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要求
1. 抓住文章关键语句，理解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的看法。
2. 如果高中时学过李约瑟的《发明与发现的国家》（苏教版教材）或《〈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沪版教材），对比两篇文章。
二、学习要点
在本文中，李约瑟以钦敬的笔调，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对科学人道主义的贡献。他认为，远在西方之前，中国古代的思想很早就已达到了科学人道主义的水平。本文有史有论，史论结合，而以论为主统率全篇。寻求中西文化的结合点，试图找到实现科技人性化的最佳道路，这正是本文最深远的用心。
三、作者生平
李约瑟生于伦敦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父亲是军医，母亲是音乐教师和作曲家。早年在剑桥大学受教育(学士1921年月、硕士1925年1月；博士1925年10月)，然后从1924年在剑桥冈维尔奇学院的霍普金斯实验室工作，研究胚胎学和形态发生。
1936年，三个中国人来他的实验室一起工作(鲁桂珍、王应睐、沈诗章)；其中，鲁桂珍(1904—1991)，一个南京药剂师的女儿，教李约瑟文言文，从此之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有极大兴趣。
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李约瑟从1942年一1946年在中国当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与历史学家王铃博士合作，并认识了吴作人等学者。此外他又游历了还没有为日本占领的地方，包括敦煌和云南，又参观考察了中国各学术机构从而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资料。这对他后来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有极大帮助。
之后，他在巴黎当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而且得到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资助而开始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1948年，李约瑟回冈维尔奇学院。尽管在1955年被委派到北韩查核细菌战的证据，从此之后，他集中写作和研究一直到1990年退休。1987年，由爱丁堡公爵主持李约瑟研究所的开幕。
李约瑟首先娶李大斐(Dorothy Needham，娘家姓Moyle，1896年～1987年)。李大斐死后两年，李约瑟再婚，娶鲁桂珍。从1982年，他得了老年痴呆症，在剑桥寓所辞世，享年95岁。骨灰安放在研究所院子里的菩提树下。
四、作者作品
李约瑟博士早年是一名生化学家，30—40年代以其二部学术专著而创立了化学胚胎学这门新学科，举世震动；在援助中国抗日的艰苦岁月，他率先提出战后国际科学合作及建立国际科学机构的设想，并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建议建立相应的国际科学合作机构，将“科学”这一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内容列入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之中，最终形成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1年8月，他在莫斯科的第13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被选为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1UHPS／DHS)主席。1974年8月，又主持了在东京召开的第14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该会主席任职期满时，又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在皈依中国古代文明之后，以毕生的心血撰写并出版有30多卷册的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使之形成一门国际性的新学科；在宗教方面，他发展了马克思韦伯的理论，肯定它在科学的发展上的积极作用，并将它与科学互相沟通；在人类物质文明史上，他以大量的证据，证明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推动作用，有力的批判了欧洲中心论，并将东西方两大文明联结起来，指出其向世界大同方向发展的总趋势。他首肯张贵林教授的《联合论》哲学，并积极参与国际联合论科学院创立发展的工作，乃为国际联合论科学院总顾问。
人们称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0世纪的伊拉斯谟”。
五、创作背景
本文选自《四海之内》。
文艺复兴后，欧洲人渐渐掌握了近代的科学和技术，拥有了空前的对自然的控制力量，并借此开展了殖民与扩张，他们把自己的力量推广到美洲、非洲、亚洲……，他们把自己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掌握了近代的科学和技术使西方人充满自豪；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使他们更有理由相信欧洲文化与其他一切文化不同，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富于创造力与生命力，较其他文化优越。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曾谈到欧洲人这样的文化优越感，他说，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任何有关世界历史问题时都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西方文明，并且只有西方文明刁一具有普遍价值。他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实例，比如在印度，医学在经验技术方面相当发达，但却没有生物化学为基础的解释；在中国，史学繁荣，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远东国家大规模编纂的法典，或是其它国家的法律文献，都不具有系统严密的思想形式，远不如罗马法及受其影响的西方法律那样缜密有序、富于理性；在艺术方面，西方人发展出了完整的记谱系统与系统的表现手段使演奏现代音乐作品成为可能；在建筑方面，合乎理性的使用了哥特式拱顶作为分散压力和覆盖所有结构空间的手段；教育方面，中国也曾有过高等教育机构，但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却只有西方才有，而且只有在西方才达到了它今日在我们(指西方人)的文化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导论》部分)韦伯这样的看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毋庸讳言，韦伯所描述的也都是事实，近代西方人在各方面都曾取得过杰出的成就，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的骄傲与优越感不是毫无根据。
但当我们展开李约瑟博士《四海之内》时所见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气象，李约瑟博士开宗明义便对欧洲文明的优越感与普遍意义发出了质疑，并谨慎地提出近代西方文明中究竟有多少是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有哪些是地区性的，只能局限于欧洲？显然，一旦提这样出的问题，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因为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是现代学科与技术，以及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哲学思想。从科学的诞生发展看，科学依赖于人对自然的观测和基于观测的推理、探索。大自然中所内蕴的真理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切人类，不论其是白人还是黑人，男人还是女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只要受到应有的培养教育，具备了适当的条件，都有资格、能力从事科学真理的研究与探索，科学在本质上是一项全人类的社会性的事业，而不仅是西方人的专利。
在科学的兴起之初，科学的基石并不只是欧洲人，而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所共同镌刻和奠定的；东方人对此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of China)本身就是这些成就的纪录。近代理论科学、应用科学的诞生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酝酿，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曾吸收过阿拉伯的学术知识、印度的思想意识和中国的工业技术等许多必要的知识营养，当欧洲人以哥伦布及其他航海家的探险事业而感到自豪时，应该想到了指南针、船尾骨佗来自中国，多层桅墙来自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尾桅三角帆来自伊斯兰航海家。否则，远洋航行难以想象。
在近代，欧洲人把对自然探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们不再只停留于长期观察积累习得的经验，而是引入了实验阶段，使以往的经验能从科学的理论土加以解释和说明，产生了真正意义的近代理论科学、应用科学。毋庸置疑，欧洲人对科学的发展的功劳是极大的，以致于他们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对近代科学和技术的专利感。因而，有些人不大愿意看到亚洲人或其他民族模仿、因袭近代的科学和技术成果，难怪李约瑟说他常听到有人抱怨亚洲人只是在抄袭欧洲的科学和技术成就。事实上，这些在近代落后的民族在领略近代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威力时，早就结结实实地付出了代价。在李约瑟看来，其它民族学习近代科技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其中贯穿着理解与领会。自然界的知识是永无止尽的，学习者在探求中会对科学的发展做出新贡献东方人在不断努力赶超西方科技的过程中，已经在各科学领域中取得不少优秀成果，出现了许多一流的科学和技术专家、人才。而且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欧洲人不能把科学当作欧洲人的私有财产，更不能成为欧洲人把他们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人民的手段，科学这种东西只能由全世界人民以最充分的自由方式来共享。
因此，除科学技术外，欧洲的文化不应有更多的优越性与普遍性。罗马法当然是人类法学思想的最高成就；希腊哲学不言而喻是人类所能探索到的最接近于真理的哲学：基督教是全世界各地人民都必须信仰的真理启示；欧洲的雕塑与绘画是最标准的，欧洲的音乐是真正的音乐。……这些都是武断的结论因为，全世界各地的人民在他们各自特定的生存空间内创造出自己辉煌的文化。东方文化的精微、博大决不在西方之下。李约瑟个人以研究自然科学出身，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科技的进展有深刻的了解与独到识见，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学是最富于社会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虽然它不能脱离当时的封建社会背景的局限性，但儒家所关心的主要是社会的道义准则。如果说儒家对社会的专注导致了对自然界的忽视，那么，道家则不然，李约瑟博士认为，对道家来说，世界就是自然，所谓“道”就是对自然界一切事物的运转之道，而非社会中人与人相处之道。道家曾不遗余力地攻击“知识”，事实上，他们所攻击的是儒家学院派的知识，道家所宣扬的消极思想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虚怀若谷的求知精神，科学家在大自然面前必须具备这样的精神。道家强调必须排除一切先人之见。所有的自然界的一切现象，无论如何琐细、如何卑微，都在自然哲学家的观察范围之内。在道家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探索如何控制自然的道理。在古代，儒家提供了人道主义，而道家提供了科学。在李约瑟看来，中国古代的思想在很早就达到了科学与人道主义的水平，这远在西方人之前，愈是对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的探究，就愈深刻地感到它们就象两个不同的作曲家所谱写的两部交响曲，而基本的旋律却是完全一致的)因而，一切人类集团，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都要有谦逊的精神，要真正理解、尊重其他人民的文化价值，谦逊本身是一种潜在的爱，对他人的善意的态度，虚心地向他人学习的意愿和对一种文化独尊观念的否认。
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科学为求得一席之地曾和宗教进行不懈的斗争，科学以其求实、求真的精神向宗教的权威挑战，击退了宗教的虚妄、迷信。随着人类科学的进步，越来越成功地探索到宇宙的奥秘，过去深信不疑的教义成了虚构的神话；宗教的信仰由于得不到合理的论证说明将被人们放弃。似乎科学的进步终将使宗教节节后退，直到消失。但是，1961年5月9日，李约瑟博士在剑桥大学联合学会的辩论会上对上述这种“科学”前进、宗教后退的观点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认为宗教中包含着独特的神圣观念，以完备的形式同人类所认识的最高伦理原则结合在一起，不论欧洲的还是亚洲的宗教体系都有这样的深沉的涵义。认识宗教本身的意义，不是拘牵于从拉丁神学中断章取义，及个别的宗教词句，而是要领会其中的容忍，牺牲与友爱的道理，使所有人能够愉快而和谐地相处。科学使宗教中迷信的思想得以清洗，神学的虚妄观念得以扫除，但长期以来宗教把守着邪恶的大门。为过去的文化提供连续性的功能是科学所无法取代的，宗教中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慈悲、怜悯、和平、仁爱”的神圣观念是科学所无法替换的。这与罗素在《宗教与科学》中所讲的科学只讲真伪、不问善恶、科学取代不了伦理是一个道理。在科学单纯地表现为一种力量的时候，就像金钱、像水火样，可以用从事善良有益的事业，也可以用来成就恶行特别是人类掌握的科学力量足以毁灭地球、人类的时候，对科学的滥用无疑会造成劫难。四十年代中期，当李约瑟博士在重庆听到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时候，他体验到的不是一种战争即将结束的轻松喜悦，而是一种新的恐怖和战栗。因此，越是科学发达，就越是要接受宗教伦理力量的规约，只有坚持这样的观念，使人类各种伟大的文明相互谅解、尊重，取长补短，才会使科学用于善意、有益的事业，使科学成为人类谋求福利的方法。李约瑟博士推崇的全人类的谦逊与友爱，相互间的平等与尊重等这些理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他选用一句古老的中国话“四海之内皆兄弟”来涵盖主题，既表达了他的思想与期望，也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独钟的情怀。
六、课文讲解
在本文中，李约瑟以钦敬的笔调，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对科学人道主义的贡献。他认为，远在西方之前，中国古代的思想很早就已达到了科学人道主义的水平。就此，李约瑟进行了三个方面的阐释，首先，他认为中国是科学人道主义的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具体而言，儒家提供了人道主义，道家提供了科学，墨家则把二者结合了起来。其次，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即“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离开来，从来不把人看成是脱离社会的人”，亦即天人合一论，有机整体论，并从中抽绎出“变”，将其与现代科学基础的进化的世界观联系起采，从而发现了中国古代科学人道主义与现代科学人道主义思想的相通之处。再次，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人道主义对西方特别是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批评了西方对中国文明的错误认识。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李约瑟提出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一致性，促进“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之汇合”，是当前最重要任务的论断。
本文有史有论，史论结合，而以论为主统率全篇。就“史”而言，中国古代思想史实与科技史实，既是其研究阐释的对象，又是本文赖以立论的基础，作者搜罗广泛，用例恰切，充分显示出“博”和“准”的特点：就“论”而言，眼光独到，分析细敏，阐释充分，能发人所未发。对中国科学人道主义思想的内在结构及其流变，分析颇为深透。本文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分总式和层进式相结合的结构方式架构全篇。譬如，论儒、道、墨三家对科学人道主义的贡献时，采用了分总式；论述科学人道主义的内在构成与理论基础时，采用了层进式，这些结构方式的运用，使文章显得逻辑清晰，结构严谨。本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多用比较法，善于在中西文化的“异”中，寻绎出人意料的“同”，并以“同”为基础，寻求中西文化的结合点，试图找到实现科技人性化的最佳道路，这正是本文最深远的用心。
七、练习
1.选择题
以下哪种观点作者没有在本文中表达（ ）
A. 儒家虽然讲人道主义，却是反对科学的。
B. 道家除了施行炼丹术这种经验主义的实验之外，从来没有能够提出任何探索自然的有效的办法。
C. 直到宋代，中国才出现了自然哲学家的学派。
D. 自从耶稣会传教士在17世纪初叶来到北京以后，中国的科学就已经逐步融化在现代科学的大熔炉之中。
答案：D
2.填空题
作者认为（中国）是科学人道主义的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具体而言，（儒家）提供了人道主义，（道家）提供了科学，（墨家）则把二者结合了起来。
3.简答题
作者说论述了儒、道、墨三家对科学人道主义的贡献，试举一例。
答：例如道家为延长生命，发明了炼丹术，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火药。
八、研习与思考
1. 中国的科学人道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请以李约瑟的论述为据进行概括。
答：李约瑟在文章中论述了儒家、道家、墨家等各自对中国科学人道主义的贡献，他把中国的科学人道主义看成是它们的思想的一种融合，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是中国科学人道主义世界观的两个理论基础，它们的共同点是“变”。问题可以用这样的思路进行思考。课文“评析”及“作品资料”部分对这一问题也有所论述，可参考。
2. 李约瑟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就像两个不同的作曲家所谱写的两部交响曲，而其基本旋律却是完全一致的”。请结合李约瑟的有关论述，谈谈你的认识。
答：李约瑟注意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但更强凋它们的相同性，而相同性使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与汇合有了基础。请参考课文“评析”及“作品资料”部分对这一问题的论述。
3. 李约瑟认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是怎样的？现代科学对于人类文明所能起的最大作用是什么？
答：李约瑟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组织层次上升”的过程。现代科学对于人类文明所能起的最大作用，就是“使整个世界在地面上统一起来”，向更高级的组织和联合形式发展。请参考课文最后的4个自然段。也可参考课文“评析”及“作品资料”部分对这一问题的论述。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1. 李约瑟抄录《四库全书》一段火药记载的手迹。
2. 摄影作品。大俯角，三角架升到了头。我要站在椅子上才能看到取景框里的一切，我希望李约瑟先生能在原位转一下头，他坚持如转头就让我在他前面的位置拍摄。这是他的性格。拍照进行了约二十分钟，我希望他谈谈人生。他开始了大约十分钟的个人叙述，大意是讲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结识了许多有学问的中国学者，学到了比在英国学的更多的有关中国的知识，从此他愿献身中国科技中的研究工作。(邓伟摄影并撰文) (1991年11月7日)
3. 1992年，江泽民主席书写“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的条幅，褒扬他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卓越成就。
十、延伸阅读
李约瑟生平
（一）李约瑟的童年
李约瑟的父亲是伦敦的一位名医，可是在1890年时，伦敦流行白喉，由于当时还没有抗生素，他的太太和十岁的女儿在一天之间同时感染白喉而过世。李约瑟是第二次结婚所生的独子。
1990年9月4日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颁给李约瑟，他坐在轮椅上致词，一开始就讲述他的生平：
我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南区的克拉彭公园。父亲是位医生。我小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私人诊所医生。后来，父亲在哈里街有了房子，成了麻醉师。在我们的家族中，有沿用“约瑟夫”这个名字的传统。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母亲是音乐家，也是作曲家，名叫艾莉西亚·阿德莱德·尼达姆，旧姓蒙哥马利。母亲当时很有名气，那时她在近卫军乐队中担任指挥。她创作的歌曲大都很有名，如《我的黑玫瑰》这首歌差一点儿获选为爱尔兰的国歌。
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和谐，慢慢地我也感觉到了。至令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母亲敲打着上了锁的父亲诊所的门窗，埋怨让我识字太早。这样的争吵在房间里常常可以见到。那时我可能有六岁了。我父亲有间很漂亮的书房，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读到一些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利格斯的《哲学的历史》这本书，至今我还保存着它。
我深深为父亲的治学精神所打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如果说我单单受我父亲的影响，那么恐怕我就难以致力于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庞大的课题了。在昂德尔公学学习时，校长F．W．桑德森的谆谆教导给了我以极大的影响。在我14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被选进了这所公学。校长先生常常对我说：“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实例了。他还常常对我说：“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起自己执着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事情干好”，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就是我找到的能唤发我执着追求的东西，而且也可以说实现了。这些情况，还是另找机会再谈吧！在昂德尔公学，其实也并不太快乐。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所公学把重点特别放在体育运动上。那时，我编了一本名叫《铁房子》的家庭杂志。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就跟父亲到杯尔医院，第三伦敦综合医院以及乔治皇家医院去。在那儿我给人家当手术助手，给外科医生递递缝合线和钳子一类的工作。我第一次看做手术是九岁的时候，那是由约翰·布兰德主刀的阑尾切除手术。父亲见我见到血没有晕过去非常满意，给了我几枚金币。后来，真正的有资格医师严重不足，以至于谁都能从事医疗工作，我也被卷了进去。说老实话，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手术，而且有的外科手术简直就像是做木工活儿。我自己想进一步学习，想做些更为复杂的工作，因此就没有成为外科医师。
我是个独生子，无法依靠兄弟姐妹，但我想谁都能起搭桥的作用。我这样说，是因为许多父母的孩子常常想让父母和好，但没有实现，所以我就想起中间人的作用，从中搭桥，从中调解。再譬如，我大学时代想在学问与宗教间架起桥梁；紧接着后来，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学学者，想在形态学与生物化学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后来我就决定在中国和西欧架设桥梁了。
（二）宗教信仰
李约瑟研究所研究员格利高里·勃鲁在《李约瑟及其研究成果》里这么写李约瑟：“……父亲是一位医学博士，后来成为伦敦哈利街最早的麻醉专家之一。从父亲那儿，李约瑟学会了对法国文化很强的鉴赏能力，并学会对宗教持坚定的现实主义态度。这种宗教态度对他后半生的世界观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924年，李约瑟博士与多萝西·莫伊尔小姐结婚，她也是一位剑桥大学天赋很高的生物化学家，撰写过关于肌肉收缩的生化著作而名扬世界，如今他俩是少数几对同为皇家学会院士的夫妇之一。”
“他俩也是热心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自2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参加埃塞克斯郡撒克斯特德镇的内省教会礼拜。只要力所能及，李约瑟博士仍然作为一名讲经师在那里定期宣讲。”
“在宗教观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勇敢的理性主义者，深受鲁道夫·奥托，威尔弗里特·诺克斯和戴尔哈特·德·卡尔丁思想的影响。除专业研究外，他还多年兼任伦敦的戴尔哈特研究中心的主任。”
何丙郁是李约瑟的巨著的合作者之一，他在1985年写的《我与李约瑟》一书也写道：“在父母的熏陶之下，童年的李约瑟对基督教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朝思暮想着传教修道的生涯。”
李约瑟在年青时除了在生化实验室工作，他还曾在良牧宣道会（The Oratory of Good Shepherd）当了两年杂务修士。
李约瑟曾对这段日子怀念，他说：“我住在宣道会修道院的这两年里，自然跟我的同事——宣道会神父们都很熟悉，而且喜欢他们。长老约翰·豪（John How）——后来任格拉斯哥主教——是个坚强的人物，沉默寡言，嘴上常叼着一枝香烟；从他这里我学到一种坚定的意志，‘不要被各家学说的风吹到哪里是哪里’。”
“另一方面，英王学院的教堂主事埃里克·米尔纳-怀特（Eric Milner-White）却完全不同，他是个情趣高雅的唯美派仪礼论者，赞赏一切音乐、文学、艺术中美的东西。”
“而威尔弗雷德·诺克斯（Wilfred Knox）又是另一种人，好嘲笑多奇谈，很引人喜爱。他启示我如何把最广泛、最自由的智力思考同天主教的实践和感受的正常主流结合起来。”
“当时的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教堂主事——后来任伊利主教（Bishop of Ely）的爱德华·温（Edward Wyn）也许聪明才智略逊于其他这几人，但他却总能给人以活力和欢欣。总括一句，我从宣道会教派学到了许多难以用文字表达的东西，但也有许多可以写成警句，如‘一事一物，都有意义’。”
在多伦多大学执教的第莫迪·布鲁克教授，是李约瑟的合作者。1996年7月在《现代中国》（Modern China），他写了“李约瑟的中国学”来纪念李约瑟，他说：“李约瑟是一个基督马克思主义者。”
他小时看了韦尔斯（H．G．Wells）的科幻小说，受了里面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后来又从父亲藏书看到萧伯纳写的一些文章，因此有了一些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读昂德尔公学时，他的牙齿不好，常常要到30里外的彼得布勒（Peterborough）去看牙医。在那个车站可以看火车转轨和调动，有一个老司机和他成为好朋友，带他去司机室，教他开火车，因此他对工人阶级产生好感。
另外一次，他和父亲到欧洲大陆度假，在法国一个叫“厄”（Eu）的小镇误了车，没有地方住宿。车站的一位铁路工人，带他们到他的简陋的家，并且对他们热情的招待，这使他对下层的无产阶级的人们更加同情。在中学快要毕业时，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和他的同学谈论这事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件好事，使他的有维多利亚时代保守主义思想的父亲大吃一惊。
事实上，他没有读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后来他成为了工党的党员（左翼）。他自己曾说：“经过毕业前和做研究生的那一段时期，我得到一个深刻的信念，即人类生活包含各种少不了的经验形式或方式。我们可以区别哲学或玄学的形式，它们各自存在，不能为其他任何一种形式所排斥，然而即使互相抵触，彼此还可以互相解释。这些经验的各个范畴，无论用什么语言或文字来阐述，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绝对真理——所有的范野都是相对的，彼此之间都有矛盾。”
（三）胚胎生物化学之父
1918年10月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医科。李约瑟的指导老师是威廉·哈地爵士（Sir William Hardy），他原先是组织学家，以后转到研究生物物理学，成为润滑物理学的专家。
李约瑟原先是想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动物学等生物学科，可是哈地对他说：“不！不！我的孩子，那绝对不行。未来是在于原子和分子，我的孩子，原子和分子。你必须搞化学。”结果，李约瑟就学化学了。
李约瑟在1990年领取日本颁给的福冈文化奖的大会上这么说：“我在1918年作为医科大学学生，进了剑桥大学的冈维尔-凯思（Gonville and Cains College）学院。”
“战争结束时，我已是海军外科中尉军医。但我既没通过医学考试，又没有制服，更谈不上出海了。这些军医的任务，只是根据水兵伤势情况，作出基地医院或就在护卫舰或驱逐舰上治疗的建议。”
“我在凯思学院作过人体解剖，并通过了第一次及第二次医学学士考试。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所讲授的课程吸引住了，促使我开始了生物化学的研究。”
“霍普金斯博士是从来不给学生课题的。但是，一旦学生自己充分把握住要干什么时，他便会从各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
“那时，我看到一篇由一战时死去的名叫克莱恩的年轻学者写的论文。文中指出，鸡蛋中促进生长的因子在成长初期时为0mg，到抱卵三周后竟达310mg。我把这篇论文拿到霍普金斯博士那儿，告诉他这一伟大发现——鸡蛋是多么了不起的化学工厂啊！当时，他就劝我研究下去。”
“我开始研究是在1921年，最终出版了《化学胚胎学》（3卷）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想解释清楚胚胎在成长过程中的化学变化以及合成；后者则想就‘形态发生形成体’自身的生物化学阐述一些已知的东西。”
“金·布拉谢特在他的书中，称我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但他只是说了这一点，而我发现了什么并没有说明。”
李约瑟的《化学胚胎学》（3卷）出版，在学术界上建立他的声誉，这套著作在世已六十多年了，仍是这个领域中价值颇高的教学与参考工具。
他曾回忆说，写那巨著，他是有些精疲力尽的感觉，他发誓在该书写成后，以后不再去写多卷本的著作。
二十多年之后，当他进入中国科学与技术历史的研究，他准备写一部这方面研究的书籍。在1948年5月18日他写信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S．C．罗伯斯（S．C．Roberts），他表示同意罗伯斯的看法该书不要超过一卷，页数是在600页至800页之间，该书的读者对象不单是中国史专家或一般人，而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
不到几年他要否定这誓言，写出了几十册的巨著。
（四）勤苦学中文
李约瑟在《〈李约瑟文集〉中文本序言》解释他学中文的动机：“在我略知汉字以前，我已37岁了，那时我是剑桥的一个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皈依那样。”
他的中国研究生告诉他中国文明曾经在科学技术史上起过的作用，李约瑟从沈诗章、王应睐、鲁桂珍三个同行身上，看到了中国伟大的所在，发现了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绝对的金矿。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有意无意中寻求已久的思想解放——从以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价值是绝对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其他同样微妙复杂、同样迷人、同样值得探讨研究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生活。
李约瑟在1990年9月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受奖纪念演讲这么说：“这三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因此我开始学习汉语，也学习比会话难得多的汉字。我一直觉得，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学习汉语，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从那以后，我阅读中文开始摆脱初级的‘ABC’阶段，进入如夏日遨游江河那样的畅达阶段。”
他开始拿了一本中文词典学汉字，鲁桂珍像教导孩子一样，帮助他学习汉语，并经常回复他简单的中文书信。这时剑桥有一位著名捷克汉语教授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m），也帮他学中文，每周两个小时李约瑟到他的家去读和讨论《管子》，哈隆教授准备翻译出版《管子》一书。《管子》是李约瑟接触的第一部中国原著。
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写道：“大约在15年前，有一天我在友人古斯塔夫·哈隆教授的书房里，和他共同研读主要是道家思想的古书《管子》。这次，他建议很快翻过我们正在读的那一章的某些材料，因为其中似乎只包括一些关于动物的荒诞无稽的传说。可是我却仔细地研究了它。结果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谈到某些海洋动物受到月亮周期的影响，它们的大小随着月亮的盈亏而增大或缩小。我大为惊奇，因为我记得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完全相同的话。”
鲁桂珍在《李约瑟的前半生》提到李约瑟学习汉语的方法：李约瑟自己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一套学习方法，在各种簿子上记满了笔记。他有一个做法是把各个韵母-ian、iang等一页一页分开，各分四栏，区别四声，再在左边把声母依次排列，如ch-，Ch'-，f-，j-等。于是他编制了一系列的单字表，并在栏内填上这些单字的意义。这对记字有很大的帮助。
他做的另一件事是用新的检字法编字典，把所有的字分成四类，另附一个不大的“其他”类。四类是竖、撇、捺和方框（如“口”，“回”）。这样就把字典的214个部首，连同它们所属的字，全部归纳在这四大类里。
最后，他用一本比较大的按英语字母排列的地址簿，专门收集有些西方人认为汉语中根本没有的字句型式，即所谓语法结构。他在这里悉心研究词序、量词、虚字、数词、连词等等。
李约瑟经过十多年的勤苦学习，能够直接阅读中国古籍和翻译。
王玲在1988年于美国圣迭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科技史讨论会”上讲“李约瑟的精神”提到：“他不但通晓好几门西洋文字，而且通晓中国白话与文言。他把中国上下数千年的深奥古文层层阐释，并介绍给当今的西方学人，像这样集才智与造诣于一身者，除他莫属。”
“譬如，从事中国古文翻译时，约瑟凭他的敏捷思维能够马上发现任何错误。凭他过人的记忆，他还讲出某某人所译段落有何差异，是否正确，他完全有能力确切评述，有时还能纠正汉学大师的差错。这样，他就把原先难以理解的文字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从而发现其科学价值。”
“有时候，他可以经过不懈的努力在一天之内不止一次地解决问题，我还记得约瑟乐呵呵地对我说：‘今天有了三大发现呢！’也许有人要问，他是怎么成功地运用自己的古文功底的呢？我可以老老实实地回答：他能整页整页地浏览不带标点的中国古文，并且一眼就找出要找的技术术语及文字说明，这在非华人学者中实属罕见。我们时常一块儿查资料，本人尽管自幼受到祖父的古文薰陶，却常常要败在约瑟手下，到最后往往彼此会心一笑了之。总的来说，我们多年的辛勤劳作化成了巨大的快乐。”
（五）俭朴过日平易近人
何丙郁在《我与李约瑟》中说：“虽然李约瑟的家境和经济状况不差，但他却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他在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时，曾经买了一件新的外衣。当时剑桥大学风气纯朴，他不好意思让同事看到他穿新衣，便在吃午餐时把它铺在草地上，让同事们坐，以期它早点变旧。”
“他的午餐通常很简单，只有面包、三文治之类。天气好时就在园子里露天进餐，这是一种很省时间的习惯，吃完后就可以立即回实验室继续工作。”
“……李约瑟十分珍惜食物，连落在桌上的碎屑都曾拾起放在嘴里，也许这是遵从英国的一条明训：‘不浪费，不愁缺。’”
“李约瑟在研究室里也同样是这种作风。他从不浪费纸张，往往将用过的纸翻过来再用。他的很多初稿就是写在用过的纸的背面的。他还将邮包上的绳子收存起来，以备日后再用。他的邮件来自世界各国，贴有各种各样的邮票，李约瑟都剪下来，存放在一个匣子里。其实，他并不是集邮者，只是觉得弃之可惜，不如送给集邮者。”
“有时也可以看到他手拿剪刀，将厚纸剪成一张张卡片，作搜集资料用。有人说这是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因为卡片可以买到，不必花太多钱，用不着大名鼎鼎的科学史权威来亲手制作。但李约瑟告诉我，他是借此使脑子得到休息，松弛神经，实在是一种消遣方式。”
李约瑟读剑桥大学时，他的父亲买了一辆黑色的自行车给他上学用，这辆车李约瑟用了七十多年，还是为李约瑟研究所的学者服务，三排档、磨电灯仍旧完好，坐上去依然结实灵活。
王玲在第五届中国科技史讨论会上曾介绍过李约瑟的工作情形：“他组织有方，工作不知疲倦。他常常‘开夜车’一直干到次日清晨，从来不肯把问题留到第二天解决。”
“……他毅力过人，能够连续不停地工作。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来比喻这一优点也许可以吧。中国有句俗话是描述一位勤勉书生，说他连骑马外出时都在不停地读书。约瑟坐火车旅行总是买一张头等票，这并非是为了炫耀身分。唯一的原因则是：头等票能使他找到空车厢，从而得以任意摊开书本与稿纸，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下一章节准备笔记。就连开车外出时，他也都是一边驾驶一边讨论书中的题目。”
“……约瑟从不浪费时间，甚至是短短几分钟空隙，他都要利用起来裁制卡片。他把这事称作‘编结毛线’。这些卡片原先是我们偶尔去用膳的马路对面那家茶馆的菜单。卡片上记着他饮用茶点时的零星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