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张爱玲而言,衣服恐怕永远不只是人体轮廓的烘云托月。衣服的深情款意,有颠沛沦落的寄托,也有生命状态的寄寓,这都是张爱玲对衣服的牵牵挂挂。她作品中人物的服饰是人物情绪的载体和话语,是人物心态最直接的表现。

　　关键词:奇装炫人;服饰;个性;心态;文化

　　服饰是种文化,是在浓厚的文化积淀上,人自身有意或无意的潜意识的流露。服饰不仅仅是种象征,它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内容,并且是自我表现的一种物化。

　　在众多作家的个人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张爱玲是一位特立独行、独步奇峰的作家。在现代文学中,没有哪位作家像张爱玲那样津津乐道地谈论服饰、关注服饰了。对于张爱玲而言,衣服恐怕永远不只是人体轮廓的烘云托月。衣服的深情款意,有颠沛沦落的寄托,也有生命状态的寄寓,张爱玲对衣服的牵牵挂挂,还是她自己的概括最精辟: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是随身携带的一种袖珍戏剧。或者说,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1](P328)。

一

　　衣饰,在任何时代都是人所生存的外界环境的展示。在封建社会,衣饰,根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从而在款式、色彩上有着严格的区别。服饰文明的流变过程中蕴涵着民族性亘古的延伸和变化,同时也负载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成为一种时代话语,反映人们在某一时代精神上的潜在追求。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以往突出人体线条美的旗袍,也在运动后,从直线跳跃到了曲线,这些变化显示了人们思想的更新与变化,在森严的封建气息中增添了一抹动人的新绿。这一个开放的时代,对张爱玲来说,是一个张扬个性的美丽时代。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她用心用情地描写衣装服饰,关注沉淀在服饰变化中的文化底蕴,用服饰的变化来展示人物心态、情绪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她的服饰变化来探索张爱玲的内心世界,做到由衣知人[2]。

　　张爱玲是一个敏于内部世界的人,当外界和她的心灵相呼应的时候,哪怕是风吹草动也会造成她的惊觉。很小她就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7岁的时候就开始编故事,她说过,“八岁要梳爱司头,十岁要穿高跟鞋”,梦想着“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这位女作家从小就嫌弃憎恶继母传给她的剩货,她为自己穿着陈旧过时的衣服而周围的同学穿得花枝招展而深感羞耻。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的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3](P191)。棉袍既薄,可见耐寒之苦,其色黯红,可见恶其陈旧,进而将之比喻成“碎牛肉”,但张爱玲仍不肯罢休将其再喻为“冻疮”,奇绝!其憎恶痛惜之感溢于字里行间,何等的刻骨!因此,对服饰的追求在张爱玲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背景中,张爱玲这个“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确实可算是位奇装异服的奇女子。即便冒天下之大不韪,她也要摆出衣不惊人死不休的执拗姿态。在上海漫画家文亭所绘的“上海女作家三画像”中,给苏青和潘柳黛的定义分别是“辑务繁忙的苏青”和“弄蛇者潘柳黛”,而张爱玲的特征则为“奇装炫人”。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的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工人停了工。

　　说起生活中的张爱玲,她的穿衣打扮可以说是东西搭配、土洋结合了,她不排斥旗袍,同时也接纳西方服饰。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18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古董的服装。在家里招待朋友要着袒胸露背的晚礼服,戴珠宝金钗,满身的香气,现代感十足,充分表现了张爱玲和西方生活方式接轨的心理特征。张爱玲自己设计的衣服,其勇气惊世骇俗。1944年张爱玲自编的话剧《倾城之恋》公演时,她穿着一件齐膝的旗袍,旗袍外套了一件短外套,是拟古式的,超级的宽身大袖,火红绸子,黑缎镶着宽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4](P147)。衣服盛气而又脱俗,有着贵族的风韵,这大概是她设计的最得意的作品。此外,在她遗留的相片中,都可看到张爱玲在服装方面的与众不同,傲视独立。于1945年与李香兰的合影中,她穿的是立领短袖齐膝的直身连衣裙,倒把李香兰比了下去;而在60年代与王祯的合影中她穿的是小V领大花的蝙蝠袖衫,衬着齐耳的短
发,显得非常的富丽、傲气。

     面对非议,张爱玲坦言:“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的起别人的注意?”世事洞明的张爱玲也不是不知道在中国一个女人太触目的风险:“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便是伤风败俗了。”[5](P290)可是穿衣规矩的相对宽松,恐怕也是被压抑至数千年的中国女子唯一的一点小小的自由了。她明白了,又怎肯放弃?她说:“中国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的多,但男装比女装不自由的多,然而单凭这一点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不愿做男子,就为了享受穿红着绿的乐趣。”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悲壮,是力大于美;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有更深长的回味,是一种苍凉。在爱的范畴里,渴望与逃避,愉悦与悲哀,仿佛葱绿配桃红,不是对立,是参差,是对照,是美[6](P76)。穿红着绿,在张爱玲的眼中就具有了多种乐趣和人生体验。
    
     是天性被压抑后的极度放恣——小时候没有好衣服穿,后来有一阵拼命穿的鲜艳,以致博得“奇装炫人”的美名;是作家自制的贴身的戏剧氛围——穿着玫瑰花红嫩黄叶绿的广州土布做成的衣服在街上走,自以为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穿着博物馆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是家族回忆的可靠寄寓——晚清行头,水红绸,黑缎镶,用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做衣服,米色薄绸上洒黑点,隐着暗紫凤凰,世代相传的华服美袍辗转入后人之手,家庭亲人的记忆就是这样樟脑的香味。甜香中几多惆怅,华丽中几多衰颓,是对没落之梦的一种弥补,是对繁华失却之后的一种记忆,而惟有衣物这样贴身;是母女漂泊聚散中唯一的代言者———自小与母亲分离的爱玲,只能在记忆中拼贴母亲试衣学洋裁的影像。聚少离多的母女,对蓝绿色的偏好是唯一神秘飘渺的遗传,毕竟她与母亲有了共同拥有的东西。而衣服在母女关系中,是若即若离、爱恨交织的精神联系。“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的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7](P291)。对于她,爱有多深,距离就有多远。

　　张爱玲爱衣成痴,恋衣成癖,在郁郁苍茫的身世之感中,她以奇装异服寄寓自伤自怜的惆怅,衣服是她生命中的最可靠的代言。在她最放恣的年岁中,关于衣服有很多故事,一件衣服就是一个自己的故事。时代变,一切皆变。建国初期,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或灰布中山装。张爱玲在这样的环境中为求和谐也只好衣着平淡一点,从前那些费尽心思设计出来的衣服也没有亮相的舞台了。衣着是时代变迁的缩影,衣着的变化随时代的转换是如此的壁垒分明,对应于“不愿做男子,就为了享受穿红着绿的乐趣”的宣言,所以她走了,这也许就是她后来离开大陆的一个内在的原因。一到香港她马上又旗袍短袄、红绸黑缎,极度放恣地穿戴起来。

　　一生钟爱奇装异服,甚至把生命比作是“一袭华美的袍”[8](P18)的张爱玲,且不论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抑或是不愿随波逐流、俗不可耐,她对美的追求和感悟,对服饰的细腻和大胆,都是个性的体现,与她独到的慧眼、敏锐的洞察力、超群的文笔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张爱玲来说,不是纯粹的观念形态的东西,而是自己生活经验的概括总结,它是张爱玲对人生的感受,这些反过来在作品中又支配着作者对人生的理解看法。

　　张爱玲对衣的恋、癖、爱,是有着深刻原因的。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背景显赫的大家庭,但这个家庭却是不和谐的。父亲是封建遗少娶妻纳妾,抽大烟,在家里建立横暴的家长统治,而母亲是留过洋的具有现代思想的女性,两人之间经常争吵,这种争吵使她感到恐惧,进而对人和生活产生畏惧,有一种逃避现实生活的倾向。正是自身和现实的矛盾,自身内部的矛盾,决定了张爱玲必然是在十分复杂的心态下审视和关照生活。在过去与未来的共同纠合下,对于现实和自身的矛盾,她往往觉得无法整合,因而感到不可理喻。
　　
　　而从文化角度来讲,也显示了张爱玲多向度的心理特征,横向的文化交叉,中西文化的兼收并蓄更加深了作者复杂的时代感受。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童年生活在北京、天津,中学毕业后就读于香港大学,这几个城市代表着不同的文化风格,这对张爱玲来讲不可能简单地呈现出文化间静态的对照关系,而是在相互的撞击中,迸发这种矛盾所形成的张力中提供更深刻的洞见的机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负载着多种文化的人们,使她从这些人身上更清楚地看到多种文化本身,甚至可以说,这种文化间的冲突也具体体现在她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无论从时间来看,还是从文化看,张爱玲都找不到和现实生活的契合点,在这样紊乱的现实面前,她也无法理清现实的秩序,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只有在服饰上独树一帜,别出心裁,来体现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

二

　　五四时期,文学始终关注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对个性的要求是当时小说共同的主题。发展到30-40年代,由于时代的动荡,个性解放、反封建的主题渐趋没落了。文学在更亲密地拥抱生活的时候,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倾向。或配合时代的斗争,或者讽喻现实的黑暗,或者转向历史领域寻求寄托,文学从不同侧面反映着时代的发展。张爱玲正是以她独特的视角表现了当时上海的社会生活,见证了这个疯狂的时代。

　　张爱玲创造了一个奇异的末世,用她独特的审美眼光,张扬的个性语言寻求着,诉说着,然而言不尽言。服饰这个无声的言语是人物情绪的载体和话语,是人物心态最直接的表现。张爱玲在40年代的上海崛起的时候,她的文章撼动了在战火中苦苦探求的人们,人们惊异,在这样艰难的岁月中,居然还有人可以花心思去追忆这些奢华的过去: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雕花的家具,漂亮的衣料,整桌的宴席,礼节繁缛的迎来送往,男人与女人之间进进退退的感情演绎……这并不难以理解,张爱玲的出身,使她亲眼见证了繁华辉煌,体验了家道的中落,她所经历的家庭生活反映了时代、国家、社会、革命的沧桑变幻。小时侯的一切是一生都难以抹去的回忆。张爱玲很小的时候就记得母亲经常和姑姑一起上街买了漂亮的衣料回来,在镜子前比划试样子,有时候还自己裁衣服做合自己心意的漂亮衣服,为了这些漂亮的衣服,她急急地盼望着长大,为了漂亮的衣服可以多穿一点时间,她又宁可日子过的慢一点。儿时的耳濡目染使她对着衣有着相当的敏感性,在《更衣记》中就细说了她从生活中得来的观察,“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所以,张爱玲用衣饰给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最炫目的一道风景。作为女性作家,她对艳美和华丽的极端嗜好,对色彩的极端敏感和颖悟,使得她故意把刺激的犯冲的色彩放在一起。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对娇蕊的衣饰描写“她穿着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便留着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的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那过分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也只有她能若无其事的穿着这样的衣服”。这就鲜明的体现了红玫瑰热烈的生命力和对振保强烈的震撼及吸引力,深刻地揭示了她的心理特征,也是张爱玲对生活的感悟。她把女性化的眼光正式介绍进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世界。

　　在《金锁记》中,长安的一生,是为了难言的自尊而不断放弃的一生,像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小说的意识描写是“渐渐缩减式的”。相亲之夜出发前的准备甚是详尽,“长馨先陪她到理发店去用钳子烫了头发,从天庭到鬓角一路密密麻麻的贴着细小的发圈。耳朵上带了二寸来长的玻璃翠宝塔坠子,又换上了苹果绿的乔其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然后到了菜馆子里“怯怯的褪去了苹果绿鸵鸟毛斗篷”,童世舫显然并不觉得旗袍这种“时髦的长背心”有什么不对,他“多年没有见到故国的姑娘,觉得长安有点楚楚可怜”。此后的交往,衣饰开始局部变化,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的脚。不说话,长安并不觉得任何缺陷,她认为新式的男女之间的交际也就“尽于此矣”。然而,有她母亲在,快乐长不了。寥寥几句话,她就毁了长安一生一世的前途。长安静静地送童世舫到庭院里,脸上带着稀有的柔和,她的藏青旗袍上有浅黄的雏菊,她就是这无力的雏菊,美丽而又无奈,她早就知道她的母亲是这样的,她没有能力干涉。关于她和他,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他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有的只是理想破灭后的苍凉。

　　张爱玲在《更衣记》中写到,“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的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的一贯态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清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和时间,而欣赏它,也同样的犯难”。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中国服饰的挑剔和嗤嘲。例如《十八春》中描写曼祯一处穿着中写到“……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深蓝色的罩袍,蓝色罩袍已经洗的软兜兜的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像一种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还有一段“……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调,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雪。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碗大的梅花,银钩铁划,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里,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边沿”。这里,单从服饰角度来讲,就颜色——她所钟爱的蓝绿色系,款式——传统的旗袍,能够描绘的如此淋漓,不难想象,在她的小说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时代意识形态的内容。她通过服饰描绘了一幅奇异的日常风景,展现了幽古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和谐的掺杂。

　　每个悲剧人物都有自己的悲剧感受和悲剧意识。《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梁太太面网上扣着的那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正爬在腮帮子上,一亮一暗的,亮的时候像一棵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不管是明是暗,都给人一种凄冷的感觉,是对热闹场中春风得意者的反讽。从动物学角度来讲,蜘蛛吐丝结网,捕获猎物,用来裹腹,而从蜘蛛这个意象喻的结构来讲,梁太太诱使葛薇龙陷入金钱的旋涡不能自拔。对梁太太来讲,物质上的丰足使她不必在意裹腹,而精神上流露出的则是一种潜意识的报复,尽管葛薇龙是她的侄女。她早年嫁了一个有钱的老头,和家里也断绝了关系,她谈何爱情!直到薇龙的出现,忌妒也好,报复也罢,葛薇龙最终成为她姑母勾住那些对她不再感兴趣的男人的色饵,逐渐沦为姑母小天地里的俘虏,在清醒的自我批判中成了俘虏。
　　一生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踯躅着,张爱玲明白,她所熟悉的那个时代已经打着“苍凉的手势”离她远去了,里面有太多民族和家族的回忆。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言说着沧海桑田,浮生若梦的历史谶语;在阴阳交界的边缘上,感受着历史隧道里古墓式的苍凉,嘘眯着眼睛看着阳光,却走不进这光芒里去。华丽而苍凉的感觉,华丽而衰败的布景,这是挽歌里的末世。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更衣记.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2]平　原.张爱玲的服饰话语[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6).
　　[3]余　彬.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5][7]任茹文,王　艳.张爱玲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2.
　　[6]张爱玲.对照记.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8]张爱玲.天才梦.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付静(1977-),女,河南周口人,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助教,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