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按：不喜欢这种文风。当然本站不以站长个人喜好取舍文章。

    （本文与今年高考毫无关系，万勿对号联想，自我误导）

    地球越来越暖，春色似乎也越来越多，春光满面的现代人，好像也越来越善于说话和善于写作了。
   
    21世纪降临不久，中国便有一千多位少年文曲星加入了作协。在各种作文、征文比赛中，美文、妙文层出不穷。少年男女上谈宇宙、下论苍蝇，左批圣贤、右骂文盲，或长歌当哭，哀转久绝，或嬉笑怒骂，睥睨千古。老师、家长、记者、闲汉，特别是出版商，都一片巴嘴咂舌，赞叹不已。然而发过奖状发过言，发过文章发过钱，大家也就渐渐忘了那些妙文写的都是些啥，忘了那位双腿瘫痪的小作者从轮椅跃上主席台领奖的矫健身影，忘了那位苦命孤儿的父母合不拢嘴的幸福笑容。没人有闲情逸致追究这些花絮，因为那文章写得好坏真假，跟大家的生活都八竿子打不着。有个古人胡诌过：“百无一用是书生”，这话太片面，应该说，百无一用是作文。国家往往是书生领导的，可是谁见过哪位领导、老板，哪位律师、医生，哪位司机、警察，遇到疑难问题，就去翻翻《最新作文精品选》的？
   
    少年人如此写作其实也情有可原，写着玩呗，至少在高考中还有点用。问题是成年人也开始这么干了。一个公司的项目策划案，写得博大精深，印得金光灿烂，篇幅直追《红楼梦》；一个区政府的工作报告，六大方面十八个小项七十二个要点，图文并茂，辞藻华赡，客观务实，滴水不漏；一个台灯说明书，密密麻麻写了9页蝇头魏碑体共计两千余字外加示意图1－7。然而可惜，买台灯者可能当场就把说明书扔了，他不担心台灯是否会爆炸或是否必须先煮沸3分钟才能使用的道理。审查政府报告的人大代表可能对报告热烈赞扬，然后给政府提出一大堆激烈的意见，而那些意见所涉及的问题本来在报告中都有详细的阐述。跟公司打交道的客户，可能一见策划案就臆断这是个骗局，客客气气告辞回家就把材料卖了废品。我们的信息社会，信息着实太丰富了。然而有专家指出，信息过量，社会机制反而会愚钝乃至瘫痪。整装待发的战士，如果连每个敌方官兵的二舅妈年青时喜欢使用什么化妆品都了如指掌的话，那个仗也就没法打了。我们听说读写得越来越多，我们炮制的文章越来越长，我们每天都被别人劝说、诱惑，同时也劝说、诱惑别人。但我们彼此越来越小心提防，不相信广告里瞪着纯真大眼睛作秀的那些美女，不相信满口民主正义的那些总统和将军，不相信生日贺卡上情意绵绵信誓旦旦的那些祝福，直至不相信自己刚刚写下的文字。已故当代诗人顾城说：语言就像钞票，在使用中越来越破旧。这个比喻很贴切，为了生活，我们必须写文章，如同我们必须使用钞票。钞票一旦失去信用，连手纸也不如——太脏。文章如果不能被人相信，写得越长，岂不是越发暴露出作者的迂腐无能么？
   
    文章是给人看的——这个普通的道理经常被我们忽视了。即使我们看自己的文章时，也是假装另一个自我在欣赏这一个自我。所谓“沾沾自喜”，所谓“自我陶醉”，在心理学的意义上，其实都必须依靠暂时的“自我分裂”才能成立。古人写文章为什么要摇头晃脑地自我吟哦？——他假装是读者在欣赏一篇天地奇文呢。我们自己写文章时，也常常下意识地幻想亲友师长阅读时的反应。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个人语言”是不存在的，即一个人不可能产生语言。所谓“自言自语”，是把自己分裂成说者和听者两个人。说话是要向别人传输信息，写作是要让别人有所感、有所动。旧时写信常有这样的话：“阿蛮吾儿见字如面”，明明没有见面，为什么要说“见字如面”呢？企图打动孩子么。毛泽东有一首《临江仙》赞美作家丁玲道：“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丁玲的文章抵得上三千人马。原来文章都是有用的啊。
   
    没错，文章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是有用的。不过用处有大有小、有宽有窄，见效有快有慢，有显有隐。用处太小太窄、见效太慢太隐的文章，社会价值就低。李白发牢骚说：“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不过李白知道什么文章是有用的，更知道如何写好这类文章。你看他的《与韩荆州书》，有用没有用？近年来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求职时，不惜重金，打造一份精美的个人简历，甚至包括一张自己的写真光盘。我觉得他们不如多读几遍人家李白同学的这份“求职书”。这篇《与韩荆州书》倘若翻译成白话文，不免有几分肉麻。但凡是好文章，好就好在不能翻译。朗诵一遍原文，抑扬顿挫，金声玉振，真是神清目爽啊，你是韩荆州的话，你能忍心拒绝他吗？从世俗的角度看来，该文通篇就一个字：吹——吹捧、吹嘘、吹牛。可如此大吹特吹的文章居然是文学史上的名篇。这就值得咱们琢磨琢磨了。假如你给我写封自荐信，想考我的研究生，开头就说：“生不用当总书记，但愿一识孔老师。”我肯定说你人品不正：“去，一边凉快着吧。”为什么？不符合事实嘛。同样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说的为什么就中听？符合事实嘛。其实赞美别人和赞美自己，包括带有夸张的赞美，不一定就是我们今天批评的溜须拍马和自吹自擂，关键在于是否真实和是否真诚。李白说的“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这是当年尽人皆知的实情。他说的“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这是他充满自信的、禁得起查考和检验的实力。他说的“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则充分表达了他建功立业的真诚。李白是终生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他写的“日照香炉生紫烟”，可不是闲着没事修身养性的，他是憋着要“飞流直下三千尺”呢。可惜上苍没给他机遇，空发了一辈子牢骚。牢骚发得精彩，发出了千万怀才不遇者的共同心声，人家便成了一代诗仙。
   
    广义地说，所有的文字都是“应用文”，连“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也是有用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文章的分门别类越来越细，我们就把专门用于某种实用目的的文章叫做“应用文”，比如奏折、碑铭、报告、书信、演讲稿、起诉书等。应用文在写作手法上不拘一格，可以记叙、说明、抒情、议论。用戏词儿说，既可“诉一诉衷肠”，也可“表一表家园”。我们一辈子所写的大部分文字都是“应用文”，请假条啊，求爱信啊，个人鉴定啊，会议通知啊。每种行业每项工作都有自己特定的应用文体，我们不需要一一进行练习。只要掌握基本的写作手法，熟悉一些常见的应用文体，就可以见招拆招，随时适应并写好你生活和工作中要写的文章了。
   
    人要活得“有用”，那就要“有为”。要写好应用文，首先要做个“有为之人”。有为的最高境界，叫做“为国为民”。毛泽东对青年人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其实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直是鼓励年青人关心国计民生的。在古代，以文章参政的最高表现形式是“进谏”、“上疏”。这种文体今天似乎消亡了，其实不然。企业员工给领导写的意见书，学生会给校长写的批评信，地方政府致中央政府的建议报告，普通党员向政治局献计献策，其中无不包含着谏疏的意味和谏疏的形式。而中国古代的谏疏文，量丰质优，蔚成大观。由于作者大多具有明确的实用目的，虔诚的写作态度——有时要冒生命危险，为了打动最高统治者，字斟句酌，煞费苦心，所以代有名篇，佳作如林。学习一点优秀的谏疏文，实用价值是颇大的。
   
    主父偃的《谏伐匈奴书》和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此类文章的名篇。由于目的是给君王提建议、讲道理，所以此类文章多属议论文体——也有写个寓言或哭哭啼啼以情动人的。但这种议论文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最大的特点是——作者要保持与拟想读者（上级）高度的一致性。立场一致、利益一致，共存共荣，一损俱损，这样才会取得君主的信任。《三国演义》里有个情节，曹操大军南下，东吴大臣一片投降言论，而吴主孙权为什么最后听取了鲁肃的主战意见呢。因为鲁肃跟孙权说，投降之后，大家仍然可以高官厚禄，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可是您老人家干什么呢？孙权一听，对啊，这帮狗日的立场跟我不一致嘛，他们这是卖我求荣嘛，于是乃决定联合刘备，协力抗曹。
   
    可见，如果上下级立场根本不一致，那就谈不到什么进谏，你或者骂街，或者干脆造反算了。如今有个别上访群众，本来确有冤情，有理有据，可是一气之下把信访干部打了，得，这下双方立场不一致了，先解决打人问题吧，那冤情就没人管了。看看主父偃是怎么解决立场问题的吧：“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这话说得多漂亮，多高明，这里边有多么大的学问哪！先拿一“明主”的肉包子给皇上闻，意思好像说您是明主，但又没说死，根据上下文，您要耐心听我唠叨，那才是明主。而明主必须有“忠臣”相配，您得拿我当忠臣，那您的明主系数就更高了，所以咱俩利益一致，是促膝连蛋的关系。既然穿一条裤子了，那丑话说在头里，我的话可不好听，但有个好听的名目，叫“切谏”、“直谏”，您要听了生气而“重诛”我，那就是压制民主，残害忠臣，那“明主”的包子您就吃不着了。一句话里边下了多少套？这主父偃不是个省油的灯吧？其实古代那些“进谏专业户”都会这一套，连号称最耿直方介的魏征也要说些“人君当神器之重”，“凡百元首，承天景命”的官话，这些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谏疏文章里的“规定动作”。有了这类话，文章才有立论的基础。向统治者提出批评建议而不表明自己跟统治者的隶属关系，那就不叫谏疏而叫大字报或者公开信；如果表明的是跟统治者对立的关系，那就叫檄文，统治者则称之为“惑众妖言”。
   
    谏疏类文章的第二个特点是，有的放矢，切忌空论。为什么科举文章难得进入文学史呢？如同高考作文，为什么即使得了满分也被看作不过是一通漂亮的废话呢？关键在于考场文章的性质天生就是空对空的，命题者并不担负借此征求民意的任务，考试者也没有表现自己真知灼见的使命。主考官要考查的是“写作能力”，考生要表现的是“生花妙笔”。传说晚清有个主考官出了个紧扣时事的题目：“项羽拿破仑论”。许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考生根本不晓得“拿破仑”是个什么东西，于是便出现了如此妙文：“项羽乃西楚霸王，神威无敌，勇冠三军，力拔山兮气盖世，举千钧之鼎若等闲，何况拿一破仑乎！”这样的文章起承转合得再精致，又有何用？其实严肃想想，我们今天的大部分考试作文，不都是“项羽拿破仑论”么？应用文的价值就在于经世致用，再好的政论、社论、文论、人论，其观点如果不能被采用，那就还不如一篇普普通通的生活小常识，正如辛弃疾所感叹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其实精彩的平戎策，用不了“万字”，《谏伐匈奴书》和《谏太宗十思疏》的原文，连千字都不到。动人春色不须多，“万绿丛中一点红”足矣。
   
    应用文的第三个特点是，最忌讳冗长。即使你每一段每一句都能写得令人叫绝，也以短为上。花团锦簇，万紫千红，其实比不上“一枝红杏出墙来”。主父偃用“明主”把皇帝套牢后，就直奔主题，陈利害，列史实，刀刀见血地分析了伐匈奴的不利。主父偃并非迂腐乡愿的“和平主义者”，而是从国家的利益包括君主的利益出发，阐述了现在征伐匈奴欠妥的道理。他没有讲什么“我中华民族一向爱好和平”之类的废话，也没有说对匈奴的挑衅就听之任之，永不反击了。他只抓住“得失”、“安危”、“存亡”这条线，重笔一扫，那位“陛下”先生就不可能不为所动，不可能不“孰计之而加察焉”了。
   
    春色不须多，关键在于动人。出墙来的那枝红杏如果蔫了吧唧半软不烂的，那还不如跳墙进去自己采摘呢。红杏要有春色，必须在枝头“闹”起来。魏征那厮一天到晚跟皇上绷着个长脸，好像皇上偷吃了他们家猫粮似的，可为什么唐太宗能咽下这口恶气，听他教训、听他讥讽、甚至听他作弄呢——有回太宗玩鸟被魏老师发现，太宗急藏鸟入怀，魏老师故意说东道西，给太宗连上了两节课外加练习，魏老师走后，太宗出其鸟，死矣。这魏老师必有绝招才能镇得住一代明主。你看那《谏太宗十思疏》，完成“规定动作”后，略加助跑，便展开一套纵横挥洒的“十思连环掌”，打得满天乱鸟归巢，万里乌云散尽——把皇帝的行为规范十大守则都说全了，一气呵成而又波澜不惊，一个稳稳当当的落地，轻轻说一句“总此十思，宏兹九德”，这简直比秦叔宝大战尉迟恭的“三鞭换两锏”还要好看。虽然受这厮一点窝囊气，但换来的是“文武并用，垂拱而治”，聪明的皇帝何乐而不为呢？魏征的价值不止“三千毛瑟精兵”吧。如果说《谏太宗十思疏》属于最优秀的应用文，那魏征就是最优秀的“应用人”，因为他轻轻一“闹”，就动了人，动了君，动了江山社稷。
   
    对“动人”这一点要求最高的应用文，是演说。谏疏要打动的对象毕竟只是一个人，即便是虎狼之君，桀纣之暴，也必有可以打动他的“气门”，以慈禧之昏、光绪之懦，尚且能够接受革新派的上书，最后同意“立宪”。古人很早就摸索出了谏疏文体的创作秘诀，打动统治者，是中国士大夫的拿手好戏。但是，打动被统治者，却是古人的弱项。古代社会不需要经常动员群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演说不够发达。演说要打动的，是从几十个人到几十万人甚至几十亿人，所以，演说的立场必须跟大多数听众相协调。古代的著名政治家，一般都是文章高手，而现代的政治豪杰，多是演说高手。正面的林肯、列宁、孙中山、毛泽东，反面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汪精卫，都擅长演说。特别是丘吉尔，因为文采出众，居然还拿过一回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的演说在二战期间给了英国和盟国人民极大的精神鼓舞，抵得上整个皇家空军的作用，也充分显示出西方优秀的政治家思维之冷静、谋略之深邃，不仅值得我们中国学生认真体会，更值得当今西方的那些总统和首相们好好学习。
   
    丘吉尔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当天所发表的演说，关系到一个严峻历史时刻的人类走向。当此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际，最重要的是确定立场。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英雄所见略同，丘吉尔这篇演说的主要宗旨就是解决这一问题。当时，希特勒的霸业凯歌高进，如日中天，大半个欧洲都已飘扬着纳粹的旗帜，美国隔岸观火，德苏缔结和约，英国孤军奋战，前景堪忧，此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希特勒自我膨胀，犯下大错。天从人愿，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两个拳头打人，向辽阔无边的社会主义苏联开刀了。天才的丘吉尔立即意识到，英国得救了！怎样得救？必须把苏联拉到自己一边，进而把美国也拖进来，还有中国、印度、巴西、加拿大……所以，丘吉尔的演说首先描述了希特勒的疯狂入侵，然后痛加声讨——以此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接下来就该确定朋友了，可是，英国与苏联并不是朋友，掩盖事实只能导致猜疑和敌视。所以，丘吉尔光明正大地承认：“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记住，这是演讲的一个重要策略，主动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观点和材料，让它们在阳光之下接受听众的分析和判断。丘吉尔在如此需要强大盟友之时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晓以利害，而是以一个堂堂正正的硬汉形象赢得人民的尊重，也赢得所争取的盟友的尊重。然后话题轻轻一转，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从人的自然属性的角度来大谈土地、家园、村庄和母亲、儿童、少女，把苏联人民描述成跟英国人民、跟各国人民都是一样的人民。那一段“我看到俄国上万的村庄……”，讲得多么煽情，然而这是从真情实感出发的煽情。煽情过后，朋友确定了。接着便宣布怎样对待朋友，怎样对待敌人，最后指出“希特勒侵略俄国仅仅是蓄谋侵略不列颠诸岛的前奏”，意在提醒英国听众高度重视与苏联联盟的必要。最精彩的一句是“因此，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有了这句话，苏联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会投降，美国人再精明也不会永不参战。有了这句话，虽然希特勒正处于绝对优势，但离英、美、苏、中结成强大的反法西斯联盟，离《开罗宣言》，离诺曼底登陆，离攻克柏林，离纽伦堡大审判，都为期不远了。
   
    如此重要，如此动人的一篇演说，翻译成汉语只有2000字左右，丘吉尔现场演说的时间也大约只需要十来分钟。演讲是时间艺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讲清规定的问题，达到规定的效果。有些官员和学者口才很好，但就是讲得太长，所以不受欢迎。你想，假如梅兰芳连续清唱四个小时，或者赵本山一口气演出20个小品，观众还能坐得住么？精品堆积太多，也会相互抵消。班主任号召同学们打扫教室，不可能号召一下午吧。据说某国总统经常连续讲演十多个小时，那只能说明他有演讲癖，而且讲的内容不太重要，倘若敌国大举入侵，他顶多讲一袋烟的工夫就完事了。
   
    演讲除了注意立场和时间之外，还要情理交融，夹叙夹议。但无论叙述、描述、说明、抒情、感叹、分析、议论、讽刺，每个部分都不可太长，必须穿插变换，所以，演讲稿是作文综合能力的体现。演讲的语言必须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简洁明快，深浅适度。大学老师到中学讲课往往效果不佳，就因为讲得过于专门化了。
   
    谏疏是给帝王看的，演讲是给大众听的，如果是写给特定关系之人看的文字，那便是书信。书信的基本格式无需在这里介绍了，不同的时代，书信格式也有不同的演变。李白的《与韩荆州书》，没有称谓和落款，就是一篇规范的文章。方声洞的《赴义前禀父书》，生死关头，礼数历然，国事家事，融为一体，既有英雄气概，又有儿女情长，可与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一比。傅雷家书是书信中的名作，可以从中体会什么是“父爱”。父爱不同于母爱，以不流露为上，以严苛为上。你看傅雷几乎通篇都在批评儿子，是他不喜欢儿子吗？如果不喜欢还批评他干什么？语文专家薛川东讲过一件趣事：一学生斗殴受伤，母亲赶来便哭，而父亲赶来先问儿子当时如何抵挡，痛斥儿子说，我不是教过你如何如何破解吗？这回记住了吗？儿子记住了，才放儿子去医治。这当爹的为何就比当娘的“心狠”呢？为的是孩子不吃更多的苦，不遭更大的罪，“心狠”之中，大爱藏焉。你能从傅雷先生疾言厉色的批评中感受到他对儿子的殷殷期望么？他教给儿子的是不是宝贵的人生经验？对我们自己有没有启发呢？
   
    并非掌握了书信格式就算会写信。书信最重要的是真诚。李白、方声洞、傅雷诸人的书信，格式不同，但都有一片赤诚。现在电话和网络普及，人们越来越少写信了。表面看来更方便了，其实我们可能丧失了价值连城的东西。电话里多的是寒暄，网络上多的是虚矫。以后没准大多数人都不会写信了，邮局也不再经营此项赔本的业务，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收藏书信了。当我们不会以书信的方式向父母请安，向朋友问候，向老师求教，向异性求爱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书信是真诚的最佳载体。所有的那些格式，都是为了表达真诚而存在的。时代变了，表达真诚的方式变了，格式也就变了。在电子邮件里，我们可以加进笑脸符号或鬼脸符号，可以故作潇洒，做各种语言游戏，但万变不离其宗，没有了真诚，书信就真的消亡了。
   
    书信也有写得很长的，但一般以几百字、千把字居多。只要是应用的东西，人们都想方设法越造越小，越造越有效率。将来一张小小的磁卡，也许就可以装下全人类的文献。因此我们学习写应用文，一开始就该在精炼方面下功夫。
   
    应用文写得精炼，本是汉语的强项。有个很著名的故事，欧阳修与朋友看见大路上疾驰的马车轧死了一只狗，欧阳修让大家比赛看谁写得最精炼。一人写道：“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只用了11个字，众人拍掌称赞。欧阳修却拿出了自己写的：“逸马毙犬于道。”只有6个字，却依然生动。现在的作文往往规定了字数，所以我们不一定非比谁的字数少，我们可以比一比用同样的字数，谁写的更高明、更渊深。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原来有句杨子荣的唱词：“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天换人间。”毛泽东听后对演员说，把“春天”改为“春色”更好。一字之差，神韵顿出。当今的应用文铺天盖地，令人头昏脑胀。如果能写得少一点，精一点，动人一点，可信一点，有的放矢一点，把才华多用在“春色”上，那就像中国画，虽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已足可气韵生动，感人肺腑了。

    遗憾的是，本文却兀自写得这般长。恐怕地球还要更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