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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教参(邢福义版)
【时间:2011/6/23 】 【来源:邢福义大学语文教学参考 】 【作者: 不详】 【已经浏览4258 次】

  【教学指导】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从人物的语言、神情、态度等方面分析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
  2.了解孔子的思想主张和人生态度,探讨孔子的思想和人格在今天的意义。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1.引导学生从语言、动作、神情态度方面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
  2.结合孔子的人生经历和人生理想,理解孔子“吾与点也”的称叹中所包含的深意。
  3.了解《论语》的艺术特色。

  三、作者简介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少年时家庭“贫且贱”,常从事各种日常劳动。成人后曾任“委吏”(司会计)、“乘田”(管畜牧)等小官。自幼学无常师,相传从苌弘学音乐,从老子学礼,从师襄学琴。中年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晚年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整理《诗》、《书》等文化典籍,删修鲁国史书《春秋》,使之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孔子学说以“仁”为核心,认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论点,这就是他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他又认为孝悌为仁之本,施“仁”要以“礼”为规范,以“克己复礼”为“仁”,所以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时他又强调“礼”必须从属于“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是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他言行的汇编。

  四、课文分析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下简称《侍坐》)是《论语》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章,它以“言志”为中心,生动地再现了孔子与弟子们探讨问题时亲切而不失庄重,温和而不失热烈的场景。

  文章的开始,孔子就鼓励弟子们各言己志。子路性格率直,他抢先发言,希望治理一个外有强国侵凌内有饥荒之忧的“千乘之国”,并表示有信心在三年内使国家富足强大,人民安乐知礼。冉有表示愿意在一个小国做点具体的事,使国家变得富裕,并且谦虚地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则更谦虚地说:“非曰能之,愿学焉。……愿为小相焉。”表示只想在宗庙祭祀或诸侯会盟时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他们三人所言,或勇于事功,或娴于礼乐,分别秉承了孔子济世与修身之志。曾点(即曾皙)所言与子路他们完全不同,他所想的只是在沂水中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去。曾点的理想得到了孔子由衷的赞叹与嘉许。

  孔子为什么会“与点”?从孔子的人生遭遇来看,孔子当然注重事功,他渴望用世,已经到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程度,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字里行间透露着急于用世的迫切之情。但由于屡受挫折,使他在努力寻求用世价值的同时,也不得不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个人的道德操守,他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从立德体道的角度标举作为主体之人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境界。从个人的人生境界而言,孔子更注重个体的自由自立,把精神的超脱当做人生的极致和存在的本体。曾点之志不讲治平天下,也不讲出使会盟,而是以“春风沂水”这种诗意般的情景来表现生命的自足自得。这其实颇为符合孔子晚年隐含的出世隐居的心态。

  此文是记言之作,借语言、动作、神态描写为我们展示了文中五个人物不同的意趣、性格和志向,千百年后读之,仍能感到人物的风神气质流贯纸上,真可谓生动简练,余味曲包。

  五、课文翻译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孔子说:“因为我比你们年纪都大,(老了)人家不要用我了。你们平日闲居,就说:‘没有人知道我呀!’假若有人知道你们,(要请你们出去)那么你们怎么办呢?”

  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局促地处于几个大国的中间,外面呢,有军队侵犯它,国内又加以灾荒。我去治理,等到三年的光景,可以使人人有勇气,而且还懂得一些大道理。”孔子微微一笑。

  又问:“冉求!你怎么样?”

  冉求回答说:“国土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家,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光景,可以使人人富足。至于修明礼乐,那只有等待贤明君子了。

  孔子又问:“公西赤!你怎么样?”公西赤回答说:“不是说我已经很有本领了,只是说我愿意这样学习: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同外国盟会,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的司仪者。”孔子又问:“曾点!你怎么样?”曾点弹瑟正近尾声。铿的一声把瑟放下,站了起来答道:“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所讲的不同。”孔子道:“那有什么妨碍呢?正是要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呵!”曾点说:“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都穿定了。我陪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在沂水旁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一路走回来。”孔子长叹一声道:“我同意曾点的主张呀!”

  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都出来了,曾皙后走。曾皙问道:“三位同学的话怎样?”孔子说:“也不过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说:“您为什么对仲由微笑呢?”孔子说:“治理国家应该讲究礼让,可是他的话却一点不谦虚,所以笑笑他。”曾皙(误会了孔子的意思)又问:“难道冉求所讲的就不是国家吗?”孔子道:“怎样见得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土地就不够是一个国家呢?”曾皙又问:“公西赤所讲的不是国家吗?”孔子道:“有宗庙,有国家间的盟会,不是国家是什么?(我笑仲由的不是说他不能治理国家,关键不在是不是国家,而是笑他说话的内容和态度不够谦虚。譬如公西赤,他是个十分懂得礼仪的人,但他只说愿意学着做一个小司仪者。)如果他只做一个小司仪者,又有谁来做大司仪者呢?”

  【选自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

  六、问题讨论

  (一)讨论题参考意见

  1.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四人不同的人生志向中,你认为哪一个的更为可取?他们中谁的志向与你自己的志向更为接近?
  此为开放性问题,可根据课文分析让学生各言己志。

  2.孔子听完四位弟子的人生志向后,为什么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1)了解孔子的用世理想与人生遭遇;(2)孔子把精神的超然怡乐作为人生的极致和存在的本体,“曾点之志”超脱了一切俗缘、功利、计较和欲求,并且在当下即得的日常生活中就可实现。

  (二)课外练习思考题

  1.试从语言、神情、动作等方面分析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点。
  子路性格直率,从“率尔而对”可以看出;冉有比较谦虚,从他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中可以看出;公西华则更谦虚,从“非曰能之,愿学焉”几句对话中可以看出;曾点从容洒脱而又谦逊,从“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的动作、神态中可以看出。

  2.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收集有关孔子的评论和作品,说说你对孔子的评价。
  此题为开放性题型。可让学生在通读和熟悉《论语》的情况下,从孔子的思想、人格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谈谈对自己的看法。

  七、教学建议

  1.对孔子的人生经历、思想可略作介绍,有助于把握孔子在课文中表现的思想。
  2.本文可抓住“言志”这一线索,从语言、神情、动作等方面分析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点。
  3.对课文中提出的几种人生志向,可让学生讨论,也可让学生讨论“与点”的问题。

  【教学材料】

  一、相关评论

  1.朱熹《四书集注》引程子言
  孔子与(曾)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

  2.朱熹《四书集注》
  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处,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3.金圣叹《第五才子书?序》
  古来至圣大贤,无不以其笔墨为身光耀。只如《论语》一书,岂非仲尼之微言,洁净之篇节?然而善论道者论道,善论文者论文,吾尝观其制作,又何其甚妙也!《学而》一章,三唱“不亦”;《叹觚》之篇,有四“觚”字;余者一“不”两“哉”而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文交互而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法传接而出。山水静乐寿,譬禁树之对生。子路问闻斯行,如晨鼓之频发。其他不可悉数,约略皆佳构也。

  4.王充《论衡?明雩篇》
  曾皙对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曰:“吾与点也!”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而祭也。说论之家,以为浴者,浴沂水中也,风干身也。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审也。

  二、相关作品·长沮桀溺耦而耕章

  长沮桀溺耦而耕[1],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2]者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3]易之?且而[4]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5]之士哉?”耰[6]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7]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注释】
  [1]长沮桀溺耦而耕:“长沮”、“桀溺”不是真姓名。其姓名当时已经不暇询问,后世更无由知道了。耦耕是古代耕田的一种方法。
  [2]执舆:就是执辔(拉马的缰绳)。本是子路做的,因子路已下车,所以孔子代为驾御。
  [3]以:与也,和下文“不可与同群”,“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丘不与易也”诸“与”字同义。
  [4]而:同“尔”。
  [5]辟:同“避”。
  [6]耰:音优(yōu),播种之后,再以土覆之,摩而平之,使种入土,鸟不能啄,这便叫耰。
  [7]怃:音舞(wǔ),怃然,怅惘失意之貌。

  【译文】长沮、桀溺两人一同耕田,孔子在那儿经过,叫子路去问渡口。长沮问子路道:“那位驾车子的是谁?”子路道:“是孔丘。”他又道:“是鲁国的那位孔丘吗?”子路道:“是的。”他便道:“他么,该早晓得渡口在哪儿了。”去问桀溺。桀溺道:“您是谁?”子路道:“我是仲由。”桀溺道:“您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答道:“对的。”他便道:“像洪水一样的坏东西到处都是,你们同谁去改革它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种)逃避坏人的人,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这些)逃避整个社会的人呢?”说完,仍旧不停地做田里功夫。子路回来报告给孔子。孔子很失望地道:“我们既然不可以同飞禽走兽合群共处,若不同人打交道,又同什么去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同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

  【选自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

  三、延展资料·黄仁宇《孔孟》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作苏格拉底,把孟子比作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长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样的话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重视。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喜欢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仍然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篇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139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而现在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还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时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娴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但是这时也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载。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句话可能反应了当时各国备战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估量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情感,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然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赋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段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互通有无,社会之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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