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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刚:钟敬文先生的散文
【时间:2011/7/3 】 【来源:文教资料 1998年1期 】 【作者: 郭志刚】 【已经浏览3248 次】

    今年是五四运动78周年,而钟先生正在度过他的95岁华诞。95减去78,提醒我们注意,钟先生当年正好以青春姿态参与了五四运动刚刚开创的伟大事业。现在,“五四”已经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历史名词,由它冠名的时代也已成了一个新纪元的起点。细想起来,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新东西,几乎都和“五四”有关。新的散文就是一例。而钟先生恰好是这块园地里最早的播种者之一,由鲁迅、茅盾等参加编选的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留下了他的光荣的足迹。

    由于钟先生后来专注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并成为我国这一学科的重要开拓者,他的散文数量不算多,解放前出版的三个集子,它们是《荔枝小品》、《西湖漫拾》和《湖上散记》。这三个集子(特别是前两个),直到今天,还常常为人们所乐道,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极少数作家才能受到的殊荣。

    说来惭愧,我对钟先生的散文,尽管心仪已久,但进行稍为系统一些的学习,是最近的事情,因此,自觉体会很浅。按照我的肤浅的认识,我觉得他的散文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换——或者说是飞跃。这两个转换,都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从而具有不平常的意义。

    第一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这件工作,不是由钟先生独自完成的,但是,他完成的那部分工作却很有特色,也就是很有独创性,因而为一桩由前人集体进行的历史文化工程尽了个人独到的责任。

    传统问题曾是“五四”时代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不反传统不能前进,离开传统也不能前进。时至今日人们还免不了常常争论的许多功过是非问题,说到底还是围绕着传统问题进行的。钟先生当年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什么工作、他又是怎样做的呢?还是让我们先来读一读他的散文吧。这篇散文题名《残荷》,作于1928年深秋。下面的文字,就是由残荷衍化出来的诗意和画意兼而有之的意象:

    遥想当薰风醉人,花开正盛的时候,晚阴中,凉月下,不知多少豪贵的游客,在这里临流鉴赏。一片芳情,和花儿同其欢笑。但现在花是这样凋零净尽了,叶子也将就次枯干、腐坏,没有酣怒的红香,没有幽深的碧绿,烟波已冷,色相皆空,欲寻往日馨梦,文禽也已无消息了。惟湖旁芦苇,时临风一作凄语;中夜的残月,犹或以苍冷的眼孔下视而己。……

上面的引文才一百五六十个字,但它正是一段现代散文,而且是美文,是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五四”前驱们要和传统古文一较短长的那类美文,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类美文应该写得“缜密”和“漂亮”,毫无疑问,我们刚才读的这段文章,符合这个标准。但是,它果然抛弃或离开传统了吗?没有。我们无妨这样来“检验”一下:如果请画家照它的意思画一幅画,那将是一幅典型的中国画;如果请诗人照它写一首诗,那么,无论他用什么语言或什么体式来写,那在骨子里也只能是中国诗,因为里面有一个人们都熟悉的中国魂。事实上,在这段不足二百字的文章里,诸如晚阴、凉月、芳情、红香、馨梦、文禽、临流鉴赏、中夜残月、烟波已冷、色相皆空……等等词语触目皆是,这些词语都用得十分自然、恰切,它们无论从音节、色形或情调来看,都具备古典气质和古典色彩,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节美丽的散文,也很像是一首放大了的或扩展了的古典诗,尽管是无韵诗。

    在这里,至少从形式上,读者可能再也分不清楚哪是“传统”、哪是“现代”,因为通过一位现代作家的妙手翻工,传统已在无形中向现代转化,正像蛹已经变成了会飞翔的美丽的蝴蝶,你再也找不到那个丑陋而笨重的躯壳了。也正因此,“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给一些人造成了错觉,以为那是“断裂”,因为他们只看到一只会飞翔的蝴蝶,而忽略了它的前身和演化过程。这样,当有人把自己的民族传统看成没有焕发生命希望的沙漠而要完全抛弃的时候,钟先生和同时代的一批垦荒者、耕耘者,却在上面开发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因为沙漠毕竟也是大地。当然,我们的历史传统是这样悠久而富有生命力,它决不是沙漠。但历史悠久,除了好东西多,负面影响也比较大,比较“积习难改”,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种情况,既给“五四”时代先驱者们造成了文化选择方面的困难,也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创新的机会,使他们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经过一番磨砺,更容易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和个人特色,像我们前面举的钟先生的散文的例子就是如此。

    这个磨砺过程,也就是蛹化为蝶的过程。读钟先生的散文集子,我们可以发现,他如何从喜欢读古书转向读新书,读《新青年》,读《新潮》,读易卜生,读托尔斯泰,读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学说的文章(参看《一阵春雷》,1954),而且是“一股气的读,读了便谈,谈了便闹”(《旧事一零》,1927)。他承认自己这是“风会所趋、人莫能外,我就是其中赶波逐流的一人”(同上)。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还是陆安师范的学生。我们知道,在这之前,他基本上钟情于旧书;现在这么一“闹”,我们似乎看见蛹子里的那只蝴蝶快要破壁而出了。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钟先生“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参看杨利慧编《钟敬文学术随笔·跋》)了。

    但是,钟先生终于没有完全抛开自己喜爱的古书,因为他知道,那是抛开不得的。下面是他在1928年说的一段话,见于(西湖漫拾·怀林和靖):

    我们有时愤怒着说,人类如果没有过去的记忆,那生活上要变得多么洒脱呀!其实,这不但是不可能的事,假使照样办到,岂特没有文化可言,便是这梦梦然无前后牵挂着的生活本身,也就够煞趣了。所以人类要读历史,要追念过去的故事,为实利的成分固然有,但单要求满足其神智、情思,作兴趣的游泳、开拓者也正占多数。吾人乐于摩挲古物,凭吊废墟,这种事实的心理上的根据,就全在此。

    他这些话,首先在他早年写的许多游记散文里得到普遍的印证。这是因为,只有历史文化修养深湛的人,才能对他所饱览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产生庄严的感情和深刻的体验。如对苏州寒山寺,“这破落而一无胜致的古刹”,他以为年轻的学生不见得有多少兴趣,而他,即使重游,也无法“不动于中”(《重游苏州》,1929);再如《荔枝小品》中的开篇(《荔枝》,1925),如果他不熟悉那么多诗词、掌故和民俗知识,也不会写得那样饶有余味。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也就没有一个能欣赏美和创意美的灵魂,这是显而易见的。

    一位老朋友说他的散文是“白话《蚕尾集》”,钟先生对此“深感欣慰”(参看《两部散文集重印题记》,1992),认为是知言。《蚕尾集》是清初学者和诗人王士祯晚年的作品,收有诗歌、墓志、碑文、序跋、风土记和人物传等。我感到他写的东西常常给人以启迪和展动,使人读了不易忘记。王集里也有一些记述巫仙鬼怪和表彰节烈的内容,如他写一个为人”侧室”的少妇,当官的丈夫死了,她也要从死,别人怎么劝都不行。奇怪的是她那母亲,竟不要别人劝,鼓励亲生女儿去死。于是,这个少妇从容不迫地走到拴好的绳子面前,活生生地杀了自己。渔洋先生用赞美的文字,绘声绘色地写了这么个节妇的故事,我读了后有掉在坟里的感觉。他写的诗,开唐宋以后“神韵派”一代诗风,其中一首有这样的句子:“我用杜老诗,海右此亭古,十顷玻璃风,鹊花乱烟雨”,我觉得后两句用了很新奇的比喻和象征手法,意象十分丰富,竟直通现代派诗,简直把今天人们宣传的现代派诗的许多便宜都给占了,假使渔洋先生在今日,他也会是一位秉有现代诗风和创新胆识的大诗人吧。总之,以今天的眼光看,这里有两个王渔洋,一个很可怕,一个很可爱。钟先生驾轻就熟地拣了后一个,使他的散文成了拥有现代神的“白话《蚕尾集》”。从钟先生的文章里,我们知道他年青时就爱读王士祯的文集,还爱读其它许多明清作家写的小品。例如他在客居杭州前后写的一组记游之作,在题材、形式和某些写法方面,都容易使人联想到明朝张岱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自然,用今天人们习惯用的一个词来说,钟先生都“超越”了他们,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会飞翔的“蝴蝶”,而“他们”还被埋在那个世界。

    是什么因素使钟先生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飞跃呢?是伟大的五四精神。但在五四精神面前,也不是谁都能实现这种飞跃的。这里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内因”。钟先生讲过一段往事,说是有一位比他年长一些的同事,曾叙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历程,“从他的自白里,我们知道他在这方面所受的影响,止于康梁时期,‘五四’那样汹涌的浪潮,对他却好像沾衣不湿的蒙蒙雨。……由于没有得到‘五四’的有力启发,使他以后在一连串历史前进的狂潮中失去感应力量,因而就自然远远地掉落在时代的后头了。”(《一阵春雷》,1954)而钟先生自己,却是一个与此相反的例证:他的散文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说到底是以他本人思想的飞跃为前提的。

    有人说,钟先生的散文受周作人的影响;对此,他自己也表示首肯。但是,我们要说,即使没有周作人型的散文在前,钟先生型的散文还是会照样产生出来,因为无论前者和后者,其实都受着同一文化“母源”的影响,都是吸吮着同一个母亲的奶汁长大的。这里并不是要否认同时代人或师友之间的相互观摩和影响,而是强调在看到这层关系的同时,’还应看到更深层的因素,正如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包括他的语言方式)还在孩提时代就已具备了某种雏形一样,一个作家的“文化性格”也应该追溯到他的童年。由此按照时序往后推移,我们倒是可以发现他和周作人的一些共同点:例如,他们自童年起都喜欢古典文学;还可能都爱听民间故事和爱好民间文艺;事实上他们后来也都成了提供整理民间文化遗产的先驱者;到了“五四”前后,又都选择了散文写作。而且都承认对明清小品有着特殊的兴趣。正如人们喜欢用“冲淡”、“平和”一类字眼形容周作人的散文一样,钟先生自己也说,他的文字“在情感和风格上,大抵多是比较冲淡、静默的”(《西湖漫拾·自叙》,1929)。但这些特色的形成,与其归因于某人的影响,还不如归因于人生以及对人生有着极大磨砺作用的环境更为合理些。对此钟先生本人也说过大体相同的话:“论到我个人特别的癖好,那似乎是在情思幽深不浮躁,表现上比较平远、清隽的一派。这没有多大的道理可说,大约只是个人性格、环境的关系罢了。”(同上)在理出这些头绪之后,再谈周作人的影响说法就比较清楚了,因为他毕竟是五四时代的散文大家,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他也确实起到了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但他的影响和作用基本上也就到此为止,因为他后来停止了前进。

    在周作人停止的地方,我们看到钟先生又继续前进了,这就是他的第二次转换,即由个人向集体的转换。在“五四”时代的作家中,很多人都没有能够实现这第二次转换。

    从思想方面讲,如果说前面是第一次飞跃,那么,这就是他的第二次飞跃。这次飞跃给钟先生的散文创作带来了新的变化,他本人重视并珍惜这个变化:“我过去所写的散文,有前后期之分。1930年,大约可以说是一个界石。后期的散文,变化是相当大的。”特别是抗战时期写的那些报告,他更给予重视:“跟这种后期散文比较起来,我觉得前期所写的那些文章大都局限于个人的兴趣和哀乐,在颜色上是比较苍白的。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动人心魄的艺术,必然是充满血色的。从这一点说,我的几篇报告散文,多少是值得自己珍惜的。”造成变化的原因,钟先生明白指出,是个人生活实践和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中日战争,是民族的大劫难,是一座火的地狱。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大学校、大熔炉。我的思想、世界观,主要就是从那里得到脱胎换骨的机会的。”(《我与散文》,1988)又是一次脱胎换骨!又是一次“化蝶”的壮举!但这一次我们可以借用一个意义相关的不同的比喻,他和我们的民族以及为她浴血奋战的那些炮火中的战士一起,变成烈火中的凤凰了。“凤凰”比“蝴蝶”,如果不是更漂亮,也会更壮观一些。但这并非如庸人所想,是赶时髦甩换来的,而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不断前进的自然结果。

    他的散文的忠实读者,将不难从他的作品中发现那根贯串始终的严肃思考的线。认真说,由于生活和环境的压迫,他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思考,这种情形,还在他早年时就发生了。这里是他在1925年悼念亡兄时说的话:“在你仅有的二十八载的短生涯中,做过学生,做过教员,做过小官吏,做过军人,做过商贾。这样复杂的生活,至少总使你领略过人生的一些滋味吧。是甘,是苦,只有你自己知道!……”(《逝者如斯———此稿焚献于亡兄之灵前》)其份量可想而知。这种无情的压力一直跟在他后面,他曾这样回忆他在一所私立大学里读书的情况:“学生大都是大富大贵人家的子女。虽说是在学生时代,他们的享用也非常优裕。穿的大都是西装,吃的是西式的饭菜,口里自然还说洋话。总之,是洋味十足的。我是一个生长在不富裕的家庭的孩子,插足在他们中间,只有时时和处处受威胁的份儿,我的梦魂都是不安宁的。”(《人民的歌手》,1947)这里讲的是他个人的处境,扩大开来看,我们整个民族的处境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在当时的钟先生那里,这压力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这个判断很快由他的作品做了注脚。他在1928年写的《重阳节游灵隐》一文中这样说:“此刻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个人自己的身世,家庭,想了起来,要教极端的乐天主义者,都禁不住泪珠儿如雨般淌下……”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钟先生考虑问题的一个立脚点,这个立脚点无疑地端正了他的生活和写作的航线,并随着岁月的推移日渐明朗和巩固。最后,他终于一跃而起,以笔为矛,投入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完成了他由个人向集体的转换。他说过,“历史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我们的一把鞭子。我们必须在杰出的先民所到达的驿站勇猛向前!”(《夜游卢沟桥),1956)看到历史是镜子的人多,看到历史是鞭子的较少。“鞭子”的体验,再一次使我们想到他自少年时代起所承受的那些具体的压力。钟先生个人的足迹,他所表达的勇猛向前的精神,始终没有离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这是他的散文至今仍以青春气息和乐观情怀娱人、感人的重要原因。

    在后期,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视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很少再去讽咏自然,而是移情社会了。他笔下那位“抗日老英雄——萧阿彬”的传奇故事(见同名散文,1940),那位文武双全的练师长的儒将风度(见《指挥刀与诗笔——练师长的印象》,同上),都给人们留下了不同寻常的印象,他们分别从“朝”、“野”两方向读者走来,身上体现的内涵,既有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格因素,更有抗日风暴激扬起来的搏击奋进的新的民族精神,使我们看了以后,不能不注意到为他们进行了采风式的“快速掠影”的作者,不仅是一位“五四”以来出色的散文作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民俗文化学者,这样,就使他笔下这些战地报告,平添了一番意韵。

    大概由于专业的关系,我更留心于他记叙那些中外文化名人的散文。我感到钟先生是真正走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在精神上和他们联系到一起了。下面,我将在他的作品里开出一个较长的“账单”,但它们决不枯燥,因为这些写于40年代的作品,会触动中国、乃至世界的记忆,至少会让我们部分地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重新体验一下庄严的人生。他写的,正如他说的,这不仅是文献的记录,更是感情的记录。我们知道,即使他写那位公爵——托尔斯泰的时候,也分明激扬着40年代人类正义的感情。

    且看:

    这里是记叙郁达夫的:“有时候,他简直就单纯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他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坦白和正直往往是相联带着的”,“正直,这种性质,是达夫先生的性格中的一块基石”(《忆郁达夫先生》,作于达夫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

    这里是记叙冼星海的:“他好像缺少都市人那种活泼、机智”,‘他的质朴、刚呐,他的对于人生和学艺的认真,跟那浮华的环境是不怎样协调的……那时候,他并不比我更不孤独些。”“只要是真正忠实于生活和艺术的人,在这样的时代里,迟早会走上光明、正大的道路。”“过了一两年,我又听到《黄河大合唱》在舞台上的演出。那种粗犷的、雄伟的气势和声响,使我联想起他那高高的背影,倔强的性格,更联想起一个壮健的、新生的中国!”(《人民的歌手),1947)

    这里是记叙托尔斯泰的:“现在,我要说的,同时也就是我最倾心的,是他那近于固执的艺术见解和生活实践。在这些点上,他使我想起庄严的说教牧师,想起刻苦的修行大陀,想起豪勇的浴血战士……他的思想和实践都是一道剧烈的战斗过程。据说,他什么缺点都有,但是,却缺少一般人最容易犯着的恶德——虚伪。他有的是诚实。”“一个胸里缺乏诚实的力的人,决不会产生伟大的艺术和正直的社会行为。虚伪是毒坏人和艺术的砒霜。”(《纪念托尔斯泰》,1940)

    这里是记叙罗曼罗兰的:“即使是他思想最脆弱的地方,也使我感到一种心灵的真实和温暖。在错误里,一样闪亮着真理和爱的光芒。”“我是人生和艺术的海洋中的一个飘浮者。十多年来,我紧紧抓住了一支木棍。现在还在不断和飞舞的波浪周旋着。可是,我靠着那支木棍,就再没有沉没的危险,并且能够一步一步地向着白色的堤岸游泳前去。那支木棍就是罗兰先生和他的作品。”(《纪念罗曼罗兰先生》,1946)

    这里是记叙朱自清的:“本来比朱先生更聪明、更勇挚的作家或大学教授之类并不是没有。可是,他们缺乏朱先生那种诚挚,那种坚实,那种谦逊,因此,在学艺和人生的进程上往往就不能脚踏实地,步步向前,不绝地更新自己,加强自己,而终于和广大人民一同到达了那伟大的历史驿亭。他们或空花不实,或虎头蛇尾,甚至于捏造妖言,独煽毒焰,祸害别人,同时也毁灭自己。”(《悼朱佩弦先生),作于朱先生去世后一星期)

    对于鲁迅先生,他更是倾慕之极,他有一篇写于40年代,到了80年代才正式发表的题名《鲁迅纪念》的短文,我们只须抄出它的开头就足够了:“过去十二年间,我差不多很少在文字上提到‘鲁迅’这个庄严的名字。这不是由于轻忽,而是由于虔敬。实在的,我要具备了多少的敬意——以至于勇气,才敢提到他。”“此刻,拿起笔来,我正满怀着‘朝山者’的那种虔诚,同时又深感到向荒山辽海去冒险的那种恐惧。(我怎能够担保自己一点不减损他的庄严!)”

    一样谦逊的品质!一样诚实的态度!只有属于同一感情世界的人,才能具同一情操,才有如此的热爱、理解和信任。感情相通的人们,时间和国界不会成为障碍,所以,当他那样挂念异国的罗曼罗兰,以致说出:“提起他,就像提起一个骨肉的至亲”,我们知道,钟先生是动了骨肉般的真情了!这时,我们觉得罗曼罗兰仿佛就在他的身边。当“二战”炮火方熄,他一时无从知道罗曼罗兰的消息,就说:“不敢希望详尽的叙述,只要有一点关于他动静的确信,也就足以稍稍减轻我的焦灼了。”这时,连我们也感到钟先生远离亲人的那种寂寞。这是真正的“世界情结”、“中华情怀”,也是钟先生后期散文必然会达到的思想境界。难怪他说自己“珍惜”这些“报告散文”,原来他珍惜的是最高尚、最有价值的东西。

    钟先生的后期散文诚然是“充满血色”的,但那代价却深潜于他的全部散文之中。他的散文正如他的人一样,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完整过程。因为没有第一次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也就不会有第二次由个人向集体的转换。事实上,两次转换都带有集体的性质,因为它们都是时代推动的结果。钟先生区别于另外一些作家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在中途停顿下来,连续实现了现代史上的两次宝贵的飞跃。

    钟先生的文学成就自然不限于散文,他在诗歌和文学理论方面的建树也有待于我们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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