毫无例外。在众多的外语系教授中,有一位缪朗山先生,是教语音的李儒勉教授从香港推荐来的,以通十三种欧洲语言知名。朱先生在教师休息室里,两次和缪先生偶尔谈起上述译文中的问题,而不先断以已见。缪先生具有外倾型而勇于自信的的性格,总是还来不及思索,便发出明显有错误的意见。朱先生心不以为然,但不喜当面争辩,待到有机会又请教同事田德望教授;田先生熟习意大利语,作出和朱先生一样的解释。朱先生和我谈起这类事,以见译事之难。我此处转述,以见朱先生虚心求益、为学不苟的精神。在万方多难的日子里,诸位先生于感慨时事、关心国运之余,仍能从容在学术上质疑问难,可谓难能可贵。附带说明,尽管缪先生有时过分相信自己,他确是语文的多面手,学问上成就甚多,自有一工,可惜他已早作古人了。

    上面我谈到朱光潜先生译书的心得。我还要略述一下他教外语的两条好经验。一是他要求学生能背诵出他在堂上讲授过的英文诗,有音节,有表情。二是他当学生面批改作文,指明用辞及结构的不当之处,应该怎样修正,并解答学生临时提出的疑问。作为一个成功的英语教学家,他身后为美学大师的盛名所掩。

    抗战时期在我国大学中教外语的洋人不多,武汉大学的李纳(George Rainer)是其一。钱钟书教授在给我的的信中,周珏良教授在和我谈话中,都评论过李纳,前者指其业务,后者指其生活作风。他似乎是一时英语界部分人士中的话题。我认为那些评论是中肯的。如何聘请外国专家到我们的高等院校教学,在今天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兼文学院院长的陈源教授应该说是热心汲引外语人才的。温源宁从一个海外华侨成为北京大学的英语教授,就是经过他穿针引线,极力推荐。诗人倍尔(Julian Bell)到武汉大学外语系教书,又是他院长任内作出决定的结果。不过他请来的李纳却大不惬人意。这个伦敦附近出生的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大学中应召入伍在战舰上服务,目睹战争的惨酷杀伤及破坏,退役后漂泊来远东,以投稿及教书为活,已是一个亟度心灵空虚和幻想破灭的人,于是一度纵情酒色,在武大时常通夜不眠,看小说消遣。平心而论,作为一部活的留声机,对学生提高英语口语实践能力,他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学问如何,则颇有问题,而武大是以高工资聘用他,给以教授名义,无怪校外有识之土都啧有烦言了。李纳后来到安徽大学任英语教授,解放初回英国。

    李纳来武大,英国大使馆文化专员蒲乐道(John Blofeld)似负有部分责任。是英国文化协会当初介绍李纳,蒲乐道任这个协会的代表,深恐李纳不胜任,却以无人顶替为理由,听之任之。武汉大学在这方面也不免迁就。这样的事在新中国是不会存在的。我们对使用外籍教师更考虑周到了。蒲乐道对抗日战争中我国大学英语用书困难,十分清楚,曾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对沟通中英大学的学术交流,亦作出不少贡献。他是剑桥学习历史的,文化视野广阔,在任职英国大使馆文化专员期间,兴趣不限于英语教学,对中国哲学、宗教以及风俗民情都喜欢研究,并于谈话中发表独特的体会。如暑天解渴,他认为中国热茶优于西洋冷饮。如中国内地的简陋客店及公共浴室卫生条件差,并不如西洋传教土所宣传的那样厉害,说成尽是许多病原体滋生的温床棗这是他的另一个与俗不同的见解。我觉得他和抗战胜利后他的在华继任者费子智(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同样对中国文化有渊博的知识。这样的人搞文化交流,才不致于局限在单纯的外语教学领域里,虽然就蒲乐道说,他对提高四十年代我国高校英语教学水平仍然作出了不少努力。

    蒲乐道后来不知何往。我曾见同姓名的英国作者写过几本书,但我不敢断定是同一人。有个荷兰文土出过一本书,《英国人,他们是人吗?》他把英国人描写成是不可思议的。恐不免受资产阶级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几年前我到伦敦,承在英国定居多年的武大外语系旧同事王云槐教授在其郊区小筑中召饮,纵谈往事,得知蒲乐道在泰国当了和尚,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至于李纳,据说他笃信天主教教义,皈依了罗马公教。如果这一切是真的,两个美国人怎看起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从李纳的简单经历,我认为他后期不免产生对人生厌倦的情绪,只有从宗教中去寻找安慰。至于蒲乐道,他的心灵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很大的冲击,他的遁迹空门,和美国“垮了的一代”多有沉迷于禅宗的,实大相类似。因此二人并无什么不可思议之处。但王先生和我谈起这样的事,总不禁慨然长叹。他本人解放前夕是《北平英文时报》主笔,兼北大教授,以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政策,全家去国,从此一出不归。

    1979年香港中文大学前副校长郑德坤教授对我说,“大陆上英语师资需要补充,而外流人才中却不少可大有作为的,如周辨明。”我说,“周先生不是年过九十了吗?”郑先生则以为周虽老而甚健壮。王先生和我会晤时,已八十一岁了,也确是健壮的,从家中外出到火车站迎我送我,步履轻捷,不殊中年人。他是武大当年很出色的大一英语教师之一,他的课堂气氛生动异常。他很重视语音、语调的训练,并大力培养学生的语言感。这次我们当然谈到英语教学。他告诉我,他原是南京高师的学生,高师改成东南大学后,他是大学本科第一届英语毕业生,教师中有张士一及吴宓两位教授。过去江苏省几所中学负有盛名,英语教师多来自王先生的母校。除教会大学外,上海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也出了一批早期英语人才,陈源在该校学英语时,辜鸿铭讲授,张士一在堂上当辜的翻译。这些事实关系到我国近代英语教育史。故我在结束本文时因记述和王云槐先生活旧而补写上这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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