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持编写的《大学语文》教材，从篇幅上讲是同类教材字数最多的，从难度而言又是同类中最深的，从编教材和“大学语文”教学实践中我逐渐悟出“高校教材内容要适当超过课堂教学所需，其难度也应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我戏称之为“双超理论”。
这是我对“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系列理论探讨中最难以为同行接受的观念，它甚至是影响我的教材进一步扩大发行的首要原因，我却坚信不移，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的理由何在呢？是不是我的观念过于超前了呢？
一、
“双超理论”是与传统的 “学以致用”、“少而精”教育思想背道而驰的，而后者恰是建国以来对我国教育危害最烈、最能迷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高等教育提倡“学以致用”,这是一种忽视基础、忽视理论、偏重应用而“急功近利”的观念，据此便认为“大学语文”无用。大学语文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课程，它也有应用性的特点。对此有人只看到大学生写错别字病句之类，对它的作用有所肯定，而忽视它的基础性。其实，据劳动部《国家技能振兴战略》（2003年）认定，我国的职业技能分三个层次：一是职业特定技能1838种；二是行业通用技能300多种，而作为各行业的核心技能仅8种，但它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和广泛的可迁移性，其影响辐射到整个行业通用技能和职业特定技能领域，对人的终身发展和成就亦影响极其深远，而居核心技能之首的竟是“交流表达能力”，显然它是受语文能力制约的，谁能说“语文无用”？而这种“有用”，不是“立竿见影”的“有用”，它不同于驾驶员培训班或技工速成班。有人说这是“无用之用”。在许多教育主管人看来，它便是“无用”的了。在当今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追求“快餐文化”成为时尚，歌坛、文坛上便充斥各种“童谣文学”（如“老鼠爱大米”之类）。文言、雅文化、所谓“純文学”便没多少市场了。大学语文不受重视便也不奇怪。
“少而精”仅相对于“多而杂”而言有一定合理性，问题在于，“少”容易，“精”则未必。即便“精”了，也未必能具有以偏概全的功能，更多时还只能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首先，“少而精”教材不可能受到全体学生的欢迎。大学新生是按总分录取的，总分相近，语文分数未必相近。近几年各省自编中小学教材，教材的多样性和重点大学学生来源的广泛性，加之十多年的语文学习，使学生语文水平实际上千差万别;像钱钟书（数学近乎零分）那样的学生，如今最多录取到高职高专院校，让他去学“少而精”的《大学语文》不是味同嚼蜡吗？当然有人会说，如今还会有钱钟书这样的学生么？钱钟书式的学生大概不存在，差别却存在，而且差别还很大。如今是信息时代，也有超乎前人的学习条件，部分学生语文水平大大高于其他同学是完全可能的，如今“作家”低龄化，中学生出书已屡见不鲜，那些学生上大学后他们会欢迎那种所谓“少而精”的教材吗？而且，所谓“少而精”，是以学生全掌握这些知识为目标的，事实上不实现不了，总量很“少”了，再不能全掌握，学到的东西便很可怜了。因此，中学语文教材的不统一性，已学篇目的不相同，学生水平的高度不平衡性，更使《大学语文》“教材内容要适当超过课堂教学所需”成为必要。
我曾在中学任语文教师十多年，过去的中学语文系统性很差。这就赋予我们“大学语文”教学要使学生的语言文学知识系统化的职能。这便需要建构文学史的知识体系，从《诗经》、《楚辞》到现代文学，建立简明文学史的架构（这需要一定的空间和篇幅容量，足够的代表性，它远不是任意选几篇文章，再按时代先后排序那么简单），这样对旧知识才有“梳理”与“激活”的功能，也才可能以很少的课时使学生能得到较大的提高。这样做势必大大增加教材的容量，使其内容远远超过课堂教学所需。
这几年，“大学语文”领域争议不休的一个话题是“人文性”与“知识性”的关系，各执一词，其实都是对的，问题在于如何兼顾二者，“高校教材内容要适当超过课堂教学所需”自然解决了这一难题。我今年出版的《大学语文》（全编本）设立22个“情感道德”专题，如旷达、孝慈、仁爱、节制、诚信等等，分设于相关各单元之后，并与精读或泛读课文结合，形成自然联系。读课本中苏轼的《初到黄州》诗，由“乌台诗案”前后苏轼的处境，给学生讲人生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联系我自己的人生感悟“要学会从黄连里嚼出甜味来”，再附上“情感道德”的“旷达”，顺理成章，毫不牵强。我们以纲举目张、干枝交错，枝上开花的办法，以文学史为主线，兼及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许多领域。这样也必然造成课本容量的增加。
由“教材的内容大大超过课堂教学所需”理念出发，我们将《大学语文》定位于课堂教学用书和课外自学用书之间，既方便学生自学，也可弘扬教师的教学个性，给他较大的选择空间。课本教不完看是浪费，实是最大的节约。买上一本《唐诗三百首》，便“白首亦莫能废”。《大学语文》教材若能既是对中小学语文学习的总归纳，又是对终身语文自学的总启动，便如《唐诗三百首》一样，“白首亦莫能废”，是永远吃不完的甘蔗。
《大学语文》“教材的内容大大超过课堂教学所需”的特点，也是由该教材的终结性决定的。它完全不同于中小学某年级某学期的教材，对绝大多数同学而言，这本教材是其终身语文学习的终结（这与其他大学基础课教材也不同）。它是对过去十几年语文学习的“总归纳”，又是对日后语文终身自学的“总启动”，《大学语文》教材还要能有这样的双重功能。任意选上若干名篇，加点注释和赏析，而无通盘的考虑，便起不到这样的作用，那样的教材就算不上“姓大”了。
“大学语文”姓“大”，“容量大”、“信息量大”亦是其不同于中小学的显著特点。
二、
如果说对“教材内容要适当超过课堂教学所需”的观点还能为不少同行接受，而对《大学语文》教材“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观点，能接受的人就更少了。所谓“难度”，其重点体现在对某些内容理解较困难和学术含量较高两点上，而具体又表现为学生不太好懂和教师不易教。
我极力主张“大学语文”要“姓大”，要让学生找到上大学的感觉。大学教材必须与中学拉开较大的差距，《大学语文》教材首先要“姓大”,应当与中学有很大不同。近几年来，中学《语文》教材改革，课本难度加大，而某些《大学语文》教材比高中教材还浅，我戏称这是“读完了高中读初中”。怎么能让学生找到上大学的感觉呢？而要学生“找到 上大学的感觉”，从教材开始给他们一种“高峰体验”是必要的。这就决定《大学语文》教材的难度必定要大大高于高中语文。要让大多数学生都有“难”的感觉，这便是我所认为的“其难度超过多数学生的接受能力”，要让每个学生（钱钟书那样的学生除外）都觉得“有学头”。
《大学语文》“姓大”，也由于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相比，它已是某种意义上的成人教育，大学生大都是成年人，又有大学文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对事物就不能只灌输一种观点，也不能仅仅告诉他们非白即黑的结论，而要有意识引导他们打破对书本、老师、权威的迷信，也不迷信古人，对名家、名篇也敢发表批评意见，要启发他们独立思考，有意识创造条件让他们开展研究性学习（这些正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薄弱点），从这门已学过12年的课程开始，培育他们在学术领域的创新精神。因此，必须打破“一言堂”。以〔集评〕、〔汇评〕广纳古今百家之言（以古为主），又以“研究综述”、“学术研究专题”将若干学术热点问题介绍给学生，让这些今后并不会搞文学的毛头青年也开始懂一点学术争鸣。日后，他们去研究自己的学术领域，就会全方位、多角度去看问题。而要如此，便自然会“难”得多。
自从“五四”以来，语言文学领域有一种趋向简单化的倾向，废除文言，提倡白话；废除繁体，简化汉字；蔑视方言，倡导普通话（有些南方方言区的学生不会讲本地区的方言）……其眼前作用是再明显不过的，它使汉语由丰富变得简单，其副作用现今也已开始显现。语言、文字当然不是愈繁琐愈好，但也绝非愈简单愈好。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语言、文字是从简单到复杂、丰富，如今却长期经历由繁到简的过程，令人担忧。动物的语言是最简单的，一味强调简单，是人类语言、文字再动物化，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与西方语言、文字相比，汉字是表意文字，又是象形文字，与西方大不相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有许多大文豪大声疾呼废除方块字，改用拉丁字母，借用一句台湾话这叫文化上的“去中国化”，幸亏这些主张未被采纳，否则中国早成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便毁于一旦。只要求大学生少写点错别字，会写写请假条之类，是对“大学语文”作用的贬低。
中华文化的复兴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实行大学语文》教材“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也是欲使中国文学能部分的全身显现，让大学生们看比较系统的中国文学精品，除了“老鼠爱大米”之类庸俗文化之外，中国也还有可以傲视西方的文化精品。要把这个文学上的“曾侯乙编钟、金缕玉衣、毛公鼎”（均为我国历史上最珍贵的国宝），让学生们见见。梁启超云：“中国事事落他人后，唯文学差可颉颃西域。”百年前的清末尚且如此，“神舟七号”上天后的今天，我们何必自轻自贱。
对于《大学语文》教材“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势必造成大多数学生不能全部接受，不能全部学会，甚至老师也有不甚明了之处，似乎是一笔糊涂账，其实不然。“不求甚解”并不可怕。“不求甚解”经常被视为贬义词，学文学与学自然科学不太一样，学文言与学白话又不太一样，学诗歌与学小说也不太一样，前者往往更多令人费解的成分，“求甚解”往往是相对的，“不求甚解”往往反倒是绝对的。一些看似好懂的诗文，其实我们常常只懂其字面意思，或只能从其接受角度去认识它，而不能如王国维、周汝昌、吴小如般去理解它。诗词（尤其是格律诗词）对完全不懂格律的学生而言，永远都难以做到“求甚解”。词更是如此。在许多格律派词人作品中，平分阴阳，仄分上去入。词之尾句常常用去上声。这些对专家也有一定难度，是不可能要求学生全部掌握的。即便让王国维、吴小如、周汝昌来上课，如果对他们也有教学进度的要求，他们也无法让每个学生都“求甚解”。
对有一定思想和艺术深度的作品，只能“求甚解”与“不求甚解”相结合，从“不求甚解”开始，通过反复学习、反复吟味，而每有所会，再渐入佳境。读《红楼梦》便是如此，初读时入世未深，与读过几遍以后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即便到老，也未必算得上就能“求甚解”了。
基于对《大学语文》教材定位于让大多数学生经过教师讲解可达到“求甚解”和“不求甚解”之间，我们说教材“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观点便很好理解了。除语文水平特别优秀者外，读这本教材都只会嫌深——不能全部掌握，没有人会喊“吃不饱”，只有人喊“吃不下”。我们给学生的不是一杯水，也不是一桶水，而是一条河，任何大肚皮学生都管够的一条河。它是极丰盛的自助餐馆，管吃，还管带，可按需分配。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猫眼、祖母绿……各种一流奇珍异宝（名篇）都可一饱眼福；通过〔总评〕、〔集评〕、〔汇评〕、〔本事典实〕、〔作品综述〕、〔研究综述〕、〔学术争鸣专题〕……，各种精辟的相关见解也都于课本里集中展示。学生得到“高峰体验”，再也不会言必称希腊，能提高民族自豪感，教师也被“逼”去贴近学术前沿，时时充电，有利于教学相长。让学生站在高山之巅，四野八荒、星月银河尽收眼底，只使人有天人合一、目不暇接之感。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按“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观念编写的教材，绝非“一杯清水看到底”，它不仅“可读”，还很“耐读”，可以百读不厌，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体验，才能具备终身学习的功能，才能“白首也莫能废”。
三、
“教材内容要大大超过课堂教学所需，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体现在教材教学中应当如何把握？“教材内容要适当超过课堂教学所需”，这“适当”究竟该多少？“其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应“超过”多少？究竟应“难”到何种程度？
“炒冷饭”式（《大学语文》教材与中学语文篇目大量重复）、“难度倒置式”（《大学语文》教材比高中语文还浅）不会受到学生和教师的欢迎，也违反教育规律，这是无需讨论的。面目一新，有大量新信息，是《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起码要求。如前所说，要让大多数学生有“难”的感觉，但经过师生的教学实践过程，对精讲篇目，大多数学生要能基本掌握，否则，会挫伤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师生都不会有成就感。因此，我们不能不认真考虑该层次大多数学生的语文基础和接受能力。
针对不同层次的高校编出难易有别的系列教材。就刚出版由我任主编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大学语文立体化系列教材”而言，便由五种纸质教材、10G以上的电子光盘、课程网站组成的立体化教材。纸质教材有：《大学语文》（全编本 90万字），面向重点本科院校；《大学语文》（简编本 60万字），面向普通本科院校；《大学语文》（高职高专本 50万字），面向高职高专院校；《大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92万字），面向教师；《大学语文阅读文选》（75万字），面向对本课程有较大兴趣的优秀学生。电子教材有：网络课件、教学实况、课程教案、音像教材。课程网站：“大学语文·中国”网（http:// www.dxyw.cn）。就容量、难度而言，前三种之间拉开了一定的梯度，却又保留了基本的思路与结构。
900页、92万字的《教学参考资料》和10G的教学光盘，让老师的畏难心理基本消除，教上几年，自己的教学水平、学术修养也会有较大的提高；生动的教学课件和网站，也让真心想学好本课程的同学以浓厚的兴趣投入到“大学语文”的学习中去，没有高考的鞭策，却有兴趣的驱使。网站的内容足以使学生上网一学期而无枯燥乏味之感。“难度超过大多数同学的接受能力”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如立高山之巅，而这些教参、网络、先进的教学手段，如同站在山巅者手里的望远镜，祖国大好河山一览无余，这种“高峰体验”，这种师生的成就感是登山运动员才有的。
在服从能初步构建简明中国文学史基本架构的前提下，我们的教材实行立体化、系列化的结构, 还实行了系统性、网络式、立体化、大信息的模式。
就文字教材而言，除其他教材也有的作家小传、作品注释、赏析之外，还有对某朝代文学、文体的“总评”、关于作家的“集评”、关于作品的“汇评”；对精读课文进行补充的“备选课文”、“泛读课文”、“专题作品”（如：思乡怀归、山水、田园、怀古、咏物等等）；还有紧扣精读课文的专题, 如：与“乌台诗案”有关的作品、陆游的“沈园诗词”、历代和苏轼“赤壁怀古”的词作、历代咏屈原诗词等；有“情感道德”专题；有“作家作品综述”、“作家研究综述”；还有“研究性学习专题”；还有网络链接、参考文献……。这种编法都有创新意义，它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巨大的信息量，适应了当今的信息时代。
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杨建波称“你们东大的《大学语文》教材和教学经验，大大提高了大学语文的学科地位，也大大提高了大学语文教师的学术地位。”是“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中的“双超”理念导致了我们的成功。《大学语文》教材终于和“学术”联系到一起。近来一位朋友告诉我哈佛大学商学院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的做法能与这样的名校“暗合”，也算是幸事。其实，我们仅仅只是在摸索如何改革大学语文的教材和教学而已，欲求“大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而这“双超”理念后面的“空格”还多，要我们填充的还不少，还有许多教改的理论与实践召唤我们去探索。
2008.10.3于秦淮河畔龙江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