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语文教育是民族母语教育，母语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语文素养是文化科学素质中最重要的、最基础的部分。大学语文教育是整个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母语教育的高级阶段，是大学生实现“精神成人”和母语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受英语强势文化的影响、整体人文环境的滑坡、低俗文化的冲击，造成了目前大学语文教育的尴尬处境。大学语文教育如何突围?路在何方?这是近年来高校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和人文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认为，大学语文教育要突破当前的困境，必须首先在语文的学科性质和课程定位上正本清源。大学语文是人文学科课程，是面向广大非中文专业开设的一门公共文化基础课。语文的特性是:知识性和感悟性的统一;民族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读思说写和文史哲综合知识的统一。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必须着眼于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和语文能力的提升，侧重于人文素质的养成。基于这一课程定位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既关注语文教育的历史语境，又关注语文教育的当代多元文化语境。探寻当代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的策略，构建大语文—人文语文的教育观。运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借鉴文学、文艺学、语言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实现大学语文教育的观念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创新，建构能适应当代文化语境、满足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和语文能力提升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新模式。
关键词:大学语文 人文素质 能力提升 改革模式
引 言
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语文教育改革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全面涉及到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的语文教育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场语文革命。为什么这场语文教育改革运动规模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层次如此之全?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小学长期以来实行的应试教育，使中小学生的母语文化素养和语文能力非常低下，这一问题到大学教育的高端阶段直接反映出来。许多大学生不能很好地运用母语及语文素养低下的状况，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及专家、学者、用人单位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语文教育再也不仅仅是一门课程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而成了一个意义重大并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语文教育是民族母语文化的教育，关系到学生人文素质和民族文化认同情感的培养，涉及到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有鉴于此，2006年3月13日，中央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在这个未来五年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中明确指出:为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小学要普遍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中学语文课程要适当增加古典诗文的比重;大学要结合实际、创造条件在全校开设面向全体大学生的中国语文课。对于高校大学语文课程以国家规划的形式提出并加以强调，这恐怕还是第一次。
当下专家、学者呼吁在大学开设中国语文课，其主要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类:一是当今的大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功太差，由于平时读书少，写作能力大大下降，不能满足社会、企业和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要补语文课:二是大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呈现出普遍低俗化的趋势，需要通过经典教育来引导和提升:三是在大学生身上出现了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不只是语文教育的不足，更凸显了当代大学生整体人文素质尤其是人文精神的欠缺，所以需要通过语文教育来丰富学生的思想，提升其人文素养。上述三类意见，第一类是指向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层面，第二、三类是指向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层面，它反映了当前大学语文教育两种主流的课程定位。这两种主流定位之争，自大学语文恢复开设以来，从未停止过。而课程定位的模糊不清，带来的结果是课程地位及课程命运的摇摆不定，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大学语文课程自身地位的边缘化，造成高校大学语文教育目前十分尴尬的处境，也使大学语文课程命运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笔者投身大学语文教育近十年，始终站在语文教育的第一线，亲身目睹和感受了大学语文课程地位的沉浮变化，体会到了大学语文教师的酸、甜、苦、辣，也经历了从关注、探索、研究到突围的整个过程，获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也有了自己系统的理论思考，并将这些思考形成课题“基于人文素质培养和语文能力提升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论”，作为硕士毕业论文，也算是对这些年的大学语文教育与研究做一阶段性的总结。
一、语文的学科属性及大学语文教育的历史回顾
如何认识语文的属性，持怎样的语文观，是推进语文教育改革的关键。目前语文教育的严峻环境和尴尬局面，其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出在对语文学科属性认识模糊不清上。长期以来，人们对语文学科属性的认识更多的停留在工具性上，忽视其人文属性，造成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严重脱离。更为重要的是语文教育分为小学、中学与大学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教学内容和定位应该有所侧重和区别。大学语文是中学语文的继续与深化，但不是中学语文的简单重复，更不是给中学语文补课。在这一点上，大学语文教育定位不明，地位不定。要想突破大学语文教育的困境，推进语文教育改革，必须正确认识语文学科的属性，这是语文教育改革的起点。
(一)关于语文学科属性的新认识
语文是基于语言的学问。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是语文的基本特征，而着重研究语言文字承载和传播信息的规律及其效能是其本质属性。哲学、史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也都要以语言为载体，但他们关注的是语言所承载的内容。语文不仅关注语言所承载的内容，更关注语言如何承载的规律和传播的效果。后者正是语文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根本区别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是指导人们理解和正确运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规律和方法的学问。侧重于语言现象，包括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等，就是语言学范畴;侧重于综合性，包括文学、文章学、文化学等基础知识，就是通常所说的语文。
对于语文的概念和性质历来有多种说法，但本文认为语文最大的特性有三点:
其一，知识性与感悟性的统一。
语文有工具性的作用、知识性的内涵，但语文决不是单纯知识性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质存在，有着超知识的感悟性。马克思认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住所”，伽达默尔称“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己经证明: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将语文的认识局限在知识性质的范畴，其实是偏颇的。这是语文教育长期陷于讲知识、考知识而没有切实提高学生语文智慧能力泥沼中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语文作为一个教学的科目，其中既有知识性的内容，还有更丰富的超知识的智慧性。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要获得这种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或称之为“语文素养”。如果没有获得这种智慧，你就是将一些基础知识背得滚瓜烂熟，也不一定能写出像样的文章，甚至还无法理解诗文的基本意蕴。1979年吕叔湘先生在《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中说:“我们要有知识，这是不错的，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你光有知识，你不会用那些知识，那也是枉然。那样的知识没有用，是死的。你有智慧，你就能运用这些知识。所谓智慧，好像这东西很高超，其实不然，智慧就是能动脑筋。你会动脑筋，所有的知识都能供你使唤;你不会动脑筋，那些知识不会为你所用。”①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吕叔湘强调“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语感能力”，认为只有这样，学生“对于语一言文字才会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换句话说，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灵敏的感觉。”王尚文说:“语感是人对语言直觉地感知、领悟、把握能力，即对语言的敏感，是人于感知的刹那在不遐思索的情况下有关的表象、联想、想象、理解、情感等主动自觉地联翩而至这样一种心理现象。”。这种心理机能就是叶圣陶提到的“灵敏的感觉”，一种直觉，“一种不经过复杂智力操作的逻辑过程而直接迅速地认识事物的思维活动。”③也就是一种语文智慧。具备这种直觉智慧，在一听一读之际就能理解语言文字的含义、正误、形象、情味以及在具体运用中的细微差别等等，似乎达到了自动化的程度。现代心理学认为:语感是在大脑皮层上建立的相应的巩固的言语动力定型。而“言语动力定型中，构成其特有的动作方式的各个环节的动作，是按一定的程序构成的，因而，当这种言语动力定型建立并巩固之后，某种言语活动信号一旦出现就可以自动地引起这一言语动力定型内各个动作的反应。”④这正是语感迅速直接地认知语言的心理基础。语文教育就是要努力培养和促使学生形成这种言语活动联系系统。从这种迅速直接的感知看，语感是感性的;从它涉及的广度看，语感离不开主体的知识面;从它深刻领悟、把握言语的能力看，语感又是理性的。语感其实是感性和理性、知识性与超知识感悟性的统一。“感性中暗含着理性的认识和本质的理解;直觉中潜伏积淀着逻辑理智基础，这样就可以在感性直接关照里，同时了解到本质。”⑤
语感能力的高低决定语文能力的高低，因为信息交流直接凭借的是语感，离开语感就谈不上信息交流，可见语感是语文能力的基础。语感能力的高低又决定语文审美能力的雅俗。审美思维离不开良好的语感，言语活动中的审美对象的感受、审美情感的诱发、审美能力的形成都必须基于语感。因此，不少语文专家认为，语感培养是语文教学的支点和中心任务，是语文教学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又是语文教学的目的之所在。
①吕叔湘:《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吕叔湘语文教育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②王尚文:《语感:一个理论和实践的热点》，语文学习，1993 (3).
③王智贤: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第949页。
④杨炳辉:《语法教学必须与培养情感相结合》，语文学习，1993 (4).
⑤同上。
其二，民族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①无论哪个民族的人群，其汲取知识、交流情感、传播文化等等，都对语文形式有着深度的依赖，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语文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文活动方式”，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因此说，语文在各种人文活动中居基础地位，语文最能体现人类精神活动的人文性和人本个性，也最能体现人类族群差异的民族性。
同一民族的语文，不仅具有约定俗成的同一性，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而且在语文活动中，始终存在着丰富的情感活动的参与，具有人类群体间双向互动性、不断反馈的思辩性。从语文与思维之间的关系角度上来看，思维是一切人类语文活动的天然内核，通常，一个民族的语文是这一民族鲜活思维长期发展的结晶，并因此鲜明地烙上了该民族的思维特点。语文活动主体是人，语文运用中的互动，带有强烈主体色彩和灵动的悟性，而且对掌握和使用这一媒介的人而言，还具有能动的发展和调适的功能。语文作为人类生命的工具，从呀呀学语起将伴随一生一世，而且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语文，都渗透着语文的作用。语文最大限度的载负着本民族丰富的文化、思想和情感内涵，是传播民族文化、培养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载体;语文是人学，最有利于培养人的美好情感，提高人的修养，获得人的身心健康，这是其他任何学科难以相比的。
以教学科目出现的语文，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教育，或者是母语的教育，它除了是社会交际的工具之外，它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成员智育、德育、美育的综合体现，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源流，其中蕴涵着浓厚的人文精神和时代特征，而语言则是这些精神思想的载体。语文教育担负着传承、弘扬、发展祖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的任务，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并为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提供新的根基。消灭一个国家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该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或许，东北人至今还痛心疾首:当年日本人在东北实行“不准学汉字，不准说汉话”的愚民政策，侵略者头目昭田龟二曾说，“派100名教师去教中国人学日语，效果可能比派100个师团去镇压更管用。”
通过语言，照亮的是张扬着人的自由、人的个性、人的生命精神的世界。对语言的这种功用，西方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有过精辟的表述:“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人存在的领域。我们只能在语言和存在相遇。语言即言说，言说即指出，让看，让听，它以显现、敞开、照亮的方式呈现世界。”正是语文的这种内在的人文属性，使语文教学本身体现出博大精深的人文内容。从根本上说，语言文字本身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生命的符号，是人类用来传递事、理、情、志的载体，是人文精神的载体。作为语文教学内容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作家思想情感的表现，表现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生，表现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和感情。阅读文学作品可以认识历史和人生，提高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能力，古人言:“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这个道理。语文教学过程也渗透着人格气质、胸襟境界、学识修养等各种因素，语文教学中师生的言语行为都发生在“文化背景”中，教师的教学活动是“心灵对心灵的塑造，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教学中的文化内涵的辐射和传承是在教学双方的感情交流与契合中完成的，经过学生的感悟与运用，教师的“润物细无声”就能水到渠成地实现其价值。
人文素质教育强调的是人应具有全面的知识结构，促使人的知识、情感和意识等全面健康的发展，并为生存竞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提高境界和事业境界。我们认为，人文素质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但核心素质之一应该是语文素质。因此抓住语文教育，就是抓住了人文素质教育的脉搏。
①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语文出版社，第72页.
其三，读思说写基本功与文史哲艺综合知识的统一。
“听说读写”被视作语文的基本能力要素，早己公认，但本文更强调一个“思”字。“听、读”是汲取信息，是“思”的来源，但“学而不思则惘”:“思”是说写的源流，说写是思之内容的外化;没有听读，就没有思想，也就无从说写。有了思想，不会说写，说写不好，也不行，这又取决于说写的技能和方法。对于少年来说，听读是汲取知识信息的主要方式;对于成年人来说，读写更为重要。不但要多读，还要博读，才能适应信息爆炸、趋向综合的当代世界。这就必然涉及到语文读本的范围。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离开了文章和文学，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①因此，无论持什么语文观，指导学生阅读文章、文学作品和名著，都是不可少的，提高学生的读思说写能力是其基本功。语文不同于文学，语文不仅要给学生情感美的滋养，给学生艺术美的熏陶，同时也要给学生语言文字的方法与技巧。
纯文学重在感悟，而语文课要尽可能充分地发展学生个体的能力体系。其中包括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激发其想像力和创造潜能。“语文教育本质上不是培养小说家和诗人，而是经由‘文学’把握汉语的阅读和写作。”②语言能力是指以语言积累为基础、语感培养为指向的实践性能力，分别表现为注重情感体验、丰富精神世界、独立自主的阅读能力，耐心专注地倾听、文明得体地表达和沟通、富有感染性和说服力的口语交际能力，感情真挚、条理明确、追求独特感受、有创意的写作能力，以及全球化时代所必备的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而思维能力则是与语言能力互为表里、同步发展的，由于课程评价趋向注重学生个体在学习过程中的形成性和发展性，故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型语言能力之发展，必然内在地刺激着个体思维能力之成长，并进而开发出想象力和创造潜能。(潘涌)语文要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上去发展学生的能力体系和人格体系。这样，就广度而言，个体的精神境界、个性品德和语文水准将得到完整的提升;就长度而言，个体以志趣为动力、以自主学习为习惯的终身可持续发展将得到可靠的保证;而就深度而言，生命就超越了单纯的知识和技能训练而获得抵达人性深处的灵魂之优化。
因此，走向综合是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大势所趋。各国母语教育的综合性，表现在注重语言能力培养的同时，注重思维能力、审美情感、健康人格的培养，将语言教育与学生的学习、活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注重语文与科学教育、艺术教育的相互融合。大学语文是一项教育学生懂得“中国人为人的道理”(鲁迅)的核心课程和系统工程，它应该是包括文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史学、写作学、艺术学等各门学科在内的大学阶段的语文总体教学。
①[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第391页.
②刘擎:《中国大学语文的“紧急状态”》
(二)大学语文教育的历史回顾
进行大学语文教育改革与研究，不能不回顾语文教育的历史。目前的中国高校语文教育包含三个部分:其一是指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其二是指面对海外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其三是指面向高校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公共课语文教育。本文所述，是指第三部分。
中国的语文教育如果从较宽泛的意义上来讲，应该在两千多年前就己经开始了。为了培养社会所需的合格人才，孔子明确提出了“礼、乐、射、御、书、数”在这六门课程中，“乐”中的诗歌教育和“书”中的识字教育就是当今语文教育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文学和语言)。在我国，严格学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则开始于现代，从1903年，清政府颁布《学务纲要》开始，中国语文教育从传统教育中分化出来并单独设科，发展到今天历时百余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改革发展过程中，语文教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与其它学科相比，作为学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由于其学科本体内涵和学科性质模糊不清，从而导致了语文教育中诸多问题的争论不休，教育模式、教学理论左摇右摆，教学目标与定位难以确定。这实际上影响到了语文教育的学科地位和教育效率。
1903年清政府制定了《学务纲要》，开始对中国文学提出要求;1912年民国政府依据《壬子学制》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正式宣布了各类学校的“中国文字”、“中国文学”课程更名为国文。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令小学“国文”改为“国语”，全部采用白话文教学。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先生将国文科正式更名为语文科，从此语文这一学科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但“语文”的内涵到底是指“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还是“语言文化”，一直以来，难以确定。1962年，叶圣陶先生，在北京中华函授学校举办的“语文学习讲座”时，对“语文”作了解释:“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把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按照叶圣陶先生的解释:“书面语”其实就是等于语言，那么语文教育就是语言教育。这与现实的以文学文本为载体的语文教育内容有出入。说白了叶先生对“语文”的解释并未触及语文的内涵问题。解放初期，由于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语文课被异化成政治课，“离开了语文科的特点单讲政治，把语文课讲成了政治课”(叶圣陶语)。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56年实行了汉语与文学分科教学，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这种改革根本没有进行下去。1978年“文革”结束后，语文学界大力提倡语文“工具性”，使学生的语文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又由于“工具性”的日益膨胀，及标准化考试的影响，“人”被当成了工具，情感教育忽视了，人文关怀失落了，语文素质下降了。语文教育已成为效率最差的一门课程。这就是一门语文课程的教学与改革，为什么能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原因。
与中小学语文教育同步，大学语文课程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传统文言文教学受到冲击，白话文开始流行。因此从高中到大学，都必须补上文言文和白话文这两方面的内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大学一年级开设了国文课，称为“大一国文”，这就是目前各高校开设的“大学语文”课的前身。这时的语文课，主要是立足于“语文”。由于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综合性院校分解成单科性学校，文理科分设。这样持续了40多年的国文课程被迫取消了。而这门课程是当时高校里仅有的可以起到文理渗透、文化与科技交融的课程。大学语文教育的中断，使高校正常的民族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严重脱节，人文教育成了一片荒漠，这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我国在人才培养上走了不少弯路。
20世纪70年代来末，高考制度恢复的时候，重理轻文的现象非常严重，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也非常低下。针对上述情况，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与华东师大徐中玉教授联合倡议，在高校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此举得到了数十所大学的响应。经教育部批准，中断了近三十年的“大学语文”课程得以开设，此后各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的主要目的是给理工科学生补课，其性质是“工具”课。目的在于提高理工科学生语言文字的阅读、理解与表达能力，为学好专业课服务。但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剧，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问题越来越突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文件，提出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全国大多数高校都纷纷开设了大学语文课，并把大学语文课作为对学生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一门主干课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普通高校2525所(2006年5月公布)，开设大学语文课的学校约占1/3，每年有约150万人学生跨进大学语文课堂，全国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师近10000人。到20世纪末，在沉寂了几十年后，许多著名作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再一次把目光聚焦中国语文教育，由于他们的参与，进一步推动了语文教育的发展。成为百年语文教育发展史上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钱理群、温儒敏、陆健明、童庆炳、王富仁、王蒙、刘心武、王元化、施蛰存、徐中玉、王步高、王宁等专家和学者，有的亲身走上大学语文讲坛，有的则提出了不少有关语文教育改革的见解。1980年“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这个全国性一级学会的创立，掀开了中国高校大学语文教育的新篇章，26年来，研究会共召开了11次理论研讨会。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目前这个组织已成为高校语文教师交流学习的平台，反映心声的渠道。
二、基于人文素质培养和语文能力提升的大学语文定位
语文学科的定位，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大学语文教育定位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语文教育改革的成败。为了突破大学语文教育的困境，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和身居大学语文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对大学语文的教育定位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成果，现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一)大学语文教育定位研究综述
大学语文教育的定位研究是目前整个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与改革的关键。因为不同的课程定位就决定了不同的教学模式，从而也决定了不同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关于大学语文的定位，就其研究成果来看，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工具性定位。这种课程定位主要是由于受“文革”十年的影响，一批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升入大学的学生，不了解祖国传统文化，不会读不当会写的问题非常突出。反映在理工科学生身上更是如此因而在大学语文教育中断了30年后，在高校恢复开设，具有明显的补课性质，但补课不是大学教育的任务。因而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语文，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突出“大学”的定位，只是高中语文的继续。
其二，人文性定位。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国家教委将大学语文课定位为素质教育课程。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修订本正是这一定位的结果。徐老先生认为:“大学语文”课程是在中学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增进文化修养的主要课程之一。……大学语文课程教育的重心，必须放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培养上，……这门课不能成为一门单纯的思想观念课，而应是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学、文化课。”①
其三，“工具性、人文性与美育性”并重的课程定位。湖南文理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魏怡教授在其论文《“大学语文”的学科性质与教材编写》一文中提到:“大学语文应当遵循语文学科工具性、人文性和美育性的三性定位，美育是其灵魂，对学生汉语言听说读写实用技能的提高是其最基本的任务，突出技能训练，努力增强大学生就业前的语文适应能力是其目的。”②
①徐中玉:《关于“大学语文”课程回顾与发展建设的意见》，经济全球化与高校中国语文教育的回应，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②魏怡:《“大学语文”的学科性质与教材编写》，湖南文理学报，2006 (2).
其四，“人文性、审美性、工具性、趣味性和新经典”的课程定位。南京大学丁帆教授在《新编大学语文》中认为，人文性应该是贯穿整个大学语文教学过程的主线，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到审美性、趣味性、工具性和新经典几个方面。
其五，“文学教育”的定位。这是钱理群教授在其主编的《大学文学》一书中提出的大学语文定位。他认为大学语文要侧重文学熏陶，如果经过中学6年的灌输之后，学生还要面对繁复的语言文字的训练，那就等于宣告中学语文教学的失败。以语法为中心的语言文字训练永远不能俯瞰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不足以领略文字之美。故此，以文学教育代替语文教育，是“取法乎上”。通过文学教育来理解人生、社会、生命、世界和历史，以形成一种心灵的综合能力，这是其它任何一门专业课都无法取代的。
其六，“高等”的定位。温儒敏教授认为，“高等语文”的‘高等’是一种教学的定位，意味着本课程必须遵循语文教学的规律，在中学语文的基础上，设计和探求语文教学的高等形态，建立起适合大学生特点的语文教育模式和教学规范。”“‘高等语文’应当是一门适合当代大学生的、偏重语文素养培育的基础性课程。人文的熏陶是贯穿整个课程教学的，但又不等于一般的素质教育通识课，还是要立足于‘语文’，科学地整合语言、文学与文化诸方面的知识。……‘高等语文’不仅是基础语文的延伸，更是基础语文的更高一级的提升。”①
①温儒敏:《高等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其七，“人文教育”的定位。夏中义教授认为，应将大学语文教育定位在“人文教育”的高度。通过引导大学生感受、领悟语言文字的魅力，从而达到引领其追问生存的意义，激发他们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培养健全的人格，并最终达到“精神成人”的目的。
其八，“精神教化+能力拓展”的课程定位。由周金声、江少川教授主编的《大学人文语文》认为，大学语文应该是“文化课”。不是为了补课，而是为了提高。知识水平定位略高于高中语文。教学内容不应该局限在纯文学领域，应该拓展到文史哲艺更广阔的领域。在中小学阶段。语文能力教育是其首要的教学任务，是学生走进知识大厦的第一道门槛，是工具性和启蒙性教育。在大学阶段，人文精神教育则是首要任务，与中小学教育相比较，是成型教育。
笔者认为，上述诸多课程定位，尽管表述各异，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以强调应用能力为主的工具性定位;二是以人文素质、人文精神培养为核心的人文性定位;三是以人文素质培养为主兼及语文能力拓展的人文性与实用性并举的课程定位。
(二)人文素质培养与语文能力提升的大学语文定位
回顾大学语文教学改革过程，争议一直颇多，也留下了不少教训。概而观之，我们不难发现，始终纠结着的就是课程定位问题。大学语文定位是否清晰，是否准确，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近百年的语文教育定位之所以模糊不清，既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有语文自身综合性学科性质的特点的影响，还有语文教育各个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对象的影响。因此，对大学语文课程进行定位，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如果把语文看成一条河流，那么这条完整的河流由小学、中学与大学三部分组成，大学语文则是整个语文教育河流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且每个部分既有相互链接，又有相对独立的目标定位。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母语教育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每个公民的终身义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把传习母语列为人权的一项内容，因此不必质疑为什么要开设大学语文。随着教育的发展，“大学后”语文学习阶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中小学语文教育进行了明确定位:小学阶段的语文教育以基础和技术为主，致力于识字与词句书面表达为主，且识字必须达到3000个;而中学语文则是小学语文的继续，其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夯实小学语文基础知识，同时又以语文技术和训练为主，更加侧重“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大学语文作为中学语文的继续，不是新开课，不是“从头学”，而是“接着学”。因此大学语文必须在解决“大中链接”的基础上，有“大”的定位。大学语文将不再是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育，它的综合性更强，技能性更高。重在对大学生进行就业前的人文素质培养和语文应用能力的提升。从语文性质来看，大学语文则是公共基础“文化课”，着眼点重在精神提升。主要目标应该是通过文、史、哲、艺等文学文化名著的导学，进一步拓展学生的人文视野和学术视野，拓展阅读面，系统和梳理已学知识，获得创造性研究和思考的能力，能够正确地运用口语和书面语表达思想。尽管教育部没有对大学语文制定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但是在教育部高教司颁布的《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指出:“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目标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这一表述说明，大学语文教育侧重于人文素质培养，兼及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
三、当代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的语境论
每一种教育模式的兴起，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其背后都有其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作为人文学科性质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模式更是如此，不得不正视这一“语境”因素。古代传统的语文教育模式对应于以“经验为本位”的传统农耕社会文化。语文教育是“以严格的文字的和音韵的技术上的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的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志;以莫测高深的道家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语文教育是“注入式的教育、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①当然，传统语文教育模式“集中识字”“重积累、重语感，通过诵读和背诵将典型言语化为学生言语”②的方法，则是当代语文教育要继承的。以知识传播为本位的语文教育模式对应于工业文化社会语境。那么以传播人文思想、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提升语文能力为本位的大学语文新教育模式则是对应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社会的文化语境。
(一)大学语文教育改革“语境理论”的引入
语境理论是新批评语义分析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解新批评方法的前提。它是由英美新批评派诗歌语言研究的奠基者瑞恰兹提出，后来得到新批评派赞同和运用的文学批评理论。新批评认为，语境对于理解词汇的内在意义非常重要，词汇的意义正是通过它们所在的语境来体现的。所谓语境，按照传统的理解是指某词、句、段与它们上下文的关系，正是这种上下文关系确定了该词、句、段的意义。如果简单地说，语境就是指赋予语词或文句以意义的言语环境。从广义上讲，决定文本语义传达的语境，也应该包括文本出现时的那个时期中一切与我们要作出解释的并与这个词语有关的事情，同时也包括特定文词在一个文化史中被使用所形成的意义的历史“累积”。用英国文学理论家瑞恰兹的话来说就是:“‘语境’是用来表示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的名称，这组事件包括我们可以选择作为原因和结果的任何事件以及那些所需要的条件。”③新批评将语境理论作为现代诗歌语文学研究的核心。在文学文本中，语境赋予特殊的字眼、意象或陈述语以意义。反过来讲，任何一个我们在文学阅读过程中必须关注、并必须作出意义解读的语词、意象或陈述，之所以有某种意义，都是因为有语境的支持。所以对语境的准确理解就成了文学文本解读过程中意义确定的关键。
当然任何一种文本的解读都会涉及到语境问题，它不是诗歌文本的解读技巧问题，而是文学文本语义理解和语义诊释的方法论问题。可见，语境理论的视野十分开阔，正是语境的作用，使文本产生了丰富的言外之意。笔者将语境论引入大学语文教育中来，它将会为大学语文教育改革彰显新的视角，并产生新的生机和活力。
①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文学》1936年第7期
②李裕德:《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是与非》、《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7期，第19-20页。
③瑞恰兹:《论述的目的和语境的类型》)，章祖德译，《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6页.
(二)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与大学语文教育
文学文本都是在一定历史语境影响下的产物。而文本创作又是指向人的精神世界的，而人又是历史之人、时代之人。因而以反映人的精神为本位的文学文本，无论是其内容还是人物性格都会受到历史语境的制约，打上历史时代的印记。以解读文学文本为核心的大学语文教育必须充分考虑历史语境对文本的影响。在解读文学、文化文本的过程中，首先必须把文本还原成历史语境，或者说放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关照和审视，而不能片面地割断此文本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如果这样，我们所进行的文本解读将可能会得出片面的乃至错误的结论。例如，关于如何解读鲁迅作品，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问题，近十多年来，国内外有些人，对鲁迅有很多批评，甚至否定。他们认为鲁迅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不占有什么地位，因为鲁迅一生都是在攻击、贬低民族文化，丑化中国人，使传统文化在“五四”发生断裂，这大大丧失了民族的自信与自尊。说得委婉一点，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甚至认为“五四”以来风行激进主义，对传统进行全盘否定，鲁迅则是一个杰出代表。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还是基于人们在解读鲁迅文本时，忽略或较少考虑了历史语境这一因素。笔者认为，鲁迅对传统的批判的确是十分严厉，有时甚至是十分决绝乃至偏激的，最典型的文本就是《狂人日记》。在这个作品中，作者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文明高度概括为是“吃人的筵席”而传统中国就成了“安排人肉筵席的厨房”。狂人晚上睡不着，翻开历史书，满纸上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日记》用“吃人”来象征中国传统，的确是十分的猛裂与深刻，是极带义愤的攻打与否定。甚至鲁迅在《青年必读书》(1925)中，主张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书。他是这样说的:“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时时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上述两例，从表面上看，的确是偏激。但问题是鲁迅话语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说的?其目的又是什么?如果不考虑这两个因素，那我们解读的结果必将会是片面的或不完全正确的。要知道在“五四”落潮以后，又重新出现了提倡尊孔读经的思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鲁迅提出要“少看中国书”的。为了摆脱陈旧的思想束缚，冲破传统的“铁屋子”使广大人民迅速从愚昧、麻木、昏睡中清醒过来，为了进行思想启蒙的需要，鲁迅采取了大声呐喊的断然态度，用决绝的果断的而不是温和的态度立场，去告别旧时代，迎接新曙光的到来。这样的偏激也就表现为一种策略，是“有意的偏激”。故此，“吃人”也好，“不读中国书”也罢，这种急需突破传统的态度，是符合时代需要的。所以，对鲁迅的评价，文本的解读，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语境，简单摘一些句子，就来否定鲁迅。
大学语文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学、文化文本解读对青年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文学、文化文本是大学语文教育的主要载体，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语境，必须首先把文本还原于历史语境，这样作出的解读，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解读。
(三)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与大学语文教育
1.多元文化的涵义及其当代文化镜像
“多元文化”这个概念诞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美国，它是与当时的文化“同化论”和“熔炉论”相对立的。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则是在上个世纪50, 60年代，那时的多元文化主要包含两种文化现象，其一是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社会的文化，在这种社会中，既存在殖民国家的统治文化，也存在原居民的民族文化。其二是不同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社会和文化来源的民族虽共同生存着，但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群体之间的文化特征有着较大的差异。这时的多元文化涵义限于种族或民族文化的范围。随着人们对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西方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不仅存在于殖民地国家，而且几乎任何国家都存在着多元文化，并且价值体系、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上的差异不仅存在民族之间，同样也存在于各社会阶层之间、地域之间、年龄之间、性别之间、群体之间和宗教之间。由此，有关多元文化的理解，也就越过了民族或种族的范围。其涵义大大扩大了，并由“宏观文化”的差异发展到“微观文化”的差异。①随着多元文化涵义的扩大，人们对多元文化涵义的理解也就有越来越多的纷争。如何准确地界定多元文化也就成为一个复杂问题。我国学者高丙中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处于多元文化的并存状态。根据渊源差异分为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根据时代性质划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根据群体差异划分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等。②根据中外学者的认识，教育领域的文化主要指向精神层面，重点是价值观念。当代中国的多元文化主要是指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计划经济模式文化与市场经济模式文化的共存状态。
①郑金洲:《教育文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②高丙中:《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变迁》)，《社会学研究》，1997(1)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使得全球各国各民族文化都卷入了大融合的高潮。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己把世界联为一体，信息己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人类文化的性质也从工业文化走向了信息文化。当代中国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进入了社会转型期。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在这场社会变革与转型中，其心理世界受到前所有未有的震荡。传统的本土文化与现代的外来文化，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元文化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元文化相互碰撞，使传统的农耕文化精神、现代工业的文化精神以及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共同呈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并从多个层面和不同的角度挤压和困惑着人们的心灵，以至造成了当下中国特有的文化镜像:中国传统文化现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又存在着如何构建自身而又不迷失自我的巨大挑战，西方大众流行文化正从后台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不断消解着传统的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并不断地侵吞着传统的价值观和人格精神，消解人们的心理平衡，促使人们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审视自己、神视社会、审视生活。并把个性、自由、个人价值的实现摆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强化了多元的价值取向。这种多元的价值取向己经辐射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会受到多元文化而导致的多元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
2.多元文化语境对大学语文教育的影响
大学校园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多元文化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层面。在作为受教育对象的学生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多元文化的气息，传统课堂上的那种教师传递的“权威文化”不见了，老师的权威中心地位受到了动摇;过去那种“听话”的学生少了，质疑老师观点的人多了。因为他们都有了自己的思想。如果大学语文教育仍然以“权威”、“简单”、“压制”的方法来进行，忽视此种“语境”，必将使大学语文教育陷入困境，举步维艰。
当今的青年大学生大都是上个世纪80, 90年代出生的，与他们的父辈们相比，一出生就享受着较高的物质文明，感受着全新的多元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他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及其个人信仰都与传统的东西相反。这种文化价值观则直接影响着文学阅读与文学接受。由于受无深度、平面化的大众文化的影响，当代大学生较少阅读名著及纸质文本，其信息接受大量来源于影像、光盘、漫画、互联网、游戏等新兴的媒介，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时尚杂志、卡通画、电脑游戏之中，很难坐下来认真阅读中外文学文化名著，是典型的“音像族”而非“文字族”。大众文化的复制性、模式性不仅复制着学生的思想，也复制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想像力与创造力。降低了学生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鉴赏力，并直接导致青年大学生对本土文化、传统文化的疏远和对外域文化的强烈认同。这种现象表现在大学语文的课堂上，就是对低俗文化趋之若鹜，对“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老公老公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愿你有个好身体，健康又美丽”等低俗口号式的歌词爱不释手，而对高雅的文学作品、唐诗宋词却读不懂、背不来，提不起兴趣，更不用说体会作者的“言外之意”了。不仅如此，由于长期的低俗文化熏陶，使大学生感受不到神圣与崇高，甚至“美”与“丑”的界限在他们的视野中也变得模糊了。至使学生只能感受直观的图像，读平白叙述性的话语，而感悟不了启迪心智、满载生命激情的作品。大学生的母语文化素质和语文能力己经下降到人们不堪想像的危险地步，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大量事实为证:一张简单的请假条错误百出，大写汉字数字竟有相当数量的人写不对，汉语大赛中国学生比不过外国留学生，一篇要求千字的短作文作业引来全班一片嘘烯声……，这就是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大学语文教育语境。面对这种语境，大学语文教育没有退路，只有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通过改革突围，获得发展。
四、近十年中国高校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语文教育历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母语文化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最重要的途径。应该说中国语文教育对中国学生来讲，是奠定其未来事业发展的一块重要基石，没有扎实的语文基础，想学好其它学科知识乃至第二语言，都是空想。所以中国语文教育对任何一个有志于成就一番事业的青年学生来讲，其地位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社会思潮、功利实用至上主义的影响，也由于一些学校决策者限于自身文化修养所致目光短浅，使中国高校母语文化教育处于十分边缘化的位置，处境十分尴尬。面对上述情况，许多有识之士和关心国家命运的学者纷纷呼吁和探讨母语教育的问题，许多大学语文第一线的教师怀着传承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感，坚守阵地，忍辱负重，勤奋耕耘，探讨创新，以至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关于高校大学语文教育教改的大讨论。仅2004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南方周末报》等权威媒体直接介入并连续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大学语文教育的文章。网上有关中国高校语文教育教改的研究讨论更是此起彼伏，热浪一浪高过一浪。国家一级学会“全国高校大学语文研究会”1980年成立以来，连续召开了11次学术年会，参加人数逐年递增，常常多达200人以上，研究成果丰富，反响强烈。而且，全国大部分省市都相应成立了地方性的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湖北、江苏、浙江、广东等省的大学语文研究会工作活跃，对大学语文的教育改革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在全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正式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有上百种之多，就 《大学语文》所反映的成果和特色来看，已经形成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四大语文教育改革研究中心，并初步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笔者认为，一种新的教学法或教学理论的提出，往往需要通过代表性的教材来加以体现和传播，教材可以说是某一学科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前沿阵地和突破口。所以笔者将主要根据某一教研群体的研究成果—教材所体现的特色来对近十年中国高校大学语文教改成就和状况进行综述。
(一)上海高校语文教育改革研究
中国高校的语文教育在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和华东师大徐中玉教授的首倡下，率先在两校恢复开设，此后开大学语文课之风很快延伸到其它综合性大学及理工科院校。上海地区语文教育改革比较有影响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华东师大徐中玉教授为代表、以文本主题词集成单元模式，其代表教材为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本教材完整地体现了徐中玉先生的语文教育改革思想。徐老先生认为，大学语文课程的教育重心，应当在中学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培养上。因而在教材的编排上打破了传统的散篇集成方式，采取了按文本主题词加文选集成单元的模式，全书共分以民为本、心怀天下、和而不同、品格修养、社会人生、人情世态、乡思亲情、爱情婚姻、人物风神、咏史怀古、写景记游和论学品艺等12个单元。在选文上，立足本国，重视吸收我国优秀的文化、文学遗产，兼顾历史、哲学、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同时也选择部分外国名家名作，这种编排方式和选文标准，体现了其研究性、深入性和创新性上，比较有利于大学语文实现素质教育的课程定位，有利于大学生健康心理素质的形成、精神境界和人格的提升。但本教材也有一定的缺陷，那就是以文本主题集成单元，将文本主题设定为单一的，不利于学生见仁见智的创新素质的培养，且也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再者，课本选文与中学阶段的高中语文选文有近30%左右的重复，这是本教材需要完善的地方。
上海地区影响较大的另一种语文教育模式，是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夏中义先生为代表的以“大学人文”取代“大学语文”的新的高校语文教育模式。其代表性的教材有两本，一本是由夏中义教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新语文》教材。这本教材力图打破以“文学阅读”为中心的老套路，将大学语文教育定位在“人文教育”的高度。该书较之徐中玉版《大学语文》有根本性的突破，或者说实现了由传统的“大学语文”向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教育”的转变。该书的编排思想跳出了传统语文教材偏重知识性和工具性的特征，跳出了民族文化、文学以及国粹的框架，以人类普适价值为参照，将时代性和世界性两个重要的元素带入其中，以唤起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带领学生进行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观照，以达到培养大学生强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情怀。全书体现了思想新、体例新、选文新三大特点，所谓思想新是指《大学新语文》所阐释的是人类共同的普适价值，突破了“国文”的框架。所谓体例新是指该书突破文选传统，由16个关键词或主题词立章形成单元，在这一点上，与徐中玉版《大学语文》相近。这16个主题词是:大学之魂;青春在呼号;仁爱，天地最美;爱是难的;向往自由;寻找良知;星空让人敬畏;乡愁与家园;为了忘却的记忆;英雄不仅是神话;坚忍的山峦;希望的红帆;审视自我;反讽与幽默，诗意的栖居，回归大自然。每个主题词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指向有利于大学生“精神成人”的维度。每个主题词下的选文之后有“编者点击”、“圆桌议题”和“阅读链接”三大内容，以达到深化主题，拓展学生阅读空间的目的。所谓选文新，就是指教材选文遵循了经典性与现代性相结合，文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国粹性与世界性相结合三大原则。在《大学新语文》成书之前，夏中义教授还主编了《大学人文读本》三卷本和《大学人文教程》。应该说，这两套书是作者为了推动大学语文教育改革，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目标而推出的姊妹篇。尽管形式不同，但殊途同归。尤其是“大学人文读本”的出版，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当下高校语文教育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可能促成中国高校语文教育由“知识语文”向“人文语文”教育的根本转变，更为中国大学生的“精神成人”提供了系统的优质思想资源。该书三卷本，分别以“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三个主题命名，它从普适性的人类文化价值认识出发，选编了200余篇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学科深入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伦理、心理、教育等。每一章还以“编者旁白”的方式，进行评述、解说，提出思考、疑惑乃至忧虑，同时也为渴望“精神成人”的当代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美丽的精神家园。
(二)北京高校语文教育改革研究
北京地区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研究，其标志性的成果有两种思路和模式。一种是以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语文》为代表，给大学语文以“高等”的教学定位，建立起完全区别于中学语文的、适合大学生特点的语文教育的高等形态和教学模式，尝试建立一门富于变革意味的课程。该成果完全打破了传统惯有的文选讲解的模式，而采用分专题讲授语文知识(包括文化史、文学史等方面的知识)，外加文选，并引入阅读、思考和写作的“拼盘”式模式。全书给了教师讲解和指导自学更大的选择空间，从语文的角度兼顾到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更有利于满足学生的兴趣。全书共分25个专题，每个专题都分三个层次，内容合理搭配。第一层是专题讲座，也就是导读，在讲解语文知识的同时，给合文选赏析与讲解，引导学生阅读与思考;第二层与导读相结合，详细解读与专题内容相一致的一篇或多篇文选，这是学生学习的重点材料;第三层是拓展阅读材料。主要是有利于深化专题的研究材料，以满足那些对专题有兴趣的学生进一步学习的需要。三个部分中，以文选讲授为主，又有所发挥。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是目前大学语文教育改革中，大胆突破传统、形式最为新颖、最为适合于综合性大学学生的一种全新的语文教育模式，内容涵盖了《诗经》、《离骚》、《易经》、《伦语》、《孟子》、《老子》、《庄子》、《史一记》、《汉书》、唐诗、宋词、《九章算术》、《孙子兵法》、《红楼梦》、汉字文化与书法艺术以及现代小说、散文和通俗文学等经典性文学与文化精品，应该说该教材体现了“大语文”或“文化语文”的教育思想，有较强的学术性，但由于专题内容都是由著名专家执笔，因而内容太专太深，涉及面也不够宽，比较适合于综合性名牌大学使用。尽管一部分专家、学者对该教学模式有不同的意见，但这种使人耳目一新的教学模式给当代大学语文教育改革以巨大的震动，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本身就是一种效果，同时也给大学语文教育工作者以很大的启迪，值得广泛关注。
北京地区的另一种语文教育改革模式是以北大教授钱理群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文学》教材为代表，不过这一模式较之温儒敏模式影响较小。钱理群的《大学文学》只是作为《大学语文》的一种改良方案提出来的，变革意味较小，但仍然突破了传统的单篇文选方式，改用以作家、作品的介绍、外加文选以形成单元的编排模式，当然单元后也有拓展性的研究资料。全书共分中国古代、现代、当代及外国文学四个部分，内容涵盖了主要作家及作品。钱理群教授认为，以《大学文学》取代《大学语文》，以文学教育代替语文教育，是“取法乎上”。文学大于语文，文学高于语文，文学也包含语文。“中学语文”与“大学语文”的区别，在“语文”上无法反映，只能用文学的标尺反映出来，因此，在中学语文之后，继之以“大学文学”，是归本认宗，反之于正。通过理解文学来理解人生、社会、生命、世界与历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大学文学教育，应以“文学经典”为中心，文学经典的教育是全面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大学文学教育，给学生指出了一条通向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道路，在那里，学生可以和人类先哲圣贤进行对话，可以呼吸到高山之顶的新鲜空气。
(三)武汉地区语文教育改革研究
武汉地区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可谓异彩纷呈，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都组织编写出版过较好的《大学语文》教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新型教材是周金声、江少川教授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人文语文》。
这套教材是一批大学语文教学第一线的同仁在长期教改实践和在吸收了他人经验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试验、提炼的结晶。他们鉴于南有王步高《大学语文》、夏中义《大学人文》，北有温儒敏《高等语文》等适合名牌综合大学的优秀教材等情况，将教育教学对象主要定位在普通本科特别是理工科院校的学生，针对这类院校人文师资和文科专业薄弱以及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将人文与语文结合，确立“精神教化十语文技能”的思路，强调人文性、综合性、拓展性和实用性。
首先，在语文教育观念方面，坚持大语文观，把现行的“大学语文”课程改造成“人文语文”新型课程模式;打破传统的单向度的纯文学教学，既关注生动、优美的文学形式载体，也注意选读哲学、美学、历史、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方面的作品，充分发挥文学丰富多彩、可读性强的优势，使学生在美的享受中获得更广泛和更具文化内涵的知识，同时注重增强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培养。
其次，为了落实这些新型教育教学理念，在教材上采取了全新的框架。从总的方面按文学文化史的线索分为“中国上古文学与文化”、“中国中古文学与文化”、“中国近古文学与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以及“外国文学与文化”五大部分，每个大部分里面又包含“名家名著与专题”和“作品研读”两类。例如，在“中国上古文学与文化”这一章里，设有“艺术起源与风骚传统”;“华夏祖先的精神化石—古代神话传说”;“中华文化的奇葩:《周易》”;“孔子、孟子与儒家文化”;“老子、庄子与道家文化”;“《孙子》、《管子》与中国古代管理战略”;“《史记》与史传文学”等七个专题，着重评介最重要、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名家名著和文学文化现象或文化思潮，每个专题后设有“研究探索”栏目，提出值得思索和新探的问题及要求。“作品阅读”部分着重精选文学文化精品，供学生阅读和教师选讲，每篇后设有“汇评”、“拓展资料”和“争鸣研讨”等栏目。这种编排设计，既突出了综合性的特点，有利于梳理和整合学生中学以来所学的知识，完善其知识结构，又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整体文化观，实现学科间的交叉与交融。既有一定文史的理论深度和知识的宽度，又有点有面，能够将知识点落在实处，使学生便于从感性知识上升至理性认知，易于接受，是一种难易适中、容量较大、使用方便的好教材。
第三，在教学方法方面，突破传统的“一本书”“讲记”模式，引领学生寻找知识的源流和海洋，开阔视野，培养自学能力;搭建知识框架结构，毛坯建筑，引领学生做泥瓦匠;导读名著，论析精品，深入思索，触类旁通，以点带面，画龙点睛。引入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思路，借鉴日常研读的方式，打破传统教学和教材单篇介绍、详细分析的固定模式，在史论过程中举例评介作品，使之在整体的发展动态中体悟作品的价值。有效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拓展教学，督导自学，课内外结合，将文学文化的读思与写作、口才相结合，真正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和沟通能力。
第四，致力于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以文化的眼光沟通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拓展系统知识。编者在作品阅读部分不发表任何意见，只力求精选名家经典性评论和有启发性的拓展资料，再提出一些有趣的疑问和建议，请同学去完成研讨和演练。以读、思为重心，拓展阅读面，使学生有话想说，有物可写:以说、写为展台，促进学生学识升华和深化，形成独见。这种苦心孤诣的设计和编排，是语文教材上的创举，便于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方法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创造性学习思维的形成。
武汉地区另一种较有特色的语文教育模式，以华中农业大学彭光芒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大学国文》”为代表。该模式改变了传统大学语文课的讲解单篇作品为主的习惯做法，实行文史与作品并重，创建“以史带文”的编排模式，以拓展并丰富学生的人文视野与文史知识。让学生深入领会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进而达到系统知识，提升人文素质的目的。本教材之所以取名为《大学国文》，主要是因为在选文上以国文为主，外国作品并未选入。全书结构共七章，以历史线索为顺序，依次为先秦国文、两汉国文、魏晋南北朝国文、隋唐五代国文、宋辽金国文、元明清及近代国文以及现代国文。每章内部又分列以历史概论、文学概论、国文选读及专题论述四个部分组成。这种语文教育模式可以使教学内容更加系统与优化，功能更加突出，更有利于大学生进行审美判断和人文思考、从中学会关怀、学会感动、学会批判，并达到创新思维的目的。
(四)南京高校语文教育改革研究
南京地区大学语文教育开课时间较早，早在1978年，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率先垂范，引领了时代潮流，经过多年的发展，南京地区仍然成为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其突出性成果是以东南大学王步高教授和南京大学的丁帆教授联合主编、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级“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大学语文》为代表。该教材获得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该书的编写，突出了“大学语文”要姓“大”的教改理念，否定了“大学语文”对“中学语文”的补课功能，提出了 “大学语文”对过去所学知识的“梳理”、“总结”功能。特别强调大学语文教育不再仅给学生“一杯水”或“一桶水”，而是要给学生“一条河”。由于大学语文是学生一生语文课堂学习的终结，因而编者主张要改变中小学“打破沙缸问到底”的学习方法，代之以“好读书，求甚解与不求甚解相结合”、“深化与浅化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提倡在知识层面、学术观点、学术视野、学习方法等方面的多元与开放。王教授强调，大学语文是高校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干课程。应在古今文学精品的感染下，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素质，促成学生高尚人格的升华。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模式，坚持了开放与多元相结合的思维模式，体现了系统性、网络性、立体性、大信息的特点。全书以文学史为纲，构成41个单元，选录精讲课文128篇，泛读课文617篇，内容涵盖了几千年中国文学的各种题材，每个单元突出一个内容专题，系统拓展学生的阅读范围和视野。通过“注释”、“赏析”使课文浅显易懂，又通过“总论”、“集评”、“汇评”、“作品综述”、“研究综述”使内容拓展与深化，以提高教材的学术品味，以满足不同读者的要求。
综合上述四个地区语文教育改革研究的成果，笔者认为，目前有影响、有特色的中国高校语文教育改革新模式主要共有四种:一是“主题加文选”模式，徐中玉的《大学语文》和夏中义的《大学新语文》、《大学人文读本》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二是“专题加文选”模式，温儒敏的《高等语文》和周金声的《大学人文语文》是这种模式的典范。三是“作家加文选”模式，钱理群的《大学文学》教材，是其代表。四是“文史加文选”模式，王步高的《大学语文》和彭光芒的《大学国文》是其代表。此外还有按“体载加文选”的方式集成教材，限于篇幅，不再论述。从上述几种模式的影响来看，为实现大学语文人文素质教育的定位目标，“专题加文选”模式，以形式新，方法新，内容新能比较好地引起学生的兴趣，收到较好的效果。从教材的影响来看，温儒敏的《高等语文》、夏中义的《大学人文读本》、王步高的《大学语文》、周金声的《大学人文语文》都可能是引领中国高校语文教育改革潮流，富有创新特色，体现与时俱进思想的教材。
五、基于人文素质培养和语文能力提升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策略
本文前面己经论述过，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是进一步提升学生语文能力的同时，重在针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的培养，亦即造就学生完善的人格。回顾大学语文的开办历史，追溯大学语文的发展过程，人们很容易发现，从表层上来看，大学语文课程向学生传授的主要是与中国语言文学有关的内容，但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哪位语文教师只以讲解语言文学知识为己任，而是透过语言文学作品的背后，去揭示文本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厚重文化精神，展示作者身上的人格魅力。再进一步分析，揭示和掌握语文背后的文化精神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和塑造大学生完善的人格。就目前的高校大学语文教育来讲，借助大学语文课程的讲授，是完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文素质这一教育目的的。
“人文”一词，语出《易经·责》:“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之义，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①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的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气质、修养和人格。是一个人成其为人和发展为人才的关键。人文素质教育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做一个有知识的人，做一个有修养的人。教会我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灵肉关系，以促进人的整体和谐和全面发展。所以，当前许多有识之士、许多学术杂志及权威媒体都特别强调人文教育对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意义，认为:“人文教育是整个高等教育的基础……忘了人，就忘了一切，忘了人文教育，就忘了人的思想、感情、个性、精神世界。青年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有人性、有人格、心理健康的人。如果我们所培养的学生连人性都丧失了，心理都扭曲了，那么培养得越多，业务学得越好，能力练得越强，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也就越大。所以在当前高校人文教育课程开设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大学语文课程作为大多数高校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起着核心教育课程的作用。传统的语文教育以应试教育为中心，教育围着考试转，考什么，学什么，教育为考试服务，完全背离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本质。语文的表层字、词、句、篇得到重视，语文的深层内容一一人文精神、人文文化却流失了。因而大学语文教育有必要在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学生语文能力的基础上，把着重点放到人文素质的培养上来。当然本文这里所提到的语文能力，不仅仅是学生的一般的听、说、读、写能力。而应该指向在较高的层次上，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让他们主动地掌握学习方法，能够以较宽广的视野，以系统的文学理论方法去品味和欣赏文学、文化精品，学会去不断丰富自己的想像力、感情力与思考力，学会能以流畅的文笔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进行书面表达的良好习惯、一种终身受用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利于创新素质的发展、发散思维的培养与形成。这样的大学语文教育才是初高中基础语文教育的延伸，更是对基础语文的更高一级的提升。为了实现当代大学语文的教育定位，必须实行新策略，探索大学语文教育的新思维，建立大学语文教育的新模式。
①《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2页。
(一)大语文—人文语文教育观的建构
“大学人文语文”的内容与“大学文学”的内容相比，呈现出综合化的趋势，符合当代学术发展、学科综合的潮流，它涵盖了传统的“文、史、哲”的内容，传统的文学是文史哲合一的，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文学”概念，是人文学科意义上的语文，它的内容明确指向了大学生的精神价值层面，在利用文本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同时，决非狭义的文学作品所能做到的，它需要文学、哲学、史学、美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相互阐释与观照，才能得出一个清晰、确切、合理的答案，没有哲学、史学、宗教学、心理学、美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的思考，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文学艺术与语言。由此可见，上述人文语文需要诸多学科一体化的呈现、一体化的阐释，而这个“一体化”刚好就构成了人文学科的基础理论。“大学人文语文”作为一门公共基础的综合性课程，是以文学、文化文本为载体对学生进行人文思想的系统阐释，而决非人文学科中各分支学科的简单相加，它能够给大学生一个系统的人文思想框架，而且范围内涵明确，学科定位清楚。
大语文—人文语文教育观的提出，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而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策略，是时代对大学语文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是语文学科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直接着眼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互渗互动，直接着眼于人文科学系统中各门具体学科之间的互渗互动，直接着眼于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实际需要，更是实现当前大学语文教育面临尴尬处境的突围策略，也是实现由传统的“工具语文”向当代“人文语文”发展的一次革命性飞跃。当前的大学语文教育之所以危机四伏，困惑重重，除了主管教育部门不作为，课程定位不明确等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语文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十分陈旧，不改变陈旧的语文教育思想，要想迎来大学语文教育的春天，是根本不可能的。笔者认为思想是指路的明灯，是一切行动的指南。没有创新的教学思想，就不会有正确的改革行动。大学语文改革要想走出目前的困境，首先要有观念上的突破和思想上的创新。到目前为止，仍有一部分大学语文教学工作者徘徊在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上，不顾对象特点和现实情况，坚持所谓“纯文学”的教学思想，重复着四段论的多年一贯制的陈旧教学模式，使大学语文教学严重背离了当下的时代语境和教学对象的特点，这种教学思想和方法必然会导致误区甚至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已发生了重大转型，过去那种“一元”与“二元”的价值观念，今天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旧的正在被打破，新的还未建立。学生的思想正处于一个困惑、迷茫的状态。西方大众文化进入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正在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进行着激烈的较量，极大地挤占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生存空间，使当代学生的知识构成、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其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的纯文学教学语境己不复存在。再加上全球范围内兴趣的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极大地改变着文学及语文教学环境。与其它学科一样，文学教学与研究为了生存也不断地越界、扩容，拓展自己的空间;学科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十分模糊，一批人文学者，尤其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文学者，正在转移自己的研究观点，从高高在上的纯文学殿堂投身到丰富多彩的现实和社会中来，解读和阐释新产生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以满足社会发展的精神需求。因此，作为高校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主干课程一大学语文，必须面向上述语境，按照与时俱进的原则，全面创新思维，在守正出新的基础上，更应当在“新”字与“文”字上做文章，不仅形式要新、内容要新，而且教法更要新，要使大学语文与传统语文相比，真正做到脱胎换骨，只有做好、做足了“新”字这篇文章，才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兴趣与需求，最大限度地激起了他们的求知欲望，变要学生接受大学语文为学生要学大学语文。学生受益了，兴趣浓厚了，学校不得不重视，学校重视了，大学语文的小环境突围就解决了，这是从内部开花、从小环境开始向外突围的突破方式，也是大学语文突出重围的首选方式。
构建大语文—人文语文的教育观，不等于泛化语文教育。要真正提高大学语文教育的质量和效率，全面发挥它整体的育人功能，提升人文素质，不能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还必须放眼于学生的整个生活，因为学生的生命是整体的。再者，语文教育的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只将其抽取为课堂教学中简单的知识目标，忽视它们与生活之间的血肉联系，那实际上是对语文教育的丰富意蕴和文化价值的阉割，所以必须把语文教育看作一个文化过程，以促进学生生命成长、整体发展和精神成人，必须从生活着眼，实施大语文—人文语文教育。
实施大语文—人文语文的教育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作为大学语文教学的主线，全面打通文、史、哲、艺术、宗教、伦理、心理、语言等人文科学内各分类学科之间的知识界限，把文本放在文化的背景中，进行整体观照。对文本的解读，不能只重一面，而忽视其它。以文化的视角整体观照文本作品，“必须要求全面考察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哲学、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科技等多方面的关系，而不能仅仅孤立地看待作品本身，也不能仅仅寻找文本与社会的简单对应，要深刻挖掘文本中潜藏的文化现象，如智慧谋略、价值认同、崇拜观念、精神趣味、民俗风情、神话传统等”，①让学生全方位地接受多种知识信息。所以，在当前大学生人文素质相对薄弱，人文课程开设较少的情况下，大学语.文作为核心课程就肩负起了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任。在整个大学语文教学中，必须牢牢握住.“文化”这根主线，打破学科间界限森严、各自为政的局面，让学科之间、知识之间建立起共融的结构关系，以适应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要求，进一步拓展学生的视野，开启学生的智慧，以培养大学生长远的战略眼光、未来意识和整合知识的能力。
实施大语文—人文语文的教育观，必须特别注重课程设计与教学过程的文化渗透。课程设计必须坚持“以人文文化为本位，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着眼于学生长远的全面的发展。”“应以人类深厚的文化遗产为基础，同时体现出对现代社会生活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关系。”②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应该选取最有利于学生人文素质发展的具有认知价值，迁移价值(应用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先进文化。例如:当我们在讲授《诗经》专题时，必须重点关注《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和战争摇役诗两类。《诗经》305首中，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相爱的各种情感的诗篇，约有50首，占总数的1/6。这些爱情诗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上古时期青年男女相恋相爱的世俗生活”，“展现了纯朴而又自由的上古民风，体现了中华民族艺术童年时的精神风貌。”③通过对《诗经》中男女青年各种爱情观的分析，引导学生去思索当下的爱情观及恋爱行为，这就实现了知识的有效迁移。再如当我们在讲授《道德经》中的作品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和第二十二章(曲则全……)时，通过对“道”的解读，引导学生识“道”(“道”为万物之本源)、悟“道”(“道”有实道与虚道两个层次，且是不可分割统一体)。并且让学生用”实道”与”“虚道”的辨证关系去研究和分析各种现象。如工具性课程与人文性课程的关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等。通过“曲则全……”的学习，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老子的谦退不争反而有益的处世哲学，并把这一智慧迁移到学生的现实生活中来，做到学会做人，学会协调各种关系等。以上两例，是通过文学文本的解读而得到的有当代价值的文化意蕴与学生的当下生活进行对接，再通过一定的案例教学，就一定会激起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文化知识的有效迁移这一目的。除了上述优秀的传统文化外，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渗入的多元异质文化也要给予高度关注。这种多元异质文化是随着网络技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而兴起的，它日益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视野。面对大众流行文化，青年大学生思维活跃，观念开放，易于接受;但由于涉世不深，经验不足，文化分辨力不强，往往又盲目追从，甚至误入歧途。因而大学人文语文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必须介入这一内容。
①王先徐:《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曹明海:《语文教育文化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③褚斌杰:《诗经》与楚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二)多种理论观照下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新模式
大学语文教育改革新模式的建立，不能在单纯的语文学科内转圈子，必须大力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改革要符合时代的需要，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依据大语文—人文语文教育观，倡导大视野，从观念、内容、方法到手段都要有时代气息、超前意识、开放意识。大语文教育观要求克服语文课程孤立、封闭、凝固、僵化的弊端，建构起课内外联系、校内外沟通、学科间相融的语文课程体系，这种大系统、跨学科的开放性思维，将会使每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并给大学语文教育带来新的活力。创新的大学语文教育模式必须能够适应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必须体现出系统性、人文性、学术性、交叉性、开放性、多元性、趣味性、应用性等多种特征，应有利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和语文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语文教育应该是一种使学生增长见识、开发心智的学科。通过语文教育应该使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开加敏捷，并且具有丰富的人文底蕴，懂得许多做人的道理及自己身上肩负的家庭、社会、历史责任，懂得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承传，使学生成为有思想、有文化、有知识、有情感、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精神丰富之人。传统的大学语文教育，虽然也讲文学审美性，但侧重点只放在“语”字上。把语文主要是作为一门工具性课程来教，严重忽视“文”(人文文化)的内容，这与当今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以及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背道而驰的。因此大学语文新教学模式应该推动传统语文向现代语文的转型，由过去狭义封闭的学科语文向广义开放的人文语文的拓展。力争在目标定位、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评价方式上有重大突破，以达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创新、模式创新的目的，建立起更加符合当前文化语境，更能满足社会需求，综合拓展学生人文素质和语文能力提升的大语文教育课程体系。
1.语言学研究方法与大学语文教育改革新理念
传统教育中语文学科的地位非常重要，现代教育中，由于受学科专业化、细分化的影响，以及整体人文环境的滑坡，再加上实用致上主义价值观的进一步深化，使得高校中国语文教育的语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正是基于人文教育困惑的语境，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主干课程大学语文教育也处境尴尬。有学者主张 “高校语文教育的突围寄希望于整体人文环境的突围，“而更多高校语文教育工作者，则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内在的努力，进行课程创新，进而达到从内部突围的目的，反映这一内部突围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有很多，本文则以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视野来关注高校语文教育改革，希望能建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
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视野。语言学是当代的显学，语言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催生了许多新的学科，语言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创新与迁移，引起了人文学科的革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学科交叉可以发现新的研究视野，产生新的理论和方法，推动语言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语言学在当今之所以是一门显学和领先的科学，是因为它不断产生新的交叉科学，如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工程语言学等等，这些新兴的交叉学科都已成为科学的前沿，推动科学的快速发展，语言学的这种基础、前沿、领先的地位，就是因为它给别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方法论。语言是一门科学，它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很多语言学者通过长期的研究探索，形成了各自特色的语言研究方法，本文笔者所谈的特殊研究方法，主要是指著名语言学家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提出的“两个三角”的语言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但适用于语言学本身的研究，同时也适用于其它方面的研究，邢教授的“两个三角”语言研究方法理论内容是指:“表-里-值”三角和“普-方-古”三角。表，指语表形式;里，指语里形式;值，指语用价值。邢教授认为，任何一个语法事实都有语表形式、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三个部分，要弄清一个语法事实，有必要由表察里，由里究表，表里验证。这涉及“表”“里”两角，要弄清一个语法事实，往往还有必要考察在语言表达系统中的特定的语用价值，即语里同义，语表异形，究其语值，这就在“表”“里”两角的基础上进一步撑起了“值”角，另一个“普-方-古”三角中的普，指普通话，方指方言，古，指广义的古汉语，包括近代汉语，普通话往往可以在方言或古代近代汉语里找到印证的材料。研究现在的汉语语法，一方面可以立足于“普”，横看方言，以方证“普”另一方面可以立足于今，上看古汉，以古论今。两个方面合起来，便成为以“普”为基角，撑开了“方”角和“普角”。两个三角中，“表-里-值“是小三角，“普-方-古”是大三角，两个三角结合使用，互相印证。邢教授的“表-里-值”语言研究方法，对目前高校语文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基于“表里值”理论视角的高校语文教育新理念。邢福义教授“表-里-值”语言研究方法也为高校中国语文教育改革提出了新的视角，传统的语文教育只是把语文当作一种工具，其着重点主要在表层的语言运用，语文教育主要是识字教育，写作教育，只注意到语文教育的形而下层面，失落了语文教育的形而上层面—文化教育与人格教育，结果使学生语文水平与语文素养下降的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在教育的高端阶段—大学里暴露出来。出现青年学生母语水平如此低下的原因，并不能完全怪罪于大学，原因很多，但我们除了查找高校自身的课程设置有问题之外，我们还必须到中学乃至小学教学中去查找，如果我们把小学、中学、大学比喻为一条教育的长河，小学无疑处于教育长河的上游，中学处于教育长河的中游，大学处于教育长河的下游，下游水源枯竭或水质不好，我们不能不到上游、中游去找原因。令人高兴的是，最近几年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力度很大，尤其是高中语文教育改革内容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直逼高校语文教育改革。高校语文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寻找新的教学理论，树立新的教育理念。在科学和教学领域里，任何一个正确的理论和方法都不可能包打天下，都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都有其局限性，因此，教育理论与理念应当提倡多元化。笔者认为，积极寻找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是目前高校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将邢教授“表-里-值”三角语言研究方法理论引进语文教育改革领域，并进行新的阐释与拓展运用，应是一种新思路，对于建构高校语文教育新理念，应是一种新策略。
语表视角—语义本位的传统语文教育观的反思。“表”在邢教授的语言研究方法中，被解释为处于表层的语言形式或语言事实。它是客观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那么在语文教育中的“表”则是指以语言文字形式存在的文本，传统的语文教育把着重点放在表层的语义学上，重在对文本的字、词、句、段、篇等含义进行求证，重在一般层面上的语文知识讲解，而对其语言文本蕴含的深层内容(相当于邢教授所说的“理”)文化则弃之一边，这种以语义学所构建的语文教学体系，在考核试卷上的体现是到处千篇一律，大人式的、严格的、规范的所谓正确答案，实际上这种语文教育体系严重违背了教学规律，束缚了学生认知心理发展，败坏了学生的胃口，更阻碍了教师对文本的深入解读，也不利于母语文化的传承，它使本来应该充满生机活力与灵性的语文教育变得枯燥、乏味、呆板，毫无灵性，从而造成课堂效益低下，课程地位边缘化，所以建立起由表及里的语文教育体系势在必行。
“语里”视角—人文本位语文教育观的确立。“里”在邢教授的“三角”研究方法中，被解释为表层语言现象背后蕴含的深层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那么大学语文教育中的“里”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大学语文教育中的“里”应该是语言文本背后深藏的文化内容，这是传统语文教育严重忽视和冷落的东西，而它又恰恰是大学语文教育的核心灵魂之所在。传统语文教育只注重表层，从语言到语言，而根本没有进入语文教育的核心内容，做的是舍本逐末的事情。只有由表层语言深入里层文化，才是大学语文教育的返本归宗。因为语文教育并非只是“知识获得的过程”，而更是一个文化的过程，是学生生命成长、精神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浸透着文化的精髓，包容着丰富的文化意蕴，跳动着生生不息的文化命脉，是有鲜明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功能。大学语文教育由表及里过程，是以解构语言本位教育观和建构人文文化为本位的语文教育价值观的过程;是一个陶冶人性，唤醒灵魂，建立人格与精神世界，给人以安身立命之本，促进生命个体总体生成的过程;是大学语文教育理念的一个根本性变革:是语文教育境界的一个时代性提升。表层与里层的关系，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大学语文教育的载体是以语言文字形式存在的各类文本，凝结着人类文化的精神，通过语文教育过程，可以让学生饱览中国传统文化和各国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因而由表入里的过程，才可以使那些隐含在文字符号深层下的人的情感，态度、意志等精神与文化的东西发掘出来，从而达到启迪灵性，塑造人格的目的。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其著作《人论》中指出的那样，“在人类世界中，我们发现一个看来是人类生命特征标志的新特征。(与动物功能圈相比)人的功能圈不仅仅在是量上有所扩大，而且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在使自己适应于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能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发现可被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从卡西尔的上述论证中，我们看到了通过符号系统来认识世界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重要表征，人的世界是符号的世界、文化的世界。语文作为一种人类的符号，在人类的符号行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语文教育是一切其它学科教育的基础，没有它寸步难行。正是通过语文的学习，打开了人类认识世界的窗口，使人类认识了自己，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正是从这个方面，笔者认为，大学语文教育的由表及里过程，也就是人文语文教育价值观确立的过程，它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和反思传统的语文教育，构建符合人性发展和时代特征的新语文教育体系。
“语值”视角—语用学语文教育体系的建构。在邢教授的“表里值”三角理论中，“值”被解释为语言的使用价值，即研究语言的实用价值问题。如果我们研究的某一语言现象不能解决现实语言中的问题，那将是毫无意义的研究。笔者将邢教授的这种观点迁移到语文教育中来，强调语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学生掌握了字、词、句的多少含义，而是在于学生能否在一定的语境中正确、合理、妥贴地进行表达，并将己学过的字、词、句、篇等内容，根据语境的需要加以运用。笔者认为，能做到这一步，只是完成了“形而下”之用，而更重要的在于要达到“形而上”之用的境界。所谓“形而上”之用就是对语文学习中的获得的文本文化资源，通过对接学生的现实生活与专业实际，进行开发与运用，说具体一点，就是要实现由“用器”(语言表达)到“用道”(用智慧)的认识论飞跃。语文文本内藏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历代典籍经过岁月的淘洗，文士的取舍，而留存传世的，大多是优秀典籍，堪称先民智慧的结晶，中华文化的瑰宝。华夏民族的性格特征、意识形态、思维模式、文化现象，多具体体现在传世的文本经典之中，这些经典文献，薪火相传，逐渐形成华夏民族在知识和洞见方面的优越性。笔者认为，对经典文本的阅读与研究，不只是文化的传承而己，更应该具有现代意义。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创意思考，现代阐释，当代转化，达到古为今用，文化创新的目的，这也是传统文学文化经典的当代出路。大学语文教育必须以宽广的视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眼光，对文学文化经典进行创新解读，对学科知识进行整合研究，让传统文化、古典文本，老树发新枝，腐朽出神奇。如《左传》的叙事策略与商场竞争智慧;传统哲学经典与现代企业管理，古典诗词的人生体悟及其科学意蕴等选题中，我们都可感受到经典文本的当代价值和意义。由“语里”再到“语用”的认识论飞跃，就为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育改革提供了一条的思路，亦即通过语言文本解读，探寻语言背负的民族传统文化，再将阐释出来的民族文化与学生的现实生活对接，与专业对接，使大学语文教育更好地切合了当代实用主义语境，使文本的语用价值最终体现出来，这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母语文化水平的提升，充分释放学生灵性，再造语文学科的引力场，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邢教授的“表-里-值”语言研究方法，开启了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新思路，由表及里的过程，建构了由语言本位向人文本位转变的大学语文教育新理念;由里及值的过程，构建了切合当代语境的语用学语文教学体系，为语文教育找到了活水源头。
2.跨学科研究与大学语文课程内容的文化建构
大学语文的课程目标和教学观念教学思想确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问题，本节着重论述课程内容的文化建构问题，教学方法问题将放在下一节论述。
“跨学科”一词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纽约出现，其最初含义大致相当于“合作研究”。我国1985年召开“交叉科学大会”，随后“交叉科学”一词在科学界广为传播。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开始用“跨学科”一词代替“交叉科学”。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学术界引用得最多的一种术语，也是学术研究用得最多的一种方法。跨学科既有自然、社会、人文三大学科的跨越，也有各分支学科内的跨越融合。跨学科的目主要在于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大多都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跨学科研究本身也体现了当代科学探索的一种新范式。
由于与传统研究有很大不同，因此当前的跨学科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和特点。其一，学科跨度加大、数目增加、非学科类内容日益增多，方式日趋复杂，界限越来越不明晰;其二，科学研究中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人们自觉地走到一起开展合作性的科学研究，学科封闭越来越没有市场和发展空间;其三，人文与社会科学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活跃领域，它们甚至大规模地向自然科学和技术进行反向渗透;其四，社会开始不断接纳跨学科研究的价值观。学校中各级各类的通识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都在试图克服由于分科知识单一化教育所带来的多种弊端，社会对人才的选择上呈现出日益强调综合素质的趋势。各种大型科研项目都组织多学科背景人员参与，以上这些特点都展现了跨学科研究的良好发展势头。实际上，人们常说的素质教育，其科学基础之一就是跨学科研究。因此，借鉴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就成为当前大学语文课程内容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
教育的发展要和着时代的脉膊。教育对象的生活环境与就业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人刁‘的培养是摆在各个高校、各位高教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面对这一趋势，担负着人文素质培养和语文能力提升的大学语文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必须大胆突破，重新组合，按照学科交叉的思想、人文素质教育的要求，‘走学科综合化的道路，把大学语文改造成以拓展学生视野、承传中国文化精神，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高等人文语文课程。其课程内容要体现以文化为主线，用文化把作品贯穿起来，形成整体，而并非作品的简单堆放与聚积。当然也要特别重视应用性。但本文所谈的应用性主要是指“形而上”的“用道”，而并非是指“形而下”的“用器”。因为语言运用能力是一个合格高中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这一目标在高中已经完成，大学语文教育不应承担这一任务。如果再重复字、词、句及篇章结构的教学，那只能是剩饭重炒，对学生来讲，兴趣全无。而以文化为纲、串通文本，充分挖掘文本中所体现出的智慧谋略、价值认同、精神趣味、民俗风情等文化内容，按照学科交叉的思想，将其与当今社会对接、与学生的专业对接，并着重阐述怎样运用这些文化因素去为自己的专业服务，为其人生服务。而这一点正是传统大学语文教学严重缺失的，也是学生最感兴趣的。如讲先秦作品，重点挖掘前人治国、管理、人生的智慧。而讲唐宋文学重点突出作品所体现的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人文关怀，以对接学生的当今生活，学生对此有浓厚的兴趣。这里可以充分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相互交叉和相融，真正引发学生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因为这里没有空洞的说教，而是把古代圣贤的思想与情感通过交叉变成了活生生的当代现实，也就是做到了化虚为实，解决了文学的当代性问题。所以按照学科交叉思想重组起来的高等人文语文课程，最大限度地涵盖了文、史、哲、艺术等人文学科知识，并且实现了三大学科的合流，打破了学科间界限森严的现象，让学科之间、知识之间建立了共融的结构关系。这种按交叉思想组建起来的课程，适应了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要求。笔者认为，依照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建构起来的大学语文课程内容，必须呈现以下特征。
其一，确立“人文素质培养加语文能力提升”的课程定位。针对普通院校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将人文与语文相合，强调人文性、综合性、拓展性。在语文教育观念方面，坚持“大语文”的教育思路，改传统的“大学语文”为新型的“人文语文”课程模式，特别强调语文与民族文化的同构关系。语文是民族文化积淀的地质层，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文教育作为中华民族的母语教育，既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知识、历练语文能力的责任，又必须以涵化民族情感、唤醒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为天职。因而在人文语文课程中，必须坚决打破传统的单向度的纯文学教育观，既关注生动、优美的文学形式载体，也注意选读哲学、美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作品，充分发挥文学丰富多彩、可读性强的优势，使学生在美的享受中获得了更广泛和更具文化内涵的知识。同时注意增强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提升。笔者认为，语文的本质特性就是文化的底蕴、文化的精神。语文教育既是母语教育，更是文化教育。语言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它既是人类透视世界文化的窗口，同时也是人们探求民族文化精神的通道。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大师索绪尔所言:“语言学同民族学关系很密切。……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他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正是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和传递手段的民族语言，其中蕴含着特定民族的习俗、思想情感、经验等文化的因素，故大学语文教育的过程，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是聆听圣贤先哲智慧、感悟华夏文明精魂、触模民族文化血脉、体验民族文化情感的过程。所以，在今天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作为一种回应，强调“人文素质培养加语文能力提升”的“大学人文语文”教育是对传统的语文教育的一种拓展，一种提升。
其二，必须体现由知识本位走向人文本位的人本化特征。传统的大学语文教育和教材编写着重于以文本讲解为中心，以知识传授为本位。这种编写思想强化了知识工具论，但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人格建构，不能充分发挥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造成了大学语文教育的文化缺场，不利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发展。人文语文顺应了当今世界各国语文教材编写追求的潮流，从结构到内容，再到教学理论与方法，体现了由知识本位走向人文本位，由死板的知识形态走向鲜活的生命形态的人本化趋势。通过语文教育，引导学生“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规划人生”引导学生富有个性地学习与发展，从而实现学生语文知识、语文能力和语文精神的全面提升。
按照人文性定位建构起来的大学人文语文课程，打破了传统以知识接受为本位的教材结构，建构了以人格发展，精神成人为本位的内容体系。具体表现在突破文选的旧框，建构以文化为主线，反映人文学科全局的结构模式。突破了封闭的纯文学系统，建构了文本内容的开放体系。增强了人文内容，突出了语文教材的文化特征与文化功能，注重对文本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使语文教材成为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理解多元文化，吸收中华民族和其它民族文化智慧的发展平台。为了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思考的能力，更好地沟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拓展系统知识，课程内容依据交叉理论可按专题排列，着重选取最有时代价值的先进文化。这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和研究方法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学习，有利于学生的学识升华和深化，形成独见，并最终达到促进学生的人格发展和精神成人的目的。
其三，必须引领语文教育由学科隔离走向学科融合的综合化潮流。传统的大学语文教材大都走的是文选的路子，所选内容往往杂而无序，没有系统性，潜在的因素与应试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结构与内容编排方式不利于学生系统知识的建构，不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与发展。正是针对这一现实与不足，以大语文观建构的大学人文语文有意探索一条拓展语文的新思路，突出整合化的特点。具体来讲，就是突出知识板块由割裂走向融汇、由学科隔离走向学科沟通，特别注重促进学生的整体发展，以适应现实生活和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随着课程整合观的确立和课程整合理论研究的深化，世界各国语文教材的编写，都特别重视语文学科内板块之间和语文学科外不同学科之间知识的沟通与融合，特别注重加强语文课程教材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联系，加强与其它课程的沟通，注重跨领域、跨学科的学习。对跨学科领域的整合，主要是强调课程内容跨学科领域知识的沟通。就文本的选择来看，要力求丰富、形式多样，融合多种领域知识。社会生活、自然世界、人生情感、科技艺术都是教材整合的内容。如英国语文教材以“人与自然”为主题选择了“人与动物”、“探索自然”和“珍爱生命”三方面的文本，使课程内容由此沟通了动物学、地理学、生命科学这三大学科领域。”日本的语文教材《灰姑娘的时钟》，由童话故事灰姑娘谈到“时钟”和机械时钟的发展历史，以及不定时法则向定时法则转化所造成的雇佣劳动制与“时间等于金钱”的经济伦理观念等，并由此沟通了物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可以说，语文教材是包罗万象的多彩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让学生增长见识，开拓视野，丰富心灵，学会创造，拥有财富，升华人格。
其四，必须体现与时俱进、贴近现实语境的生活化特征。语文教育必须紧跟时代，力争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注意贴近学生的生活，贴近学生的情感，贴近学生的心灵。丰富多彩的生活实际是语文教育的活水源头。传统的语文教育为了应试的需要，往往冷落或忘却了活生生的现实语境，造成语文教育与学生实际生活的隔离。前面己经论述高校语文教育面临多种语境，如文本创作的历史语境;作家创作的生活或心理语境;文本内在的上下文语境;文本的当代教学语境等，语文教育的课程内容必须考虑和关注这些语境。任何脱离语境的教材和教学，必然会带来语文教育自身的边缘化。所以，无论是专题安排、文本选择、研读资料、练习设计、还是教学方法都应贴近学生心理发展水平，向学生现实生活全方位开放。这种特征既能满足学生现实生活的需要，同时也着眼于学生未来生活发展的需要，符合生态教育理念。如“唐宋词与其中的人生意蕴”等专题都可以找到对接学生生活的结合点，并以此延伸，直接导入学生的生活，有利于形成共鸣。另外，梁启超的《论毅力》、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朱光潜的《美感教育》、米兰·昆得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选文都为学生的人生和心理发展提供了思想智慧，是生活化十足的美文。
此外，大学语文在解决了如何面对经典的同时，也要面对大众文学与大众文化的问题。因为学生毕竟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如何引一导学生正确看待大众文学与文化，这是大学语文课程面临的最大语境，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大学语文必须面对各种新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并站在文化的高度，作出理性的阐释。这是大学语文课程的使命。
关于“大众文化”的界定，比较复杂。就目前来看，“大众文化”的定义有很多种:如威廉姆斯在他的《关键词》一书中，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界定，其一是指“众人喜好的文化”;其二是指“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此外还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普及的、面向工农兵的文化”、“资产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一种以标准化、陈腐老套、保守主义、虚伪、满足浮华幻想的、受操纵的文化工业产品为标志的文化(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次标准文化或剩余文化，即去掉了高雅文化之后剩余的那部分文化”、“商业消费文化”、“美国通俗艺术的意识形态或美国文化的代名词”、“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出现而产生的城市工业文化”等定义。而当代学者金元浦教授认为:“今天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大众文化是现代大众社会的产物，它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是最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文化，它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影响着一个民族总体的文化素质，制约着一个民族的前进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文化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作用不可小视。
今天的中国大众文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它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及其影响:
一是商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受商人经营策略的影响和控制，决定了在关照文化商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过程中，经济效益始终是文化生产者关注的第一目的，而文化产品的社会及政治因素则往往处于被勿视的地位。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以追求最大利润为根本驱动力和价值取向，出于商业和娱乐的需要往往对暴力、罪恶、性关系、社会矛盾及其解决方式进行种种夸张和虚假的表现，至使其内在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受到极大的消解，从而导致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及虚无主义的盛行，以及出现的文化低俗化和非理性化倾向。由于青年大学生判断力不强，往往会把虚拟的世界当作真实世界，并据在现实生活中采取不明智的行为。如:在衣食住行方面，青年大学生进一步西化，牛仔服、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私家车、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好莱坞影视片、迪斯尼以及未婚同居等都成为青年大学生消费和兴趣的焦点。尤其是被称为大众文化超级王国的影视文化在型塑青年大学生价值观方面影响更大。一部18集的偶像剧《流星花园》，使当代青年学生如痴如醉，继而崇拜和摹仿，形成了异常火爆的“流星现象”。这种摹仿看似追求时尚、个性、自由，其实是放弃个性的表现，也是盲目崇拜、泯灭自我的结果。导致了青年大学生思想的无深度及非理性化，并最终解构了崇高的理想追求和远大的奋斗目标，从而形成了急功近利的价值标准。一本《上海宝贝》竟成为大学生争相购买和阅读的畅销书，在读解此书的过程中，不断模仿，严重地解构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两性关系，使部分青年学生将未婚同居视为正常现象，也影响了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意识，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观念，进而造成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沦丧，直接影响其学业的完成和社会的稳定。另外，充斥各种媒体的广告文化以其庸俗性、媚俗性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的理想乌托邦，传递虚假信息，煽起青年大学生的消费欲望，使他们无法心静下来钻研自己的学业，导致了浮而不实的学风的形成和价值判断的迷惘，助长了享乐主义、消费主义风气，消解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二是模式性(复制性)。由于大众文化是按照一定的程式化方式来设计文本的，对于受众来讲，读者只能在设定的程序中读解文本，只能被动地接受其意义。面对程式化的文本，读者的想象力、创造力及其个性荡然无存，这种没有思想、没有个性、一切听从广告和时尚召唤的“跟着感觉走”的非理性情绪，严重地影响了青年大学生的理性思维和批判能力的形成，更不利于当代大学生自主人格的建构。那些追求时尚和追星族的情绪化现象，是最好的证明。
三是世俗化。由于大众文化以追求具体功利为目的，以追求感官享受为满足，以眼前利益为目标，这必然会导致当代大学生行为的世俗性。对于青年大学生来讲，流行歌曲、影视文化、通俗文学、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网络文化、卡通文化等大众文化才是他们津津乐道的文化产品，并从中感觉和享受着诸如“告别革命”、“拒绝壮烈”、“躲避崇高”、“渴求堕落”等非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刺激，并以此方式实现自身精神生活的舒适与狂欢。并且导致当代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的失衡，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观念淡化，价值观念迷失。二是助长了青年大学生的功利实用主义和一切以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作风，享乐主义成为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导致思想贫乏，缺乏对理想和信念的执着的追求，一切随波逐流。三是由于个人主义得到伸张，导致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大大降低，并且消解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最终导致青年大学生对革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漠视。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化全球化背景中兴起的“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给每个国家带来美酒和鲜花，同时也带来了瘟疫和灾难。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大众文化拥有摧毁性极强的力量，它可以加速每种文化对自身源头的忘却，尤其是当它触及到处于边缘地位的脆弱文化时，其破坏作用更为明显，甚至可以造成处于弱势地位的脆弱文化的瞬间消失，引发文化的生态灾难。
从积极的方面讲，大众文化的兴起，首先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清新的异域文化气息和更为丰富的日常消费品，使我们能读到、看到、用到更多的东西，形成对世界更丰富多彩的看法，继而使本民族文化充分吸收营养，以达到推陈出新。其二，可以从外部为每个民族施加影响，促使其演生出创新的因素。其三，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力，促成文化工业的崛起和发展。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 “朝阳产业”，它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也将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特征是“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以及当代“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其四，大众文化提供了自由交往的公共文化空间:文化的个人空间和个性表达方式。使大多数人可以更自由方便地获得自己喜爱的文化资源。同时还创建了新的文化时尚与公共文化话题。从电视剧、服饰到流行歌曲、旅游和家庭装饰等方面，无不形塑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所以，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必须要运用好“大众文化”这把双刃剑，以宽容的、健康的、积极的心态去探索如何抵制最平庸的东西和接受最优秀的东西。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当今中国高校大学语文的教学语境和教学对象的知识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代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较快、思想碰撞激烈的氛围里，学生们置身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大众流行文化环境之中，其人生的价值取向乃至知识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种种文化现象，他们盲目追从、仿效，其行为表现为更多的非理性，不能从文化的视角去理性地进行阐释。作为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为目的大学语文课程对这一状况不能熟视无睹，置之不理。大学语文教学的视野要更加开阔，应关注当今社会与现实，关注当下语境对学生的影响，引导学生正确而又理性地看待诸如流行歌曲、武侠小说、网络文学、广告、时装等时尚快餐文化，用传统优秀的文学文化经典去丰满学生浅薄、扁平的人生。语文教育说白了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母语教学生如何做人的教育，教育的任务无非是做人、做事、做学问。杨叔子院士认为:会做事的不一定会做人，会做人的一般做事也不会差。至于学问，其实就是对做人、做事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有的学生有很高的专业知识，但缺乏人文精神，缺少一颗中国心，这样的人对国家不会有太大的贡献，即使本领非凡，充其量也就是个“香蕉人”—黄皮白心。因此，本文认为，大众文化进课堂，要引导，不能回避，更不能堵塞。要给学生一个宽广的学术视野、一种批判的理性，以提高对文化现象的鉴别力。语文教育要通过文学作品来关注现实和历史发展，关注中国当下的种种问题，迎接大众流行文化给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带来的诸多挑战，充分运用语文课程给中国人才培养贴上民族标识，造就一颗中国心。
3.文艺学理论方法与大学语文教法创新
语文教育在解决了目标和内容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如何组织教学的问题，即教法问题。为什么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计划、同样的课时，有的课堂效率高、信息量大、授课效果好，而有的课堂效率低，把大学语文教成了只孤立讲几篇课文的课程，结果是信息量小、效果差。究其主要原因是教学方法的不同。从文字学来看，“教”字从孝从文，“教”字的构形典型地揭示了教学的本质:教什么和怎么教，传统的大学语文以文选形式、单篇讲授，呈现散乱杂而无序的状态，系统性不强，这可能是能否作为学科语文的最大弱点。大学语文要结束无序状态，必须引入文艺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基本方法。力争给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的一杆猎枪、一把钥匙。笔者认为，教学是一个完整学习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信息爆炸时代，知识更新速度之快令人应接不暇。为了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学生的个性发展、迁移知识、创新知识的能力，必须得到强化。而要强化这些能力必须把教授方法放在首位，学生必须掌握自由进出知识宝库的的钥匙和方法。笔者认为，没有理论和规律指导的教学是低层次的教学，离开理论的知识永远只能是一盘散沙。因此文艺学的评论方法加作品个案分析的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人文素质的培养。
其一，接受美学理论对大学语文教育的关照。
大学语文教育不再着眼于语言文字，而更看重的是一种艺术教育、审美教育。语文教育中的审美教育突出表现在语文的文学教育中。在文学作品教学中，为什么不能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学习，为什么同一篇文章有多种不同的主题和理解?这其中文艺学的接受美学理论给我们揭示了很多奥妙。
接受美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其基本观点之一认为: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形式之一，并不是单纯的作家创作即文学作品的生产活动，它也是文学作品的传播、消费与接受活动。文学作品只有经过传播、消费与接受过程，其价值刁‘能得以实现。可见，文学作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阅读主体读者的阅读来体现的。阅读过程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作过程。接受美学提出的上述观点的意义在于把阅读主体和阅读过程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运用接受美学理论指导大学语文教育，我们可以发现:阅读是一种创造活动，它要求我们不能以教师的阅读教学代替学生的理解，必须尊重和鼓励学生对作品提出不同的看法;阅读活动受文本空白的制约。所谓空白是指作品中不确定的意思，能留给人进行回味和想象的空间。接受美学认为，阅读创造与作品提供的“空白”多少有关。一般来说，诗歌比小说空白更多，古典文学比现代文学空白更多，抒情性作品比抒事性作品空白多。因此为学生选用什么样的作品，运用什么样的解读方法，使阅读教学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是教育者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阅读水平受学生的“期待视野”的制约。所谓期待视野，是指读者在文学阅读之前及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这种期待视野主要呈现文本期待、形象期待和意蕴期待三个层次，它是读者理解作品的前提。在阅读中，作品总是在激发和唤醒读者的阅读期待，并在阅读中去修改、补充、重构先前的期待视野。作品离读者的期待视野越远，阅读活动越难进行，反之，读者创造想象的空间就越小。因此，读者对文本能理解到什么程度，相当程度上是由阅读期待视野决定的。大学语文教学必须充分利用接受美学理论，拓展思维空间，引导学生开展多角度的探究性和创造性阅读，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阅读审美能力，开启创新创造的智慧。
其二，“文本细读”、“精神分析”、“文化研究”等方法对大学语文教育的观照。
传统的语文教育，是应试教育，为了求得标准答案，教师由单一的方法、固定的思维去演绎文本，学生则被动接受老师解读的答案，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模式不仅效率极低，更重要的是扼杀了学生创新素质的发展。在大学语文教育中，古典诗词教学是其主要内容，如何引导学生快速、有效、准确地进行诗歌文本鉴赏与解读则是笔者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面对浩瀚的古典诗歌海洋，逐篇讲解的教学方法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也达不到高效的教学目的，因此必须授之以“渔”，运用方法优先的原则，推动古典诗词教学。“文本细读”方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这种方法它是建立在对文本语义的细致分析的基础上的。所谓“细读”，指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尽量揭示语言的言外之意，以求得主题的把握。“文本细读”特别适用于篇幅短小、意蕴丰富的文本。如:《道德经》、《论语》以及唐诗宋词。笔者将这种方法引进到大学语文教学之中，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在有限的时间内极大地提高了课堂信息量。传统的教法，有限的时间，只能讲解十余首诗词，而“文本细读”法的引进，可以使课内内容达到几十首。更重要的是学生迁移知识的能力大大增强。达到了“教为不教，学为创造”的目的。
笔者认为，含蓄是中国古典诗歌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传统。含蓄的抒情传统为“文本细读”批评方法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诗歌语言高度精炼，主张启人思绪而不必说尽，力争引起“言外之意”，暗示文外曲致，以达到给读者更多的联想空间，让读者根据诗句表面所提供的蛛丝马迹去探寻诗句的深层含义。为了达到含蓄的目的，中国古典诗歌通过大量运用隐喻、象征、夸张等修辞手法和借景抒情、采用意象和大量用典等方法来抒发作者的感情，表现作品的主题。因此要正确解读中国古典诗词，必须运用“文本细读”法，特别关注诗歌中的风景描写、意象之物和典故的运用。通过细读风景、细读意象、细读典故三个方面所蕴含的内容去揭示作品的主题和意义。
细读“风景”: 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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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个常用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源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中国诗人认为人是自然之子，人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喜怒哀乐各种情感变化都与自然界的各种景物是息息相通的。自然界中的各种物象与人的身体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先人在解释宇宙起源天地开辟这一问题时，认为天地以及天地中的万物都与盘古有关，天地是由盘古开辟的，盘古开辟天地死后，呼出的气变成了风雨，声音变成了雷霆，盘古的左右两眼变成了江河，手脚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名山。其血液变成了江河，筋脉变成了道路，肌肉变成了田地，头发变成了星星，皮肤和汗毛变成了树木和花草。从这一神话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对应关系，它是中国“天人合一”文化观念的雏形。“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中国文化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根本关系样态，它是先秦以来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相处和理解体悟关系。这种关系情感化、美学化的表现就是景动心摇，物我交感。在这种审美观照和诗化感悟中，人与自然息息相通，情与景互动互应。可谓心物同构，情景互通，也正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种“人与自然一体”互动的文化观念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中来。因而，由春到冬的四季更替，而衍生的春长、夏荣、秋衰现象都会触发诗人生命的琴弦，引起诗人强烈的共鸣。春天，轻柔的微风，风吹竹林的声响，吐芳的桃花，新绿的柳树，飞翔的大雁都会引发诗人的诗情;秋天，秋高气爽，落叶缤纷，大雁南飞，草木枯萎都会给人感兴。从自然季节的变迁中，诗人看到了时间的推移和生命的流逝，于是就有了伤春，有了悲秋，有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永恒魅力与智慧。当我们阅读古典诗歌时，就会发现大部分诗歌在抒发情感时，都会写到“风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解读“风景”，那么诗歌的主题很难正确得出。如《诗经·采薇》中，作者在写到戍边战士归家途中，写到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样的景句，分别抒写当年出征和此日生还这两种特定时刻的景物和情怀，言浅意深，情景交融，更好地表达了作者喜中有忧，忧中有喜，悲喜交加的复杂情感。《春江花月夜》全文更是通过大篇幅写景，感叹岁月流逝，青春难驻，感悟万物长在，造化不息，而皆借助清新优美的风景表达出来，使全诗内涵异常丰富。作者对美好生命的感受体认，对月圆人寿的强烈向往，对人生短促的惆怅感伤，对宇宙亘古的哲理思索，全都沉浸于既透明纯净又模糊朦胧的春江月色之中，所以本诗表面全是写景，其实处处都在抒情，作者融情于景物之中，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再看《长恨歌》这首诗，作者借景抒情，或以景衬情的成分更多。当作者写到由于“安史之乱”，杨玉环被禁军处死在马巍坡后，唐玄宗此时的心情时，作者没有直接写唐玄宗如何悲伤，而是写了这样一段景“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纤登剑阁。峨眉山下少行人，族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欠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这一段景物描写的是唐玄宗入川途中的景色，也融和着唐玄宗惨淡灰暗、寂寞凄伤的心情。又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听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灭。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袁寒谁与共。”这一段既是景物描写，但更是抒情。作者以景衬情，表现了唐玄宗自失去了杨玉环以后，晚年过着凄清、冷落、孤独难熬的痛苦生活，这是主人公的感情与周围景物溶为一体，互相映衬。荒凉的秋景似乎在向读者召示着主人公的命运。
由此可见，在古典诗歌中，诗人要抒写表达自己的心态和创造情景相融的审美诗境，最基本的方式就是用好景表乐情，用坏景表哀情，通过把握自己的情感类型，寻找与心情相对匹配的那“一片自然风景”，巧妙地将情隐于景中，实现景情的融合，所以在解读古典诗歌时，我们必须明白此理，并且把情在景中剥离开来，从而达到解读主题的目的。
细读“意象”:意象→联想→体悟→主题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中国诗人的一个重要智慧。它是指在诗歌中能唤起人们感觉经验形象而又具体的东西，是诗人的思想感情与客观物象的融合。在古典诗歌的解读中，细读意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意象可以完成诗歌的各种功能:表现感情，描写景色，创造气氛，揭示言外之意。中国古典诗歌正是凭借其意象性，成为世界上最形象、最具体的诗歌之一，这是由中国诗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中国诗人往往是通过感觉而不是推论来把握事物的。这种观念促使中国诗人在表现个人经验时，采用直观的意象的语言，而并非采用抽象的推论语言，常常通过个人经验的感悟和意象语言的运用来把握和处理人生问题。如李清照的《声声慢》词，在表现她在丈夫去世以后的痛苦绝望的情绪时，通过晚秋风景与黄昏风雨的具体描写来表现，同时运用了“淡酒”、“晚风”、“雁过”、“梧桐”、“细雨”等秋天意象，抒发了李清照晚年颠沛流离，寂寞难耐的痛苦情感。在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词中，词人将自己置于“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的背景下，通过“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替螺髻”的比喻或拟人化手法描写，寄托了词人深沉的乡土之思和渴望收复中原而又无可奈何的愁情。接着又用“落日”、“断鸿”、“吴钩”等意象之物，召示了词人飘泊的身世，孤独的处境，有心报国而壮志难酬、岁月跋跄的激愤。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扑获意象之物所隐含的信息，那我们就无法读懂词的主题，因为词人的情感都隐含于意象之物中。
中国古典诗歌在注重运用意象的同时，也特别讲究意象之物所表达意蕴的丰富性。那么如何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意象世界呢?中国诗人常用的方法就是:意象的叠加。诗人通过精心选择的若干意象的巧妙组合，构成了一幅既有统一情绪，又有意蕴丰富的画面，以此来传达诗人的内心感受或人生体验。如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诗人精选了“月落”、“鸟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夜半钟声”等意象，通过叠加的方式组合到一起，有效地传达出诗人周围的环境，以及它在诗人心头引起的反应，构成了一种适合于表达旅客愁情的氛围，更衬托出主人公的旅途寂寞与难耐。再如: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作者通过诸多意象的叠加，创造出一幅令人感伤的天涯孤旅图。中国诗歌就是通过这一组组具体的意象来引起读者的联想和体悟进而深入诗境，把握作品主题的。
意象之物之所以能引发读者联想，是因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诗人运用象征手法赋予了各种意象之物的特定含义，正是由于象征意义的赋予，刁‘使得各种意象有着非凡而又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诗经《王风·黍离》诗中，作者以农作物“黍翟”作为意象之物起兴，而“樱”为百谷之长，五谷之神，使人们很快地联想起周民族的祖先，翟如何开国、发展农业的英雄事迹，进而想到周民族今天的现状以及后裔背井离乡，四处漂泊的伤感。这种被赋予了各种象征义的意象之物，在古典诗歌中还有很多。如:“月”意象(美好、多情、无私)、“长亭、“南浦”意象(离别情怀)、“杨柳”意象(依依惜别;殷勤挽留;漂泊天涯，随遇而安)、“酒”意象(悲感、友情、渲泄)、“舟船”意象(漂泊之舟、离情之舟、超俗之舟、仕官之舟、乘兴之舟;其出现形式为“钓舟”、“孤舟”、“扁舟”、“片舟”、“兰舟”、“一苇”等)、“莲”意象(出污泥而不染)、“竹”意象(不流俗气的高雅之士)、“松”意象(高尚节操)、“梅”意象(坚忍不拔)、“菊”意象(高洁人品)。上述意象之物的象征义都是经过了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和筛选以后，化合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加工而成的。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因此，解读中国古典诗歌，必须重点研读意象，并通过对意象之物的联想和体悟进入作品的主题，而掌握多种常用意象的象征含义是准确研读意象的前提和基础。
细读典故:典故→言志与表情→主题
用典也称用事，它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表现手法。古人作诗喜欢用典的原因，一曰作者“其身危则显言而可曲语”。一曰用典达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的良好效果。至于典故，在古典诗歌中用得很多，特别是词中，如果我们不理解所用典故的内容，那就无法读懂诗文。其实中国古典诗歌用典的原因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
首先，典故是人类普遍的命运和文化心理的凝聚物，因而能为一代代的人所理解运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典故在诗中是具体的、个体化的，但它又是人类心灵发展史上的一个骚站，它浓缩了同一经验的无数过程。从诗人方面来说，当他产生了某种情感体验并渴望赋予良好的艺术形式时，那些熟悉而亲切的典故便唤醒了诗人深藏着的一记忆，此时，典故便纷至沓来任诗人选用。它沟通了古人与今人的情感。
其二，典故在长期的反复转述使用过程中，它的原始意义在被承传下来的同时，又被诗人们加工、转化、注入活力，并且在每一次的具体运用中，都有个性化的因素注入其中，原来的意蕴又生出新的意蕴，典故的丰富意蕴正是在这种长期反复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
其三，中国二千多年尊圣崇经的主流文化，形成了文化人具有浓厚的崇古心态，诗歌中的用典便是这种文化思潮在文学上的具体实践。圣人经典历来是至高无上的，谈论为文，也一定要以圣人的著作作为检验的标准。这种对历代经籍的顶礼膜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都体现了出来。科举考试的内容大多是考典籍就是这一心态的突出表现，这种心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诗人的创作。当诗人产生了某种强烈情感，想形诸于文而不能充分言语时，以典故作为自己的情感替代物是最方便的办法。典故的运用使诗歌更加简练，内涵更加丰富，但也容易造成诗歌主题解读的困难，所以在诗歌鉴赏中，细读典故成为继细读风景、细读意象之后的又一重要方面。
典故在诗歌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正用典与反用典，明用典与暗用典。正确认识典故的运用形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典故的真正意义和诗歌主题的理解，如《楚辞·哀邹》诗中，作者借“尧舜之抗行兮，瞪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中尧舜的“禅让”行为来表明自己忠于楚国，志趣高洁，但又被众小人加害的痛苦心情。如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中，作者通过运用“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这个典故来赞美李云和作者自己的文学成就和诗风。上述两例都是正用典。再如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词中:“休说妒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这几句词中，作者借典故表明自己不会做忘国思乡的张翰，更不会像许汜那样只为个人享受打算，而是以刘备自许，力求一展抱负的强烈感情。这里属典故反用。当然，解读典故的最好办法是先弄清本义，而弄清本义的办法就是查找史料典籍，然后再结合语境得出引申或象征义。
以上通过把“文本细读”法引入中国古典诗歌鉴赏，通过重点细读风景、细读意象、细读典故三个方面的内容，使古典诗歌的鉴赏成为比较具体、操作方便、解读容易的一个理论与实践模式。笔者希望通过这种模式的建立，有助于青年学者更好地学习中国古典诗歌文化，提升其中国文化素养。
除了运用“文本细读”法进行古典诗词教学外，笔者在讲解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李商隐的无题诗作品时，也有意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进行解读。传统方法讲解的《长恨歌》主题是“爱情论”、“讽喻论”、“双重主题论”，尤以“双重主题说”最为大家接受。但我们如果变换一个角度，变换一种方法，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运用“精神分析法”可能得到的主题是“作者寄托论”，而不是前面提到
的三种主题。限于篇幅，有关“精神分析法”和“文化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在这里不在论述。
4.超越传统，创新大学语文教育的评价机制
考核模式是语文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教育的目标走向，它是教学系统中调控能力最强的关键枢纽。传统语文教学的检测模式仅仅是依靠一张试卷、一次考试来决定学生的学习效果，而且所考内容主要是字、词、句、段等较死的语言层面的知识，这显然不符合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随着大学语文课程定位的人文素质转向，原有的考核模式必须改变，建立起全方位考核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大学语文考核新模式势在必行。新的语文考核模式应体现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在考核读写基本能力的基础上，把对学生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的考核放在突出地位。在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设计时，应体现出较强的人文色彩，题目设计应给学生较强的选做空间，压缩客观、死记、知识型题目，增加能反映学生人文素质和创新能力的主观题型，客观题与主观题的比例3:7或2:8。客观题内容设计应体现以文本为依托，按照内容拓展、学科交叉的思想，题目要求学生紧密联系课文结合社会实际、专业实际，测重考察其迁移知识、创新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解读文本的能力。考核方式灵活化，美文识记、经典诵读、论文写作、社会调查、课堂发言辩论都可纳入考核过程。
其二，考核过程全程化。特别强调学在平时，考在平时的观念，把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核贯彻在整个教学过程之中，淡化期末色彩、统考意识。
其三，淡化标准意识。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一提到考核，有人马上就会想到标准答案，甚至过分强调标准，这很容易导致语文教育中教师和学生思想的锋芒和创造性的灵性日浙衰微。因为语文教育是一种特殊教育，除语言文学文化知识外，它更是一种精神、灵性的熏陶，是一种更内在、更深刻的教育，应该永远充满着朝气和生机。因此，在考核过程中，我们应该用一种全新的观念去评价学生与所谓标答迥异的观点，这是培养创新素质的时代要求。
六、结论
大学语文教育改革必须首先解决课程目标定位问题。基于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文化发展多元化的语境，大学语文教育的目标定位只能是侧重于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兼及语文能力水平的提升。语文学习有阶段性，大学语文应该有不同于小学语文、中学语文的目标定位和内容。作为一门阶段性的学科，大学语文不是“从头学”，而是“接着学”。在中小学阶段，语文教育应该强调其工具性，侧重于识字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篇章教学和逻辑思维培养，搭建基础工具平台。大学阶段的语文教育则应该强调它的人文教育特性，搭建通识教育平台。大学语文是高校公共文化课，人文素质教育主干课，是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渠道。大语文——人文语文的教育观，强调语文教学内容不应该局限于纯文学范围，而应该拓展到文史哲艺等更广的领域。“大语文”学科存在着“大人文”的视野，语文知识教育与人文知识教育具有相互涵盖的关系。指导学生阅读既是学生涵养语文知识的过程，也是学生扩大知识视野、培养人文素质的过程。语文教育历来都是上演着双重角色。在中小学阶段，语文能力教育是主要教学任务，是学生走进知识大厦的第一道门槛，是工具性和启蒙性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是副产品，属于预备教育。而到了大学阶段，情况则完全相反，人文教育、素质培养则是大学语文教育的主要任务，与预备教育相比较，是成型教育，而语文能力教育则是在中小学语文能力教育基础上的巩固与提高。大学语文课程应该表现为比较完整的人文通识教育知识体系。
大学语文教育必须拓展思维，把方法的教学与知识的融通和运用放在首位，强调导学功能，引领学生寻找知识的海洋与源流，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学术视野和思想深度。以文本为中心，引入多重理论与方法，打通学科之间、知识之间、公共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壁垒，开展经典名著导读与专题评述，促成学生由“用器”到“用道”的飞跃。关注社会现实与大众流行文化，引导学生学会有深度的理性思考，提升其哲思境界。改革大学语文的评价考核机制，把人文素质内容具体化，并与语文知识运用能力一起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构建起以“语用学”为核心的大学语文教育体系。当前，大学语文教育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又充满着发展的良好机遇，大学语文教育这项伟大的事业不仅需要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更需要汲取教育家、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智慧。笔者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对外汉语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对大学生汉语水平要求的提高，中国高校的大学语文教育一定会走出目前的困境，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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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主持和参与的课题
一、论文类
1、人文学科与人文素质(光明日报理论版，2004.8.3，新华文摘2004年19期索引)
2、大学生素质发展的文学教育策略(独撰，光明日报教育版“头条关注”，2006.5.10)
3、大学语文的新思维(独撰，求索杂志，2004年5期)
4、管子经济思想与中国当代经济改革(独撰，求索杂志，2004年9期)
5、管子的人才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解读(独撰，求索杂志，2006年2期)
6、论管子的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思想(独撰，太平洋学报，2005年12期)
7、论苏轼的人生模式及其当代意义(独撰，太平洋学报，2006年4期)
8、“经济”的人文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独撰，商业时代，2006年15期)
9、管子的法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独撰，商业时代，2006年6期)
10、三国精神的当代经济解读(独撰，商业时代，2004年33期)
11、基于精神分析视角的《长恨歌》主题解读(独撰，语文学刊，2005年5期。)
12,“文本细读”与中国古典诗歌解读方法研究(独撰，语文学刊，2005年11期。)
13、创新素质培养与大学语文新教学模式探索(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版)2005年8期)
14、评周金声江少川著《大学人文语文》(独撰，文学教育，2006年6期下)
15、当今大学文学教育与学生素质发展(独撰，文学教育，2005年10期下)
16、古典诗歌的主题与传统的农耕文化(独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5期)
17、从老子的道论看当代“重术轻道”的教育观(独撰，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11期)
18、“公”“私”二字的文化含义及其当代价值探究(独撰，语文学刊，2005年6期。)
19、建构在精神漂泊之舟上的文莱华文文学(独撰，北方文学-学术研究，2005年12期)
20、和平平等自由和谐—简论老子的和谐社会思想(独撰，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年6期)
21、语文改革，其命维新(独撰，中国当代教育思想宝库，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
22、论孙子的人文战争思想(独撰，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6期)
23、近十年中国高校语文教育改革研究综论(1/2，语文学刊，2006年5期。)
24、《孙子》《管子》与中国古代管理战略(独撰，大学人文语文，华中师大出版社，
25、汉语的歧义类型及其消歧策略(独撰，文学教育，2006年9期下)
二、课题类
29、湖北省教育厅“十五”人文社科项目《管子思想与中国当代社会》(主持人，结题)
30、湖北省“十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文学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育模式研究》(主持人，在研)
31、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大学人文教育与学科综合化研究》(排序5，结题)
32、湖北省教育厅“十五”人文社科规划课题《大学人文素质与能力拓展教育研究》鄂教思政〔2004]4324号(排序3，结题)
33、主持湖北经济学院教研课题:《创新素质培养与大学语文新教学模式探索》(结题)
34、主持湖北经济学院教研课题:《大学语文教育专题研究—大学语文的新思维》(结题，校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35、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科技创新的人文因素与管理文化研究》(排序2,结题。)
36、湖北工业大学教研课题:《拓展语文教育，有效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参与，结题，湖北工业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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