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站长准备编写《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一书，先抛例文一篇，听听大家意见。
大学一年级国文
叶圣陶
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二十七年度开始的，到现在两年了。为什么要添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差在哪里以及差到什么地步呢？似乎没有精密的考核与说明，只是根据考卷的文章欠通与别字连篇，就说他们国文程度差了。大学一年生读了一年的国文，成绩怎样呢？国文程度是不是进到了相当的地步呢？似乎也不见有人考核过，说明过。
其实两种考核都是必需的。不知道差在哪里以及差到什么地步，教师就只得各凭主观的见解来教学。主观的见解是千差万别的，对于学生未必都能有帮助。不知道实施以后的成绩怎样，教学就没有改进的依据。过去实施的，会不会与添设课程的本旨全不相干呢，这又谁能说定？
考核必须有个标准。大学一年级，除了国文系，本来没有国文课程，现在因为程度差，添设国文课程，可见这个“差”字应该指够不上高中的标准而言。大学一年生读了一年的国文，如果够得上高中的标准，这就是不“差”了。《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的第一项是“目标”，共有四目：
(一)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
(二)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
(四)培养学生创造国语新文学之能力。
要“使学生能”的，学生能了，要“养成”的“技能”，养成了，要“培养”的“能力”，培养好了；这就教师方面说，是教学达到了“目标”。就学生方面说，“能”了，“养成”了，“培养”好了，就是够上了高中的标准。大学里要考核学生的国文程度，惟有依据这个高中的标准。
按照这个高中的标准看来，一个高中毕业生，或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生，不问他往后的专门是文法理工农医中的哪一门，须“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这第一目的后两语可以说与第三目是二而一的，不过一是抽象原则，一是具体办法。固有文化的方面很多，增强民族意识的途径也不止一条，现在要从国文课程来理解，来增强，不就等于说阅读有关固有文化与民族意识的书籍吗？再看第二目，学生须“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并且要有“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由此可见高中或是大学一年级还是要练习语体文的写作的。因为初中还做不到“自由运用”，所以说“继续”，而高中必须达到的标准是“自由运用”。若不“继续”练习，怎么能达到标准呢？这里后半句说学生要作文言文，只说用了文言文这工具要能收到“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效果，才够标准，可没有说要作哪一体哪一派的文言文。所以，站在某一体(如选体)某一派(如桐城派)的观点上，选择范文与训练写作的技能，都是不对的。第三目说学生须能“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古书”该是指经籍与诸子而言，“文学名著”该是指史部集部里偏于文学性的作品以及小说戏曲等类而言。一方面说“读解”，一方面说“欣赏”，可见都注重在方法。古书时代遥远，语言文字环境思想上与现代都有差异，必须讲求读解的方法，才能够了解。文学名著与其他艺术品一样，没有素养就辨不出他的真味，必需讲求欣赏的方法，才能够领会。讲求方法到了相当程度，就是有了“读解”与“欣赏”的“能力”，也就是达到了标准。第四目说学生须能“创造国语新文学”。这就字面看，好象每个学生该是“国语新文学”的作者，即使并不动手“创造”，也该有这种“创造”的“能力”。可是一般的见解，文学创造是天才与努力的乘积，并不是人人能够着手的。说人人要用本国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这是大家承认的；说人人要有文学创造的能力，就好比说人人要有图画创作音乐创作的才能，怎么能成为站得住的标准？其实推求起来，这里的“新文学”就是语体文。现在与十多年前并无两样，还有许多教师、学生以及学校以外的人，不管文章的本质是不是文学，只要是语体文就一律叫做新文学。这里的“新文学”也是这样的用法。语体文不只是把平常说话写到纸面上去，还得先教说话带着点文学的意味。说须能“创造国语新文学”，就等于说须能写带着点文学意味的语体文；把这个作为高中或是大学一年级的标准，自然没有什么不妥当。这一目与第二目的前半句都说语体文，可是方面不同，这里就“质”而言，第二目就“技术”而言。
把以上的话综合起来，高中毕业生或大学一年级生，在阅读方面，“读解古书”与“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方法，须讲求到相当程度，而“读解”与“欣赏”的结果，须“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在写作方面，须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又须能写“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文言文。
凭着大学入学试验的国文卷子，是很不容易看出学生够不够得上标准的。现在国文卷子的主要部分是一篇作文，此外往往是一段文字的点读，由文言翻语体或是由语体翻文言的翻译，以及所谓“国学常识”的答问等等。阅卷委员看了满意，分数给得多一点，看了不顺眼，就给得少一点，甚而至于给零分。但是，得分较多的是不是阅读与写作两方面都够上了上述的标准呢了，得分最少的是不是“读解”与“欣赏”全没方法，“固有文化”与“民族意识”毫不存在胸中，“语体文”与“文言文”都写不成个样子呢？阅卷委员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仓卒之间是无法回答的。就作文与翻译，固然可以看出一点他们对于语体文与文言文能不能“自由运用”，然而也须题目出得恰当，才有希望。善于出题目的人往往替与试者设身处地着想。他出作文题，或教他们叙经验的事，或教他们说能推的理，或教他们表固有的情，或教他们达素具的意。他出翻译题，也能按照他们的能力，选取那不需用工具书与参考书就可以理解的材料(试验时候是不象平时那样可以翻检工具书与参考书的)。这样就是恰当。与试者遇到恰当的题目，又须尽其所能认真下笔，这才显出他对于语文的造诣的实际。倘若作文题是出自与试者并不熟悉的书籍里的，或是同与试者的经验与意念距离很远的，翻译题是在平时有方法可以理解，而在没有工具书与参考书的情况之下却是难理解的，这样就是不恰当。与试者遇到这种不恰当的题目，下笔写作只是一种近乎无意识的举动，写得不好是当然的了。难道能说他对于语文的造诣太差吗？所以，要看出实际，题目先要出得恰当。至于对于“固有文化”是否“深切了解”，其“民族意识”是否强固，那是整个生活方面的事情，从一篇作文里也许会偶尔透露一点，实在不足为凭。还有，“读解古书”与“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方法，并不限于点读文字与记住一些“国学常识”等项，凭着一段文字的点读与“国学常识”的答问，实在也无从看出“读解”与“欣赏”的方法讲求到了什么程度。因为这样，考试方法似乎有斟酌改变的必要。作文无妨仍旧，认定它是用来考核语文的造诣的。此外出几个扼要的切实的测验题目，一半是考核对于“固有文化”的“了解”与“民族意识”的是否强固(“了解”“固有文化”与“增强民族意识”诚然是整个生活方面的事情，可是就国文言国文，只得教与试者从文字方面表现出来)；一半是考核“读解”与“欣赏”的能力。关于前者，须使与试者表出了解与践履的实况；关于后者，须使与试者表出他平时所用的方法。如果用这样的考试方法，才顾到了国文标准的全部，才可以看出学生够不够得上标准。
阅卷评分，谁都知道主观的成分多。摇着头说“文字欠通”，也只是一句笼统话。要确切看出一般学生的国文程度够不够得上标准，最好作统计，而入学考试(假定用前面所说的考试方法)的国文卷子就是统计的材料。就作文来说，“自由运用”还是广泛的说法，这里头至少包含着用词明确，句式熟练，没有不合体例与论理的语句等项。又如就写作的作用分，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便是四项。如果把这些作为统计的项目来看试卷的作文，够标准的够到什么程度，不够标准的又是个什么情形，一一记录下来，把同例的归并起来，不就可以看出一般学生写作程度的全部实况吗，除了作文，对于测验题目的答案同样作统计，不就可以看出一般学生国文程度的全部实况吗？假如国文程度确实不够，就能精密说明不够在哪里，也不至于单用一个“差”字了之了。听说某机关想把本届统一招生某区的国文试卷拿来作统计，本届考试方法虽然还没有改变，但是能作统计总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只要方法定得精密，工作人员又不马虎，希望他们认真干起来，得到满意的成绩。
在没有得到精密的统计报告的现在，对于学生国文程度只能作约略的估计，而教学的实施方法也只能依据约略的估计来规定。最约略可是最少主观色彩的估计是什么呢？那就是认定大学新生的国文程度还够不上高中的标准，差度多少且不问，总之须得加工学习才够得上。这个估计是很有理由的，不然，为什么要添设大学一年级国文呢？假如承认这个估计，那么，大学一年级国文的实施方法应该如以下所说的。
关于阅读方面，应该选读一两种“古书”与“文学名著”。“古书”“文学名著”当然与“固有文化”有关，为了“增强其民族意识”，又得选读那些有关“民族意识”的。为什么只选一两种？这是由于时间的限制。每星期国文课三时，全学年共有九十时上下，在这么一些时间内，除了阅读上述两类书，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再要多读几种，事实上不可能了。然而一两种也并不嫌少，语文科选读文学书籍原是所谓“举一隅”，待学生“以三隅反”的，学生若从一两种书的阅读得到了方法，走对了门径，就可以自己去阅读其他的若干种了。因此，对于阅读这两类书的指导与讨论应该偏重在方法方面。文字的形、声、训的研究，古代文语例的剖析，古代环境与思想的观测，文学原理的理解，文学史的认识，文学作品的鉴赏，以及工具书的使用，参考书的搜集，诸如此类的方法，是非指导与讨论不可的。学生必须学得了这些方法，才能够真正“读解”，真正“欣赏”，也必须学得了这些方法，才能够从“读解”“欣赏”“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
此外应该选读文章若干篇，选取的目标在训练学生的写作技能。这并不是说阅读古书与文学名著对于写作技能丝毫没有关系，而是说阅读古文与文学名著既然另有目标，所以应该再读文章若干篇，专顾到写作技能。这种文章的选取，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可是尤其要注意它的写作技能，必须它的写作技能足以供现代学生观摩的，是现代学生需要学习的，才值得选取。当然不必用文学史的选法，每个时代来几篇代表作品，每个重要作家来一篇代表作品。也当然不能用文体论的选法，什么诏令、奏议、箴铭、辞赋，都来一两篇。国文课程标准里提起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四项，又有“自由运用”一语，可以作为依据。那几篇文章的叙说表达的技术近乎理想，可为模范，同时必然是能够“自由运用”语言文字的，就值得选读。依据这个标准，语体文也得选读是不待说的了。语体文与文言文共选多少篇呢？前面已经说过，选读原是“举一隅”，这里“举”的是写作技能的“一隅”，无需乎多，事实上也不能多，假定每星期一篇，有三十篇就够一年读了。这三十篇文章必需使学生读熟，而指导与讨论应该偏重在写作方法方面。“事”要怎样“叙”？“理”要怎样“说”全“情”要怎样‘表”？“意”要怎样“达”？语言文字要怎样“运用”？这些都是写作方法的问题。必须在理智方面明白这些方法，又能在习行方面应用这些方法，这才成为“技能’。
前面说的文章的选读，可以说是写作的准备工夫的一部分。至于执笔作文，那是准备以后的实习了。实习要与准备相应，讨论了叙事方法之后就该作叙事文，讨论了说理方法之后就该作说理文。这样，才可以看出学生对于方法的理解程度怎样，对于方法的应用程度又怎样，如果理解与应用还差一点，或者还差得多的话，可以设法补救。不然，可出的文题多得很，为什么前一期要出《宁静致远说》，这一期要出《德并捷克感言》，而不出别的？这样出题是说不出理由的。关于实习作品的批评与订正，通常的办法是圈圈点点，添注涂改。进一步的办法是先给打上种种符号，由学生自己订正了，再交上来；然后圈圈点点，添注涂改。如果工夫到此为止，那不免偏于教师的立场了。教师从圈圈点点添注涂改表示他的意见，可是学生未必就能体会得毫不错误。第二种办法使学生多下一番揣摩的工夫，当然是好的，可是揣摩得来的结果也未必就能与教师的意见吻合。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说，学生最需要知道的是教师为什么要这样圈圈点点，添注涂改。惟有知道了这一层，他才明白自己对于方法的理解与应用达到了何等程度。这样说来，圈点改订以后，还有一种工夫是必须做的，就是说明—依据指导与讨论的结论，把所以圈点改订之故加以说明。说明须个别举行，很是费事，但是做过这种工夫的人都知道学生的得益是何等的深切。为学生的利益起见，费事一些也值得。何况一班学生实习作品，是好是坏，未必没有共同之点，只要有共同之点，就可以共同说明了。
在选读的文章里，虽然有若干篇是通常所称的古文，也许还有几篇纯文艺，但古文与纯文艺是不必习作的，因为课程标准里只说须能作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文言与自由运用语体文(都是普通文)，并没有说须能作古文与纯文艺。学生爱作古文或纯文艺，自己去练习，那是另外一回事。
最近听说教育部聘请几位专家编订大学一年级国文的细目，愿意把以上的意见提出来，供他们参考。至于该选哪几篇文章以及哪几部“古书”与“文学名著”，似乎可以多请些人各就所见推选，就从共中挑出得票最多的来。单举篇名与书名不足以看出推选的意义，必需有详细的说明，说明某文某书所以合于标准，值得选读之故才行。
末了应当说到实施以后的考核。用了前面所说的实施方法，一年终了，再象入学试验时候那样作精密的考核。假如考核的结果，表示学生在阅读与写作两方面都够得上标准，便是成功。不然，实施方法必然有不妥当处，就得修改，这才是认真。马马虎虎教学生多修一年国文课程，就以为他们的国文程度该会提高，那样的糊徐想法，决不是教育家应当有的。
（见1945年4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叶圣陶和朱自清的语文教育论著《国文教学》）
【作者简介】
叶圣陶（1894－1988），语文教育家、文学家。抗战期间，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1949年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点评】
本文开篇便说：“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二十七年度开始的”，这一句话成为今天研究大一国文起点的重要依据。叶老这么说也是有依据的，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这一年对于大一国文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根据民国《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二十七年春，陈立夫长教育，整理大学科目表，规定国文及外国文为基本工具科目，在第一学年终了，应举行严格考试。国文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及作通顺文字。……至达上述目标，始得毕业。（见第五编高等教育第一章概述第三节课程第一目科目表之编订）1938年9月22日，教育部又公布了《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将三民主义、伦理学、国文、外国文、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列为共同必修科目。（见《中国教育史》，黄仁贤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423页）
同时，叶老对民国二十七年印象特别深刻，可能也有个人的原因，那一年他受聘去武大教大一国文，1938年3月他在给夏丏尊、王伯祥等朋友信中说：“弟现在不只作初中国文教师，且作大学国文教师……若教了一年半载，实际经验一定不少，即使没有笔记，也可以编一部国文教学法的讲义矣。”（见《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概论》第41页）
当然这一时间还可以商榷，因为早在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8月1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便规定国文课为大学一年级生共同必修科目。（原文为“党义、国文、军事训练、第一第二外国文为一年级生共同必修科目”。见《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512-513页“大学规程”条）
假如考虑到大一国文是由大学预科国文演变而来（见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论述大一国文与大学预科的关系），那么这个时间还可以再提前，民国二年（1913）一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所以1929年应该是“再次”颁布），规定大学预科各部课程均有“国文”一科，排位在“外国语”之后，列第二。（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710-711页）所以民国时期教育部把大一国文列为必修课，狭义地说可以说是1929年，广义地说甚至可以提早到1913年。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讨论大一国文开设的理由，也就是大一国文的课程定位。“为什么要添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这是当时人们一个普遍共识，当时还刚刚发生过“中学生国文程度低”的社会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蒋介石1941年9月给教育部手令说：“现在中学国文程度低落，应令各中学校长切实注意，并设法提高；以后凡大学招生，如有国文不及格者，不准录取为要。”这一点叶老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异议，但是他在文中提出，差在哪里以及差到什么地步呢？应该有精密的考核与说明，而且大学一年生读了一年的国文，成绩怎样呢？也应该有相应的考核与说明。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的态度。联想到今天对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也流行着一种“补课说”，也认为大学语文不应该是“高四语文”，但是这些说法都缺乏叶老所说的那种“精密的考核与说明”，所以叶老这篇文章在今天仍是很有借鉴的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