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文学译介工作和出版在国内相当繁盛，许多当代外国作品被及时介绍给读者，不少文学经典被反复重译。但令人担忧的是，其中一些作品的译文质量不能被读者信任。翻译是一项文化建设事业，我国文坛上流传着一大批受人赞誉的翻译佳作。为此，《中华读书报》设立这个栏目，旨在向广大读者提供追求两种语言文字之间最好的转换，阅读和欣赏译文的信、达、雅。

    当一个中国读者读到一本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时，他实际上是在读一个中国译者（大致应该是中国的译者，因为外国人很少为中国的读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用他自己的文字所转达的外国原作者的文字、文体、文笔乃至文本。中国作家莫言在谈到“翻译家功德无量”时，曾有这样的议论：“像我们这样一批不懂外语的作家，看了赵德明、赵振江、林一安等先生翻译的拉美作品，自己的小说语言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语言是受了拉美文学的影响，还是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我的语言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而不是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那么谁的语言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呢？是赵德明等先生。”

    译者文字水平的高低，他翻译时下的功夫深浅，他所理解并转达的原作精髓的程度，总之，译本的好坏，往往决定了中国读者对原作的认识、理解、欣赏、认同、接受，决定了一本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命运。因此，读者在购买和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一定要选择那些可靠、可信的译本。

    好的译本首先要取决于好的译者，译者的外语水平、中文功底、敬业精神、工作态度是保证译文质量的首要条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好的译本其次还要有好的编辑来编，编辑的水平、工作的认真程度，在使好稿子变成好书，使好的“译文”变成好的“译本”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些出版社只求选题，不求编辑，结果往往把好原料和好作料糟蹋了，不仅没有做出美味佳肴来，反而用一道糟糕的菜败坏了读者的口味。我以前有过“一流的选题，二流的翻译，三流的编辑”的说法，指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在编辑校订的文字工作中历来是肯下功夫的。以李健吾先生所译的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收入在“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为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认为，在此前出版的《包法利夫人》中译本中，有李健吾、李吉力人、李青崖等人翻译的本子比较不错，其中又以李健吾的译本最为传神。但该译本由于问世较早，某些语言与当代语言习惯有一定的距离。于是编辑与李健吾的家人（版权继承人）研究，决定由出版社编辑负责核校不要重新编辑加工，由李先生的女儿李维永审阅认定。这样产生的新本子，既保持了李健吾先生译文的原貌，又消弭了原译文中的若干小疵点，算得上是“一流的选题，一流的翻译，一流的编辑”了。当然，读者在选《包法利夫人》时，也并不一定购买和阅读李健吾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周克希先生的译本也是很不错的。

    读者在购买和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一定要有“译本意识”，在看过了书名和作者名之后，还得仔细看一看封面上的译者名，接下来恐怕还得看一看出版社的名字（做事认真、规矩的出版社值得读者的信赖）。当然，最好还去浏览一下内中的东西……

    可惜的是，在许多出版社出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封面上，读者见不到译者的名字。译者的功绩已经被遮掩、藏匿、抹杀了一点点。这样的做法其实并不好。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部《红与黑》，中国已经有了十好几个译本，如果封面上不写明是谁谁谁译的，读者往往会认为这十几个译本没有多少差别，全都是法国人司汤达（当然也有译为斯丹达的）的作品。明白人知道，十几个版本，这里头的差别大了去了。我呼吁，译者的名字一定要出现在书的封面，也一定要出现在出版社用于宣传、销售之用的“图书目录”中，作为读者选择时的参考。至少，出版社约请的如果是好译者，就应该把译者的名字亮在封面上。毕竟，好译者其实也是一块金字招牌。

    反正，我在购买外国文学作品时，是一定要看译者和出版社名字的。我知道，为了推出一部好作品他们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中华读书报》推荐优秀外国文学译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①“名著名译插图本60种”，如《堂吉诃德》（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包法利夫人》（福楼拜著，李健吾译）等；
    ②“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第三辑），如《托诺－邦盖》（H.G.威尔斯著，蒲隆译）、《间谍》（康拉德著，张健译）等；
    ③“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1），如《凯恩河》（拉丽塔·塔德米著，王家湘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