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文明进程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指纹和文化名片。余光中曾说：“中华文化是一个浑然大圈，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处可寻，而中文乃其半径，中文有多长，半径就有多长，圆就画得多大。但就合时顺势而言，中文不但是源远流长的文化载体，也是与时并进的高速公路，不但厚载了累积的文化，也能扩大应变的功能。”（《载体与通衢》，魏饴主编《大学语文新编•序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汉语热在全球迅速升温，预计到2010年，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将达一亿！汉语，在中国实施和平外交战略，提升国家软实力，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促进人类文明多样化等方面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当汉语的“半径”越来越长，中华文化这个“浑然大圈”越画越大的时候，汉语在她母国的生存处境却不容乐观，从中学生到大学生，汉语运用的能力每况愈下。中学生作文在应试的大环境下渐趋“八股”，空话假话连篇累牍；中学生能熟练歌唱的流行歌曲绝对比他们能背诵的唐诗宋词多得多。一句“误尽苍生是语文”的抨击，固然有偏激之嫌，却也道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隐忧。大学生错别字层出不穷已见怪不怪，即使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要做到文从字顺也非易事。在大学校园里，读外语的声音远比读汉语的声音密集响亮。2008年秋，笔者随中国书法家协会代表团赴日参加“第十九回日中友好自咏诗交流展（东京展）”，获一日本书法家赠送的诗集——用汉语写作的律诗、绝句，格律工整，平仄协调，写景抒怀，佳构迭出。而中国的书法家，大多为抄书匠，几人能作近体诗和楹联？大街小巷的招牌广告上，要想找不到错别字都难。从学校到社会，汉语的文化立场正一点点丧失，汉字的文化资源正一点点流失，有人称之为“母语危机”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是很复杂的，历史的原因不说，当下的原因，有外来文化的冲击、电脑的普及和经济大潮下价值观的取向等等，但教育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

    中学的语文教育，由于现行中、高考体制的存在，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颓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到了大学，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著名数学家、复旦大学原校长苏步青教授曾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的话，我建议第一堂课先考语文。考后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这话固然有道理，但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不可能实施。正因为有识之士深感语文学习的重要，自上世纪80年代初，各大学相继恢复了大学语文的开设，但近30年的大学语文教学却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其中固然有课程定位摇摆不定、师资队伍良莠不齐的原因，但《大学语文》教材缺乏科学性和学理性等，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据“2006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上魏饴的论文统计，公开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多达1400余种。老实说，其中的绝大多数是不理想的：有的所选篇目与中学语文教材的重复率高达40﹪以上，有的编写体例完全沿袭中学语文教材，有的编写思路十分陈旧，有的课文讲解舛误百出。有的教材完全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即使是个别较有影响的教材，又因十余年不变而落后于时代。近年来，这种状况稍有改观，出现了一些较高水平的大学语文教材，这主要是因为有了一些著名学者（如陈洪、温儒敏、丁帆等）的介入，但仍未从根本上净化大学语文教材空间，鱼目混珠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当我们读到邢福义主编的《大学语文》时，不禁欣喜。作为一个从教近20年的大学语文教师，通过对众多同类教材的比较，认为这是一本高品位、高水准、有特色的大学语文教材。

    其一，强大的编写阵容。主编邢福义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在汉语语法、修辞、逻辑、文化语言学等领域均有精深研究。他在其负责的“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子课题——“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中的汉语学科创新”中，将大学语文教育及教材编写作为项目内容，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件“小事”，而实际上，透过这本《大学语文》，我们可以看出一位语言学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这就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捍卫汉语的尊严与纯洁。在全球化语境中，这件“小事”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除主编外，编者戴建业（华中师大）、樊星（武汉大学）、汪国胜（华中师大）、王泽龙（华中师大）、杨荣祥（北京大学）、曾艳兵（天津师大）均为博士生导师、知名学者，他们的研究专长几乎涵盖了中文专业的各个学科。雄厚的学术实力为教材质量提供了可靠保障。其实，我国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吕叔湘、朱自清、刘半农、夏丏尊、黎锦熙等先生，都为上世纪我国语文教材的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或担任主编，或参与审订编写，或著文为之张目。尤其是叶圣陶先生，1923－1949的26年中，独编与合编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就有13套，计62册之多，耗费了大量心血。仅以独编的《开明国语课本》为例，初小8册，高小4册，选文达400余篇。这套课本出版后，十多年内重印了40余次，惠泽无数学生。学者编写教材至少有3方面的优势：第一，开阔高远的学术视野；第二，令人信服的学术质量；第三，精益求精的编写态度。邢编《大学语文》就充分显示了这一优势。

    其二，“五性”统一的编写原则。所谓“五性”，即语文性、人文性、思辨性、包容性和严谨性。语文性是指语文的功能性和工具性，具体说，就是充实语文知识，增强语文能力，提升语文品格。人文性和思辨性旨在培养学生的能力，前者是人文关怀的自觉、人文视野的拓展、人文素养的提高；后者则是对语文现象的分析鉴别能力、对文学文本的鉴赏审美能力以及对社会人生的判断思辨能力。包容性有两个指向：第一，语言和文学（人文）并重。目前的同类教材，或“以史带文”，或“以文体带文”，或“以专题带文”，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文”，对于语言的运用则往往忽略。本教材第四单元专列“语言运用”，还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标点符号用法》，将语言和文学并重，真正体现了“语文”学科的科学性。第二，选文的广泛，古今中外、各种文体的文学作品囊括其中。严谨性，一是体现在选文上。选文广泛不难，难在严谨。本教材所选文章，首先具有“经典性”，即是某一时代、某个民族、某种文体的典范性作品；其次具有典型性，典型性即代表性。典型性的作品不在于多，而在于精，精则能收到以少胜多、以点带面、举一反三之功效。现在的大学语文教材越编越厚，平庸之作充斥其中，原因就在于严谨性不足，学术眼光不够。

    其三，鲜明的时代感。目前使用的一些较有影响的大学语文教材，十多年不求更新；有的教材属于“克隆”版（或自我克隆，或克隆他人），有的教材换汤不换药，这类教材显得陈旧老套。本教材给人以鲜明的时代感。具体表现在：第一，选文的时代感。如于坚的《父亲》，属于“民间写作”，颇有些“另类”；伊沙的《9•11心理报告》属于网络写作，而作者所关注的是世界性的大事件，从中可以看出“新生代”的心理症候。又如邢福义《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在“国学热”虚幻繁荣、母语显露危机的当下，作者对国学的界说，对国学精魂的阐释，对中国语学的探究，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还有雷达的《足球与人生感悟》等，无不紧扣时代的脉搏，跳荡着时代的音符。第二，体例的新颖性。每篇课文除了传统的“文本概说”、“注释”、“评析”等内容之外，还设有“讨论”和“助读”，这对于学生的阅读延伸以及探究式和研究型学习，对于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大有裨益的。第三，教材文本的多元性和立体化。本教材除课本之外，还配套有《大学语文教师手册》、《大学语文教学设计》，为教学提供了充足信息和极大方便。此外还配有《大学语文》助教光盘，开设了“大语教研网”，实现了纸质文本与多媒体视听的有机结合，这既适合于当代大学生的学习惯性，又便于本课程教学与研究的信息反馈。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编制教材，足见教材编者前卫的教育理念和深厚的人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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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邢福义）
    一种负责任的大学语文教材
    喧哗与骚动时代的虔诚阅读——读邢福义主编《大学语文》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