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人说，做学问，写文章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那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我们现在可以借用这种说法来谈谈写文章的问题。
义理和考据，是属于文章内容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说来，讲究义理就是要求观点正确，论据充分；讲究考据就是要求材料准确。辞章是属于文章形式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说来，讲究辞章就是要求适合于内容的完美的形式。义理、考据和辞章虽然是在三个不同方面的要求，但是这三个方面是密切地相互关联着的。
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在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三者中，义理应当是灵魂、是统帅。因为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材料是要由观点来统帅的。
如果一篇文章，有的只是华丽的词藻，有的只是庞杂的材料，却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人们读过以后，根本不知道作者是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那样的文章，人们通常就称之为“没有观点”的文章，也就是没有灵魂的文章。
真正的好文章，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拥护那应当拥护的东西，同时也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反对那应当反对的东西。这才会是生气勃勃的好文章。
正确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客观实际中来的。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从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给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才能在这问题上形成正确的观点。因此，我们要把正确的观点传达出来，也是离不开材料的。
在这点上，我们讲究义理，显然是和前人的说法在原则上不同的。从前写文章的人说到义理时，往往只是指“古圣先贤”已经说过的道理。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虽然是人类的实践经验的科学的总结，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南针，然而也不能把它当成教条。正确的观点，不是简单的教条，不是空洞的观点，而是从具体材料引出的正确的结论。
教条主义者以为他们既已从书本上接受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他们就可以用简单的推理来获得关于任何问题的正确观点。教条主义的文章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在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但是因为它缺乏对具体材料的具体分析，往往只好装腔作势，大声喊叫，以此代替科学的论证。其实，越是这样，越是反映出这种文章的思想贫弱。
也有这样的文章，一方面提出了若干观点，一方面也举出了若干材料，然而并不能通过这些材料使人信服地承认这些观点。原来这样的观点并不是从这些材料的科学研究中必然达到的结论，这些材料不过是为适应这些观点而任意拼凑起来的装饰品。结果当然会弄成材料是材料、观点是观点，正如水是水、油是油一样，不能合成一家。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鲜明和有力量，就在于它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事物的逻辑，使人看到，什么是我们必须拥护，也不能不拥护的；什么是我们必须反对，也不能不反对的。所以，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对写文章的一个根本要求；我们所要求的义理，不是搬弄一些空洞的观念，而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材料的准确性
在研究问题时，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但是在写成文章时，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把所接触到的材料全部搬到文章中去。如何选择最恰当的、完全可靠的材料，对于一篇文章的成败，常常有很重要的关系。
对文章中使用的材料有什么要求呢？
第一，要求所使用的材料对于所说明的论点是足够的和必要的，并且是作了具体分析的。堆积一大堆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要求所使用的材料是准确可靠的。不论是引用事实的材料或者文献的材料，或者是在批驳错误观点的时候引用错误论点的材料，准确可靠都应当是一个起码的要求。
对于材料的准确性进行必要的审核，这可以算是考据工作。前人讲考据，多是指对古文献的字句文义的考订。我们所说的考据，范围要广得多。当然，我们并不赞成在文献的考证中无目的地转圈子，但是我们必须在使用必要的材料来论证自己的论点的时候，要求材料的完全准确，一直到材料中的每一个细节。
有人也许认为，只要不妨害所要表达的义理，材料的细节有点出入是无所谓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即使细节的出入对于全部论证不发生直接影响，也会使人对于材料的全部可靠性发生怀疑，以至伤害了论证的说服力量。有时看来是无关大体的细节上的马虎，却会造成关键问题上的错误，那当然更是要警惕的。把细节弄清楚或者作适当的交代，是可能的。对于可以做到的事不去做，这是一种懒散的作风，和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严肃认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
不久前，《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的编者为了提醒撰稿人注意引文的确实，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说，最近在该刊发表的一些文章，引文完全确实的难得有一篇两篇；有一篇题目叫做《柳宗元的诗》的文章，全文才两千字上下，引文不确定却有十一处之多。引文要核实无误，这当然不是什么难以做到的事情，但是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在文章写成之后，仔细核对，这类错误是很容易发生的。
对于在全部论证中带有关键性的材料，当然更是应当花气力去考究一番。一个认真的作者总是要反复地考虑：他所引用的事实材料是否确实可靠？他所引用的文献材料是不是恰如原意？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材料，只要是他引用的，他就对它的确实性负责。为此他就要尽量搜集和引用第一手材料，决不贪图方便，随便录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一个材料，经过几个转手以后，可能与本来面目大相径庭。对于比较复杂的事实材料，他总要花一番气力加以审查，或者把这一材料和另一些材料相核对，或者亲自作调查，解剖一个麻雀，来验证一般材料的可靠程度。
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作风是我们的模范。在拉法格的回忆录中写道：“马克思……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的实证的。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恩格斯为了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不只阅读了大量文献，而且亲自访问了很多工人。恩格斯在他的书的标题下，还特地加了一句话：“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
列宁的作风也是如此。克鲁普斯卡娅曾指出：“列宁并不靠自己的记忆，虽然他的记忆是很好的。他从不凭记忆‘大致不差地’来叙述事实，他叙述事实是极确切的。”“他对地方自治局统计材料的研究及整理作过很多的工作。在他笔记薄里仔细地写了很多的统计表。当涉及有巨大意义和巨大比重的数字时，他连已公布的数字表的总计也加以检查。仔细地检查每一事实，每一数字，是他始终用的方法。他的结论都是根据事实来作的。”
要有好的形式
如果一篇文章所讲的道理错误，引用的材料虚假，即使在形式（辞章）上如何漂亮，也决不会被认为是好文章。
但是，好的内容要求有好的形式，拙劣的辞章必然使内容受到损害。以为形式不需要讲究，形式好不好无关重要，是不对的。
我们所说的辞章涉及语言、章法和风格等方面。一个作者力求掌握丰富的词汇和多样的句法和章法，目的是为了运用自如，能够把内容传达得准确而生动。把内容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对文章形式的基本的要求。用词不妥贴，造句不合文法，行文缺乏条理、拖沓冗长，就会把意思弄得含混晦涩，令人费解甚至误解。在准确之外，还要求文章写得生动。在辞章拙劣的文章中间，人们所读到的永远只是干瘪的词汇，刻板的句法、章法，即使这种文章把意思大体表达出来了，也会因为它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使人不愿意亲近。所以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严肃地对待文章的内容的人，一定也在文章的形式方面提出严格的要求。李卜克内西回忆说：“马克思在语言和风格问题上十分考究，有时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他对于语言的简洁和正确是一丝不苟的”，“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
也许有人要担心，用心追求文章形式的完美，会不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形式主义是用形式方面的追求来掩盖内容的空虚和谬误。形式主义者并不是为了准确地、生动地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而讲究形式的人。
我们提倡写文章注意修辞，当然是从切合内容的需要出发。如果作者本没有什么新颖独创之见，却勉强去雕砌一些警句、格言之类来等着读者喝采，那就是舍本逐末的作法，同形式服从内容的要求新违背，是我们所不取的。
事实上，辞章问题虽然是个形式问题，却不只是单纯的技巧，而是同作者的思想作风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的丰富多采，往往就是思想的丰富多采的反映。一个思想僵化、粗枝大叶的人，很难写得出生动活泼、严密周到的文章来。因此，不从训练自己的思想着手来加强辞章修养，将很难有大的效果。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总是严格地要求自己，尽最大的努力使文章形式作到准确而优美，那也会有助于我们头脑日趋精密和活泼。
有人认为，文章以朴素为贵，只要能把一个意思讲得清楚明白就行了，不必费气力去打扮。对这种意见要分析一下。如果是说文章的修辞应当先求准确，应当恰如其分，不要矫揉造作，以辞害意，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以为随随便便写下去就叫做朴素，实际上使朴素变成了简陋和寒伧，那是我们所反对的。真正的朴素的风格并不是不费气力就能达到的。
当一个人长期运用文字工具到十分纯熟的程度之后，他在用词造句布局等方面就有自己一套特殊的习惯，这种表现方式上的独特性，是形成文章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好文章朴素，有的好文章色彩绚烂；有的文章以含蓄取胜，有的文章淋淋尽致。同是向反动派作斗争的文章，鲁迅的风格和闻一多的风格就很不一样。在我们的文坛上，应当使不同的风格百花齐放。
要把文字工具掌握得熟练，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学习。毛泽东同志说过，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语言，要下苦功学，要学人民的语言，学外国的语言，学古人的语言，从这些语言中吸取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为了能把文章写好，就应当这样地努力。
（注：“施东向”为当年《红旗》杂志社写作组笔名，作者有胡绳、王忍之、郑惠三人，主笔为胡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