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张爱玲;《传奇》;服饰;人生传奇
摘 要:张爱玲对服饰一往情深,在其作品中充满了对服饰的精辟阐述。分析张爱玲中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的服饰描写,可窥探张爱玲对服饰的审美倾向以及潜藏在其后的人生传奇。
对于服饰,张爱玲怀有不可言说的感情。
在张爱玲众多的作品尤其是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倚重的不是人物外貌,而是竭尽全力地描绘人物服饰及其变化,甚至“耽溺”其中“流连忘返”。张爱玲对衣饰的一往情深使她变成了“恋衣狂”。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张爱玲认为描写衣服即描写女人自身,衣服是“贴身的环境”,女人是“活动的衣架子”。将衣服暗指女人带有贬意,贬抑女人的肉体不存在,然而这种自我贬抑在张爱玲看来却是另一种形式的抗议。
对于有“恋衣癖”的张爱玲来说,书写服装无异在书写她的心理情结,体现了她对个体生命体验、完善的过程,也形成了她独有的观察生活、体验人生的思维方式。
一、《传奇》中的服饰
从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集《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在描写女性人物时,往往像专业服装设计师一样注重人物衣饰的色彩、质地、款式搭配。在此,本文先从《传奇》的文本开始分析,试图发现张爱玲对服饰的审美倾向及其深层内涵。
(一)质地
1.服饰的质地种类多,且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现代精神的双重渗透。
《传奇》中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布料质地有缎、绸、丝、锦、纱、棉布、绒线、绒布、丝绒等,具有西洋特色的布料质地有呢子、洋纱等。况且每种质地的分类也相当细致,例如纱就有洋纱、累丝纱、乔琪纱、绉纱,绒有毛绒、丝绒、绒线、天鹅绒等。
往往在一件衣服里就有能窥出些中西结合的味道,如《封锁》里的吴翠远穿着的是一件白洋纱旗袍。中国传统的式样配上西洋的布料,应该是很特别吧。
2.服饰质地体现了一定的等级化、规律化、程式化。
服饰质地不仅与性别、时代、年龄相关,它同时是表彰身份地位的有利工具,如以动物的毛皮象征财富历代不变,拥有稀有动物的皮毛才能彰显财富。“穿皮子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1]16这套规矩大概是皇族或仕宦阶级发展出来的,否则不能如此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
张爱玲在其文本中的流露出的这种审美倾向似乎与她特立独行反传统的个性相悖,但其实这样的服饰设计是为了适应人物的需要。
如棉布是底层人穿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第一次来姑妈家穿的是翠蓝竹布衫。古玩摊上的伙计穿的也是紧身对襟柳条布棉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花凋》中的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郑川娥终年穿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服饰似乎检验着家庭中的败者和胜者,历次服饰争夺战中的败者川娥一袭不合体的白裙装成为她被亲人冷落、抛弃直至生命之花悄然凋谢的悲剧命运的有力见证。《封锁》中的董培芝,一个吃苦耐劳,守身如玉的青年,穿的是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
绫罗绸缎则是富贵的象征,这从《传奇》里精心描写的服饰中我们也能窥见之一斑。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姑妈为葛薇龙准备的就有家常的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上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色色俱全。《琉璃瓦》中姚家大女儿铮铮穿的是青狐大衣,里面穿着泥金缎短袖旗袍;二女儿曲曲穿的是穿着乳白冰纹绉的单袍子;三女儿心心穿的则是藕色镂花纱旗袍。虽然姚家并不算阔绰,可姚先生对他的几位待嫁千金却是寄予厚望,自然不会让她们的服饰有半点马虎。《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就更不用说了,她穿着暗紫色蓝乔琪纱旗袍,隐隐露出胸口挂的一颗冷艳的金鸡心———仿佛除此之外她也没有别的心。
(二)色彩
色彩是服饰话语的基本词汇之一,也是张爱玲最费心思想要着力描写的。她以女人的敏感细腻地把握色彩,展现给人们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无论是景物勾勒,人物刻画,还是活动场面的再现,总与设色同步进行。以人物刻画来讲,服饰装扮的着意添色加彩更是渗透着特定的文化意蕴与情调。
1.《传奇》里极少用纯净的颜色,而是对颜色进行细致的分类。
单是《传奇》中出现的“红”就有大红、粉红、橙红、深粉红、枣红、银红、灰红、朱漆红、石榴红;“绿”有淡绿、铜绿、葱绿、玉绿、海绿、橘绿、苔绿、水绿、明油绿、翡翠绿、苹果绿;“青”有雪青、天青、茶青、佛青、藏青、青熟、青灰、竹根青、青莲色;“蓝”有粉蓝、翠蓝、品蓝、孔雀蓝、暗紫色蓝;“黄”有浅黄、鹅黄、柠檬黄、金鱼黄;“紫”有酱紫、肉紫、玫瑰紫;“白”有葱白、青白、月白……此外,还有赤铜色、桃灰、藕色、玄色、乌金等独特的颜色。
张爱玲试图把每种颜色与每种具体的事物相对应,让颜色真实得随处可见却又不落窠臼,从而调动起读者的种种感觉,使小说的语言更具形象可感的特点。单是从这一连串关于颜色的形容词中,我们都不能不佩服张爱玲的文字功力。
2.对色彩极为敏感的天性使她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的字眼。
具体来说,她爱用极冷色和极艳色两种色调,比如雪青、磁青、深蓝、白色、赤金、粉红、红色、潮湿的绿等,甚至运用强烈的夸张。极端的颜色往往能令人眼前一亮,给人一种惊愕的感觉,让人沉浸在色彩编织的梦幻世界里,往往带来艳丽大于和谐的效果。
3.张爱玲在颜色的搭配方面讲究参差的对照。
她曾在《童言无忌》的《穿》一章中流露出自己这种审美倾向: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愈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愈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因此唯有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这样的对照才能产生一种美的极致,这也就是所谓的参差的对照。
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王娇蕊:“她穿着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的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2]139这里“鲜辣潮湿的绿色”和“深粉红”就是犯冲的颜色,但正是这种极不谐调衬托出王娇蕊如红玫瑰般热情奔放的天性,带有刺激撩拨的诱惑,并暗示振保被其感染而产生的本能欲望。
又如《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出场:“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2]68这里的“银红”对与“雪青闪蓝”也给人一种突兀生动的感觉,果然,曹七巧非等闲人物,她的个性从她的服饰色彩中就体现无疑了。
张爱玲甚至对笔下小人物服饰色彩的描绘也不惜笔墨。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丫鬟睨儿的装束是:“穿上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裤,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3]20《沉香屑———第二炉香》中一个不知名的印度女人的装束是:“兜着玫瑰紫的披风,下面露出柠檬黄的莲蓬式裤脚管。”[3]76这“雪青”配“平金”,“玫瑰紫”配“柠檬黄”丝毫不逊色于主要人物的装束。张爱玲的配色理念似乎凝聚了各种大胆的结合,美丽而有力,完全不必顾及到习俗,只求清新可喜,使人眼花缭乱。
张爱玲频繁运用对照手法是有其内在意蕴的。她在散文《自己的文章》中坦言: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三)款式搭配
1.推崇新奇、怪诞、独具特色的服装,反对传统服饰抹杀女性美,主张美的自由展示。
新文化运动之后,服装开始打破封闭状态,张爱玲在《传奇》中反映了这种时代风尚。《传奇》里的人物虽然都是平凡生活中俗不可耐的市民,但是她们对服饰款式的讲究却丝毫不会马虎。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原是麻油店千金,嫁入大户人家残废的少爷后,地位仍然低下,为了不被人看轻,在衣着也上是紧追潮流的。如刚出场时,她“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2]68。辛亥革命后,一度掀起过女权运动,受“男女平等”的思想影响,上衣下裤正是当时女子的时兴装束。二十多年后,曹七巧的女儿长安长成了大姑娘,可仍待字闺中。当有人为她介绍对象时,她“换上了苹果绿乔琪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2]107。上面穿旗袍,下面穿百褶裙,这是满汉女装款式交融的结果。而高领圈和镶荷叶边的袖子都是当时的时尚。
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薇龙第一次来香港,虽然穿着香港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但也掩饰不住女孩子爱时髦的心理,她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
其实张爱玲写人物的奇装异服不仅仅是为了突出时代的特点或者自身的喜好,更是为了借服饰的变化和陈述句的形式来暴露隐藏在女人华美的衣服下人性的阴暗面,捕捉人物的灵魂。
2.化繁缛为简约。
张爱玲在《更衣记》里就总结了“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1]17这种减法张爱玲又把它发挥到创作文本中,显露了她的审美偏好。
张爱玲的小说大都揭示的是千疮百孔的人性世界,小说中人性的沦落蜕变过程总是通过作者对衣饰的描写加以暗示,揭示人性的过程也是张爱玲实践服饰减法描写的过程,两者同步合一,这也使她的审美偏好就有了深层的内涵。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当佟振保心中固有的传统价值体系由于妻子的失贞完全颠倒时,作者对孟烟鹂的衣饰描写也由整体而局部,由先前写她的灰地橙红条子的绸衫,缩减为最后写她的一前一后、微带八字式的一双绣花鞋。白玫瑰也丧失了纯真的传统象征意义。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无论怎样挣扎,也不可能成为穿着蓝夏布衫裤的自由自在的生命个体,而是被套上黄金的枷锁,丧失了为人妻、为人母的人性,最终成为“吃人”的恶魔,这时她枯瘦如柴的手臂上就只“剩下”一只翠玉镯子。
3.款式搭配上中西合璧。
《传奇》中有关服饰的灵感,不少是得自西方的。丝袜、裤袜和眼镜等舶来品与中国式的裙袄集于一身。如《金锁记》中新嫁娘芝寿“戴着蓝眼镜,粉红喜纱,穿着粉红彩绣裙袄”[2]100就充满了中西合璧的风格。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二、服饰中的传奇
《传奇》中种种关于服饰的描写绝非凭空的想象。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幼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往往使人终身印象深刻,严重者甚至会造成“意情结”,固著于潜意识底层,待机喷涌而出。在此人生的初始阶段,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密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幼儿,造成幼儿对世界的主观理解,并形成初步的情感模式。这些都使我们从张爱玲对服饰的描写中看到了她本身的人生传奇。
(一)家族的记忆
张爱玲内心潜藏着一种把服饰与地位挂钩的情结,这是她名门望族的出身烙下的痕迹。
张爱玲的显赫家世赋予了她贵族的气质:其曾祖父是名震一时的文华殿大学士、淮军统帅、北洋大臣李鸿章,祖父张佩纶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和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张爱玲。虽然她本身没有赶上家族最繁盛的时代,但辉煌不会烟消云散,即使是谢去繁华的家族也总会留下昔日的旧影。这些都成为了张爱玲心中永远挥不去的记忆,而大家族对服饰的讲究更是以具体可感的物质形式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些记忆大多是从祖母手里最得力的一个女仆那里听来的,而又由她零零碎碎地串起来。
“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4]“我祖母给他(三爷)穿颜色娇嫩的过时的衣履,也是怕他穿着入时,会跟着亲戚的子弟学坏了,宁可他见不得人,羞缩踧踖,一副女儿家的靦腆相。一方面倒又给我姑姑穿男装,称“毛少爷”,不叫“毛姐。”[4]……
张爱玲从不把显赫的家族背景当成炫耀的资本,甚至后来还把张家的宅院看成童年和少年的梦魇,但她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家族隔不断的联系,正如她所讲的“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4]其实,她爱他们。家族“古老记忆”的碎片最终沉淀成张爱玲独特的精神世界。
(二)母亲的影响
张爱玲虽出身传统世家,但思想观念却并不保守,这一点受其母亲的影响颇深。她的母亲黄逸梵为南京黄军门的女儿,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受过西式淑女教育,对绘画、音乐和新文学都有接触。她是新派女性的代表,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在张爱玲四岁那年,她更以出国留学以示对丈夫堕落的抗议。母亲经常从国外给女儿寄衣服和玩具,这让张爱玲在无形中接受了西方的审美观念。母亲去英国游学四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坚持要把孩子从私塾转入中学接受新式教育,让孩子学绘画、钢琴、英文。这些都系统地培养了张爱玲对于色彩美的捕捉能力,也对张爱玲以后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她体味到都市新文明的亲切。
对这样时代先行的母亲,看在女儿眼中,自然充满钦羡的心情。她的影像回忆录《对照记》中母亲的相片占有很大的比重,提及母亲的文字也无不流露出骄傲的神色:“她是个学校迷。我看茅盾的小说《虹》中三个成年的女性入学读书就想起她,不过在她纯是梦想与羡慕别人。”[5]“她画油画,跟徐悲鸿蒋碧微常书鸿都熟识。”[5]“我小时候她就自己学会做洋裁,也常见她车衣。”[5]……她曾说过:“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1]89
其实,她自己也或多或少地遗传了母亲某些不可言说的特质:“我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浅的蓝绿色。我记得墙上一直挂着的她的一幅油画习作静物,也是以湖绿色为主。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气死人。”[6]
但其实这个在女儿眼中美丽敏感的女人总是高来高去,与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却是很短的。因
此,母亲对于张爱玲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一种寄托,是她所向往的自由空气。不过也正是这股自由的空气在人生态度和进取思想上潜移默化地深深影响了张爱玲,使她远离了旧式家庭,皈依了都市文明,增强了女性主体意识,并且带有异域的色彩,显示出独特的审美个性。这一点从张爱玲推崇新奇、怪诞、独具特色的服装中可以看到。
(三)精神的漂泊
张爱玲在生长过程中由于长期缺乏充足的母爱,父亲又是一个吸鸦片、娶姨太太的典型遗少,长期照顾张爱玲的其实是家里的女佣。因而她的潜意识里蕴积了大量的负面情绪,造成其敏感孤僻、易受伤害的人格特质。她是一个孤独的精神漂泊者,有着一种带敌意的世界观,对世界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她始终以冷眼旁观世情,与人世隔离。
古老的家族历经沧桑之后变成“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她的内心隐藏着无尽的恐惧,让我们在《私语》中看到:“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儿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这是怎样的压抑?更可怕的是“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的统治下生活,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色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正是这种服饰上的寒酸造成了少女张爱玲自卑、压抑的心理,扼杀了对美具有很深感悟力、渴求欲的敏感少女的爱美天性,也最直接有效地割裂了张爱玲对家族、旧文化最温情、最感性的依恋,造就了她无家的漂泊感与荒凉感。她说过“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至于后来一度clothes crazy (衣服狂)”[7]。其实那更多的是促成了一种表达自我的观念。从心理学角度上讲,少女时代的张爱玲对美(具体为服饰)的欲望受到压抑,必然造成一种补偿心理,这种被压抑的欲望潜藏于内心深处,一旦条件允许,必然会以某种方式宣泄出来。由此不难理解张爱玲对奇装异服的偏爱。她立下的未来志向是:“到英国读大学、画卡通影片,比林语堂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俐落的生活。”[1]113她要用个性的服饰漂泊于现实与梦想的精神家园,找寻着属于她的天堂。
从《传奇》中的服饰到服饰中的传奇,我们看到衣服之于张爱玲,除了是身体景观的即席戏剧演出外,更是创作手法与人生哲学的重要寄寓。张爱玲在用服饰阐释着她的记忆与现实、痛苦与欢乐、辉煌与落寞,虽定位在服饰,立意却在文化,既显示了她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认同与回归,又显示了她开放与改良的思维。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流言.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7.
[2]张爱玲.倾城之恋.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7.
[3]张爱玲.第一炉香.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7.
[4]张爱玲.张爱玲祖母带着子女合照.对照记[EB/OL]. [2005-10-15] http: //www. frostar.com/wenji/dzj/tp2/01. htm.
[5]张爱玲.缠足的张爱玲母亲.对照记[EB/OL].[2005-10-15] http: //www. frostar. com/wen-ji/dzj/tp2/04. htm.
[6]张爱玲.张爱玲童年时的照片.对照记[EB/OL].[2005-10-15] http: //www. frostar. com/wen-ji/dzj/tp1/08. htm.
[7]张爱玲.张爱玲和姑姑.对照记[EB/OL]. [2005-10-15] http: //www. frostar. com/wenji/dzj/tp2/03. htm.
作者简介:范昕(1984 ),女,汉族,湖南长沙人,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