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爱玲对服饰的感觉关注是现代作家中独树一帜的。生活中她的穿戴是人们议论的焦点,犯冲的色彩,别出心裁的搭配是她张扬个性引人注意的心理语言,是她炫耀、自慰和补偿心理的显现,是她成长经历中不同时期心态的表露;创作中,她往往借助服饰捕捉人物灵魂。理解张爱玲的服饰话语是走进张爱玲内心世界的一个切入点。

　　关键词:服饰话语;心态;个性;内心世界

　　古人语,衣以彰身。即是指衣装服饰是人体的修饰符号和色彩。对于服饰色彩的喜好在许多情况下是群体文化背景下集体无意识的体现,所有的着装观念都反映着人们精神上一种潜在的追求,正是这种潜在的群体意识使衣装服饰呈现出一种民族的恒定的生活的风俗、态度,包含着民族的情绪、习惯和文化特征,是一个民族独特的话语。

　　对于服饰话语的理解和认定,在众多作家个人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张爱玲是独树一帜的作家。在张爱玲的日常生活中,犯冲色彩的搭配,出人意料的奇异样式,别有洞天的穿戴风格,引人注意的个性张扬,是张爱玲的服饰话语,显示出了她的心态,这在现代女作家的生活中是不多见的;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用心、用力地描写衣装服饰,关注沉淀在服饰中的文化底蕴,以服饰的变化来展示人物心态、情绪的变化,在女作家的创作中也是不多见的。

　　观照张爱玲本人的衣装服饰和张爱玲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服饰以及所有这些服饰中体现出的思维、心理、审美即是本文研究的问题。

一

　　服饰文明流变过程中蕴含着民族性亘古的延伸和变化,同样也载负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成为一种时代话语,即服饰表现出一种理念,一种思维,反映着人们在某一时代精神上的潜在追求。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如果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露我们过去的经历。在服饰上有的人屈服环境,随波逐流,有的人藐视环境,处处奇装异服,有的人用服饰表现自我,穿出的是情绪,是对生活的认知态度,所以服饰是一道看不完的风景,个性独特的张爱玲在服饰上的变化,就是她不同生活时期的心理语言,是她那个时代的心态话语,我们可以通过她服饰的变化来挖掘张爱玲的心态,做到知人知衣。
　　
　　张爱玲出身在沉闷不和谐的豪门贵族家庭里。父亲的暴戾乖张,母亲的洋派,极大的反差造成父母的不合,使张爱玲没有童年的快乐,没有撒娇的处所,没有温暖的庇护,在可塑的心灵上刻下了极具情绪化的深深痕迹,她遭受伤害、冷落的心理常常想引人注意,受压抑的情绪往往渴求释放,于是造成她另一面,极向亢奋发展,藐视一切,在自由、独立、自尊、自敬中找了一种慰藉和满足,便理解了“生命是一件华美的袍,爬满虱子”[1]。当父母离异后,父亲又娶了姨太太,使得张爱玲的生活布满阴云,她永远拣继母的旧衣服穿,成了一个灰姑娘,后来和继母不合而遭父亲的毒打,最终从那个充满腐朽气味的旧家庭中逃出。离开了父亲到母亲那里,母亲经济的拮据,眼光的挑剔,要求的新派,使得张爱玲仍找不到感情的依靠,青春浪漫的少女穿着穷酸士气,印象里“过往的萧条岁月却已像极热的烙铁,印在她早熟的心间,并使她从此珍惜人世间的一切可以品尝到的舒适,并在品尝的同时仍抹不掉心底深处的悲凉。”[2]

　　少年生活的灰暗、阴潮、冷酷使张爱玲爱美的要求、心理的需要不能实现,穿衣、穿漂亮的衣服谁知在她心中有多少千千结。压抑的状态,一旦有条件,张爱玲就会毫不犹豫地满足自己,于是,成名以后,在现实生活中,她用自己的奇异服饰来自慰、炫耀、张扬;在文学作品中,用人物的着装服饰来宣泄,释放。1943年春张爱玲带着她的第一部小说的手稿拜见周瘦鹃时,“客厅里站着一身穿鹅黄缎半臂旗袍的亭亭玉立的小姐”[3]默默无闻的张爱玲着装普通而平稳,清清爽爽。当她的作品在《紫罗兰》登出后,她又写了《心经》这篇小说,求善价而估的心理使她把眼光瞄向文坛影响更大、读者更多的刊物《万象》,去拜见柯灵(时任《万象》杂志的编辑)时“她的着装色泽淡雅,穿着丝质碎花旗袍,不像她平时那样打扮的花枝招展,光彩照人。”[4]此时的着装正说明了纤弱的张爱玲处处以谦虚、内敛的姿态出现。

　　当张爱玲的读者群不断扩大的时候,她的才思滚滚而来,她的服饰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进入焦点圈,个人风格也逐渐定位。独立的张爱玲不跟随时尚的变化而有意地穿古装。参加别人的婚礼时,她穿的是前清的绣花袄裤,鲜艳突兀得叫人目瞪口呆。朝鲜女舞蹈家在上海演出时,曾和上海作家聚谈,张爱玲出现时穿的是桃花色的软锻旗袍,外罩古铜色背心,缎子绣花鞋,长发披肩。1944年张爱玲自编的话剧《倾城之恋》公演时,她穿一袭齐膝的旗袍,旗袍外套了一件短外套,是仿古的,水红色绸子,衣袖很宽,袖口用黑缎镶边,右襟下绣一朵好似卷舒的白云或许是如意。[5]衣服奇特而又艳丽,是一种别人走不进的富丽与古雅,有一种贵族的风韵。

　　成名后的张爱玲是不宜穿旗袍的,旗袍平淡拘谨又呆板,而张爱玲内心是洒脱自由独立的,宽袖大袍则和张爱玲的精神一致。张爱玲是穿给自己看的,所以她可以无视场合氛围和别人的惊讶,不期待别人的掌声和模仿,她以前清女人清闲的家居生活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喜好,领悟古装的美感,表现了她骨子里的闲雅贵族之气。她俯瞰在生活上面看着时代列车轰隆而行,她便竭力与现实保持距离,于是张爱玲选择了古装外出,甚至在家里一个人呆着也穿古装,是对一种没落之梦的弥补,是对繁华失却的记忆。同时,由于她童年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心理渴求以及成年以后的成功、满足,使她遭受压抑伤害的心理向亢奋发展,于是,她不肯随波逐流,以张扬的服饰来表达她的心态,傲视一切,品尝成就的快乐心情;又以她擅长的笔赢得了儿童时代的自尊、自大和属于她自己的人格尊严,找回了自己曾经失落的精神世界,达到了一种心理平衡。

　　张爱玲也接纳西方服饰,一次她“穿着一件柠檬黄袒胸露背的晚礼服,满身的香气,戴着手镯项链,满头珠翠,正在盛装打扮”像大胆开放的西方女郎,现代感十足,属于先锋派、,娇媚而有活性,表现了张爱玲和西方的生活方式接轨的心理特征。

　　抗战胜利后,由于婚变和政治立场问题,张爱玲由红极一时而顿入沉默、窘迫,在着装上便是“灰暗无色彩”的,这时她的感觉是突兀、不安、尴尬,在她的《华丽缘》一文中就可以感觉到她与华丽无缘的生活现状,和与华丽相随的爱美之心。1950年张爱玲出席上海召开的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时,坐在后排,在一片灰蓝中山装的代表中,她身着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显得非常突出,以服饰话语来说明自己的态度、立场,同时隐隐透出搭配的精致婉约,有个性的风格中时常流露出怀旧的调子。此时张爱玲的服饰话语中流露出她痛恨类同,不甘平庸,不能容忍千篇一律的单调枯燥的面孔,在她顾影自怜或“对镜贴黄花”之余,她对于境由心造的人生哲理有着异乎寻常的领悟力,并将之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她的人生理解中服饰御寒的功能已退到第二位,而是更强调社会场合的自我炫耀。衣是帆,人是风,性格洒脱独立的张爱玲在世上留下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她高人一筹的悟性,以服饰表达出的心境,便足以令她卓而不群,独树一帜。
　　
二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个作家的创作往往是其人格、自我性灵的写真。作家的经历遭遇及其性格影响着她理解世界,承受文化,表达自我的方式、角度、程度和态度,创作形态的形成便是作家文化和审美趣味的自觉性选择。

　　现代文学中,没有哪位作家象张爱玲那样津津乐道地谈服饰,关注服饰了。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指出:张爱玲在《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过她详细描写,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功夫。
　　
　　张爱玲笔下人物的服饰是人物情绪的载体和话语,是人物心态最直接的表现,是人物的现在时。《金锁记》女主角曹七巧出场时,“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的小脚裤子,瘦骨脸,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瘳瘳几笔,从她的着装款式和行为举止中流露出霸气、俗气。这时的曹七巧攀高枝嫁到了大户人家,有了一个患骨痨病的丈夫,各种欲望得不到满足,对于未来,对于家庭,对于自己的命运尚存一些合乎人之常情的愿望;当曹七巧失去了季泽,失去了青春,被黄金枷锁牢牢地套住之后,这时“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边夹持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黄昏,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地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这时的曹七巧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疯狂怨毒,浑身充满了鬼气和报复。《封锁》中的吴翠远“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从吴翠远的着装、色彩就可以看出她的平凡呆板的生活,因为过分严肃,所以她期待一点浪漫、渴望激情的生活,于是才会在封锁时的电车上“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张爱玲写人物服饰除了对旧生活的依恋怀念,更多地是借服饰的变化和陈述句的形式来暴露隐藏在女人华美的衣服下人性的阴暗面,捕捉人物的灵魂。

　　张爱玲人物的服饰话语还渗透着她对音乐、色彩、线条的深刻理解。“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一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明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6]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张爱玲巧妙地将衣服与舞曲联系起来,“薇龙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恍惚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全身。才迷迷糊糊盹了一会,音乐调子一变,又惊醒。楼下正奏着气急吁吁的伦巴舞曲,薇龙不由想起壁橱里那紫色电光绸的长裙子,跳起伦巴舞来一踢一踢,淅沥沙啦响。”以乐曲比喻衣服的质地款式颇具想象力,新颖又颇合薇龙的心境,——对贵族生活的陌生与向往,急于介入贵族生活;楼上楼下以衣和曲联结,暗示着薇龙将渐渐同化,此处薇龙无所适从的茫然,无法压抑的浮躁,没有归属感,找不到完整而真实的自我,预示着薇龙慢慢同化的过程;同时,这种将衣服和音乐结合起来的想象,是张爱玲以同类人为小说人物向同样经历的青年寻求感应共鸣的。
　　
　　色彩是服饰话语的基本词汇之一,张爱玲对色彩细腻敏感地把握提供给人们的是一个色彩斑火阑世界。正如她所说的,不是大红大绿的对照,而是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在《传奇》里,最令人触目的莫过于作者浓彩重笔的戏剧色调,读《传奇》可以感到犯冲的色彩对比,明暗调,带有刺激撩拨的诱惑,突兀而生动地表现出来。《传奇》里很少用纯净的颜色,《金锁记》中有青莲色、明油绿、雪青、银红、葱白、竹根青、佛青、玫瑰紫等,把每种颜色和每种具体的事物相对应,这样很容易调动读者的种种感觉,从而使小说的语言更具形象可感的特点。而且,张爱玲的各种感受也能用色彩表达形容,如《私语》中写道“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累累的蛛红的快乐。”《我看苏青》中有“蛮荒的日夜没有钟,只有悠悠地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日子过得像军窑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晕,那倒也好。”

　　灰姑娘用一双银色的高跟鞋发现了自己,张爱玲用服饰来满足自己,聊以自慰,又给文学作品增添不少亮色。

　　通过张张爱玲的服饰话语,我们可以感到在描写时,她那份从容稳健,独立于世,不迎合世人的种种情趣,同时也可以看到张爱玲定位在服饰,立意却在文化,在深层意识上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认同,但这种认同是在东西文化夹缝中游荡不定后又回归本土文化传统,而这种回归又是相对的开放和改良。

　　参考文献:
　　
　　[1]张爱玲.私语[M].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2]于青.张爱玲传略[M].张爱玲文集.第四卷,P439,安徽文艺出版社.
　　[3][4][5]孔庆茂.魂归何处——张爱玲传[M].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6]张爱玲.天才梦[M].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