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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兵:关于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的思考
【时间:2010/8/22 】 【来源:现代教育科学 2009年第5期 】 【作者: 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骆兵】 【已经浏览3044 次】

  [摘 要] 新一轮国学复兴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在此情况下加强国学教育恰是推进大学语文教学改革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学语文教学与国学教育接轨,适当采取国学教育的思维、设计和方法,为大学语文教学注入新的活力,进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不仅有利于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有利于世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 大学语文 国学教育 接轨 对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国学热奔涌而来,这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笔者认为,高等学校加强国学教育是推进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完成大学语文教学使命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学语文教学与国学教育接轨,适当采取国学教育的思维、设计和方法,可以在提高大学语文教学质量、促进大学生对范文认知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进而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

  一、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之渊源考述

    大学语文与国学有着不解之缘,存在着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教学内容的传承交叉关系。

    从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联系来看,古代国学亦是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在历史上,古代的“国学”指中央各专门大学。《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校”、“痒”、“序”是小学,亦谓之乡学;“学”是大学,属于高等教育,亦谓之国学①。据信史记载,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始有系统学校制度产生。此时,中央有太学,地方有学、校、痒、序。太学即大学,亦即国学。魏、晋、南北朝、隋代基本延续汉代学校制度。其中,西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二者同设。北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这是国子学由大学变成教育管理机关的标志。隋文帝以国子寺统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隋炀帝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唐代,中央直接设立的大学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皆是国学,皆隶属于国子监。宋代,中央设立大学性质的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同样皆是国学,均归国子监管辖。元代,中央设立的大学有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和汉学国子学,各有所辖的国子监。明代,中央大学初名国子学,后改名国子监。国子监有京师国子监和南京国子监两所,兼具国家教育管理机关与国子学性质。清代,中央大学是国子监,国子监具有中央大学和教育部双重职能。1840年以后,社会变迁促使新教育制度产生。戊戌变法期间及此后,随着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完成,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为代表,包括高等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在内的新大学制度正式确立。清政府于1905年设学部,统辖大学,国子监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京师大学堂等高等学校从传统国学转型为近代高等学府。辛亥革命以后,现代大学制度基本上由此损益增删而成。

    随着传统学校制度向近代学校制度转型,近现代的“国学”内涵发生了质变,即从“中央各专门大学”转变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②。这种转变发生于晚清,通常又称为第一次国学复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开疑古风气之先河,是对传统儒学全面重新估定和重新构建的先导。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与康有为密切合作,形成一股思想潮流。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等对传统诸子之学进行了全局性的重新估定和诠释,兼及佛学,成为晚清国粹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第二次复兴称为“国故”思潮,主要发生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与发扬了康有为、章太炎等对传统文化学术重新估定的事业,并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新文学取代传统古文辞及诗词曲赋,使上述重估、重构的影响急速扩大。民国初年,新教育制度形成,尊孔读经在正规学校教育中被明令禁止。但是,在思想界、文化界和学术界,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等大力提倡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以复兴和光大儒学为己任,对儒学作了新的诠释。20世纪4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学术致力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发扬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与响应,并且成为此后中国人民对待传统文化学术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基本行动纲领。第三次国学复兴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方兴未艾,“国学”即指“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亦获得普遍认可。

    近现代国学内涵尽管发生了质变,但仍保留着“中央各专门大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二者内在的必然逻辑联系,即通过大学的高等教育传承和弘扬中国固有之传统文化学术。

    从教学内容的传承交叉关系来看,大学语文包含国学内容是大学语文题中应有之义,大学语文教学本质上是国学教育的途径之一③。在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之前,语文教育就渗透在文化教育活动之中。在大学语文层面,夏、商、周的“学”皆是施行人伦之教,这与大学语文强调思想道德教育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此外,西周的大学课程还教以正心、诚意、修己、治人之道,格物致知及六艺之文,射御、跳舞之术,这与大学语文注重思想道德、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从东周、秦朝至汉代,太学的主要教材是孔子之术、六艺之文,这与大学语文教材所包含的传统文化题材是相通的。魏、晋、南北朝、隋代的太学或者国子学课程不外乎五经之术、六艺之文,但是,学风已经发生变化,佛老之学术研究趋于浓厚。值得注意的是,曹魏父子以君主擅文坛,海内从风,以致南北朝至隋,士大夫皆热衷于文学,对经学不复用心;南朝宋文帝元嘉时期,京师曾经开办了四所大学,研究佛老学说的曰“玄学”,研究古今历史的曰“史学”,研究词章的曰“文学”,研究经术的曰“儒学”,一举破除了以经术为主要课程的定规,这与大学语文内容涵盖文史哲且偏重文学性质别无二致。唐朝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专门讲授经学,具有文科教学的性质,这与大学语文属于文科性质趋同。宋朝大学最为发达的是太学,课程仍以五经为主,但是,历年屡有变更,程、朱语录、《四书》也渐列入课程,诗、词、赋、策论则随时采用,教学方法也比较完善,这与大学语文教材选文的灵活性相吻合。元代国子学主要讲授儒家《四书》、《五经》等经义,明朝国子监主要教材是《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清朝国子监主要教材是四书、五经、性理及通鉴等等,这亦与大学语文教材的选文有相通之处。

    毋庸讳言,在封建专制时代,高等教育以培养治术人才为宗旨,语文教育渗透于综合性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其中不乏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等历史局限。当然,这种历史局限与当今大学语文教学的意识形态要求有本质区别,不可同日而语。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要求中国文学与其他学科分开独立设科教学④,语文学科的前身文学科开始设立。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起步施行,历经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民国时期,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止。不过,这一时期“语文”的概念尚未完全确立⑤,在大学“语文”层面,基本对等的概念是“国文”。其发展趋势是由文言而白话,由中国文学而国文,强调国文教学中的思想、道德和审美教育。期间,从1938年开始,全国高等学校一年级普遍开设了大学国文课。在大学国文教材的编辑体例上,出现了文白合编和文白分编两种类型。例如,新华书店于1949年10月印发了《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 1950年5月印发了《大学国文(文言之部)》,叶圣陶为两部教材作序。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于1950年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的语文课本,以替代解放初期临时的“国文”、“国语”课本。其《编辑大意》道:“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大学“国文”随后也更名为大学“语文”,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二、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之趋同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古代教育史,就是一部中国语文教育史。语文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的历史渊源说明,大学语文教学本质上是国学教育的途径之一。当前,大学语文教学目标和任务逐渐明确。大学语文教材主要精选古今中外名家名篇,形式采取文白合编,体裁包括诗、词、散文、小说、戏曲、戏剧及影视文学,已经是普遍的做法。所有这些都为大学语文继续而有效地开展国学教育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当代大学语文教学可以适当与国学教育接轨,因为,在现实性上,大学语文教学与国学教育存在着以下诸种趋同关系:

    大学语文教学与国学教育的最终目标趋同,均着眼于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大学语文教学的基本目标是提高大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和初步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更高目标是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明末清初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陆桴亭认为:“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他认为教育的宗旨在于教学生怎样做“人”。但是,“人”不是容易做的,因此,在迈进大学伊始便须立志:“学者欲学圣人,须是立志第一。……志是入道先锋,先锋勇,后军方有进步,志气锐,学问方有成功。”毋庸讳言,陆桴亭所谓的“人”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但是,注重提高“人”的全面修养至今仍然不乏积极的现实意义。当代国学教育注重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学术,以现代社会价值观重构大学生的
人文精神,这与大学语文注重培育大学生的健全人格、人文素质是相吻合的。

    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的综合思维方式趋同,均对所授范文作综合性多元赏析。所谓综合性多元赏析,是指国学中的高级思维方法,即强调认识对象是立体的,判断事物不绝对认定一个“是”或者“否”,不把思维结论局限在“是”或“否”二元答案上,而是考虑到存在着“是”或“否”甚至此外更多的可能性答案上。众所周知,国学主要包含儒、释、道三家教义,从不严格区分文、史、哲,本质上是综合性多元的,国学教育内容因此也是综合性多元的。同样,大学语文既包括文学,也包括历史、哲学等不同学科,虽然一般偏重于文学教育,但是,语文作为中国的语言文字并非等于纯文学,总体上也是综合性多元的。大学语文教学采用综合性多元赏析方法,多层次全方位发掘范文的丰富内蕴,正是国学的综合思维方式应用于大学语文教学的体现。

    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趋同,均引导大学生做到中西会通。晚清,魏源、林则徐、张之洞等有识之士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将国学教育的视野覆盖了中西文化。张之洞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而“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国粹派提出的中西文化观,在抵制盲目西化、改变学术风气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国学针对西学而言,重视国学与西学的平等交流地位的文化价值观不乏合理内核,因此深入人心,影响深广,给予后世国学教育与大学语文教学有益的借鉴和积极的启迪,在引导大学生会通中西文化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的能力培养重点趋同,均培养大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和初步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在提升大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方面,大学语文教学要求大学生对于人生所需的工具即语文不仅能够理解、运用,而且能够分析、审美,进而提高艺术涵养和美学品格。在培养大学生初步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方面,大学语文教学要求大学生了解中国固有文化之一部分即学术和文学的流变,在了解国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初步学会独立进行科学研究,自觉探索事物的本质、特点和规律,获得真知灼见的能力。国学教育亦重视大学生的能力培养。例如,北宋程颐本着大学的“格物致知”精神,倡导求学的“积习自通法”,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是也。南宋朱熹依据《中庸》提出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⑥。其学说给予后世国学教育与大学语文教学足够而有益的启发。

    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的教学法方向趋同,均使大学生能够掌握独立阅读与理解经典的方法。大学语文教学在疏通范文的字、词、句等语言障碍之后,专注于范文的分析鉴赏。汉代国学教育方法讲究对古籍的翻译与考据,其中实事求是、精密搜讨的方法所包含的科学精神,与大学语文教学的科学求证方法是相通的。南朝宋文帝元嘉时期,国学教育注重玄学、史学、文学、儒学的研究,不拘一格,独辟蹊径,与大学语文教学强调创新思维方法是贯通的。唐朝国学教育把经学分为正经与旁经,可专修和选修,教学方式比较灵活,对大学语文教学确定授课原则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宋代国学教育注重“四书”、“五经”的教学,而诗、词、赋、策论等不分派别随时采用,旨在以内容扩充和方法革新等方式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对大学语文教学处理方法与目的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的教材编辑原则趋同,均是各种体裁、风格的文章精选合编;文学作品与非文学文章精选合编,而以文学作品居多;精讲、略讲、自学课文精选合编;文言文与白话文精选合编。梁启超开列国学入门书目包括《诗经》、《楚辞》、《昭明文选》、《乐府诗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还有《剧说》、《宋元戏曲史》、《元曲选》、《缀白裘》、《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梁启超还要求大学生“读书自然不限于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至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大学语文教材尊重中国的文明历史,适应当代人才培养的需要,文言文与白话文兼蓄,而以文言文比例稍大;注重中国的国情和学科本身的特点,中外文学作品精选合编,而以中国文学作品为主。这可以视为大学语文教材与时俱进、体现当代意识的理性抉择。

  三、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之接轨对策

    鉴于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存在趋同关系,大学语文又是与国学教育密切相关的学科,大学语文教学确实可以适当与国学教育接轨。但是,大学语文教学与国学教育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大学语文不是独当国学教育之任的唯一学科,不可能替代国学教育必需的所有专业课程,不可能承担国学教育必要的一切专门职责。要辩证处理大学语文教学与国学教育的共性和个性关系;要以提高大学语文教学质量为标准,不仅注重发扬共性,而且着眼张扬个性;要通过对具体范文适当采取国学教育的思维、设计和方法,促进大学生对范文的正确认知,进而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接轨,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妥善处理大学语文教学与人文素质培养的关系。大学语文教学的基本目标有主次之分,培养大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是主导核心目标,培养大学生初步独立从事科研能力是次要核心目标。主导核心目标构建了大学语文教学的个性,次要核心目标应和了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共性。大学语文教学的更高目标集中体现了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共性。明确大学语文教学与人文素质培养的关系,有利于防止过分强调大学语文教学的文学欣赏之个性,把大学语文上成了纯文学课,而忽略了大学语文教学的其他目标。梁启超说:“读《论语》、《孟子》一类书,当分两种目的:其一为修养受用,其一为学术的研究”;又说:“治《诗》者宜以全诗作文学品读,专从其抒写情感处而赏玩之,则诗之真价值乃见也。……以诗为教育之工具,其目的在使一般人养成美感,有玩赏文学的能力,则人格不期而自进于高明”,而“美感之能使社会向上也”。钱基博说:“我们学了国学,我们可以觉到,这个国家和我们的关系,……发生一种固结不解的爱。”由此可见,贯穿大学语文教学与人文素质培养之关系的价值观主要是社会和谐与爱国主义。大学语文教学与国学教育接轨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要通过人文素质的培养激发大学生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情。

    优化综合思维与创新思维方式的关系。大学语文教学运用国学的综合思维对范文作综合性多元赏析,不能仅仅滞留在揭示范文的丰富内蕴上,更要善于借此引导大学生发掘范文具有独创性的价值,以培育大学生的创新思维。陆桴亭认为,在大学教育阶段,大学生获取知识和学理及研究一切之所以然,一方面由听讲而得,另一方面更要由自己研究而得。梁启超充分肯定顾炎武治学的主要思维方式是“贵创”。钱基博认为:“有价值之文学作品,不可不以下列条件为标准: (甲)就作意论(一)独创……”研究国学的方法很多,老子的“超象而观玄”、“执古以御今”,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多学而贯一”,清代学者的“大胆的假说,小心的求证”等,都是国学综合思维方式的具体应用,大学语文教学可以其作为培育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基础。

    正确对待大学语文教学的中西会通关系。中西文化各有优长,为世界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学语文教学不能拘泥于国学,中西文化会通的关键是要教育大学生学会理解。一方面,要通过了解中国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曹聚仁说:“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固当合理的迎纳,但自己背后还有国学站着,这两种文化究竟如何使他沟通,也是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对于国学所含的原子不明白分析出来,如何能叫彼和别种化合?所以要先研究国学,才找得出沟通方法。”叶圣陶说:大学生“‘读解古书’与‘欣赏中国文学名著’,须讲求到相当程度,而‘读解’与‘欣赏’的结果,须‘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了解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王国维说:“学无中西”,“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教育大学生做到中西文化会通,不断使中华优秀文化得到传承和创新,是时代赋予大学语文教学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接轨共同面向世界的必然要求。

    精选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充实大学语文教材。大学语文教材要通过遴选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彰显学科的个性。所谓“美的文学者,论内容则情感丰富,而不必合义理;论形式则音韵铿锵,而或出以整比;可以被弦诵,可以欣赏”,唯其如此才能满足提高大学生文学欣赏能力的需要。而提高文学欣赏能力,于文学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诚如钱基博所言:“盖‘国文研究法’之所研究者,在吾人文学创作能力之修养。”从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的共同目标来看,大学生仅仅停留在文学作品欣赏上是远远不够的,要通过自己的研究发掘传统文化学术矿藏中所蕴藏的尚未开辟的精金。而发掘的过程就是培养大学生初步独立从事科研能力的过程,与此同时,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将会逐步
得到提高。

    准确定位大学语文教学中涉及国学的语文教育目的。大学语文的教育目的,一是促进文学创作。这种促进对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显得尤为重要。二是掌握基础写作方法。叶圣陶说:“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培养大学生基础写作能力是大学语文作为独立学科独当其责、义不容辞的任务,而基础写作能力正是大学生初步独立从事科研能力所必备的素质。三是要求通小学。大学语文教学虽然不把重点放在字、词、句的串讲上,但是,文学欣赏是建立在疏通作品的字、词、句等语言障碍之上,故大学语文教学一旦涉及到古代诗、词、散文等非通小学不可。例如,对《诗经·蒹葭》中的“所谓伊人”之释,“伊”可训为“她”,或可训为“他”,便涉及到小学的知识了。四是适度贯彻人文教育思想。叶圣陶说:“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是灌输固有道德,……而竟忘了国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

    通过教材编辑体例的设计使大学生知晓古今人情的变迁。大学语文教材编辑体例遵循文学体裁的传承与革新规律,能充分说明“社会更迭地变换,物质方面继续地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大学语文教材编辑体例应以文学历史为经,以文学体裁为纬,经纬交织,分门别类,这对大学生清楚认识古今人情的变迁大有裨益。同理,文言文和白话文是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各传真相,各纪其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作家情思的表达各有专用、各有所长。大学语文教材编辑体例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可以并存,不能偏废。至于大学语文教材中的中国文学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比例,从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的渊源和促进大学生中西会通两方面来讲,宜以中国文学作品为主,外国文学作品为辅。此外,要通过大学语文教材编辑体例的设计,使大学生从范文当中得到积极启示,养成独立阅读欣赏的习惯,掌握基础写作的方法,随时随地拿来活用,终身受益。

    注释

    ①朱熹《孟子集注》云:“痒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共之,无异名也。”(《四库全书》第1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126页)
    ②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 1906年,第19期)
    ③叶圣陶说:“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认真学习语文》,《文汇报》, 1963年10月5日)
    ④“中国文学”相对“外国文学”而言,有自己的学科宗旨和要求,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教育,也不完全等同于现代语文课。
    ⑤叶圣陶说:“(语文)这个名称是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用起来的。解放以前,这个学科的名称,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解放以后才统称‘语文’”。(《认真学习语文》,《文汇报》, 1963年10月5日)。
    ⑥语见《白鹿洞书院教条》。

    参考文献:

    [1]孟子[M].四库全书(第197册) [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26.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A].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668.
    [3]王松泉等.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84.
    [4]陆桴亭.思辩录辑要[M].四库全书(第724册) [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4, 18.
    [5]张之洞.劝学篇[A].沈云龙.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482册) [Z].台北:文海出版社,岁次戊辰仲春刊行: 14493, 14437.
    [6]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十八) [M].四库全书(第698册) [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51.
    [7]阮元.十三经注疏(下) [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32.
    [8]梁启超.梁启超讲国学[M].北京:金城出版社, 2008: 187, 11, 62-64.
    [9]钱基博.国学之意义及治国学方法之评判[J].清华周刊, 1926,第25卷(7).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1.
    [11]钱基博.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A].国学必读[C].北京:中华书局, 1924: 73.
    [12]章太炎.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3, 13.
    [13]叶圣陶.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J].教育通讯(第3卷), 1940, (41).
    [14]王国维.国学丛刊序[A].王国维遗书(第三册)) [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 207.
    [15]叶圣陶.对于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J].中等教育季刊,创刊号, 1940-9-30.

    *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课题“大学语文与国学教育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YB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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