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要求
1．体会文中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感情。
2．通过学习本课，分析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混杂对人的性格和精神的影响。
3．了解杜拉斯的写作风格。
二、学习要点
1．题解关键字
本文选自杜拉斯的散文随笔集《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辑录了玛格丽特·杜拉斯1962年至1993年间撰写的报刊文章、序言、书信、随笔。有的文章源于政治运动或社会事件，如法国的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反政府运动、反军国主义运动等；有的是出于义愤，揭露某一阶层、某一群人或某一个人所忍受的不公正及司法无能、社会无力；有的关注罪犯，关注不名誉的事、卑劣的事；还有的是因为一部心爱的电影，一帧看了良久的画作，一次偶然的相逢，一夜的孤单寂寞。这些文字是杜拉斯为身外的世界而写，是她作品集的重要补充。从中我们又窥见了杜拉斯的童年回忆中常常出现的风景，再次看到大海和死亡、兄弟和河流、母亲和爱情。作者不停地躲开别人探询的问题却在这里暗暗作了回答。
2．内容提示
这篇随笔叙述了母亲和孩子的故事。母亲对孩子们的爱尽管粗暴但不失亲情，而失去了父亲的孩子们尽管顽皮，但对母亲也不失顺从。母亲是法国人，想回到法国但没能做到，她在饮食习惯和文化心理上都是典型的西方人；孩子们却在饮食和环境的熏染下变得更像东方人了。两代人的隔阂不仅是年龄上的，更是文化上的。而造成这种隔阂的是历史的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
三、作者生平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
她原名叫玛格丽特·多纳迪厄，1914年出生于越南嘉定。她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她幼年丧父，有两个哥哥，母亲带着他们兄妹三人在殖民地继续生活。童年的苦难和母亲的悲惨命运影响了她的一生，在越南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也成了她创作灵感的源泉。1943年，她把自己的姓改成了父亲故乡的一条小河的名字——杜拉斯。
杜拉斯18岁来到巴黎求学，获巴黎大学法学学士和政治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从1935年到1941年在法国政府移民部当秘书，后来参加过抵抗运动并加入共产党；1955年被共产党开除党籍。
她的作品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广岛之恋》、《情人》》、《广场》、《夏夜十点半钟》等，其中《广岛之恋》和《情人》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小说《情人》还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
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杜拉斯逝世，葬于法国蒙帕纳斯公墓。
四、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杜拉斯以小说《厚颜无耻之辈》（又译作《厚颜无耻的人》，1943）开始她的文学天涯。她的作品不仅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而且尤其注重文体，具有新颖独特的风格。她的成名作是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它充分反映了童年时代的贫困生活。在她后来的作品中通常描写一些试图逃脱孤独的人物的故事。她早期的作品形式比较古典，后期的作品如《塔吉尼亚的小马》（1953），《琴声如诉》（1958），《洛尔．V．斯坦的迷醉》（1964）等则善于打破传统的叙述模式，把虚构与现实融为一体，因而她一度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作家，但她自己并不承认。其实她的小说只是在手法上与新小说类似，重视文体的诗意和音乐性，但在构思方面却大不相同，她在作品中描绘贫富对立和人的欲望，是在以独特的方式揭露社会现实。在她的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是1984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
杜拉斯在戏剧和电影方面同样成就卓著，她分别在1965、1968和1984年出版了三部戏剧集，在1983年还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戏剧大奖。作为法国重要的电影流派“左岸派“的成员，她不仅写出了《广岛之恋》（1960）、《长别离》（1961）这样出色的电影剧本，而且从1965年起亲自担任导演，从创作优秀影片《印度之歌》（1974）开始，每年都有一两部影片问世，而且有不少获得了国际大奖。
杜拉斯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她不停地创作的正是这部小说。这个故事里充满着酷热、暴风雨、酒精和烦躁不安、对话和失语、闪电般的爱情等等。杜拉斯是温柔的还是暴躁的？天才还是自恋狂？很难描述。但首先我们应该相信她自己的话：“我是作家。其他的都尽可忘掉。”“我的生活故事是不存在的。我写作不是为了叙述自己的生平。写作取走了我还留下的生命。剔除了我生命中的实质，我已不再知我笔下的人生和我实际的人生究竟哪个是真实的。”
作家一直都只在写她的童年和少年，写异邦越南。她的小说中总有类同的故事和人物：母亲、兄弟、河流、负债、赌博和死亡，尤其是“母亲”。却不是显露一般作品常见的崇高和无私，而是严重偏心的，像她的母亲一样。母亲溺爱长子，纵容着长子的狂浪，这让杜拉斯一生无法释怀，也成为她写作的源泉。
“时不时地，每当外面的世界将我吞没，每当发生了一些让我疯狂，让我必须窜出去、走到大街上去的事儿，我就会为外面的世界写作。”
2．重点作品
《情人》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时还要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
这是杜拉斯在《情人》中写的一段话。那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故事，13岁的法国少女和三十多岁的中国男人发生在越南的爱情故事。《情人》获得了1984年的龚古尔文学奖，也是杜拉斯作品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部。中国读者了解杜拉斯大多从她的《情人》开始。这部小说是她在70岁的时候，超越似水年华的时间阻隔，追忆自己15岁时的初恋。
整个故事如同她在小说《情人》中所描写的那样：“我才15岁半。就是那一次渡河。我从外面旅行回来，回西贡，主要是乘汽车回来。那天早晨，我从沙沥乘汽车回西贡……”
沙沥距西贡大约有100公里，中间隔着湄公河，所以从沙沥回西贡须先乘汽车，然后坐在汽车里乘轮渡。就是在轮渡上，杜拉斯——那时她还叫玛格丽特——引起了一位陌生男人的注意。玛格丽特在《情人》中这样写道：“我身上穿的是真丝的衣衫，是一件旧衣衫，磨损得几乎快透明了。……那天，值得注意的是小姑娘头上戴的帽子，一顶平檐男帽，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饰带的呢帽。”玛格丽特的这身打扮引起了同船一辆黑色汽车里的男人的注意：“在渡船上，在那辆大汽车旁边，还有一辆黑色的利穆新轿车，司机穿着白布制服。”“在汽车司机和车主之间，有滑动玻璃窗前后隔开。……汽车大得就像一个小房间似的。”
“在那部利穆汽车里，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正在看我。他不是白人。他的衣着是欧洲式的，穿一身西贡银行界人士穿的那种浅色柞绸西装。他在看我。”就这样，玛格丽特结识了一位中国富商的儿子。他说他是中国人，家在中国北方的抚顺。他的家庭很富有，父亲为了让他继承家业，专门把他送到巴黎学习。他这次回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成家立业，娶当地一位同样是华侨家庭的女子为妻。玛格丽特与这位中国人成了情人。由于中国情人父亲的反对，玛格丽特和他之间的爱情就打上了悲剧的烙印。中国情人必须要按父亲的意愿去行事。
杜拉斯与她的中国情人的告别，是在她18岁那年，她必须要回法国读书。她在《情人》中有这样一段很感人的描写：“当轮船发出第一声告别的汽笛鸣声，人们把跳板撤去，拖轮开始把它从陆地拖引开去，离岸远了，这时，她也哭了。她虽然在哭，但是没有眼泪……他那黑色长长大大的汽车停在那里，车前站着穿白制服的司机。车子离法国邮船公司专用的停车场稍远一点，孤零零地停在那里。……她知道他在看她，她也在看他。”也许玛格丽特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是她与情人，与东方这块土地的诀别，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来过。然而，她对东方、对情人的那份感情却是千山万水也无法阻隔的。
1992年，78岁的杜拉斯在闻知她的中国情人去世之后，老泪纵横。“我根本没想过他会死。”她停下手头的一切工作，沉浸在往事的回忆当中。“整整一年，我又回到了在永隆的渡船上横渡湄公河的日子。”“在这一年中，我沉浸在中国人和孩子（指书中女主人公）的爱情当中。”一年后，她又根据那段经历，写了一本新书《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情人》还曾搬上中国的银幕，梁家辉的演绎令无数观众唏嘘。
五、创作背景
《外面的世界》是杜拉斯给报纸写的短文，一些类似专栏的作品。和她那些意韵悠长的小说电影风格不同，在这些文章中，作家从自我世界回到了尘世，她不再总是坐不住地神游，不知道哪里才是家园，而是在文章中沉着地说着贴身的事：批评极权，评说萨特，对身边的人和事发表些杜拉斯式的议论和调侃。那个总是叛逆世界的作家隐去了，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更为冷静、理性的杜拉斯。
在越南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母亲对大哥的偏爱，大哥的放浪，这些都是杜拉斯一生的隐痛，也构成她作品中最基本的结构线条和情感源泉。
六、课文讲解
1．课文分析
课文第一段写了两个孩子不顾母亲曾经的告诫，趁母亲熟睡时偷吃芒果，然后引出孩子眼中的母亲形象。
我们先来看看孩子偷吃芒果。母亲不让孩子吃芒果，乍听起来似乎不可理解——芒果是很好的水果啊，哪个母亲不疼爱孩子、不让孩子吃芒果？但文中的母亲自有她的道理，可以说，她不让孩子吃芒果，正是出于她对孩子的疼爱——她认为芒果“真的是致命的。在平而阔的核子里，有时会潜伏着一只黑色虫子，一旦被吞下去，它就会在肚子里住下来，然后开始到处啃噬”。母亲这样吓唬着孩子，孩子们也都相信她，因为父亲死后，母亲就成了唯一的权威——“她是女王，供应食物，还有爱”，出于客观和情感的原因，母亲是不能反抗的。但芒果这件事例外。孩子们不顾母亲声色俱厉的吓唬，依然照吃不误。孩子们在这件事上的不服从，一方面是因为孩子喜爱食物的天性，无法抵抗绿色芒果的诱惑；另一方面是因为孩子的好奇心，这也是一种天性，母亲越是坚决制止的，孩子越想知道吃了会怎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从下文可以体会到，就是孩子与母亲之间无法消除的不同，这种不同是心理上的，是更深地植根于文化的，因而不可消除。母亲醒来发现孩子们身上都是芒果的黏汁，就会打他们。但孩子们不介意，母亲的打并不是下狠心往痛里打，而是带着些许担忧和疼惜，毕竟，孩子们吃过的芒果已然不少但并未见异样。
孩子眼中的母亲，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一个人。这一段写到了外形的不同：“我看着她的手腕，她的脚踝……那么壮，那么不一样……似乎更有分量，还有这粉红色的肌肉，仿佛也更有光彩。”而两个孩子，都是又瘦又小。除了外形，两代人还有深层次的不同：“她是法国人，她不是生在越南的。”
第二段，作者用更多的笔墨写了母亲与孩子的不同：（1）饮食。“我们总是……用另一个种族的食物填饱我们的肚子。”这一句传达的信息，不仅有孩子们偷吃被母亲列入禁令的芒果，还有母亲提供的食物并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他们得偷吃芒果才能填饱肚子。母亲自己吃及让孩子吃的是什么呢？面包。“她终于不再寄希望于我们还会吃面包。我们只喜欢米饭。”吃面包是西方人的饮食习惯。母亲试图改变孩子的食物，但却是徒劳。这一点也反映出两代人之间不可消除的阻障。（2）语言。“我们说的一口外国话。”而“她太老了，她进入不了别人的语言，我们甚至没有教过她”。进入不了别人的语言，不是因为太老，而是因为她不想进入，她从心底里是排斥的。孩子也没有做出努力，都没有教过她。（3）穿着习惯。“我们光着脚……她穿鞋子。”（4）对环境的适应。越南日照强烈，母亲有一次“只因为没有戴帽子”而患了日晒病，出现了幻觉。而我们，又瘦又小、肤色发黄的我们，“根本不会怕太阳的照射”。母亲在这里是不情愿的，她向往的是自己的家乡，法国，“那里有麦田，有生牛奶，有寒冷”。她想回到被自己放弃的生活中。她咆哮着哭泣时，孩子们则在旁看着，心中犹自怀疑面前这个健康、丰满的人是不是自己的母亲。但这显然是个多余的疑问，孩子们知道答案并深信不疑。因此，当有人问他们是不是“父亲的孩子”时，他们不屑于回答——当然是，不消说。“我们知道母亲是忠实的，我们的混血应该是另有原因，这原因无从追究也追究不尽。”这又表现出孩子对母亲的信任。毕竟，父亲死了，他们与母亲就成了相互依靠的。
第三段，继续写孩子对母亲那种混杂着信任与冷漠，以及母亲对孩子那种既怨恨又疼爱的感情。这感情是矛盾的，里外不一的，就像他们长着外国人的身体，体内却是当地的典型食物芒果、盆鱼。虽然孩子们并不听话，但母亲一直不放弃努力，她买来西方的水果，苹果，说，这是“法国的水果，你们是法国人，必须吃苹果”。孩子们也并非仇视母亲、什么都与母亲作对，于是顺从地吃了，却终究吐了出来，因为觉得“苹果就像烂棉花一样，没有汁水”，远远不如芒果。母亲只能无奈地放弃。在文章的结尾，作者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快要考试的日子里，夜晚的舢舨上，母亲架起陶罐，用湄公河沿岸流动摊贩的蔬菜给孩子们做汤。母亲非常不放心这样的蔬菜，唠叨着说一个星期以前，万隆的一条街都染上了霍乱，还渲染说，街上的人全死了，检疫站挤得满满的。而孩子们充耳不闻，只顾吞咽着美味的汤。这幅画面完美地融合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矛盾感情：母亲对孩子们的爱尽管粗暴但不失亲情，孩子们对母亲尽管违抗也不失顺从。
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母亲想回到法国故乡却不能，但仍选择抱有自己的文化和种族特征；而孩子们，生于斯长于斯，在当地饮食的喂养和当地环境的熏染下，已经成了个东方人。母亲肉体上是强壮的，但精神上却总是处于幻觉和忧虑之中，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孩子们肉体上是羸弱的，精神上却因冷漠而显得坚韧。母亲努力保持，但忧虑着自己种族的文化特性正日渐流失；孩子们已日渐背离母亲、融入了当地的生活环境，不知不觉中已丧失了自身的文化属性。
这篇文章反映了作者对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思考和担忧。作者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只是提出问题，引人深思。
2．相关评论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许多作品以越南殖民地为背景，东方为杜拉斯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风格。作为白人女性，杜拉斯在国家、种族的维度上获得了强势。站在西方文化本位的立场上，杜拉斯赋予了东方独特的品质和格调。在她的文本中，东方是一片有着神奇“本质”的土地。东方“异”文化和某种种族气质存在着必然联系。
——王咏《杜拉斯作品中的“东方形象”新论》
七、练习
1．选择题
（1）杜拉斯的处女作是（ Ｄ）。
A．《情人》 B．《外面的世界》
C．《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D．《厚颜无耻之辈》
（2）杜拉斯的成名作是（ Ｃ）。
A．《情人》 B．《外面的世界》
C．《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D．《厚颜无耻之辈》
（3）本文选自（ Ｂ）。
A．《情人》 B．《外面的世界》
C．《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D．《厚颜无耻之辈》
2．填空题
（1）杜拉斯的小说《情人》曾于1984年获得 龚古尔文学奖 奖。
（2）这篇文章中，作者试图引发读者思考的是 东西方文化冲突 问题。
八、研习与思考
1．理解本文反映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和混杂以及它们对人的性格和精神的改变。
答：东方的和西方的两种文化基因在对比中已经暴露出了殖民主义的黑暗面：造成了不能回去的母亲一代和值得忧虑的“面黄肌瘦”的“我们”。母亲肉体上是强壮的，但是精神上已经发生了变异，她处在幻觉和担心忧虑之中，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孩子们肉体上是羸弱的，精神上是冷漠的，他们日渐背离了母亲而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环境之中，而不知文化属性的流失。就两者而言，他们都没有看到现实的残酷，也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更没有改变现实的能力。对他们悲惨处境的描述也反映了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作者没有给出解决方法，只是尽可能的将之加以暴露。
2．试举例说明本文的艺术风格。
答：这篇文章用第一人称叙述，表现了作者一贯的私人写作方式；语言断裂、破碎；对细节描写非常重视，如文中吃芒果和苹果部分：文中富有东方异国风情，如母亲给“我们”煮清汤一段；表达人物生活场景的特定存在时刻，如文章第2自然段。这些都体现了杜拉斯文章的独特风格。
3．文中有吃芒果和苹果的细节描写，体会它们在文章中所起的作用。
答：细节描写作者是非常重视的。吃苹果和吃芒果的细节对人物的性格和精神状态作了很好的表现。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1．电影《情人》
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德（Jean-Jacques Annaud）于1991年将此片搬上了荧幕。饰演其中的中国情人“他”的是获得过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的双料影帝——香港影星梁家辉，女主角“我”的饰演者则是法国女星珍·玛琪（Jane March）。后来《情人》曾入选法国戛纳电影节，获得了舆论和媒体的广泛好评。让·雅克·阿诺将这段异国之恋处理得伤感而唯美。
影片中少女和中国情人的出现方式，都是脚、腿、背影的局部镜头剪接。与看客玩着捉迷藏的把戏。中国情人的出现方式更为用心，一直是车里的模糊轮廓，他的主观视野里，是作为欲望载体的异国女孩，然后他下车，一个背影，回头，得见庐山真面目。
长镜头里的西贡港，湄公河，梁家辉公寓那里的湿热街道，来来往往叫卖的人群。晦暗阴郁的高高屋顶的房子，成年中国男子和法国少女的畸形恋情。有百叶窗的房间作为性爱的背景，细碎流动的光影遍布画面，虚幻，颓废，逸乐。光线的变化、不同的目光和环境氛围，此时比较原始的音乐展露着原始欲望。人声、音响和音乐，混杂着。这个空间里的声音逼真而空灵。
故事的结尾是个轮回，黯然离去时，女孩换回他们初次在轮渡相遇时的灰裙，以同样的姿态独自凭栏，她的情人却已不再腼腆地过来搭讪。远远地，女孩望见那辆熟悉的黑色汽车，她知道，他在注视着自己。一如往昔。
爱吧，杜拉说，爱情犹如疾患。画面在讲述一份爱情是如何地持续，衰竭，欲罢不能，它又怎样被呈明，被召唤。
2．电影《广岛之恋》
导演：阿伦·雷奈（Alain Resnais）
主演：埃曼纽尔·莉娃（Emmanuelle Riva）、冈田英次（Eiji Okada）
电影讲述了一个法国女演员来到广岛拍摄国际性的和平宣传片，内容是战后日本的状况。在广岛邂逅一个男子。她向他讲诉二战中自己最初的爱恋，以及死去的爱人——一个年轻的德国军官。在她的家乡内韦尔，人们反对他们的爱情。人们暗杀了德国军官。当她的恋人在她怀里变冷的时候，内韦尔也解放了，但是她却疯了。14年后，她来到广岛，男子唤起了她心中的爱情。她把他甚至当作死去的恋人，向他倾诉自己一刻也没有忘记过的痛苦。男子要求她留下来，留在广岛，因为他爱上她。她在走与留之间徘徊着。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忘记了痛苦的。但是却在内心深处一遍一遍怀想自己的青春岁月。她是被毁灭的。在内韦尔，勉强活下来的她已经为了爱情而死去了。又在广岛为了爱情而复活。去与留，念与忘。神秘的男子一直是深爱着她的：在她悲伤颤抖的时候紧紧按着她瘦弱的肩膀；在她不愿启齿的时候要求她竭力回忆；在她愤怒尖叫的时候给她倒酒，握住她的双手；在她哭泣的时候为她捂住双眼——倔强地、深刻地、顽固地爱着她。他要求她留下来，结束内心不安的痛苦的日子，和他一起住在废墟上的广岛。她在这要求面前一再退缩。最后她捏着拳头怒不可竭地说：“我一定会把你忘记的！看我怎样忘记你！”男子过来握住她的拳头，她抬起头说：“我知道了，你的名字叫做广岛。”男子微笑着说：“是的，我的名字叫做广岛，而你的名字叫做内韦尔。”电影戛然而止。留下最后一句耐人寻味的台词。而她的去留已经不再是关键。
1959年5月，阿伦·雷乃携《广岛之恋》来到法国戛纳参加在这里举办的第十二届电影节，影片如一枚重磅炸弹，立即轰动了整个西方影坛。有人认为这是一部“空前伟大的作品”、是“古典主义的末日”、“超前了十年，使所有的评论家都失去了勇气”。它曾获英国电影学院奖联合国家奖（UN Award），法国影评联盟最佳影片，纽约影评协会最佳外语片。
十、延伸阅读
1．王小波：《我的师承》
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在文学上的师承。小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现在我明白，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做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极。请听听《情人》开头的一段：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除了这两位先生，别的翻译家也用最好的文学语言写作，比方说，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译诗：
朝雾初升，落叶飘零
让我们把美酒满斟！
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啊。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话也对，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回想我年轻时，偷偷地读到过傅雷、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我们不需要用难听的方言，也不必用艰涩、缺少表现力的文言来写作。作家们为什么现在还爱用劣等的文字来写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驱们指出的那样，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像音乐。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洒落于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够听到小说的韵律。这要归功于诗人留下的遗产。
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这是给我脸上贴金。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铮先生都已故世之后，我也没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因为假如自己写得不好，就是给他们脸上抹黑。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随着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写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们的书还在，可以成为学习文学的范本。我最终写出了这些，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而是因为，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
2．安妮宝贝：《一个人的杜拉斯》
杜拉斯不仅是法国的，也是世界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与法国文化部、外交部合作，隆重推出“杜拉斯作品系列”。首批包括《广场》、《夏夜十点半钟》、《广岛之恋》、《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劳儿之劫》、《情人》和《写作》7种。
1999年末杜拉斯突然被喧嚣地提出，所有的作品被重新出版，包括各种杂志，开始有她的照片和传记的片段。而在此之前，几乎很难在书店找到她的书，只是偶尔。
记得那时候我是在江西。我租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沿着南昌宽阔的环城马路，去看滕王阁。小时候读过的《滕王阁序》在心里留下太深的印象，可是透过暮色看着它沉静的轮廓的时候，只感觉到天空的流云无声。然后我又沿着大街小巷四处游荡，买了很香的桃酥，是一家据说有祖传秘方的小店铺。
我拿着热的桃酥在书店的玻璃橱窗上看到杜拉斯的新书。
是漓江出版社一套四本的丛书。《闺中女友》，她的朋友的回忆。《杜拉斯传》，记述了她的作品和生活。《外面的世界》，随笔全集。《黑夜号轮船》，有部分作品。那时候我是在旅途中，书籍不太适宜放进我已经负担沉重的行囊，可是我担心自己会买不到它们，所以最后是一路把它们背回了家。
然后书一下子出来许多，春风文艺出版社，海天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杜拉斯的沧桑的黑白照片在封面上仿佛时光的印记，带着伤痛的平静。我一本一本地买。从未厌倦。即使在现在这样一个有人把谈论杜拉斯当作俗套的时候，我依然想独自谈论她。或者和别人讨论她。
第一次看《情人》的时候，我大概是20岁。我在学校的阶梯教室里看这部电影，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当镜头里出现梁家辉和珍玛琪做爱的身体，黑暗中许多年轻的孩子都屏住了呼吸。之前他们曾盛传这是一部色情的电影，并且似乎充满期待，然后放完以后很多人说看不懂。看完电影后我独自回家，我一直记得那些镜头，扎麻花辫子的女孩，穿宽松的旧丝缎裙子，趴在船栏杆上，她的嘴唇上涂着凄艳的唇膏。她脱掉衣服，在阴暗的光线里把自己花朵般的身体蜷缩起来。绝望的眼神，愤怒的吼叫，在下雨的深夜，独自穿着雨衣孤独地等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那个男人即将成为别人的丈夫，离别就在眼前……
很长时间以后，我读到书中杜拉斯的原文，她回忆那个带给她生命阴影的房间。她说，城市里的喧闹声很重，记得那就像一部电影音响放得过大，震耳欲聋。我清楚地记得，房间里光线很暗，我们都没有说话，房间四周被城市那种持续不断的噪音包围着，城市如同一列火车，这个房间就像在火车上。……外面，白日已尽。她的语言在瞬间就击中了我。
她的语言的确是具有选择性的。我很同意某篇评论所言，对那些被选择的读者来说，她的语言是当头的重棒。这个女人一辈子都在写晦涩难懂的文字，拍晦涩难懂的电影。断裂破碎的语句，长时间沉默的空镜头，暴力，绝望，用她的放肆摧毁人性的标准。
年轻时候的杜拉斯有甜美如天使般的容颜。年老的时候，开始变得丑陋，孤独和酒精折磨着她，最终结束了她的生命。在《写作》中，她说，我现在才明白在房间里呆上十年，独自一人，是什么滋味，我明白在写作时我是一个远离一切的孤独的人。有时候，我关上门，切断电话，闭上嘴，我什么也不再需要。尽管绝望还要写作。带着绝望的心情写作。
有很多照片。在越南的少女时期，她的美貌看过去是凄艳的。后来回到巴黎，她独自坐在打字机旁边，一手拿着烟头，一手拿着稿纸，手腕上戴着直到死去才摘下的玉镯子。年老的时候，开始萎缩，身体和容貌在长期饮用劣质酒的刺激下变形，可是依然喜欢大海，独自站在海边旅馆的阳台上，风吹起长长的围巾……
孤独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用一生去承担。无人能懂。
买了她很多的书，小说，剧本，随笔，传记……常常会翻出来重新看的，除了那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还有《物质生活》。这本散文集我在学校图书馆里借来，看了一星期，终于决定不再把它归还。这是她晚年时候写的散文。里面的内容大多与写作相关，涉及作者自己的作品，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方面，还有扬，年轻的情人，以及她的酗酒，还有很多往事，一些随风而逝的片段……作者有一段小说明是很有趣味的——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非是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其他我没有思索什么。这本书至多代表我某些时机，某些时日，关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我的思想，每次当我翻到第一篇，读到《化学气味》的第一段——1986年我要在特鲁维尔从5月半到10月半住四个月，比一个夏季还要长一些，待我一离开特鲁维尔之后，我就有阳光亡失之感……
我能感觉到阅读里充满的愉悦。这是喜欢的文字。
3．戴晓燕：《“杜拉斯热”的反思》
随着“70年代出生作家”的走红，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也在中国再度升温，掀起一股强劲的“杜拉斯热”。任何一个作家的走红，任何一本书引起轰动效果，自然都有其内部原因。但是，从接受学的角度而言，也是因为接受国已经为这一热潮的产生做好了准备，真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法国理论家皮尔，布狄厄认为，文学以它的历史、特点以及约定俗成的默认成规等构成一个文学生产场，场外的社会现象通过折射在这个场内得到反映，同时，它因文学场的作用而发生变形，不可能跟在场外完全一样。在跟“杜拉斯热”相关的文学场里折射出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呢？本文试图通过对“杜拉斯热”现象的描述来进行分析，探讨中国文化场的一些问题。
一、“杜拉斯热”现象简介
1．第一次热潮
1985年，王东亮先生率先在中国翻译了杜拉斯的《情人》，其时距《情人》在法国获龚固尔文学奖不过一年的时间。一方面充分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在经过文革的停滞之后迅速跨入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翻译已经跟国外基本同步；另一方面也反映这次翻译成了第一次“杜拉斯热”的先声。在中国新文学时期，先后出现了两次“杜拉斯热”，第一次，大约出现在1985年——1989年左右，这股热主要表现为翻译的热潮。
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东亮翻译的《情人》。
1986年8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戴明沛翻译的《情人》。
1986年，漓江出版杜出版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中收集了《长别离·广岛之恋》(陈景亮、谭立德译)、《悠悠此情》(李玉民译)。这一丛书还推出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1989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作家参考丛书》，收录了王道乾、思远等翻译的杜拉斯作品《情人》、《蓝眼睛黑头发》、《琴声如诉》、《痛苦》、《广岛之恋》。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情人》，是国内公认的比较好的版本。
不仅《情人》一本小说在几年之内就出现了四种版本，而且发行的数量也很可观。如戴氏版本第一次出版就发行了26，000册，李氏版本第一版也发行了26，500册。这充分说明了杜拉斯当时在中国引起的轰动。即使没有这种影响，就凭这些翻译也足够造成一种声势，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
这一时期的杜拉斯研究工作却进行得很少，只有一些散见的导读、序言，可被视为研究文章。
2．第二次热潮
第二次杜拉斯热则是以卫慧为代表的美女作家而引发的。世纪末卫慧以另类姿态出现，引起了众多讨论和关注，尤其是《上海宝贝》一书的出版发行，影响不仅波及传统媒体，而且在现代媒体——网络之上也掀起了关于美女作家讨论的强劲风暴。一时之间，以卫慧为代表的美女作家成了世人的关注点。卫慧们言必称杜拉斯，这无疑成为第二次热潮的导火线。1996年杜拉斯逝世，“死者为大”的思想为这股热潮又添了一把火。与第一次热潮相同的是，都出现了翻译出版杜拉斯作品的高潮，但是，这次译介更为全面，不像第一次只对某些广为人知的作品给予关注。比如：
1996年3月，《法国龚固尔文学奖作品选集》中《悠悠此情》收录了李玉民翻译的《悠悠此情》(或译《情人》)。
1997年8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杜拉斯散文集《物质生活》。究其实质，这是一部关于写作的书。
1999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杜拉斯小丛书。包括《闺中女友》、《杜拉斯传》、《外面的世界》、《黑夜号轮船》。
1999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杜拉斯小丛书。这是一套比较全面的介绍杜拉斯作品的丛书。涉及了她的大部分作品，从而推动了杜拉斯在中国的普及和研究的展开。
这一时期有少量论文开始出现，但是这些论文大抵都属于介绍作家生平和创作经历性质的。专业性的、对文本进行分析的论文还是不多。
3．电影《情人》——大众传播的推动
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90年代初电影《情人》在中国的上演也对这股“杜拉斯热”起了推动作用。正如《情人》的盗版碟片出现在越南的大街小巷一样，这部电影在90年代初的中国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或许是因为这部电影大胆的色情场面描写，所以在中国没有公开放映过，只是作为内部电影来处理。但是，这样的电影对于那个刚刚从压抑人性的时代中走出来的年轻人而言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而且是启发人们对“性”、对“人”的重新认识。事实上，这是一部有浓厚商业色彩的电影。异国女孩和中国阔少的爱情一下子被电影镜头凸现出来，成为电影所描写的重心。而原小说中的历史内涵则被简化为唐人街的吆喝声、湄公河上的轮渡、女作家历经沧桑之后的背影……
不论这部同名电影是否恰当地反映了小说的文学价值，它无疑扩大了杜拉斯在中国的影响。相当的人不知道杜拉斯为何许人，但是却知道由梁家辉主演的电影《情人》。
这位一向以文字艰涩而著称的作家就这样走进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紧接着，卫慧们的言必称杜拉斯，使得这位女作家在中国的知名度倍增。在新浪网上进行搜索，我们可以阅读到20多页的跟杜拉斯有关的中文网页。安妮宝贝工作室、旌旗书屋等网站都有详细的杜拉斯的资料、图片和相关文章。因为新的传媒手段，“杜拉斯热”如火如荼，一时之间，杜拉斯的书铺满了书市，成为极具市场影响力的作家。
二、“杜拉斯热”产生的背景
这样的热是不是就说明了我国已经对杜拉斯有了相当的了解?我们对杜拉斯的认识就全面了呢?
尤瑟纳尔，一位和杜拉斯同一时期的法国女作家，是法国345年来第一位身着绿袍的法兰西学院女院士，她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进入了中国的读书界。但是，这位在本国有很高地位的女作家却在中国公众读者的阅读视野之外。她的作品在中国没有得到像杜拉斯一样的礼遇，被出版翻译介绍的作品极少。
可是理论界对杜拉斯的研究反而一直处于低调，刚刚出版发行的《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中，杜拉斯凭着《情人》在该书中只占了两行的位置，相反尤瑟纳尔则被不止一次地介绍，甚至于有专门的段落叙述。
以尤瑟纳尔为例子，只是想说明中国“杜拉斯热”中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的两位女作家在我国受到不同的“待遇”呢?这就启发我们反观我国为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准备的文化场，也即我们为“杜拉斯热”准备了什么样的温床?
1．对“人”的重新认识
进入新时期，伤痕文学率先对文革进行揭露，描写那个特殊年代带给人的戕害。把人的价值和尊严放到了读者面前，呼唤着“把人当作人”。一部分精英作家不再满足于对“伤痕”的揭示和对“知青”生活的回顾，开始冷静地“反思”，企图找到答案。上下求索，从历史开始，从“根”找起，到了80年代后期，已经一路走来，由大我到小我，反躬自问，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挖掘人性的弱点，努力发现善与恶、美与丑、良与劣的人性的复杂性。
这个对人的局限性的发现，正适逢中国出现了一个译介与吸纳西方文学与文化的热潮。中国与世界文学重新恢复了联系，多边借鉴，如饥似渴地全方位“拿来”。于是，有关审视人的西方文学文化书籍，探索复杂人性心态与自我缺陷的外国作品，也就大量进入了中国。
刚刚获得龚固尔文学奖的杜拉斯作品中的另类情感，抑郁风格，阴暗的房间里斜斜的光线……就这样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兴趣。这个时候，研究人性的局限、直视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都是文学的关注点。
2．对艺术形式的追求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对小说的艺术形式的美学追求有了新的发展和认识，不再满足于对客观现实的再现，不再片面追求小说的思想深度。一部分作家热衷于形式的追求、小说的实验性探索。由于受到50年代法国“新小说派”罗卜一葛利耶等人的影响，马原、格非、余华、洪峰等作家开始把小说的关键由“写什么”转变为“怎么写”，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借鉴话剧的表达方法——大量采用对话来表现情节，表现小说的内容；心理内容加重，叙述角度随内心活动而转移；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相互渗透，尤以电影为最等等新手法层出不穷。
杜拉斯一向被视为“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她一生致力于小说形式的不断创新和探索，尽管到了80年代在她的自传体小说《情人》之中，杜拉斯已经从先锋立场向后撤了一步。王小波给予杜拉斯很高的评价，他“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
3．发行的误导
作家出版社作为中国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在编辑杜拉斯文丛时，选择的几个短篇——《情人》、《蓝眼睛黑头发》、《琴声如诉》、《痛苦》及《广岛之恋》，无一不是描写变态、畸形、超常规情感的小说，而这只是杜拉斯作品中的一部分。这种翻译导向在读者心目中造成了一种影响，即把杜拉斯看成一位描写“绝望爱情”的言情作家。
造成这种误导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读者市场的沉沦。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市场的需求直接刺激了商品的生产。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让人们意识到了金钱的重要性。1985年前后的文化热过去之后，中国掀起了金钱崇拜，一切向“钱”看的风气。知名学者、作家纷纷走穴、下海。
文化热中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尊重成为昨日黄花，人们记忆中的一道风景线。人心变得浮躁不安，在经济的大海里上下起伏。在这样的情况下，书市上受到热烈欢迎的就不再是诗歌、严肃小说等纯文学，而是娱乐、消遣等书刊，精英作家们被迫退出舞台的中心。早些年所引起的对“人”的关注，就开始往另一个方向发展，很大一部分读者开始对人体，而不是人性感兴趣了。
4．90年代女性写作热
女性文学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呈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色彩纷呈的局面。
社会主导意识方向的转移、男性精英文化的“失势”，意外的为处于边缘位置的女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地抒发自己、分析别人和营造世界的机会和可能”。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开始着重于对个人经验和命运进行抒写、重写，并且呈现出强烈的个人化色彩。
长期以来，“妇女解放”的口号都服从于“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服从的结果是一方面妇女问题看上去得到解决了，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妇女的解放被政治意识给抹杀了。女人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女性，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层面上的女人”，或者说是中性的“人”。如辛亥革命时期大力提倡妇女解放的秋瑾好以男装示人，以男性化自诩。这种对男性的模仿本身就说明女性对男性的服从。进入新时期对此最有自觉意识的女作家张洁对女性的界定也只是“女性不是性，而是人!”(《方周》)
而90年代的女作家们则以巨大的写书热情投入到对个人经验、不可替代的记忆或命运的关注上。她们的作品因而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我抒发和精神自传的性质，尤其是陈染、林白。林白的长篇代表作《汁液——一个人的战争》，描写少女“多米”长大成人的过程。其中就涉及到各种边缘而陌生的生理/心理经验，如女性个体的性经验、性欲望和性幻想，以及同性间微妙的感情关系等等。这些生理/心理经验以往都不能被主流叙事所认可，甚至被视作禁忌的记忆和感受。这些边缘陌生的经验在杜拉斯的《情人》中早有暧昧而大胆的发露。
王干在《文艺争鸣)1993年第3期发表了《寻找我叙事的缝隙——陈染小说谈片》一文，他说“在陈染的小说中，像空气一样地存在着一个人的影像……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她宽阔的胸怀拥抱着东方的陈染，而中国的陈染以她独特的光芒反射出杜拉斯那些被遮蔽的空间”。这段评语不妨可以看作是杜拉斯和90年代女性写作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个人经验在90年代的大量涌流，一方面显示了社会和个人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它同时也是一种指向多重满足的欲望表达。
总而言之，“杜拉斯热”在这个时候的中国产生有其必然性，并且能够对中国产生良好的影响，但是同时，后新时期的出现、新新人类的产生、严肃文学的边缘化这些新问题又使杜拉斯这样一位本有争议的作家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三、中国的杜拉斯研究
《情人》只是杜拉斯晚年比较通俗的作品，但却是作家在中国引起反响的原因所在。所以，杜拉斯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她在法国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于那个艰涩的杜拉斯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所知道的只是一个讲述浪漫爱情故事的、描写性的女作家。这对于杜拉斯的认识就造成一种障碍。
自从《情人》来到中国，对杜拉斯的研究一直处于低潮。王东亮先生在杜拉斯逝世的1996年就在《世界文学》1996年第5期上发表论文指出，“《情人》的成功促成了一种特殊的杜拉斯现象或《情人》现象，它把作品本身的价值及杜拉斯本人的影响漫画似地夸大了。”可惜的是，中国真正研究杜拉斯的文章很少，读者都被《情人》给迷惑了，这样的文章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读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对杜拉斯比较清醒的认识，认识到《情人》的成功有着相当大的媒体炒作因素，不仅在中国，在法国也是如此。杜拉斯从事过新闻工作，深谙其道。但是，研究的冷落不利于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既不必夸大杜拉斯在中国的影响，也不该忽视杜拉斯的文学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杜拉斯给中国文坛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她成了写作“私人叙事”和“另类小说”的女作家的文本师从。并且，一路走来，比她表演得更“精彩”；她尚且“含混”与遮掩，而卫慧们却已“赤裸”而纵情了。
所以，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对杜拉斯展开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说到底，外国文学只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参照系，它并不是终极目标。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跳出固有的文化圈，更好地反观自身。只有在“杜拉斯热”面前冷静下来，才能比较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到这位素有争议的作家，才能更好地继承她留下的文学遗产；也只有冷静思索，才能看到热闹背后世纪末的人心浮动，才能看到中国文化现状的问题所在。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4．沈远安：《杜拉斯和她的情人》
1996年初，一个寒冷的夜晚，杜拉斯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对她的最后一个情人扬说：“杜拉斯，完了。”
3月3日，星期天，上午8点，杜拉斯离开了人世，离开了她最后的情人。
法国的电台、电视台闻讯后当即中断正常节目，插播了这一新闻．第二天，各报均在一版的显要位置刊登了杜拉斯去世的消息和大幅照片。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法国女作家终于带着她备受摧残的面容离开了人世，离开了她的情人们。
1914年她出生于越南南部当时被称为交趾的地方，一直到1 8岁，才离开殖民地回到法国。那段殖民地的生活，造就了后来的杜拉斯。
“杜拉斯”其实是她父亲家乡的地名，她用来作为她的笔名，这可能是为了弥补她生活中父亲角色的缺失。
杜拉斯的初恋情人是一个华裔，出现在她的自传体小说《情人》中。这部小说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声誉，获得了法国最具权威性的“龚古尔”文学奖。
小小白种女人在印度支那湄公河的渡船上邂逅一名华裔阔少。她穿着破旧、寒酸，但举止随意自然，也透露着某种早熟的性感：男青年衣着体面、温文尔雅，衔着一支英国纸烟，从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里走出来．他们就这样相识了，爱上了。少女的感情是暧昧的，中国男人却不可救药地爱着。种族、年龄的距离和双方家庭的反对，使他们无法结合。15岁半那年，小小白种女人乘船回国，中国男人坐在轿车后排的座上，像平常一样穿着生丝绸西装，目送着情人的离去。
这个男人就是李云泰，是一个中国富商的少爷，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多情而富有，充满了男性的魅力。李云泰曾去法国念商科学校，因不想念书，两年后被父亲召回国。这段爱情直到杜拉斯70岁的高龄才出现在《情人》中，那时故事中的母亲以及她的两个哥哥都离开了人世。1971年，李云泰携妻去巴黎，给杜拉斯打了一个电话。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死。
初恋的记忆穿越时空停留在对一个男人的怀念，于是我们才看到那段经典的开篇：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1991年，李云泰病逝。杜拉斯闻讯后，老泪纵横。”我根本没想过他会死。”她停下手头的一切工作，沉浸在往事的回忆当中。“整整一年，我又回到了在永隆的渡船上横渡湄公河的日子。””在这一年中，我沉浸在中国人和孩子(指书中女主人公)的爱情当中。”一年后，她又根据那段经历，写了一本新书《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此后她有过很多情人，一见钟情的、逢场作戏的、暗中依恋的。她还敢于直言不讳自己勾引男人的意图，精通爱的艺术。比如她和罗贝尔·昂泰尔姆(杜拉斯的丈夫)、迪奥尼斯·马斯科洛就暧昧地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却相安无事。
她66岁的时候，遇到一个27岁的大学生扬。一个偶然机会，扬读到了杜拉斯的小说，从此被迷住了，不再看其他书，只读杜拉斯的作品。在他眼里，世界上只有一个作家，那就是杜拉斯。世界上只有一种书可读，那就是杜拉斯的小说。杜拉斯成了他的偶像，他的一切。
那时他还是一个中学生，一次杜拉斯去卡昂参加《印度之歌》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有一群青年邀她到隔壁小酒店喝一杯啤酒。扬也在其中，他怯生生地拿出《毁灭，她说》一书请她签名。他还说要给她写信。杜拉斯在书上留下了她巴黎的地址。
中学生从第二天就不断地给杜拉斯写信，长的信、短的信，写得十分精彩。杜拉斯像对待别的来信者一样没有回信。一直到5年后扬成了大学生，那是1980年他收到了杜拉斯寄来的新作《坐在走廊里的男人》。那个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其实就是扬。后来她给他写了信，对他说”生活下去是多么困难”，告诉他自己喝得太多因此住进医院。信来往了两年，后来扬听杜拉斯在电话上对他说：来。然后他放弃了他的工作，离开了他的家，来到了杜拉斯住所。
那时不到30岁的扬，瘦高个儿，腼腆温柔，笑容带点忧郁，是个同性恋者。杜拉斯不喜欢他的姓就像不喜欢自己的姓一样，在《80年夏》中把他的名字与他母亲的名字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新名字：扬·安德烈亚。
扬成了杜拉斯的伴侣、情人、知心人、汽车司机、护理人员，有时还在她的影片里当演员，经常是她的出气筒。杜拉斯会当着众人的面辱骂他，用话来刺激他，有意贬低他，而他神经兮兮地笑，默默忍受着，有时离开，始终平静地退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听舒伯特。杜拉斯代扬说话，为扬选择一切，不论在饭店点菜，还是到圣罗兰专卖店买衬衣。扬不声不响，忍受一切。杜拉斯有时自己也神色迷茫地问自己：“我为什么对他那么恶心恶意？”
在杜拉斯因酗酒成疾被送进医院治疗时，扬一直守在她的身边。在她几次短暂的清醒中，她对扬说；“这样昏迷过去，你不知道我会活下去，你还会要我。”他对她说：“是，真是这样。”她甚至一把调羹也拿不住，涎水不停地流出来，弄得到处都是，走路也不行，不能走了，而这个叫Y·A的年轻人依然爱着她。
有时扬也会出走，彻夜不归，在车站或酒吧过夜。但过不了几天，他又乖乖地回来了。他已经离不开杜拉斯了。杜拉斯欢迎他的归来，就像欢迎迷途知返的羔羊，亲热地把他搂在怀里。于是生活又重新开始，悲剧和喜剧又开始重复。
杜拉斯一生虽有很多情人，但就是这两个情人在她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一个永远地留在了她的记忆里，一直到她死：一个在她死后，依然深深地爱着她，摆脱不了她。扬在失踪三年后，完成了他的第二本书《我，杜拉斯的情人》。这本书在1999年9月的深秋，让人们再次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看到了杜拉斯的影子，那个有着备受摧残面容的女人。
——《世界文化》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