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世存《非常道》，觉大学语文亦有“非常道”者，乃试以非常之语道之。

    1904年癸卯学制，大学设预科，预科开设中国文学课，这是民国大一国文及共和国大学语文的前身。

    1904年，京师大学堂教授林传甲编成《中国文学史》，自言“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昔京师大学堂，未列文学于教科，今公共科亦缺此课，传甲于优级师范生分类后，始讲历代文章源流，实为公共科之补习课也”，因此可视为第一种大一国文教材。

    1929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课为大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一年级生的共同必修科目。
       
    1932年8月7日，胡适在北平暑期讲演会上做题为“中学国文教学法”的讲演，提到“这次北大招考新生，国文试验，以最容易的国文常识测试，而结果大多数学生不及格”。

    同年，浦江清在评述清华学生的国文程度时也说：“今日一般人国文程度太坏，大学生几如中学生。”

    叶圣陶说：“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27年度开始的，到现在两年了。为什么要添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把大一国文的起始时间定在1938年，未免太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所谓“中学生国文程度低”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蒋介石1941年9月给教育部手令说：“现在中学国文程度低落，应令各中学校长切实注意，并设法提高；以后凡大学招生，如有国文不及格者，不准录取为要。”
　　
　　30年代末，郭绍虞在《语文通论》中说：“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在各大学中向成问题，学生之需要不一致，学校各方面之期望不一致，即在国文学系各教员之主张也往往不一致，顾此失彼，难求两全”。

    许渊冲说，1938年来联大后，居然在《大一国文》课堂上，亲耳听到朱自清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
       
    汪曾祺说，西南联大曾有一本“京派”《大一国文》教材，“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姜亮夫在1942年说：大学国文的“目的是在训练学生能去自己读中国文化中所必读的书，能写清顺的文章，都是偏于工具技术的训练。”

    朱自清在清华担任中文系主任时，负责全校一年级国文课教学，期终考试时，他出的考题是：“试比较《母亲》里的母亲和《淘金记》里的何寡妇”。他说，我出这个题是有意的，让学生比较这两个人：一个是为被剥削被压迫者的解放而英勇斗争的母亲，另一个则是旧社会的寄生虫。

    1943年8月，国立编译馆出版了“部定大学用书”《大学国文选》，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作序说：“大学一年级之国文学程为共同必修科目，所以养成学者理解载籍之能力，与运用文字之技术，以期渐进而阐扬固有之精粹者也。”

    民国教育部“部定大学国文选”初选目录有三篇语体文（即白话文），鲁迅两篇，徐志摩一篇，后因“生人不录”一条标准，全部不用，该教材乃为全体文言文。

    1944年，西南联大编了一本《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里面有胡适、鲁迅、徐志摩、冰心、宗白华、朱光潜、梁宗岱等人的文章。

    1943年，魏建功在《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一文说：现在的高中生，无论文言和白话，根本没有做成一篇文章！文言既没有写好，白话也又写不好了！文言白话分不清楚，两体都写不好了！如此，“教大学一年级国文的先生就是神仙也难于搭救这些国文病深入了膏肓的学生！我敢说现在大一学生国文程度不好是一个积久的赢弱症侯。”他甚至预见“大一国文问题是下一代乃至几代语文教育的整个问题”，是“下一代乃至几代的严重问题”！

    朱自清在《论大学国文选目》一文中说：“兴趣这东西不宜过分重视，尤其在大学生，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兴趣是常会变动的，训练应该循序渐进的训练下去，有时候必需使学生勉强而行之”。

    民国年间有一篇题为《大一国文堂上的写真》文章，说是课堂上同学们有的拿了各种小说在那里鸦雀无声的细看，有的高声谈论军国大事，有的我摸你一下，你打我一下。教师进门后叹口长气说：当教员当到大学国文教员，真叫倒霉……。据说这是当时普遍情况，连清华都是如此。

    现在人们都津津乐道民国时期大师教大一国文的盛况，其实大一国文教师也有不堪的时候。叶圣陶遇典故还要查辞典，因此只能教大一国文，轮不到教专业课。沈从文教大一国文，刘文典以为他连跑警报的资格都没有。启功教中学国文不合格，遂改教大一国文。闻一多一学期只讲一篇《天问》，传为美谈。某教师效颦，大一国文只讲一篇韩愈的《进学解》，余则全讲自己的文章，被学生集体赶出课堂。

    《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中说，清华大学各系检讨功课时，不少人认为大一必修国文是可以废除的。将来中文系的人事问题颇困难。担任大一国文的多数是教员及助教，不知如何安插他们？
       
    1948年，季羡林说他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还要“必修”大一国文课，“大一国文的选本，花样尽管怎样翻新，内容尽管怎样不同；但材料同中学课本不会有多么大的差异，反正不过是几篇文言，加上几篇白话。实在用不着再让学生牺牲一年的时间来念也许已经念过几遍的文章。”“说是增进同学的国文程度吗?……倘若还有同学在十二年以内没有把国文念好，这位同学几乎可以说是已经不可救药，想在大学一年里补起来也绝不可能了。”

    1949，文管会接管北平各大学后，进行了一些课程改革的探索。清华大学组织了校制商讨委员会，讨论学制及课程的改革问题。改革的结果，清华大学机械系取消了“以前同学所认为不合理的和不需要的如大一国文、英文、测量、水力实验等课”。

    唐文治是民国年间一个推崇国学近乎狂热的学者，他任上海交大校长期间，从大一到大三全部开设有“中国文学”课，并亲自任教国文课，还自编“国文”教材，上呈教育部。

    1951年，上海交大突然把国文课停了，只留下一个老师。公布这件事情之前，没有跟大家商量，系主任也不知道。钱谷融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教务长，其他人在上面签了名。这件事引起了上交大领导的不满，钱谷融遂离开交大。

    1952年，徐复观进台中省立农学院讲学，原先安排讲“国际组织与国际形势”，后他主动要求改讲大一国文，每次课前他都认真备课，反复高声吟诵课本文章，感觉和早年习得的桐城派文论“重温旧梦”。

    吴小如说，远在文革以前，他就几次呼吁各理工大学应恢复大一国文课程，而且至少是一学年六学分的必修基础课。由于人微言轻，无人响应。

    苏步青1978年4月发表任复旦大学校长宣言说：“如果允许复旦单独招生，我的意思是每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课目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1978年秋天，南京大学恢复了大学语文课程，校长匡亚明对当时的语文教材不满意。徐中玉刚刚摘掉“右派”帽子，匡亚明主动和他联系，希望两校合作，编写一本高水平的教材。

    另一种说法，1980年夏，徐中玉在庐山参加“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期间，不慎患病，中途回沪在第六医院治疗。南京大学中文系侯镜昶教授特来医院看望，说匡亚明校长有意发起恢复开设久已被无形取消的“大学语文”课程，希望与华东师范大学一道来提出倡议。

    1980年10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联合倡议下，于上海召开了有20所高校参加的大学语文教学讨论会，会上对《大学语文》课的教学目的和要求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并制订了教学大纲，拟定了教材篇目，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

    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于1980年，1982年首届年会收到一百多篇论文，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同行的3篇，介绍了香港大一国文的做法：学生除听课外，每学期作文最少三篇，另每两周作短文一篇，另每学期交读书报告一篇，所看的书由系方推荐，包括近代作家选集，如鲁迅、茅盾、巴金、钱钟书等。

    据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统计，截至1986年11月，全国已有四百多所各类高等院校开设了大学语文课。

    当年倡导重开大学语文的三个人：匡亚明、苏步青、徐中玉。匡老和徐老的首倡之功得到充分宣传，惟苏老事迹不彰。笔者电话问过苏老当年秘书王增藩，亦无确切答复，非常可惜。

    1986年3月9日，匡亚明、徐中玉、侯镜昶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此事无人响应。

    侯镜昶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语文教研室主任，在开设“大学语文”课、筹划成立“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诸多事务中，他都是匡老和徐中玉先生的得力助手。他后来调入浙江大学筹建中文系，却于1986年一个人不幸因病猝死在宿舍中，四五天之后才被人发现，享年49岁，令人不胜惋惜和悲痛。

    应用写作课挤压大学语文课的现象在80年代末已露端倪，匡亚明1990年写信给徐中玉说：“语文课当然包括‘应用写作’、‘文秘写作’等在内，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较小的一部分，过分强调这部分，一部分压到整体，就会影响、削弱大学语文课更高更深远的意义。”

    余光中1993年说：“我相信一个人的中文根抵，必须深固于中学时代。若是等到大学才来补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国文之类的课程不过虚设。”后来魏饴编《大学语文新编》，请他作序，他又改口说：“一个人的语文程度，照理在中学时代就应该奠下基础，如果错过机会，至少升大学之后应加以补足。所以‘大学语文’一课非常重要，如果再错过了，一个人这一生恐怕就绝少有机会再回头认真学习自己的母语国文了。”

    大学语文研究论文中，常引用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中的话：“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然而谁也没有见过这个意见稿。

　　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徐中玉常喜欢引用《红楼梦》中的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人情世故胜于读书，然大学语文终不能不读书。

[红楼人物百图].戴敦邦

    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现任会长谭帆说：“《大学语文》课程必须专业化；《大学语文》教师必须学者化。”

    钱理群对大学生泄露开设“大学语文”课的目的：“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本来就应该学文学的，因为家长强迫你们学理工科，因此我要把你们骗到中文系来。”

    郜元宝说：“对汉语文来说，其重要元素基本上已经在‘中学语文’中登场表演过了，‘大学语文’的选文无论如何高深，也不会高深在‘语文’方面。既然这样，为什么还非要冒用‘语文’的名义不可呢？”

    杨振宁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在美国所有的大学生都要上英国文学课，我认为中国所有大学一年级的同学，也都要开中文课。”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说：“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任继愈说：“现在大学一年级不学语文，博士生文理不通。我们大学一年级必须学国文，不及格不能升班。祖国的语文，为什么不学？李广田、沈从文都教过大一国文，林庚在清华讲过大一国文。讲课闻一多讲，改卷是林庚改，就是当助教。”

    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钟宗宪说：“其实，整个（大一）国文教育环境，反而因为一些乱象而正开始重新充满活力。”

    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王金凌说：“尽管大学国文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很重要，却重要得像空气一样。人时时刻刻都在呼吸，就不感觉到空气的存在。只有在快没空气时，才会感觉到不能没有空气，不能没有大学国文。”
       
    台湾师范大学林安梧说：“若能配合‘大一国文’与‘大一英文’，做一些交叉对译的工作，让大一英文也上上《论語》、《庄子》的英译本，让大一国文也上上《莎士比亚》、《湖滨散記》的中文译本，这可能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是极有好处的。”

　　2009年情人节，台湾国立联合大学举办有奖征文，本是以大一生为主的，后来大二大三大四都来参加。优等作品《寻》是这样写的：“伞翼留不住雨／落至掌心／雨季城市 捉摸不定／妳 矇矓／奔去／却是蜃楼般的幻影／街道是回忆的迷宫／无数穿梭／只为一次相遇”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说：“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就是精确而优雅的使用本国的语言。”

    薛涌称《风格的要素：全球英文写作圣经》是美国的大学语文教材。这是一种指导应用文写作的小册子。
       
    2006年11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在湖南文理学院召开，会议形成的“纪要”建议教育部把大学语文作为全体大学生公共必修课来开。2007年教育部高教司38号文件（函）转发了这个纪要。2007年5月10日《北京晨报》率先报道“教育部要求高校必修语文，汉语不过关不能毕业”。5月11日，教育部网站刊发声明：“因高校课程设置问题涉及高校办学自主权范畴，教育部并未对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开设做硬性规定，该课程如何设置由学校自行决定。”

　　2006年，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上，魏饴说：“我们上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发现目前登记在馆的公开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就达1402种。”这就是这一数字的来历。

    2010年1月25日人民网消息：近日，上海同济、华东师大、华东理工、上海财大、上外和东华等六所高校举行自主招生测试，考生人数逾万。六所高校中，有四所要么是理科生不考语文，要么是全部考生都不考语文。
       
    2010年全国两会“关于重视母语教育，提高汉语能力”提案，提到要加强大学语文课，教育部答复说：“因高校课程设置问题涉及高校办学自主权范畴，为此，教育行政部门不宜对大学语文课程开设作硬性规定，该课程如何设置由学校自行决定。”

    30年前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首届年会，提出要创办会刊，这在当时应该是容易的。然而后来就不见音讯，据说办过几期《大学语文通讯》，现在也难以得见。30年来全国大学语文教师翘首盼望，今网上忽见山西《语文教学通讯》增发“大学刊”，自称是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会刊”，亦不知真假。

    30年前首届大学语文年会即讨论课程性质问题，其后历届都列入讨论议题，至今未有定论。人可氏曰，重开大学语文三十年，成绩与缺点都在于同一件事：三十年还没有明确的课程定位，这是最大的缺点；一门没有明确定位的课程，能够坚持三十年，这是最大的成绩——说明人心所向。

    站内链接：大学语文非常道（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