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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步高:试论“大学语文”教材与教学中的“双超”理念
【时间:2009/4/3 】 【来源:中国大学教学 2009年第3期 】 【作者: 东南大学 王步高】 【已经浏览2137 次】

    我主持编写的《大学语文》教材,从篇幅上讲是同类教材字数最多的,从难度而言又是同类中最深的,从编教材和“大学语文”教学实践中我逐渐悟出“高校教材内容要适当超过课堂教学所需,其难度也应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我戏称之为“双超理论”。

    这是我对“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系列理论探讨中最难以为同行接受的观念,它甚至是影响我的教材进一步扩大发行的首要原因,我却坚信不移,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的理由何在呢?是不是我的观念过于超前了呢?

一、

   “双超理论”是与传统的 “学以致用”、“少而精”教育思想背道而驰的,而后者恰是建国以来对我国教育危害最烈、最能迷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高等教育提倡“学以致用”,这是一种忽视基础、忽视理论、偏重应用而“急功近利”的观念,据此便认为“大学语文”无用。大学语文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课程,它也有应用性的特点。对此有人只看到大学生写错别字病句之类,对它的作用有所肯定,而忽视它的基础性。其实,据劳动部《国家技能振兴战略》(2003年)认定,我国的职业技能分三个层次:一是职业特定技能1838种;二是行业通用技能300多种,而作为各行业的核心技能仅8种,但它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和广泛的可迁移性,其影响辐射到整个行业通用技能和职业特定技能领域,对人的终身发展和成就亦影响极其深远,而居核心技能之首的竟是“交流表达能力”,显然它是受语文能力制约的,谁能说“语文无用”?而这种“有用”,不是“立竿见影”的“有用”,它不同于驾驶员培训班或技工速成班。有人说这是“无用之用”。在许多教育主管人看来,它便是“无用”的了。在当今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追求“快餐文化”成为时尚,歌坛、文坛上便充斥各种“童谣文学”(如“老鼠爱大米”之类)。文言、雅文化、所谓“純文学”便没多少市场了。大学语文不受重视便也不奇怪。

    “少而精”仅相对于“多而杂”而言有一定合理性,问题在于,“少”容易,“精”则未必。即便“精”了,也未必能具有以偏概全的功能,更多时还只能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首先,“少而精”教材不可能受到全体学生的欢迎。大学新生是按总分录取的,总分相近,语文分数未必相近。近几年各省自编中小学教材,教材的多样性和重点大学学生来源的广泛性,加之十多年的语文学习,使学生语文水平实际上千差万别;像钱钟书(数学近乎零分)那样的学生,如今最多录取到高职高专院校,让他去学“少而精”的《大学语文》不是味同嚼蜡吗?当然有人会说,如今还会有钱钟书这样的学生么?钱钟书式的学生大概不存在,差别却存在,而且差别还很大。如今是信息时代,也有超乎前人的学习条件,部分学生语文水平大大高于其他同学是完全可能的,如今“作家”低龄化,中学生出书已屡见不鲜,那些学生上大学后他们会欢迎那种所谓“少而精”的教材吗?而且,所谓“少而精”,是以学生全掌握这些知识为目标的,事实上不实现不了,总量很“少”了,再不能全掌握,学到的东西便很可怜了。因此,中学语文教材的不统一性,已学篇目的不相同,学生水平的高度不平衡性,更使《大学语文》“教材内容要适当超过课堂教学所需”成为必要。

    我曾在中学任语文教师十多年,过去的中学语文系统性很差。这就赋予我们“大学语文”教学要使学生的语言文学知识系统化的职能。这便需要建构文学史的知识体系,从《诗经》、《楚辞》到现代文学,建立简明文学史的架构(这需要一定的空间和篇幅容量,足够的代表性,它远不是任意选几篇文章,再按时代先后排序那么简单),这样对旧知识才有“梳理”与“激活”的功能,也才可能以很少的课时使学生能得到较大的提高。这样做势必大大增加教材的容量,使其内容远远超过课堂教学所需。

  这几年,“大学语文”领域争议不休的一个话题是“人文性”与“知识性”的关系,各执一词,其实都是对的,问题在于如何兼顾二者,“高校教材内容要适当超过课堂教学所需”自然解决了这一难题。我今年出版的《大学语文》(全编本)设立22个“情感道德”专题,如旷达、孝慈、仁爱、节制、诚信等等,分设于相关各单元之后,并与精读或泛读课文结合,形成自然联系。读课本中苏轼的《初到黄州》诗,由“乌台诗案”前后苏轼的处境,给学生讲人生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联系我自己的人生感悟“要学会从黄连里嚼出甜味来”,再附上“情感道德”的“旷达”,顺理成章,毫不牵强。我们以纲举目张、干枝交错,枝上开花的办法,以文学史为主线,兼及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许多领域。这样也必然造成课本容量的增加。

  由“教材的内容大大超过课堂教学所需”理念出发,我们将《大学语文》定位于课堂教学用书和课外自学用书之间,既方便学生自学,也可弘扬教师的教学个性,给他较大的选择空间。课本教不完看是浪费,实是最大的节约。买上一本《唐诗三百首》,便“白首亦莫能废”。《大学语文》教材若能既是对中小学语文学习的总归纳,又是对终身语文自学的总启动,便如《唐诗三百首》一样,“白首亦莫能废”,是永远吃不完的甘蔗。

    《大学语文》“教材的内容大大超过课堂教学所需”的特点,也是由该教材的终结性决定的。它完全不同于中小学某年级某学期的教材,对绝大多数同学而言,这本教材是其终身语文学习的终结(这与其他大学基础课教材也不同)。它是对过去十几年语文学习的“总归纳”,又是对日后语文终身自学的“总启动”,《大学语文》教材还要能有这样的双重功能。任意选上若干名篇,加点注释和赏析,而无通盘的考虑,便起不到这样的作用,那样的教材就算不上“姓大”了。

    “大学语文”姓“大”,“容量大”、“信息量大”亦是其不同于中小学的显著特点。

二、

    如果说对“教材内容要适当超过课堂教学所需”的观点还能为不少同行接受,而对《大学语文》教材“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观点,能接受的人就更少了。所谓“难度”,其重点体现在对某些内容理解较困难和学术含量较高两点上,而具体又表现为学生不太好懂和教师不易教。

    我极力主张“大学语文”要“姓大”,要让学生找到上大学的感觉。大学教材必须与中学拉开较大的差距,《大学语文》教材首先要“姓大”,应当与中学有很大不同。近几年来,中学《语文》教材改革,课本难度加大,而某些《大学语文》教材比高中教材还浅,我戏称这是“读完了高中读初中”。怎么能让学生找到上大学的感觉呢?而要学生“找到 上大学的感觉”,从教材开始给他们一种“高峰体验”是必要的。这就决定《大学语文》教材的难度必定要大大高于高中语文。要让大多数学生都有“难”的感觉,这便是我所认为的“其难度超过多数学生的接受能力”,要让每个学生(钱钟书那样的学生除外)都觉得“有学头”。

  《大学语文》“姓大”,也由于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相比,它已是某种意义上的成人教育,大学生大都是成年人,又有大学文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对事物就不能只灌输一种观点,也不能仅仅告诉他们非白即黑的结论,而要有意识引导他们打破对书本、老师、权威的迷信,也不迷信古人,对名家、名篇也敢发表批评意见,要启发他们独立思考,有意识创造条件让他们开展研究性学习(这些正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薄弱点),从这门已学过12年的课程开始,培育他们在学术领域的创新精神。因此,必须打破“一言堂”。以〔集评〕、〔汇评〕广纳古今百家之言(以古为主),又以“研究综述”、“学术研究专题”将若干学术热点问题介绍给学生,让这些今后并不会搞文学的毛头青年也开始懂一点学术争鸣。日后,他们去研究自己的学术领域,就会全方位、多角度去看问题。而要如此,便自然会“难”得多。

  自从“五四”以来,语言文学领域有一种趋向简单化的倾向,废除文言,提倡白话;废除繁体,简化汉字;蔑视方言,倡导普通话(有些南方方言区的学生不会讲本地区的方言)……其眼前作用是再明显不过的,它使汉语由丰富变得简单,其副作用现今也已开始显现。语言、文字当然不是愈繁琐愈好,但也绝非愈简单愈好。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语言、文字是从简单到复杂、丰富,如今却长期经历由繁到简的过程,令人担忧。动物的语言是最简单的,一味强调简单,是人类语言、文字再动物化,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与西方语言、文字相比,汉字是表意文字,又是象形文字,与西方大不相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有许多大文豪大声疾呼废除方块字,改用拉丁字母,借用一句台湾话这叫文化上的“去中国化”,幸亏这些主张未被采纳,否则中国早成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便毁于一旦。只要求大学生少写点错别字,会写写请假条之类,是对“大学语文”作用的贬低。

    中华文化的复兴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实行大学语文》教材“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也是欲使中国文学能部分的全身显现,让大学生们看比较系统的中国文学精品,除了“老鼠爱大米”之类庸俗文化之外,中国也还有可以傲视西方的文化精品。要把这个文学上的“曾侯乙编钟、金缕玉衣、毛公鼎”(均为我国历史上最珍贵的国宝),让学生们见见。梁启超云:“中国事事落他人后,唯文学差可颉颃西域。”百年前的清末尚且如此,“神舟七号”上天后的今天,我们何必自轻自贱。

    对于《大学语文》教材“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势必造成大多数学生不能全部接受,不能全部学会,甚至老师也有不甚明了之处,似乎是一笔糊涂账,其实不然。“不求甚解”并不可怕。“不求甚解”经常被视为贬义词,学文学与学自然科学不太一样,学文言与学白话又不太一样,学诗歌与学小说也不太一样,前者往往更多令人费解的成分,“求甚解”往往是相对的,“不求甚解”往往反倒是绝对的。一些看似好懂的诗文,其实我们常常只懂其字面意思,或只能从其接受角度去认识它,而不能如王国维、周汝昌、吴小如般去理解它。诗词(尤其是格律诗词)对完全不懂格律的学生而言,永远都难以做到“求甚解”。词更是如此。在许多格律派词人作品中,平分阴阳,仄分上去入。词之尾句常常用去上声。这些对专家也有一定难度,是不可能要求学生全部掌握的。即便让王国维、吴小如、周汝昌来上课,如果对他们也有教学进度的要求,他们也无法让每个学生都“求甚解”。

    对有一定思想和艺术深度的作品,只能“求甚解”与“不求甚解”相结合,从“不求甚解”开始,通过反复学习、反复吟味,而每有所会,再渐入佳境。读《红楼梦》便是如此,初读时入世未深,与读过几遍以后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即便到老,也未必算得上就能“求甚解”了。

     基于对《大学语文》教材定位于让大多数学生经过教师讲解可达到“求甚解”和“不求甚解”之间,我们说教材“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观点便很好理解了。除语文水平特别优秀者外,读这本教材都只会嫌深——不能全部掌握,没有人会喊“吃不饱”,只有人喊“吃不下”。我们给学生的不是一杯水,也不是一桶水,而是一条河,任何大肚皮学生都管够的一条河。它是极丰盛的自助餐馆,管吃,还管带,可按需分配。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猫眼、祖母绿……各种一流奇珍异宝(名篇)都可一饱眼福;通过〔总评〕、〔集评〕、〔汇评〕、〔本事典实〕、〔作品综述〕、〔研究综述〕、〔学术争鸣专题〕……,各种精辟的相关见解也都于课本里集中展示。学生得到“高峰体验”,再也不会言必称希腊,能提高民族自豪感,教师也被“逼”去贴近学术前沿,时时充电,有利于教学相长。让学生站在高山之巅,四野八荒、星月银河尽收眼底,只使人有天人合一、目不暇接之感。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按“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观念编写的教材,绝非“一杯清水看到底”,它不仅“可读”,还很“耐读”,可以百读不厌,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体验,才能具备终身学习的功能,才能“白首也莫能废”。

三、

   “教材内容要大大超过课堂教学所需,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体现在教材教学中应当如何把握?“教材内容要适当超过课堂教学所需”,这“适当”究竟该多少?“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应“超过”多少?究竟应“难”到何种程度?

  “炒冷饭”式(《大学语文》教材与中学语文篇目大量重复)、“难度倒置式”(《大学语文》教材比高中语文还浅)不会受到学生和教师的欢迎,也违反教育规律,这是无需讨论的。面目一新,有大量新信息,是《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起码要求。如前所说,要让大多数学生有“难”的感觉,但经过师生的教学实践过程,对精讲篇目,大多数学生要能基本掌握,否则,会挫伤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师生都不会有成就感。因此,我们不能不认真考虑该层次大多数学生的语文基础和接受能力。

  针对不同层次的高校编出难易有别的系列教材。就刚出版由我任主编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大学语文立体化系列教材”而言,便由五种纸质教材、10G以上的电子光盘、课程网站组成的立体化教材。纸质教材有:《大学语文》(全编本 90万字),面向重点本科院校;《大学语文》(简编本 60万字),面向普通本科院校;《大学语文》(高职高专本 50万字),面向高职高专院校;《大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92万字),面向教师;《大学语文阅读文选》(75万字),面向对本课程有较大兴趣的优秀学生。电子教材有:网络课件、教学实况、课程教案、音像教材。课程网站:“大学语文·中国”网(http:// www.dxyw.cn)。就容量、难度而言,前三种之间拉开了一定的梯度,却又保留了基本的思路与结构。

  900页、92万字的《教学参考资料》和10G的教学光盘,让老师的畏难心理基本消除,教上几年,自己的教学水平、学术修养也会有较大的提高;生动的教学课件和网站,也让真心想学好本课程的同学以浓厚的兴趣投入到“大学语文”的学习中去,没有高考的鞭策,却有兴趣的驱使。网站的内容足以使学生上网一学期而无枯燥乏味之感。“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如立高山之巅,而这些教参、网络、先进的教学手段,如同站在山巅者手里的望远镜,祖国大好河山一览无余,这种“高峰体验”,这种师生的成就感是登山运动员才有的。

  在服从能初步构建简明中国文学史基本架构的前提下,我们的教材实行立体化、系列化的结构, 还实行了系统性、网络式、立体化、大信息的模式。

   就文字教材而言,除其他教材也有的作家小传、作品注释、赏析之外,还有对某朝代文学、文体的“总评”、关于作家的“集评”、关于作品的“汇评”;对精读课文进行补充的“备选课文”、“泛读课文”、“专题作品”(如:思乡怀归、山水、田园、怀古、咏物等等);还有紧扣精读课文的专题, 如:与“乌台诗案”有关的作品、陆游的“沈园诗词”、历代和苏轼“赤壁怀古”的词作、历代咏屈原诗词等;有“情感道德”专题;有“作家作品综述”、“作家研究综述”;还有“研究性学习专题”;还有网络链接、参考文献……。这种编法都有创新意义,它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巨大的信息量,适应了当今的信息时代。
  
  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杨建波称“你们东大的《大学语文》教材和教学经验,大大提高了大学语文的学科地位,也大大提高了大学语文教师的学术地位。”是“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中的“双超”理念导致了我们的成功。《大学语文》教材终于和“学术”联系到一起。近来一位朋友告诉我哈佛大学商学院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的做法能与这样的名校“暗合”,也算是幸事。其实,我们仅仅只是在摸索如何改革大学语文的教材和教学而已,欲求“大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而这“双超”理念后面的“空格”还多,要我们填充的还不少,还有许多教改的理论与实践召唤我们去探索。
                   
    2008.10.3于秦淮河畔龙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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