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弢是现代文学史家，也是现代文章学家。统观唐氏的文章学著述，可以发现其贡献主要有三：一，构建了较为科学的文章学体系；二，较为全面地揭示与剖析了关于文章本体的原理与问题；三，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文章写作理论。由此可见其文章学家的真面目。
[关键词] 唐张；文章学；《文章修养》
唐弢是现代文学史家，也是现代文章学家。世人对他的创作成就、文学史成就等了解颇多，而对他的文章学理论研究甚少。本文以他的名著《文章修养》为例，试对唐弢先生的文章思想加以梳理，以见其文章学的贡献，见其文章学家的真面目。统观唐氏的文章学著述，可以发现其贡献主要有三：一，构建了较为科学的文章学体系；二，较为全面地揭示与剖析了关于文章本体的原理与问题；三，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文章写作理论。下面详论之。
一、对文章学体系的科学构建
首先，唐氏较早地构建了较为科学的文章学体系。这一体系集中体现在《文章修养》中。在此书中，作者先讲对文章的认识，作为上册；后谈文章的写法，作为下册。上册六章：一、开头语；二、从文字到文章；三、古文、骈文、八股文；四、白话文及其它；五、关于文体；六、句读与段落。下册八章：七、向书本学习还是从生活提炼；八、题材的搜集和主题的确定；九、字和词·土语和成语；十、句子的构造和安排；十一、明喻、暗示、借代、比拟；十二、铺张和省略；十三、怎样写会话；十四、所谓文气。[1] 这十四章中，第一章开头语，是对文章的功能与价值的简括；第二、三、四章是对文章史描述；第五章专论文章文体；第六、十章论述文章章法问题；第七、八、十三章讲文章写作中的积累、题材、主题等问题；第九、十一、十二章概述文章的语言、修辞问题；第十四章谈文章气势与诵读问题。而这些也正是文章学体系的基本内容。现在看来，唐氏所构建的文章学体系略嫌单薄了些，但在民国时期也就是文章学的草创期，可以说是具有前瞻性的。
一方面，与当时的各种冠名“文章”或“文章学”的论著相比，唐氏《文章修养》基本上达到了科学层面。如夏丏尊、刘薰宇1926年合编的《文章作法》分作者应有的态度、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小品文等章节，其范围仅涉及文章学中文风、文体及其写作等内容；汪馥泉于1939年所著《文章概论》一书共五章，主要论述“文章的要素”、“文章的性质”、“文章的构成”、“文章的体制”、“文章的材料”等，仅限于文章本体部分。而由唐氏此著目录可知，其内容涉及了当代文章学学者张寿康、曾祥芹等所提出的“一体两翼”文章学体系——本体、写作、阅读三大方面。[2] 就中“阅读”一冀虽然较薄弱，但唐氏以其《晦庵书话》及其他著述中作了补充。
另一方面，唐氏的现代“文章学”意识相当强。是著作为一本知识性读物，前半部分偏于文章本体论；后半部分专谈文章作法，说明文章得失。其前叶圣陶、夏丏尊著《文心》虽也属于知识性读物且涵盖了文章学“一体两冀”的大部分要素，但由于《文心》是以小说体出之，且须由专门总结才使人知晓。这样《文章修养》就学术味浓一些，可以说是学术与普及并重。况且，唐氏于其书序言中就明确说及其“企图”，“是要使读者对文章先有“点认识，然后再从这一点认识出发，来研究写作的方法，这样不但易于入手，而且了可以把握问题的中心，不至于说来说去，还是摸不着头脑。”[1]P1 至1980年，唐氏还于再版序言中说及，自己著此书，“不限于文学创作，而要讲一些普通青年应当注意的语文方面的知识。”[1]P3 这里的“语文”，在唐氏那里，是指文章而言的。其《文章修养》第四章《白话文及其他》中即说，“所谓的大众语文，就是排除了没落意识，以大多数人口头活生生的话为基础的一种文章。”[1]P50 也就是说，唐氏在撰写此文时，现代的“文章学”意识是相当强的。也唯其如此，其于构建文章学体系方面，才会过于他人。
当前来看，科学、全面、现代的文章学体系是由张会恩、曾祥芹所著《文章学教程》在众多文章学家如张志公、张寿康、裴显生等前辈的设想基础上所构筑出的。[3]若联系《文章修养》，不难发现，其中大多要素在唐氏书中已有该体系的雏形。时值新世纪初，当我们回顾文章学的历史时，不能忽视唐氏对文章学体系构建之功。
二、对文章本体的全面揭示
唐氏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揭示与剖析了关于文章本体的原理与问题。其《文章修养》从题材、主题、文体、结构、语言、修辞、文气等方面对文章本体展开了研究。
第一，关于文章题材和主题及其内部联系。唐弢先解释了题材的概念及其要求，并指出丰富的题材不是全部摆在文章中的，还需要整理和剪裁。“没有事实，也就没有想象，要写一篇像样的文章，是决不能依赖天花板的。”这里的事实也就是题材，说明题材在文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主题”的概念，他认为，“我们要说明一种东西，或者要叙述一件事情，或者要提出一个主张，或者要抒发一番感情，总之，当作者决定了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文章的主题也就存在了。”[1]P89 他强调，“即使是提出疑问，也要态度明朗。因为必需是确定的命题，才能代表一种完全的意见。”“主题把握得正确与否，是决定于作者的思想的。”[1]P90 看来，作者的思想对文章主题起了决定作用。“剪裁的标准决定于文章的主题。主题从题材产生，它是文章的灵魂。”[1]P89 这些论断相当经典，尤其是说主题为“文章的灵魂”，至今仍是精辟之见，为人称引。
第二，关于文体的概念及其分类标准。唐弢指出：“历来的所谓文体，大抵是指方式和对象而说的，这也就是普通书籍里分类的依据。”[1]P53 他是较早提出文体“三分法’，者。于《文章修养》第五章“关于文体”中，他认为：“要从对象和方式上，定下确切的类别，却又并不容易。概括地说来，或者就是记叙、论辩和抒情吧。第一类是记叙，专写客观的事物，所谓客观的事物，是连想象中假设的情事，也都是包括在内的。但记和叙还有一点小小的分别，记事文是静的，专以记述事物的状态、性质和效用；叙事文是动的，专以记述事物的动作和变化；但两者都是客观的记述，所以在性质上并无不同。第二类是论辩，着重于是非的判别，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文体；发表自己的主张，批评客观的存在，使自己的主张能够获得读者的信任，凡是寓有这种内容的文章，都应该归入这一类。第三类是抒情，偏于情感，专重发抒，诉说出境心相应的情况，以博取别人的同情。”[1]P59 这里说明了文体的分类标准及其各类文章的特点，并指出确定文体的标准要“大处着眼”。
须指出的是，唐氏的文体“三分法”是对前人文体分类观的整合。如曾国藩将文章区分为三门十一类：第一，著述门。包括论著类、词赋类、序跋类。第二，告语门。包括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类、哀祭类。第三，记载门。包括传志类、叙记类、典志类、杂记类。唐弢认为曾国藩的分类没有贯彻一致的标准，“还算不得精密”，[1]P57-58 才提出自己的分类。他依据“所谓包举、对等、正确”三原则，将各种文章文体分为“记叙、论辩、抒情”三类，避免了曾氏“偏重于形式”弊病。这在现代文体分类史上，也属首例。
第三，关于文章结构的单位，唐弢先作了界说。他认为，文章的基础是字句，“积字而为句，积句而为段，积段而为篇。”[1]P92 他把“字、句、段、篇”看作文章结构的四级单位。并一一予以解释。他说：“一句句子有一句句子的含义，积句为段，所以每一个段落里，也总有一个独立的思想和情景，来作为这一段的代表。……这些独立的思想或情景，却又挨着次序，互相联系，彼此统一，同时或正或反地衬托出一个中心思想——一篇文章的主题来。”但从其论述可见，他已经意识到“书本是文章的最大单位”。于此书的开头语中，他就曾引用高尔基的话说：“一本书——一件这样简单而又亲密的东西——本质底地，是宇宙间伟大而又神秘的奇事之一。……书籍恐怕要算是最为错综而又有力的一种了吧。这虽然说的是书本，但也可以移给文章的。”[1]P4-5 由此可推知，他以为文章结构的单位不止是四级，而包含“字、句、段、篇、书本”五级。其中字、句是文章的最小单位，书本是文章的最大单位。不过，他说“句子是文章的较大单位”，[1]P106 言下之意，字、词便是文章的最小单位了，这又表明他受到传统语法观念的影响，把语法单位和章法单位混为一谈了。但在当时，唐氏就具有这样当代文章学才有的结构单位观，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对文章的语言，唐弢认为：“正确、生动、明白，质朴”是遣词造句的主要条件，而土话和成语是语言运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使用恰当能使文章增色许多。例如成语“是日常在口头上应用惯的谚语俗话。这些谚语俗话，大都烫刺着产生它们的社会环境的烙印，表现出现实的机智；它刚健，清新，是文章的最好养料，一经吸收，就使所描绘的情景更为灵活生动起来。”[1]P104 但他又指出，对于成语和土话的使用要看具体情境。
第五，对文章修辞格，唐氏着重解说了明喻、暗示、借代、比拟、铺张与省略等六种。如对铺张和省略，他指出，“以词害意”和“骨立症”是使用铺张和省略修辞格时的两个极端。先后进行定义。“所谓铺张，通常是也包括夸大的，一句句子的含义需要特别强调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听凭自已的主观.张饰扬厉，过度的加以铺排和渲染。……但在应用的时候，必须使读者明白这是感情上的夸张，并非事实，否则，那就等于实际上的说谎，和原意完全相背了。”和铺张相对的是省略，“文章作法上的所谓剪裁，原是一种削去蔓冗，调整句法的工作。……省略也正是使句子洁净的办法。”[1]P130-134可见，省略是一种剪裁功夫。“无论是铺张或是省略，都是一种调节文字的工作，在运用的时候，必须求其合乎分寸，这才可以免去铺张过甚时候的臃肿病，和省略太多时候的骨立症了。”[1]P138 一句话，铺张与省略必须恰当、到位。
第六，唐氏还论述了普通文章排句应用、长短句式运用，提及了标点的作用及其使用方法。对排句应用，他说：“属于同一范围或同一性质的事象，用字数相近，组织相似的句法逐一表现出来，这就是排句。”他指出，“但即使是排句吧，它本身也还须有变化，决不能用一种句法排到底的，……这正是使文章灵活多采，避免呆板的办法。再就意义上说，排句也有逐步分别浅深的，或则由浅而深，或则由深而浅。”[1]P116 对长短句式运用，他指出，“普通的文章总有长句，也有短句，不但长短相间，而且单排互参，读起来十分匀畅，可以琅琅上口，曲尽抑扬顿挫之妙的。”[1]P115
特别是他首次将标点视为“文章的一部分”，[1]P61 将其“积极意义”与用法等道出。这在当时众多的文章学著作中也是罕有的。
可以这样说，唐氏是最早对文章本体进行静态的“解剖”的学者之一。总的来看，唐氏对文章本体的论述，虽然由于阅读对象的限制，有点浅显。但是，也正由于深入浅出，凡具有中学文化水平者均可领会其中奥妙，其观点与见解的普及也就相当广，影响力也极大。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文章本体的深入研究直至当代才展开。特别是，至近几年才由中国文章学会会长曾祥芹提倡学界加强文章本体的研究，并且身体力行之。凡此可见，唐氏对文章本体研究的开创功劳之大。
三、对文章写作理论的独到论述
唐氏对文章学的贡献还在于，对文章写作理论的独到阐述。其《文章修养》不但对文章本体做了静态的解剖研究，而且对文章写作做了动态的过程研究。写作是表达作者主观情思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遇到收集题材、提炼主旨、选择文体、安排结构、锤炼语言、讲究修辞、贯通文气等各方面的操作问题。唐弢对这一过程有较为详尽而独到的论述。
首先，对收集题材问题，唐弢先言明搜集材料的作用和方法。“要使文章合于读者胃口，……最迫切的问题是搜集材料——用观察来扩大自己的视野，展开文章的角度，增加应用的词汇。”[1]P84 唐氏以左拉为例说：“当他就某种问题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搜集和这问题有关的书报，抄的抄，剪的剪，分类贮藏，然后再用这些储藏的材料来写作。’[1]P84-85 “他认为，起初搜集的材料是原生态的，进一步根据主题赋予一定的意义就变成题材。
这个题材就是主题的前身。主题是在一定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的。确定主题后再根据主题来选择材料，对题材加以“溶化”、“洗炼”。
其次，在文章修改方面，唐弢认为，初稿完成后，为了使文章材料充实，主题鲜明，结构合理，文气贯通，语言准确生动，就必须精心修改，以求达到形式与内容的最佳组合。这里有一系列修养的硬功夫。唐氏强调“作者应该磨练自己的语言，使它正确而又活泼的传达出所见所思的事物来。”[1]P92 又指出，磨练语言要从字、词、句人手。他要求用字和选词当“正确、明白、生动、质朴”。
第三，关于炼句，唐氏以为应该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句子本身合于文法；第二、摆入文章里面去的时候上下前后的妥帖与和谐。”关于第一点，他指出，“单句容易合乎律例，复句因为繁复的缘故易犯文法上的毛病。”并归纳出了“脱漏和累赘”、“转折的不够清楚”、“单数和多数的误置”、“称谓的错乱”四种常见毛病。
第四，唐氏在当时最早也最为完善地阐述了“文气”。唐氏强调文章写作中，贯通文气极为重要。“文气”就是“文章气势”的简称。于《文章修养》中，唐氏专门对文气进行了界说并从诵读角度予以揭示。唐弢解释说：“然则究竟什么是文气呢？我们知道，一句句子的构成，或长或短，或张或弛，彼此并不一律的，因此读起来的时候，我们从这些句子所得到的感觉，以及读出来的声音，也就有高有低，有强弱，有缓急，抑扬顿挫，这就是所谓文气了。”[1]P155一向被解释得玄虚难懂的文气一下子就落实到文章的声韵和语气上。
将较虚的文气落实到标点上，这也是前所少见的。他说：“标点是传达说话时的语气的。所以，从标点上，往往可以看出文章的气势来。”对具体每种标点与文气的关系，他还一一说明。
综上所述，唐弢以其《文章修养》为现代文章学开辟了道路。这就莫定了他在文章学史上崇高地位。事实上，其《文章修养》虽然采取广义的文章观，但是，对文章本体的内容和形式诸方面做了精辟的解说，对文章素材、构思、行文、修改等写作过程做了深刻的阐发，给初学文章者以启蒙，给研究文章者以指点。全书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培育了一代代文章学子，经历了60余年的历史考验，至今读来仍使人收益良多。堪称现代文章学探索的一座里程碑。除此文章学名著外，唐氏还有大量的著述如《鸿爪集》、《文风小品》、《创作漫谈》、《海山文集》《晦庵书话》等蕴涵着不少文章学思想与观点，值得我们深人总结。
[参考文献]
[l] 唐弢.文章修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再版本.
[2] 曾祥芹.现代文章学的历史丰碑—评夏秘丏尊、叶圣陶的《文心》〔J〕.殷都学刊.1984.1.
[3] 张会恩，曾样芹.文章学教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 王婵(1974一)，女，河南宝丰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以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章学与公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