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一词，从词汇学的角度说有三层含义；一是书面语言与文章；二是语言和文字；三是语言和文学。作为一门课程而言，它的含义也就是语言、文字 、文章和文学。语文课讲的也无外乎这一些了。语文课程应当具备哪些教育功能，换言之，语文这门学科应当如何确定其地位？大学语文课程应当如何确定其学科地位？然后再探讨新时期的“大学语文”课程的学科地位便不难了。

    在现代教育中，倡导德育、智育、体育与美育，语文课程是兼顾德育、智育、美育这三者的。首先就语文课作为一门智育课而言，它要兼顾知识与技能两方面的教育。作为前者，它要教给学生识字、词汇、语法和修辞，也要教给学生许多文学和文章学的知识、文学史的知识，同时学生要逐步将这些知识变为种种技能，变成阅读能力，变为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语文课是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以达到上述的各个目标。

    小孩从学说话、学识字开始，实际上已开始语言、文字乃至语法、修辞的学习，也会背一些唐宋诗词，也接触到一些文学作品。他们要叙述一些事，表述自己对一件事的见解，两个小孩吵架以后各自叙述自己的理由乃至指责对方，都是一种写作了，只是他们还不会用笔写。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的增多、识字的增加，他们的语言、文字、文章乃至文学的修养均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以至于到了可用口和笔完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见或记录、叙述一个事件、一个故事，更能阅读自己感兴趣的文学、科学、社科书籍。这一切又促进了学生科学、人文乃至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语文在中小学里是居于首位的基础性学科（到高中阶段有所削弱），这是尽人皆知的。

    当然，中小学语文的欠帐现象也是无法回避的，部分大学新生语文水平还不高：语句不通、错别字连篇、文章写不好、文学修养很低。而大多数学生在语言、文学、文章几方面均有欠缺，而文学知识则更为肤浅而零碎。……这些问题，二十年前匡亚明校长等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且大声疾呼过。如今各校的领导多数虽说不上很重视却是都乐于承认的。产生的原因既与应试教育有关，也与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有关。对此这里不深谈, 我这里只就大学语文的学科地位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我认为，大学语文与高等数学、大学物理一样既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学科，又与中小学语文既有联系，而更多质的不同。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传播知识的角度而言，语文课要学生学会识字、语法、词汇、修辞的知识，文章与文学的知识，前者按中小学教学大纲均应大致掌握（熟练运用是另一回事），词汇、语法、修辞等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而文章学的知识更多是运用于写作，学生最严重欠缺的是系统的文学史知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欧阳修、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关汉卿、罗贯中、曹雪芹、蒲松龄、鲁迅，乃至于王勃、王昌龄、王之焕、李绅、范仲淹……，同学们有的是耳熟能详，也有的是略有所知。然而，对于文学史，他们的知识是零碎的，是片面的，需要为他们勾画出一个简明中国文学史的知识体系，大致指出各朝、各代诗、词、文、赋、戏剧、小说的主要成就、代表作家、主要流派、代表作品及其成就与得失。这无疑是给学生一根针和线，将他们已有的和新学的文学知识、文学家、文学作品用线穿起来，使文学知识表现出显著的系统性，使学生将学过的作家（流派）从宏观上加以审视，对作品也可以区别其是大家的代表作或是小家的吉光片羽；是璀璨的园地里的一颗明星，还是孤立的奇花。学生们的知识就显然可全面多了，让学生投入的时间少，而收获却十分丰富。这便是一种梳辫子的方法，知识的梳理、补充显然无论是理解还是记忆都比只是零碎地学上一些新的名家名篇有用得多。

    从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而言，语文课是遵循识字→阅读（含讲解）→赏析的途径。小学低年级学的多是单词、单句、情景对话之类，以识字为主要目的；小学高年级、初中学生已能读懂一些现代短文，也已接触一些文言文，经老师讲解，可以理解其大意，也能阅读一些更浅显的课外文章，囫囵吞枣地学一些较通俗的文学名著或其节要。高中阶段学生的语文水平之差距开始拉大（这不仅从考试成绩上看，更多从实际水平上看，考试成绩的差距往往较小）。少数学生已能欣赏某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对课本上介绍的作家、作品已深感不足，而在优秀语文老师或家长、亲友的指导下找一些文学名著来读，也有的采取饥不择食的态度，买到什么读什么，借到什么读什么，武侠小说、地摊文学成为首选。入大学以后，学生的语文水平已是天差地别，用同种快餐饭打发所有的学生显然不行。即便高考语文分数相近，实际水平也可能相差很远。因而，“大学语文”课必须姓“大”（“大学”之“大”），不能是“炒冷饭”，更不是高中语文的学时延长；就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而言，必须注重鉴赏析能力的提高，不再是扣一个个字词句，也不是依赖老师的串讲与翻译。要努力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这不仅是个教学方法问题；教学理念，教材也均必须作相应的根本改变。

    再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而言，语文课遵循的是从识字→写字→看图写话→习作→创作的发展途径，我所说的“创作”，未必全是写小说之类的文学创作，而是指实际工作、生活需要的各种写作实践，如写报告、总结、评论、读后感……，当然也包括文学性写作。过去的“习作”中，学生可能也曾学着写过这些文体，但“习作”只是一种练习，其直接目的不是为了向上级报告某项工作、写一个实验的报告、写作总结……，而是一种写作练习，是打靶而非打仗。“大学语文”课要学生自己学会写社会需要的各种文体，如果说，这时还有老师指导、修改，以后除专业课教师的指导外，从写作角度指导的便不多了。因此，还应根据学生的需要开一些学生感兴趣的相关选修课，其中包括写作课，不仅可以是现代文写作，甚至是文言文写作课（如诗词格律与写作），让学生（主要指本科生）在离校之前学会独立开始实际创作性写作，而不再是一般的练习性写作。近几年来，我们为中文系及其他系学生开诗词写作课，吸引了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诗词均达到发表的水平。《江南诗词》等报刊曾连续辟专栏介绍这些作品。每年均有大量文章见于报端，学生写的报告还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特等奖……。这些不写在作文本上的文章，已是一种“创作”而非“习作”。

    再从口头表达能力的提高而言，一个人也大致遵循从呀呀学语→情景对话→小组发言以至发展为大会演讲和辩论，而除口吃等生理原因外，口头表达能力的高低是与语文水平直接成正比的。大学生阅历较之中学生广得多（尤其来自农村的学生反差更大），生活的积淀也比中学生丰富，大学生的社团活动、文化活动较之中学时代也有显著的增加，很多人都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有机会参加乃至主持大型会议、与教授和中外名人交谈、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当电台电视台的佳宾主持，作为小报的小记者去采访别人、参加全国或地区的大学生演讲比赛……。这些已渐渐打破学生与成年人的鸿沟、打破学校与社会的界限。当然知识的广博是成功的前提之一，锻炼也是必要的，但没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即便口若悬河，也常常文理不通，说不出令人信服的道理，作不出很有文采、可以振聋发聩的精彩演说。语文课培养学生如果只能读不能讲，或只能写好稿子去台上念，均是很不够的，生活中的交谈、学位论文的答辩、商战中的谈判、答记者问……等等，绝大多数场合均不可事前准备好文字稿的。学生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又有敏捷的思维，就能在重要场合应对自如。“大学语文”应当注意培养这种能力，更要让学生知道这种能力的提高与文学修养的直接联系。为此语文老师先做出表率，上课要基本不看书，大部分课文（现代文除外）要背出来，夜晚上课要有“停电不停课”的功夫。一流的语文教师应当有书法家般的一手好字，作家诗人般的一枝铁笔，还要有政治家、外交家般的一张铁嘴。

    对学生思维判断能力的提高，“大学语文”的教育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学语文”与中小学语文课的一种根本区别即在于不再灌输给学生“一是一，二是二”之类的结论，现实世界上并非只有黑白两种颜色，甚至也不止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彩，人也不只有好人和坏人，结论、评论也不只是非好即坏二者必居其一。一篇文学作品除了是非之分外，更多的是高下之分，即便是一流精品，也可能白璧微瑕；即便是该否定的作品，艺术上却可能有过人之处。一些众所周知的名篇，也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会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杰构。要让学生拓宽视野，不囿于一孔之见。“大学语文”应当给学生以较广阔的视野、较高的学术平台，较多元化、甚至是互相对立的学术观点。即便是文学精品，也可指出其不足，让学生不仅会啧啧赞赏，也会“吹毛求疵”，其见识才会高远，观念才会创新，才会不迷信书本，不迷信老师，也不迷信权威，才会青出于蓝而青于蓝。

    “大学语文”要承担人文精神的传播和道德情操熏陶的使命。所谓人文精神，古今说法不一。《易·贲》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曰：“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北齐书·文苑传序》亦曰：“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人文亦指人事，如《后汉书·公孙瓒传论》：“舍诸天运，徵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西方的人文主义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提出的一种进步思潮，主张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提倡学术研究，以复兴古代文明为口号，反对宗教束缚。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今天，某些人金钱至上，物欲横流，提倡人文精神自可解释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这里有文化的传统，也有道德的传统。

    我们过去也曾反对赋予语文课太多的道德教育的使命，这肯定错了。时至今日，大学生道德、情操、心理都存在许多误区，大学语文是知识课、文学课，更是一门人文精神的传播课。

    半个世纪来，我们以大量政治课取代德育课，而道德上又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标准，用心良苦却收效甚微，至今高校学生的道德问题较多，心理素质也十分脆弱。去年一年，南京在校大学生自杀而死29人，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许多走出校门不几年的大学生握有重权后，很快成为贪污受贿上千万的巨贪。大学生在校偷自行车、考试作弊，乃至杀人、嫖娼、卖淫等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时有发生。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操的教育已经刻不容缓。而学生厌弃了空洞的说教，让历代文学精品去感化、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并回答当前及走向社会后的若干社会人生、道德心理的问题，却是十分有益的。对此古今之大文学家常有一些极精辟的见解，而且以文学形式出现，老师讲课时再善于引导，学生对这种教育没有一种心理障碍线，容易听得进，记得住。

    大学生已二十岁左右，他们都已长大成人了，已不像小孩子一样容易听话，他们有了一些生活的经验，甚至自以为很成熟了，当然他们仍很单纯。这代青年人，与其祖辈、父辈比起来，他们受到家庭的呵护很多，几乎到了溺爱的程度，这是前所未有的；而如今学习、升学、就业及在工作中遭遇的竞争，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样大的反差，使心理不够健康的青年人，容易精神崩溃乃至走上自杀之路，这些要防患于未然，而“大学语文”课则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走上社会后做官的机率较大，这些人对社会、家庭、同志的责任感如何，他们能否如中华传统中注重名节，便显得十分重要。“文革”前后，有几位名高位显的知识分子因不注重名节遭受人们的唾弃，而如今名利的诱惑，保全名誉地位的压力等也会使许多人丧失名节。面对这一现实，德育课的任务事实上也由非政治课来一起承担，而其中“大学语文”的作用尤其突出。“名节”之类的问题，是古代文学中时常涉及的问题，正反典型都有，生动而形象。由“大学语文”来承担这一类的教育，其效果却比政治课好得多。只是要求教材的编写者，要留意编选一些这方面的篇章。

    “大学语文”实施道德情操的教育应结合语文教学的特点，不要变为政治课的增加。因而从教材到教法都不可背离文学的基本规律，要让形象说话，这不是选几条语录，加几篇并不感人的政治论文所能奏效的。而要让优秀的文学作品去感染人，让他自觉地接受做人处事的教育。如读秦观《鹊桥仙》词中“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词句，对学生爱情观的教育作用，远比听一场婚姻讲座有效得多。再如读苏轼诗词要适当注重对旷达精神的阐发。如对其《定风波》中“一蓑烟雨任平生”句适当引申，便能使人们学会心理平衡，对人生的坎坷曲折不公平之事视若等闲，就少许多烦恼，也少许多自杀等事件，更少许多人际是是非非，使人们学会少计一己之得失，少争一日之短长。

    古代的文学作品（包括大量精品）中也有许多失败者叹老嗟卑、怀才不遇之作，说到底是失败者的哀鸣。对这些作品也要引导学生去正确对待，既看到时代（封建制度）扼杀人才的一面，也要看到这些人中有些人自身的个性弱点，不可仅仅归结为“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一部分人得意，一部分人失意；有人大材小用，也有人小材大用；有人一帆风顺，也有人颠沛坎坷；有人享不尽富贵荣华，也有人饥寒交迫，生活无着……，这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局部或广泛存在，其区别仅仅各是哪些人。同样的出身条件，同样的机遇，也有人会把握，也有人不会把握，也有人不屑把握。这里有个性品质的差异，也有心理的差异。我们要教会学生以古为鉴，既不可不加分析地同情一切“怀才不遇”的失败者，又要从道德人生的角度去淡泊名利；既要奋进努力，又不能不择手段投机钻营；不要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遇事又请客送礼，小有权力后甚至索贿受贿。讲文学作品中的隐士，也不要一味强调“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要不随世浮沉，严谨自律，又要学会随遇而安，入乡随俗，要掌握好“度”，因为我们并不希望学生均有魏晋的“名士风度”，而与世格格不入。文学是人学，读书可以明理，读文学书要明做人之理，要学会做有高尚道德，有所作为之人（这与官位、职称、荣誉并不等同），更希望有些人能做品德端庄、大有作为、名垂青史之人。

    “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江泽民同志在人民大学讲话，大大提高了人文学科的社会地位，当然落到实处还有待时日。信息时代又对“大学语文”提出挑战，一本教材教几代人，一本教案混一辈子的时代结束了。电子教材、多媒体CAI课件、网上教学……，促使“大学语文”也要发生新变乃至翻天覆地的变化。教材、教学观念也都应当随之改变。这种改变是一种科学的扬弃，以全新的理念来取代相形见绌的成规陋习，以全新的教材、全新的教学手段来取代显然落伍了的旧教材、旧方法。当然，这不是“追风”，也不是以现时的价值观来否定传统的全部价值观。它有“变数”，也有“恒数”，有的不仅不变，反而要加强。如教材的人文精神、人文传统，传统的名篇（与全国统编中小学教材重复者除外），仍应保留，并补充一些更适应当今学生接受水平，使之更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更利于其知识的系统化及其思维品德改善的内容。

    “文革”中学校极端强调一切要学以致用，其荒谬是人所皆知的。如今中学课程的实际设置常随高考的指挥棒转，大学的课程设置则常按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来确定，其长远的危害并不见得比“文革”中的做法轻很多。要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大学课程应由三部分组成：基础理论部分，专业知识和技能部分，人文素质部分。一味强调学以致用，充其量只能把大学办成高等技工学校，培养的只是会按图施工的技术工人或技术员，要有创造性思维、要有完善的人格，没有人文类课程是不行的。庄子《逍遥游》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厚积薄发才能有所创新。“大学语文”显然属于这一部分，以前半个世纪我们高等教育最缺乏的也在于此。这些课程对于名牌重点大学学生尤其重要，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是未来的政坛、文坛、经济领域大大小小的领袖人物，其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同样决定着他们事业的成败，其实也同样决定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

    “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关系到此课程的性质、作用、发展的途径，更关系到大纲的制定、教材的编写、师资的配备、教学的方法等等，这是大学语文教学改革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这一定位既应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当与时俱进，适时修正。“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也应提到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学与人文素质的高度去认识，随着江泽民同志在人大讲话精神的落实，“大学语文”教学必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对“大学语文”学科的重新定位，转变理念应是这场革命性变革的开始。

    2002年5月8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