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父亲汪曾祺1997年去世后，各类出版社又整理出版的各种文集有80多本，比他生前的集子还多，生前有20多本。其实就那么点东西，今天这么选，明天那么选，还一直都能卖出去。他从没大红大紫过，老是细水长流，任何时代都有生命力。不过老是这么拆整为零，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了，算上稿费和版税，每年老能分点小钱。

自由开明的成长环境

　　父亲生于江苏高邮一个亦农亦医的地主家庭，从小就接受了良好开明的教育。我的祖父是个乐天派，属于那个时代少有的玩家，后来以医眼为职业。祖父在南京读过10年一贯制的旧制中学，也算是功名。中学教科书的英文是纳氏文法，代数几何是线装的有光纸印的，还有修身等课程。祖父喜欢骑马、游泳、足球、撑杆跳、单杠，还会摆弄各种乐器，琵琶、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祖父练过武术、刀枪，父亲说祖父陪他到外地投考高中，在小轮船上有人勒索钱财，祖父一掌把强盗打得一溜跟头从船上退过跳板，一屁股坐到码头上了。父亲说祖父“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却很少指点父亲，大部分是让父亲在旁边看着自己领悟。父亲没事就自己乱翻画谱，临摹瞎抹。祖父刻图章是初宗浙派，清秀规矩。最重要的，他爱孩子，爱带着孩子一起玩。他非常疼爱父亲，祖母去世后他一直带着父亲睡觉。他关心父亲的学业，却从不强求。父亲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父亲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父亲初中时开始爱唱戏，唱青衣，嗓子高亮甜润，于是祖父就在家里给父亲拉胡琴让他唱。父亲说他17岁初恋，暑假在家写情书，祖父就在一旁瞎出主意。父亲十几岁学会了抽烟喝酒，祖父喝酒就给父亲倒上，祖父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给父亲一根，还给父亲点上。这种关系被祖父称为“多年父子成兄弟”。父亲后来对我们也差不多是这种自由自在的态度。我们兄妹三个甚至我们的孩子，经常顺口叫父亲为“老头儿”，母亲说我们没大没小，父亲却从没在意过。

　　汪朗父亲在江苏的名校江阴南菁中学读完高二的1937年，抗战爆发，江阴是回不去了，他就先后在淮安、盐城和迁到高邮的扬州中学借读。1939年，父亲决定不在日本统治下上大学，而是到大后方昆明去。这在当时风险很大，因为他要从上海坐船出发经过香港，从越南海防市转乘滇越铁路的火车进入中国境内，然后抵达昆明。他在这里考取了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的中文系。在昆明那几年是他很重要的时期，除了读书他最常做的就是和同学上馆子，品尝各种小吃，把昆明吃了个遍。
　　
　　当时联大的风气就是自由、民主和开放，中文系尤其如此。父亲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联大有一本各系必修的《大一国文》，文言文部分突出选了《论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儿归”，这种超乎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感情真挚、挥洒自如的李清照散文《金石录后序》。语体文部分选的是鲁迅的《示众》，此外还有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丁西林的《一只马蜂》，林徽音的《窗子以外》，这本国文教材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后来有文学史学者把父亲算是最后一个京派作家，大概跟联大的这本国文有关。
　　
　　不过“京派”没人挂在嘴边上，联大教授的派性并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音妹）若”。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的庄子，父亲说他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骂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父亲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闻先生上课抽烟，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会蹈前人一语，讲晚唐诗与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还会讲到“点画派”，因为他也是画家，对西方美术史很了解。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算是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赶来听。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

　　联大中文系的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是重创造性地见解。父亲交过一篇关于李贺的诗评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在白地上画画，李贺的诗却是在黑地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受到闻先生赏识。在杨振声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父亲就“车轮生四角”这样合乎情却悖于理的想象写了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凭此，杨先生宣布期终考试他可以免考。
　　
　　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讲创作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贴到人物来写，父亲认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先生曾经给了父亲的课题习作全班最高分120分，而满分不过100分。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作家是社会培养的。沈先生也主张教创作应该让学生自己写。他读书很多但讲起课来并不引经据典，而是针对学生作文的不足，用自己的话一一道出。一次父亲写了一篇小说，里面有许多对话，他尽力把对话写得完美，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看过之后说：“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从此父亲明白了人物要说普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父亲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包括1941年3月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小说《复仇》，这是现查他所发表的最早作品，当时父亲21岁。
　　
　　父亲说如若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他也许成不了作家，他也许会成为画家，如果不考取联大，他准备报考的是昆明国立艺专。

随遇而安

　　父亲的偏科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由于英语和体育不及格，他要比同学再多念一年。等到1944年，他好不容易把英语和体育都凑合过去的时候，学校又有了新规定。当时国民党的印缅远征军准备进行抗战最后的反攻，部队配备了许多美军顾问，缺少翻译，于是征调当年毕业的大学生到部队充当一段时间的翻译，否则就不给毕业证。当时联大的男生几乎都去军队当过翻译，穿着美式军服，还能享受洋货，神气得很。父亲自愧英文不好担当不了美军翻译，没去，但为此没有毕业证不说，还被学校开除了，在履历里常年只能填写“大学肄业”，似乎有些不值。后来有人说父亲“有骨气”，其实蛮不是那么回事。他说体检那天他发现当时生活窘迫得连一件像样衣服都没有，唯一一条身上穿的裤子，屁股那儿还破了一个洞，很没面子，就算了没去。联大未当翻译的学生出于这个理由的恐怕仅此一人，他老人家也实在太“名士”了。
　　
　　毕业后他和联大同学、西语系的母亲施松卿一起留在中学教书。由于战争断了家里寄钱的邮路，两个人都生活窘迫。1946年，母亲先行一步回福建省亲谋职，父亲也按照来时的辗转路线回到上海。高邮正在国共争夺之中，父亲只好在上海找工作，但是困难重重。屡次碰壁后，他给在北京的沈从文先生写信诉苦，沈先生回信把父亲大骂了一顿，这是他们结识以来从没有过的。沈先生在信中说：“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沈先生通过好友李健吾给父亲找到在致远中学教国文的工作，他后来在小说里写到过那段日子：“课余或看电影，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或陪一个天才画家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老作家是巴金，天才画家是黄永玉，他和沈先生是亲戚，父亲和他都是虽有才华但不得志的年轻人，常凑在一起发些感慨。
　　
　　1947年，妈妈接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职位的邀请北上，路过上海和父亲见了面，劝他也去北京发展。这时两个人订婚了，祖父还特意从避难的镇江赶到上海看儿媳妇，基本认可。妈妈后来很得意地回忆说：“他爸爸当时还要给我买礼物，买什么猫儿眼，挺贵的，我不要。我是独立女性，要他们地主家的东西算什么？”
　　
　　父亲跟母亲去了北平，尽管有沈先生四处奔走，但没有大学文凭，又正值国统区经济凋敝，工作很难找。他在妈妈教书的北大红楼寄居了3个月，除四处找工作外，整日无所事事。不过当时国民党实行货币改革，将法币改为金元券，妈妈的工资相当于增加了10倍。于是两人几乎天天晚上去东安市场吃饭。吃森隆、五芳斋的时候少，常吃的是苏造肉——猪下水加砂仁、豆寇等药料共煮一锅，吃客可以自选一两样，由大师傅夹出，剁块。还吃爆肚和白汤杂碎。妈妈爱吃甜食，有时两人到一家西餐馆要上两碗奶油栗子粉。北大红楼离东安市场没几步路，妈妈有时摆谱坐三轮车去。北京人一般只说：“三轮儿，市场！”车夫就明白了，妈妈却来一句：“三轮儿，东安！”弄得车夫直发愣。当然好日子也就维持了1个月，以后金元券也不值钱了，他们继续过苦日子。这段生活中的唯一亮点，父亲一直记得很清楚，倒霉的事倒没怎么提过，他好像就是这么个人。
　　
　　最后还是沈先生多方设法，1948年为父亲在历史博物馆找了一个办事员的职位。历博在故宫午门，父亲成天和一些价值不大、不成系统的文物打交道，日子很清闲。当时妈妈负责公共英语的大课，有一个学运积极分子经常缺课，妈妈就找他进行个别教育，说你这样不好好学习将来没有前途，此人就是胡启立。父母真是一对书生。
　　
北平解放后，第四野战军组成了南下干部工作团，大量招收年轻知识分子，目的是为未来新解放的城市配备干部。父亲随即报了名，毫不留恋地离开了午门。他前脚走，曾介绍他来此谋职的沈先生后脚就踏进了午门，在历史博物馆干起了文物研究工作。刚开始和父亲干的事情一样，抄写资料、整理文物、充当讲解员。但是沈先生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却在文物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开拓性成果。这使得父亲更加敬重老师，如果他还留在那里想必是一事无成，这一点学生到底还是不如先生。

　　从1950年到1955年，父亲在北京市文联当文艺刊物编辑。文联先后编过两本刊物，《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父亲都做过编辑。那时写东西都是“写政策”，他整天看稿没时间下去，小说散文没法写，只好另想办法。1954年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逝世200周年，父亲便借机改写一个京剧剧本《范进中举》。他对京剧不陌生，小时还唱过青衣，又有诗词功底，因此写起来很顺利。他的唱词与旧戏词不太一样，文学色彩浓而且很口语化。像范进在发疯中得知自己中了举人后，幻想日后受到重用，于是高兴地唱出：“中了中了真中了，我身穿一领大红袍。我摆也么摆，摇也么摇，上了金鳌玉桥。……我不是有官无职的候补道，我不是七品京官闲部曹，我是圣上钦点的大主考，奉旨衡文走一遭。……我这个主考最公道，订下章程有一条，年未满五十，一概都不要，本道不取嘴上无毛。……你与我考，你与我考，你写了还要写，抄了还要抄，考了你三年六月零九期，活活考死你个小杂毛！”这唱词给我们的印象到现在还很深刻。

　　1957年“反右”开始，起先没他什么事，但1958年单位以右派数量不够为由，把他给“补课”进去。其实真正原因是他在审稿时得罪了单位一些解放区来的老革命，他认为其水平不够，没上他们的稿子。
　　
　　父亲下放在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地点在沙岭子。这个名字我记得很牢，因为老是往那儿寄他常要的稿纸和毛笔，而且毛笔指名要“鸡狼毫”。那时他的来信全用毛笔写，蝇头小楷，很黑。他说他学会了不少农活，能赶车、锄地，还能扛麻袋。170斤一包的小麦，他不但扛得起来，还能上“跳”，就是粮食入囤时把木板从地面斜架到粮囤上，人扛着不扎口的麻袋一步步从低到高走上去。上跳是农村最重的体力活，人走上去木板会上下颤动，如果腰腿没劲根本把握不住平衡。年已40、连体育还要补考的父亲，要闯过这一关肯定受了不少煎熬，只是他从没提过下放时的苦难。
　　
　　他在《随遇而安》一文中写过他后来调到果园上班的生活。“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不能喷得太少，……不能太多……。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喷波尔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到我的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波尔多液的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仅此而已。劳动之外，那时他的生活还很丰富。农闲时跟农民一起唱戏，帮他们化妆勾油彩脸谱，还指导木工做布景，这在当地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他爱说当年的右派经历让他三生有幸，否则生活阅历要平淡很多。他一生特别开怀，什么事情他都当成经历来看待。
　　
　　当右派最充实的，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在马铃薯研究站他的日子非常悠闲。每天一早起来他就着露水来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和几枝叶子，回屋插到玻璃杯里，对着画。他说马铃薯的花像复瓣水仙，当中有个窝头似的黄芯。过去人们认为这花没香味，他发现一种麻土豆的花却是香的，这让研究站的人也很惊奇。他形容那时的生活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等到马铃薯花一落，薯块就熟了，父亲就接着画薯块。画完一块就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他十分得意，认为全国能吃这么多马铃薯块的，没几个人。他的马铃薯花画得不错，后来家里有两个白茬的木头茶叶盒，他在表面用钢笔画了各种花，其中有马铃薯花，有点像水仙，挺漂亮的。这本图谱画完后一直放在农科所，到了“文革”连底稿也不知去向了。

文学主张

　　1962年，摘了帽的父亲到新单位北京京剧团上班。1963年江青从上海拿回两个沪剧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和《芦荡火种》。北京京剧团认购了后者，前者由中国京剧院改编成后来的《红灯记》。《芦荡火种》后来改编为《沙家浜》，父亲是第一改编人。这个戏他比较得意的是《智斗》和《授计》两场戏。《智斗》中有一段西皮流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是传统京剧少见的。一般西皮流水是七字一句，他却要五言，说这样能烘托气氛。他一再和马连良的琴师李慕良商量，终于把音乐设计出来，而且很有特色。这段唱词的核心是“人一走，茶就凉”，父亲说没有这一句，前面唱词全都是数字堆砌的废话。不过这段唱词差点被江青毙掉，理由是江湖口太多了。
　　
　　“文革”时，尽管北京京剧团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也逃脱不了红色风暴，父亲和很多同事都被以“走资派”的名义揪了出来。别人的罪名多是“反江青”，他倒没反对过，他对江青的看法比较复杂。一方面对江青开口闭口“老子”如何如何的作风不以为然，觉得完全是一幅上海滩白相人面孔；另一方面他觉得江青懂戏，有些话能说到点子上。她的艺术素养比现在不少领导都高。父亲被揪出来是因为改写了《聊斋》里的故事《小翠》，其中有“尖嘴猫”和“大尾巴猫”的台词被人指为这是在影射毛主席。后来因为编戏的需要，他又被江青给“解放”了，他对江青有一种文人的“知遇之恩”。但是这段经历却让他在“文革”后赋闲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1980年他把30多年前的一篇小说重新写成《异秉》，都是底层人物的生活，轻松有趣，也有一些同情。当时文坛特别流行“反右”和“文革”的题材，他却愿意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那就是“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后来获得荣誉和产生影响的作品也大都是这类题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等等，都是美和健康的人性。
　　
　　他一直主张，小说贵在含蓄，有些话不能全说出来，而且小说不宜点题，话到嘴边留半句。他一生认为中国小说写得最好的是鲁迅、沈从文和孙犁，后来他名气渐渐起来了，就不把孙犁放在这个行列了。国外的他欣赏契诃夫，说他有现代意识，而他简直不能容忍的是莫泊桑和欧亨利，觉得他们太做作和离奇，总在变造一些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东西。
　　
　　最让他反感的还是长篇小说，说它的体裁不自然，不符合生活的真实情况，而生活是由一个个片段组成的。姚雪垠几十万字的第一部《李自成》拿给沈从文看，沈从文说这些东西写成一个10万字的中篇就足够了。父亲深受此影响，他写的最长的小说就是《大淖记事》，不到6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