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要求
1.要求能疏通文意，掌握本文的主要情感、主题。
2.掌握本文的艺术特色，进而了解欧阳修散文的风格特点。
二、学习要点
1.题解关键词
欧阳修；石延年；祭文；唐宋八大家
2.内容提示
本文是欧阳修给好友石延年写的一篇祭文。本文略于叙事，详于抒情、议论，且议论中融注深厚的感情。祭文基本上没有追叙石曼卿的生平事迹，而主要是通过物之盛衰、人之生死、形名之存亡的议论抒发对挚友的怀念之情。在议论中交织着主观与客观、常理与心理的矛盾，千回百转，低回凄恻，愈转愈深，体现了欧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的特点。整篇文章情真意厚，缠绵悱恻，是这篇文章的动人之处。
三、作者生平
欧阳修（1007～1072）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祐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祐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祐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辞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卒谥文忠。
四、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欧阳修的作品内容极其丰富，如论辨、记叙、序跋、书信、祭文、墓志等，包罗很广，各有名篇。
欧阳修的记叙文重在抒情，而又能融合写景、叙事、议论为一体。《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有美堂记》、《非非堂记》、《相州昼锦堂记》和《岘山亭记》是这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杰作。这类散文通过对客观景物、人事兴衰的深刻感受来抒发自己的哀乐，十分动人。
欧阳修散文的社会意义是从多方面来表现的，除了政论文如《朋党论》这种直接关系到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外，更常见的，是对于死生离合、盛衰成败这些感受的抒发。这在《苏氏文集序》、《梅圣俞诗集序》等篇中有很细致的表现。这些文章不仅悼念亡友，追怀旧事，而且在描写政坛与文坛的斗争变化之中，往往泄露了时代的秘密和心声。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社会制度本身的缺陷，富于个性与才能的人遭受到压抑，不能展其所长，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北宋王朝虽曾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更广泛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措施，但这一措施，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又是跟高度中央集权的政策互相矛盾的。这样，社会各阶层的优秀人物，不论是出身上层的或者是来自民间的，不论是已登廊庙或尚在山林的，就都往往被迫无所作为。混迹官场和遁迹空门，在实质上往往也就差不多。这种优秀人物被迫无所作为的现象，是宋代以来的封建社会中日益普遍的现象之一。爱国爱才的欧阳修，对于石曼卿这个淋漓颠倒的酒徒和秘演这个“无所合”、“无所向”的和尚，是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惋惜和悲痛的。
欧阳修写的哀祭、碑志之文，也很有特色，如《祭尹师鲁文》、《祭苏子美文》、《祭石曼卿文》、《祭梅圣俞文》、《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张子野墓志铭》等。其述存亡离合之感，往往情文兼至，尤其是《泷冈阡表》，悼念父母的德行，真诚细腻，不假藻饰，确是一篇空前的成功之作。
除了数量丰富的单篇散文以外，欧阳修还有一部史传文学著作，那就是现在通称《新五代史》的《五代史记》。此书早在贬谪夷陵时就开始写了，到皇祐五年（1053）基本完稿。这是他个人花了十八年的心血完成的。从唐朝开始，历代正史由私人著述逐渐变为设局官修，宋太祖曾诏令薛居正等修《五代史》。这在收集史料、发挥集体力量方面是有长处的，但在观点方面却不免更多地受着统治者的支配。就文学角度看，则成于众手的官修史书，其文笔也往往丧失个性，因而必然缺乏完整的艺术价值。正因为这样，人们才公认欧阳修的《五代史记》是足以上继四史的富有文学色彩的名著。在这部著作中，欧阳修继承了司马迁“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褒贬精神，对五代史事作了全面的述评。虽然在史实的记载方面还有缺漏，观点也不尽正确，但它对历史人物的正义性的评价，对于培养中国人民的道德品质、民族气节，是起了颇为有益的作用的。它优美的笔调，也至今不失为史传文学的典范作品。如其所立的《一行传》是表彰乱世中的小人物的。欧阳修痛感当时士大夫之恬不知耻，叹息道：“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但同时，他又相信“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因此立《一行传》，显示出即使在混乱黑暗的时代里，总还有一些特立独行，值得称道的人物。他举出石昂等五人，“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能为黎民做一、两件有益的事，为社会保持一点正气。在那种环境里，一些平凡的小事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帮，则其精神力量便不可忽视了。这正是作家所希望的。再如《伶官传》记载了优伶景进、史彦琼、郭从谦等人的事迹。后唐庄宗李存勗因为宠用这些胡作非为的人，以至身死国灭。欧阳修在这篇传的序文中总结了历史教训，发抒了深切的感慨。
欧文独特的艺术风格，是继承韩愈的优良传统而形成的。他从学习韩愈开始，又进而学习韩愈所景仰的古代史家如司马迁等的著作。苏轼曾指出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居士集叙》）但最基本的是学韩，所以苏轼又说：“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但由于时代、个性的差异，古文运动的首创者韩愈和古文运动的复兴者欧阳修，在风格上是有显著的差别的。用古典文论的术语来说，韩文偏于阳刚之美，而欧文则偏于阴柔之美；韩文深厚雄博，欧文和婉曲折。虽然两人的作品都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然而又各自以其个性化的艺术技巧显示着独特的风格。
欧阳修是主持风会的大师，《宋史》本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曾、王、三苏都是接受他的影响而成为古文大家的。欧阳修的文风，还对明清时代的唐宋文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前期的文人作赋虽然能兼众体，但由于前代及本朝都以诗赋取士，律赋是规定的应试科目，所以仍然最为流行。其特点是对仗工整，音律谐协，韵脚固定。因为多数是为文造情的应试之作，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没有什么成就。如宋祁的《王畿千里赋》首段云：“王有一统，人无异归。中四方而正位，画千里以为畿。总大众之奠居，式昭民极；据方来而处要，以重皇威。二代而还，维周有制；揽庶绩以图大，廊多方而为卫。”这种作品显然不能认为有什么文学价值。所以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中别开生面，对赋体也进行了创新。
从欧阳修的文集中可以了解到，这位古文家曾写过各体的赋，而突破陈规创为文赋，已在他的晚年。嘉祐四年（1059），他获准卸去开封府尹的职务，住在汴京的城南。这时他已五十三岁，体弱多病，目昏手抖，在一个秋日的晚上，因感平生知交风流云散，便写了一首长诗《夜闻风声有感，奉呈原父舍人、圣俞直讲》，而意犹未尽，便再次扶臂捉笔，运用他纯熟的古文手法写了著名的《秋声赋》。
这篇赋所流露的低沉情绪，是作者在庆历新政失败后长期苦闷心情的反映。他从多方面描绘了秋夜的物态，以巧妙的比喻把不可捉摸的秋声写得生动具本。一方面他仍然吸取传统辞赋的铺张手法，另一方面却大胆地打破了传统的骈赋、律赋的格律与模式，完全出之以散文。这一尝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文赋的地位从此确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便是接受《秋声赋》的直接影响而写出的。从此以后，历代都不乏文赋名作。
欧阳修开创文赋的新局面，并非出自个人的偶然触发，这在文学史上是有它的继承关系的。就体制而言，辞赋本来就是韵文、骈文和散文三者的综合体，最早的篇章用韵固疏密无定，造句亦骈散不拘。到了中唐，韩、柳发动古文运动，影响所及，使律赋的句法也发生了变化。如杜牧的《阿房宫赋》前半篇仍用律体，而后半篇却采用了散本：“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这种写法，可说是文赋的萌芽。发展到宋朝，在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声浪中，骈赋和律赋都逐渐走向散文化。欧阳修本来就能做各体的赋，他在这样广泛的基础上，写出《秋声赋》和《憎苍蝇赋》等文赋，终于使之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这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孙梅《四六丛话》卷四《叙赋》云：“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状，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辍翰传诵，勒成一学。”“左（思）、陆（机）以来，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自唐迄宋，以赋选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又有骚赋，源出灵均（屈原），幽情藻思，一往而深，则《骚》之真也，班（固）、张（衡）优为之。又有文赋，出荀子《礼》、《智》二篇，古文之有韵者是已，欧（阳修）、苏（轼）多有之，皆非浅学所能学步也。”它简明扼要地阐明了赋体的区分和文赋的来历，对我们理解这一方面的历史情况，是有帮助的。
欧阳修在提倡古文的同时，对时文也进行了改造。他是宋代新型骈文“宋四六”的能手，在他的倡导下，骈文走上了新的道路，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作家。
2.重点作品
《醉翁亭记》
欧阳修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两次被贬。一次是30岁时贬官夷陵（今湖北宜昌），第二次被贬往滁州（今安徽滁州）。《醉翁亭记》为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的第二年（庆历六年，1046）所作。这篇散文一问世，即以“见解独到”和文体的创造性特色而著称。据《滁州志》记载：“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可见此记为世人所重视，影响之大。它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几个世纪以来，引起了无数的读者和评论家的兴趣，成为脍炙人口的古代散文名篇。
《醉翁亭记》是一篇记体散文。“记”这种体裁，原来只是客观记事的应用文字。宋朝李耆卿《文章缘起》注中说：“《禹贡》《顾命》乃记之祖，记所以叙事识物，非常议论。”唐代韩、柳以后，“记”就突破了原来“叙事识物”的范围。到了宋代，进一步扩大了这种文体的社会内容，加强了它的文学因素，成为文学散文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中尤以亭楼台院记和游记散文成就更大。宋代优秀散文家们善于把叙事、描写和议论、抒情熔为一炉，富于变化，涉笔成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作为一篇优秀的记体散文，写得极其精炼娴熟，写作技巧很高，艺术上非常有特色。
如果说韩愈、柳宗元犹用奇字、重字，善于选择或熔铸色泽强烈的新颖词语的话，那么，欧阳修“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在《醉翁亭记》中，欧阳修创造性地运用了21个“也”字，显然有其艺术上和主题上的目的。这一不断重复的句法结构，可以说首先表明了作者对生活正面的肯定，即《醉翁亭记》中的积极主题──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愉悦闲适在文体形式上的突出表现。通过“也”字陈述句式的大量运用，作者将本来应是动词词组的表述转化为名词词组的构成，表明了在作品的主题中，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和谐的秩序。同时，这种连用“也”字结尾，也使文章形成一种富有韵律的吟咏句调，有助于造成舒缓圆畅的散文节奏。
五、创作背景
石曼卿（994—1041），北宋文学家，才高而未遇，遂饮酒自放，愤世嫉俗。欧阳修是其挚友，两人相识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当时同官馆阁校勘，不到一年。其后两人分别多年，当再度相聚时，石曼卿已憔悴衰老，不久，48岁的石曼卿就英年早逝。欧阳修曾作《哭曼卿》和《石曼卿墓表》等诗文对石曼卿予以深切悼念。《哭曼卿》诗中说：“嗟我识君晚，君时犹壮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轩昂惧惊俗，自隐酒之徒。一饮不计斗，倾河竭昆墟。作诗几百篇，锦组聊琼琚。时时出险语，意外研精粗。穷奇变云烟，搜怪蟠蛟鱼。诗成多自写，笔法颜与虞。旋弃不复惜，所存今几余。往往落人间，藏之比明珠。……朐山倾岁出，我亦斥江湖。乖离四五载，人事忽焉殊。归来见京师，心老貌已癯。但惊何其衰，岂意今也无。才高不少下，阔若与世疏。骅骝当少时，其志万里途。一旦老伏枥，犹思玉山刍。……而今壮士死，痛惜无贤愚。归魂涡上田，露草荒春芜。”诗中对石曼卿的诗歌才华、书法艺术作出高度评价，对彼此相识甚晚，相聚无多表示遗憾，对石曼卿的才高不遇，英年早逝表示了极度的哀痛。在《石曼卿墓表》中，欧阳修对其文章、才能、奇节、伟行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在石曼卿去世26年后，欧阳修又派人到石曼卿墓前祭奠，并作祭文，抒发了对挚友的深切怀念。
六、课文讲解
1.课文朗读
背诵课文。
2.课文分析
首段是例行公事。凡是祭文，都需在首段点明时间与人物关系。
第二段始进入祭文正文，劈空就是一句“呜呼曼卿”，行文突兀，而情感真切。仿佛要将亡友从地下唤醒，对他细细倾诉。所要倾诉的又是什么呢？“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八个字正是这一段的眼目。这八个字又仿佛是劝慰亡友的魂灵可以放心安息。所谓“身去德音存”，人固有一死，美好的名声却必将流芳百世。
第三段又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一腔心事都说与亡友来听。这一段，以“奈何”为界是两层意思。“奈何”之前的几句是接着上一段说，仍是说“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奈何”以下，笔锋陡转，“荒烟野蔓”数句将一幅荒冢凄凉景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不由人不起“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之悲。两层意思之间，一客一主，前一层只是引起，只是为了反衬，后一层才是重点，也是全篇的核心。
第四段仍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心中蕴含的感情都与亡友说尽了。而一段之精神乃在不能忘情。“固知其如此”的“固”字好，与下文的“而”字构成转折。名可不朽的道理，我不是不知；万古长空，空悲无益的道理，我不是不知。可是，追念往昔，我又怎么能忘却那些歌哭笑悲的记忆！理智，终究抑制不住情感。从理智上明白和接受一些大道理，并不是很难的事；可心灵的感受终究是点点滴滴，往昔的感伤无声无息地渗透。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祭文正文分三段：第一段写不朽之名，第二段写万古之空，第三段写不能忘情。三段皆以“呜呼曼卿”领起，在情感上有很强的震撼力。岳飞《小重山》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本篇亦是知音云亡之悲。
文章不长，但情感富于转折。正文一段与二段之间是转折，末段自身又含一层转折。一段的不朽之名，终究敌不过二段的万古之空；末段的理智超脱，终究敌不过情感的悄然渗透。转折之后，方见分量，方见沉重，而终不外“悲”与“情”二字。欧阳修曾云：“人生自是有情痴”，信然。
全文以情驭笔，一气呵成，不假修饰，却又得结构之妙。文中以“轩昂磊落、突兀峥嵘”八个字推许曼卿，实可移来评此篇。正文第一段写名之不朽，是何等斩钉截铁！全然是劈空说起，有游龙出海之势。第二段写万古之空，却又将第一段全盘抹倒，非力挽山河的笔力，绝不能做到。前二段是放得开，末段却是收得紧，如一道闸门，将两条游龙紧紧关锁。正可见当时文坛巨匠的文字工夫。
译文：
在治平四年七月某日，具官欧阳修，谨派尚书都省令史李旸前往太清，以清酒和几样佳肴做祭品，在亡友曼卿的墓前设祭，并写一篇祭文来吊祭：
唉，曼卿！生前您是个英才，死后必化为神灵。那同万物一样有生有死，而又回到无物的，是您暂存聚合的肉体；不同万物一起消灭，而卓立不朽的，是您留传后世的英名。这是古来圣贤，没有一个不是如此。那些被纪录在史籍上的，如同太阳、星星般地光明。
唉，曼卿！我好久没看到您了，还彷佛记得您平日的样子。您的意态超凡，仪容俊伟，卓立高迈，而被埋葬在地下，我想不会化成土壤，应该化成金玉的精粹。不然，也会生长出千尺高的松树，或九根茎的灵芝。怎禁得满目荒烟野草，荆棘交错丛生，在凄风雨露下，飞萤野火流动；只见牧童和樵夫，在那里上下往来歌吟，再加上那些受惊的飞禽走兽，悲伤地徘徊而咿嘤鸣叫！今日固然如此，就是千年万年后，怎知它不变成躲藏狐貉或鼯鼪的洞穴呢？古来的圣贤也是如此的遭遇，您难道没看见连绵不绝的旷野和荒城！
唉，曼卿！盛衰的道理，我固然晓得它是这样，然而感念往日，心里觉得悲凉凄怆，不知不觉临风而掉下眼泪，实在感到惭愧无法达到古圣人不动情的境界。希望您来享用！
3.课文难点讨论
请讨论一下第三自然段作者对石曼卿墓的想象表现了作者怎样的心境。
答案要点：悲凉；失望；对于古来圣贤命运的同情。
4.相关评论
凄清逸韵。（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一）
胸中自有透顶解脱，意中却是透骨相思，于是一笔已自透顶写出去，不觉一笔又自透骨写入来。不知者乃惊其文字一何跌荡，不知非跌荡也。（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三）
公祭文奇崛不及韩，清峭不及王，独情致缠绵凄恻而亦微带俗韵，若此篇是也。（清·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六一居士全集录》卷五）
此文三提曼卿，分三段看：第一段许其名垂后世，写得卓然不磨；第二段悲其生死，写得凄凉满目；第三段自述感伤，写得唏嘘欲绝，可称笔笔传神。（清·孙琮编《山晓阁选欧阳庐陵文选》卷四）
拟柳子《祭吕化先文》，无味，不知人何以多好之。（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九）
此一祭，盖葬既久而近经其处，触眼苍凉，不禁侘傺嘘唏，一写其宿草之悲也。或把作随常祭文批解，伧子又从而剿之以为活套，不足一哂。文虽极悲凉，却能向已墟境象，点出不朽精神。（《古文眉铨》卷六十二浦起龙评）
篇中三提曼卿：一叹其声名，卓然不朽；一悲其坟墓，满目凄凉；一叙己交情，伤感不置。文亦轩昂磊落、突兀峥嵘之甚。（《古文观止》卷十）
此遣祭曼卿墓下之词，非始死而吊奠，故全在墓上着笔，而以曼卿生平之奇，串入生发。其大意从雍门子鼓琴一段脱化来。文情浓至，音节悲凉，不忍多读。（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四）
意势矫健，音节苍凉，非六一不能为此。（清·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七十四）
七、练习
1.选择题
（1）欧阳修所作的著名史书是（ ）
A.《新五代史》 B.《旧五代史》 C.《宋史》 D.《新唐书》
答案：A
（2）下列不属于唐宋八大家的是（ ）
A. 欧阳修 B. 司马光 C. 苏轼 D. 苏洵
答案：B
（3）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作于他任职（ ）时期。
A. 杭州 B. 滁州 C. 扬州 D. 洛阳
答案：B
2.填空题
（1）欧阳修卒后的谥号是（ ）。
答案：文忠。
（2）《祭石曼卿文》中“石曼卿”的名字是（ ）。
答案：石延年
3.简答题
简要介绍一下《祭石曼卿文》在抒情方面的特点。
答案要点：反复咏叹；直接抒情与间接抒情相结合；运用对比、联想的手法。
八、研习与思考
1. 本文主体部分由三句“呜呼曼卿”提起，每一句之后分别是从哪个方面追思亡友石曼卿的？
答：参课本上的评析第二段。目的在于让学生抓住文章结构框架。
2. 清人林云铭感叹《祭石曼卿文》“文情浓至，音节悲凉，不忍多读”（见《古文析义》）。由此分析作者在文中的抒情方式。
答：参课文上的评析第三段。（1）直接抒发与托物寓情相结合；（2）情景交融，尤其是第三段；（3）所用词藻色泽灰暗，给人悲冷的气息。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欧阳修书法真迹欣赏
《灼艾帖》
《集古录跋尾》
十、延伸阅读
王水照：宋代散文的风格
宋代散文是我国古典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散文作家，传统所谓的“唐宋古文八大家”，宋人就占了六位（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九《白云稿五卷》条下云：“明朱右撰。右字伯贤，临海人。……右为文不矫语秦汉，惟以唐宋为宗。尝选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目，实权舆于此。”但其所编《八先生生集》未传。后茅坤评选《八大家文钞》，这个称呼才广为流行）。从《宋文鉴》（宋吕祖谦辑）、《南宋文范》（清庄仲方辑）、《宋文选》（清顾宸编选）等总集来看，写作的当数量十分惊人，其中包括不少文学散文或带有文学性的散文，也有许多议论文的名作。散文的普遍繁荣影响到宋代文学的其他领域：宋诗的散文化是众所周知的现象，词在苏轼、辛弃疾手中也越来越多地加重了散文成分，对诗词创作发生好坏兼具的复杂作用；赋也从散文中得到启示而重获艺术生命，形成一种新颖的类似散文诗的赋体；甚至连骈文也不太追求辞藻和用典，采用散文的笔法和气势，带来一些新的面貌。
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这比之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成为后世散文家和文章家学习的主要楷模。清蒋湘南在《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中说：“宋代诸公，变峭厉而为平畅：永叔情致于纡徐，故虚字多；子瞻才气廉悍，故间架阔。……即作古文者，亦以两家为初挄。”（《七经楼文钞》）卷四）是符合实际情形的。
这种散文风格的形成，既是传统散文发展的结果，也是北宋古文运动斗争的产物。
唐代的古文运动主要是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因此，写作的“难”或“易”、“奇”或“平”自然地成为运动中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韩愈的文论一方面要求“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主张明白晓畅，另一方面又强调“惟陈言之务去”（《答李诩书》），崇尚戛戛独创，这里实际上包含着矛盾。他的《答刘正夫书》说，“（文）无难易，唯其是尔”，企图把矛盾统一在“是”上。但是，在这封信中，他同时突出地强调了文章贵“异”贵“能”，要求不同凡响，表现了他论文的重点和主要倾向，这也是他调和“难”、“易”的解说使人感到有些抽象和空泛的真正原因。在他的写作实践中，虽有不少平易浅显的名作，但偏重于雄健奇崛的方面，甚至有的流于“怪怪奇奇”（《送穷文》）。韩愈以后，“奇”“平”两派并行发展，韩门弟子皇甫湜、李翱各是其中的代表。李翱《答朱载言书》中说：“其爱难者则曰文章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在理论上，一个容易走向平衍肤浅，一个往往趋于艰涩怪僻，其利弊似乎相等；但在晚唐五代的写作实践中，后者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却暴露了更多的缺点。
宋代古文家们为了使文章更好地表达思想，在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这个传统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取舍。刘熙载说：“昌黎与李习之（翱）书，纡余澹折，便与习之同一意度，欧文若导源于此。”又说：“韩文出于《孟子》，李习之文出于《中庸》，宗李多于宗韩者，宋文也。”（《艺概·文概》）指出了他们抉择的方向。王禹稱最早肯定韩愈古文中“易”的一面。他说，“吾观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答张扶书》），再三地提出“句易道，义易晓”的要求（《再答张扶书》。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虽以“尊韩”相召号，但他批判了为韩愈所称道的樊绍述的奇险文风：“异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独出无古初：穷荒搜幽入有无，一语诘曲百盘纡。孰云已出不剽袭，句断欲学《盘庚》书”（《绛守居园池》，《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他主张“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认为作家可以“各由其性而就于道”（《与乐秀才第一书》），反对逞奇炫巧，矫揉造作。苏轼论文也主张“自然”、“畅达”。他在《答谢民师书》中批评了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而扬雄正是韩愈不止一次地称赞过的作家（注：参见《进学解》《答刘正夫书》《答崔立之书》《与冯宿论文书》《送孟东野序》等文。）。这反映了宋代古文家们的共同认识，也和宋代影响很大的道学家的文论有某种一致的地方。
欧阳修所领导的古文运动批判地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又有自己时代的内容。这还与这个运动的对立物的性质密切有关。通常流行的观点，把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仅仅归结为西昆体和反西昆的斗争，这是不够全面的（诗的问题，不是本文范围，姑置不论）；或者说成是反对骈文的斗争，也不大符合实际情形。韩愈曾努力于文体变骈为散的改革，到了欧、苏等人，他们采用了韩愈已经创立的新型“古文”的形式，但并不反对骈文本身。欧阳修说过，“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十三《论尹师墓志》）因为骈文在一定范围内应用（如诏、制、表、启、上梁文、乐语等），是当时既定的体制。欧、苏都是骈文的能手，他们倒是给骈文增加了散文的气息。陈善《扪虱新话》卷九说：“以文体为诗，自退之始；以文体为四六，自欧阳公始。”清程泉在《四六丛话·序》中说：“宋自庐陵、眉山，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机杼；而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实足跨越前人。”欧阳修的《采桑子·西湖念语》、苏轼的《乞常州居住表》等都是写得相当出色的骈文。这样，宋代古文运动就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文风的革新上了。
欧阳修和当时两种不良文风进行斗争。一种是沿袭唐末五代柔靡浮艳的文风。宋人叶涛在评述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时，着重指出当时“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等，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注：《重修实录本传》（朱本），见《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三。）这种风气弥漫在所谓“时文”里，西昆体文只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另一种是宋初古文作者在反对艳冶文风时所产生的新的流弊：由简要平拙、学古不化而流入艰涩和怪僻。前者连柳开、穆修、尹洙等人也不能避免，后者如宋祁的“涩体”。发展到欧阳修时，这一风气同样充斥文坛，引起他的竭力反对：“嘉祐二年（1057），先公（欧阳修）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台‘周公伻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注：欧阳发等：《事迹》，见《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五：又参见《附录》卷四《四朝国史本传》（淳熙间进）、《附录》卷一吴充《欧阳公行状》、叶梦得《石林燕语》、《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等，文字略有不同。）苏轼在《上欧阳内翰书》中也指出当时存在“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和“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之文，并简明地概括为“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两个方面。这两位先后主持文坛的领袖，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正是从这两方面的斗争中，既清除了五代的浮艳余风，又吸取了早期古文的失败经验，才把建立平易流畅的散文风格，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基本目的。
这一风格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呢？除了作家的气质、素养和美学理想等外，主要还由于结构和语言上的特点。
苏洵在评述韩、欧文风的区别时，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说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而欧阳修却是“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蔬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嘉祐集》卷十一）这对理解唐宋的区别同样适用。从布局谋篇上来说，大抵唐文重于纵横开合，突起突落，虽有“抑遏蔽掩”的起伏波澜，但于转接之间不可测识；宋文贵在曲折舒缓，藏锋敛锷，即使在“气尽语极，急言竭论时，也是一片行去而少突兀奇峰。韩愈的《谏臣论》和欧阳修的《与范司谏书》都以劝诫对方应该负起谏官的职责为内容，但韩文劈头揭起“恶得为有道之士”的断语，以下三难三驳，穷追猛打，咄咄逼人；欧文则前半不慌不忙地娓娓道来，阐明谏官“任天下之责，惧百世之讥”的重要地位，后来又委婉地陈述进谏不应待时的意见，字里行间才透露出期望的殷切。又如韩愈的《上兵部李侍郎》和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都是“干谒”之文，韩文直来直往，一则说，“非言之难为，听而识之者难遇”，既则说，“不发于左右，则后面失其时矣”，锋芒外露，求助之情毫不掩饰；苏文却从文章修养说起，缓缓地归结到求见的本题。这是造成唐宋文不同风貌的一个因素。
唐代的古文家们大都致力于语言的锤炼，选择或熔铸色泽强烈的新颖词语。韩愈在这方面做出了惊人的努力。试以《进学解》这篇不到八百字的短文为例，就出现了象“业精于勤”、“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细大不捐”、“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回狂澜于既倒”、“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以及“焚膏油以继晷”、“闳其中而肆其外”等独创性词语，给人以面目一新的感觉。宋代的散文语言是明白如话的，朱熹说：“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朱子语类》卷139）这可以作为宋文的概评。即使像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写景文字，虽被宋人“病其词气近小说家”，但只觉华美而非奇特，和柳宗元山水记的峭刻劲急的语言风格还是各异其趣的。他们又特别善于发挥虚字的作用。罗大经说，“韩柳犹用奇重字，欧苏惟用平常轻虚字”（《鹤林玉露》卷五）。欧阳修改“仕官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为“仕官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的故事（注：见《过庭录》这两句是《相州昼锦堂记》的开头。），就透露了其中的消息。虚字这种语言手段的适当运用，有助于造成纡徐圆畅的散文节奏。《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一个“也”字结尾，就形成一种富有情韵的吟咏句调，而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一连用四十个“鸣”字，却使人感到腔吻急迫，雄奇有力。这是造成唐、宋文不同风格的语言上的原因。
在平易、婉转的基本风格的基础上，宋代散文家又各具自己的特色。风格的多样化正是宋代散文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欧阳修是这种共同风格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但他散文中富有抒情兴味的所谓“六一风神”，就不是其他作家所共有。试以书序为例。欧阳修和宋代其他几位古文家都是作序的名手，但他在题材的处理和风格上很有独创。曾巩是善于目录序的，他的《战国策目录序》、《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都以议论为主，以儒家卫道者的热忱，或排斥战国时的游士之言和诸子百家的“异端邪说”，或发挥君子“身修故家国天下治”的道理，劝诫国君重视内廷的教化。王安石是擅长序经义的，他的《周礼义序》《书义序》《诗义序》等，用简洁的文字，阐述它们跟当时施政的关系。朱熹为《诗经》、《楚辞》、《大学》、《中庸》等古代典籍写的序，也常被一些古文选本所选录，其中颇有一些宝贵的艺术见解和治学心得。而欧阳修的诗文集序，却以浓厚的抒情性见长，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苏氏文集序》、《江邻儿文集序》、《梅圣俞诗集序》、《释秘演文集序》、《释惟俨文集序》等，都结合着作者和他们交游冷落、飘泊不偶的遭遇，抒发回肠荡气、呜咽凄楚的不平之感。这种低回婉转的抒情特点和欧阳修采用主客映衬的手法密切有关。《江邻几文集序》从作铭说到作序，又以梅尧臣、苏舜钦预示江邻儿的影子，然后才说到本题，避免了浅露板直、一览无遗的缺点。两篇释序都以石曼卿作为陪衬，但不像前序那样逐段分写，而是主客一路滚滚并出，忽起忽落，烟波无际，使抒情更为含蓄和深沉了。
曾巩和苏辙的文风，大致和欧阳修相近。但他们二人之间仍有所区别，而且绝不混同。我们只要把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和前面已经提到的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略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尽管曾巩采用了曲折迂回的结构方式，把酬谢的主旨放在史传和墓铭异同等议论之后，但他不像苏辙在汪洋淡泊之中仍有骏发蹈厉的气势，而表现出冲和整洁、醇厚质重的特色，别有一番平和雍容的意味。
苏轼是才情奔放、文思横溢的天才作家。他的议论文和苏洵是同一路数，学习了《战国策》纵横捭阖、辩丽恣肆的特点；其他文字也大都达到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的境界。他和欧阳修是宋代风格最鲜明的散文大家。王安石在欧、苏两家之外独辟蹊径。他虽然嘲笑过韩愈“力去陈言夸未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临川集》卷三十四《韩子诗》），但在文章上实在深得韩愈拗劲逆折的特长，这在他的短文，如《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等文中表现更为突出。
南宋的文风基本上继承欧、苏的传统。由于道学家文论的进一步传播，欧阳修的影响似更大些，风格更趋明畅，文字更为醒豁。朱熹、陆九渊等道学家的某些有名的文章就是如此。苏轼的文集在北宋末年曾遭到过禁绝、南宋初期又盛行起来。陆游说，“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老学庵笔记》卷八），竟达到“家有眉山之书”的盛况。辛弃疾、陈亮的策论，叶适及宋末爱国志士如文天祥、谢枋得、郑思肖的文字，雄赡豪迈，是比较接近苏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