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长篇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研究已经相当的丰富了。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人们仍然趋向于将罗曼·罗兰放在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所组成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序列之中,将《约翰·克利斯朵夫》放在由《红与黑》—《人间喜剧》—《包法利夫人》—《俊友》组成的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经典小说序列之中。我们感到,就是这样的理解,似乎遮蔽了这位“世纪之交”的文学大师的许多东西。至少,让他作为“跨世纪”的独特才华过多地沦陷在19世纪的门槛内,而未能昭示其迈向20世纪的崭新的一面。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映”框架中,我们很难触摸到约翰·克利斯朵夫那喷发式的生命热力以及作家本人怦怦跳动的自由不羁的心———这一切都的确与于连、拉斯蒂涅、包法利夫人时代有着显著的不同,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时代拉开了距离。
罗曼·罗兰在《青年时代的回忆录》中表示,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要报“充满虚荣的市场的仇”,这一表述实际上已经生动地说明了这部小说区别于经典现实主义的“内倾性”特征。的确,当罗曼·罗兰以独立不倚的姿态拒绝了法国上层文化圈的“垂青”,当他日渐追求着一种与时尚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进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放厥词”,提出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反战言论;当他在自身的特异感觉力的引导下,多次幸运地步入了“超现实”的奇幻世界的时候,有一个东西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就是罗曼·罗兰这位文学大师对自由生命的追求,正是出于对自身生命自由的尊重,他才竭力保持着与当时法国公众的格格不入的生活态度,正是为了实现生命的自由,他才敢于反抗所谓的“民族战争”,所谓的“国家利益”,而对超现实境界的沉醉,也正是他对自由生命的一种真切的“投入”和“享受”。
这无疑构成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心命题。我们认为,只有从自由生命的阐释这一角度,才能突破单纯现实主义批评的局限,真正进入到小说文本的深层意蕴中去。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自由生命
罗曼·罗兰曾经满怀深情地说:“生命是一组连续的死亡与复活。克利斯朵夫,我们一齐去再生吧!”①作家的生命就这样与他心爱的人物融为了一体,因此,进入这部小说,首先感染着我们的便是主人公克利斯朵夫的自由的生命。
自由生命无疑成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独立人格的基础。《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巨著主要追踪了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卓绝探索的人生历程。在这一历程中,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一如作家罗曼·罗兰本人那样的反社会反传统的人格独立意识。而这一人格独立追求的思想基础恰恰就是他对生命自由性的坚守。
小说告诉我们,独立人格甚至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年仅7岁的时候就有了充分的表现。那是一次他祖父和父亲专门筹办的音乐会,小克利斯朵夫才华横溢,演出相当成功,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这时,父亲让他向台下飞吻,并向大公爵包厢表示特别的敬意。本来这在当时不过是艺术家的平常之举,但出人意料的是,克利斯朵夫对此却感到相当厌恶。因为在他看来,他演奏,仅仅是因为自己酷爱音乐,音乐能带给他无穷的乐趣与不尽的享受。至于别人鼓掌与否,他并不在乎,更没想过要讨谁的欢心。小说中描写到,这个时候,“他低着眼睛,对谁都不看,始终把头扭向别处,觉得那个罪真受不了,非常痛苦,不知痛苦些什么,他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一点不喜欢台下那些听众,他们对他拍手也不相干,他不能原谅他们笑他,看着他的窘相觉得开心……”以后,小有名气的青年克利斯朵夫在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没想到这家报纸的主办人是他的保护人——一位公爵的死对头,这位公爵认为克利斯朵夫背叛了他,把克利斯朵夫叫去臭骂了一顿,克利斯朵夫也毫不示弱,一点不愿表示歉意。回家后,这家报纸又乘机找上门来,想利用克利斯朵夫的怨气披露一点公爵的隐私丑闻,没想到也同样被克利斯朵夫果断地拒绝了。
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从克利斯朵夫的音乐创作中也能充分体现出来。他的音乐作品绝不媚俗,绝不为了出人头地而迎合时尚。他的音乐作品完全是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对生命理解的忠实表达。当初,克利斯朵夫按自己的意愿创作了不少的作品,但在当地却找不到知音,这时,有一个瓦格纳友谊会主动拉拢他,起初克利斯朵夫也很高兴,但在进一步的交往中,他发现彼此对人生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是便毅然绝交。这些均能反映出克利斯朵夫对自由生命的不懈追求与坚守。
自由生命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人生追求的强大动力。
《约翰·克利斯朵夫》竭力为我们展示了一种超功利的人生追求。既然人生追求不是为了现实的物质利益,不是为了世俗的名和利,那么,它的动力又来自何方呢?罗曼·罗兰认为,动力来自宇宙间普遍存在的那种神秘的但又是强大的生命力。
罗曼·罗兰从自己“通灵”的幻觉出发,对这种强大的生命力崇拜之至,认为它就是人生追求的原动力,简直就是上帝。罗曼·罗兰本人对这种生命力怀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迷恋,对它的表现也是精彩之至。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他舅舅高脱弗列特常在夜间带他外出散步,万籁俱寂中,一老一小沿着莱茵河走着,这时候高脱弗列特总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他声音很轻,歌词简单,是一种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民间小调,但却非常自然,绝无那些音乐“大师”们的造作之感。克利斯朵夫好奇地问这歌是不是他编的,高脱弗列特回答说:“你心里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干吗还要我编呢?”“干吗要编?为的是要做大人物啊!”高脱弗列特笑了,“那么你干吗要做大人物?”克利斯朵夫回答说:“为编些好听的歌。”高脱弗列特笑着说:“你想编些歌,为了要做大人物,你想做大人物,为了要编些歌,你倒像一条狗追着自己的尾巴打圈儿。”接着,他让克利斯朵夫谛听大自然生命的活动:“青蛙们正在谈话,草地里哈蟆像笛子般唱着悠扬的声音,蟋蟀尖锐的颤音仿佛跟星光的闪动一唱一和,微风拂着榛树的枝条,河后的山冈上,传来夜莺清脆的歌声。”高脱弗列特沉默了半晌,叹了口气,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克利斯朵夫说:“还用得着你唱吗?它们唱得不是比你所作的更好吗?”这里,罗曼·罗兰告诉我们,在自然生命的节律面前,任何世俗的声音都是粗糙的、雕琢的,只有自然生命才具有永恒的启示意义。
正是这种来自宇宙的神秘的生命力给了克利斯朵夫无穷无尽的支持。在克利斯朵夫一生中,曾多次遭受挫折、打击,多次陷于绝望自杀的边缘,在这种时候,总是宇宙生命的恢弘景象给了他鼓励,促使他从濒死的边缘挣扎着又站了起来。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青年克利斯朵夫按自己的理解创作了一些在风格内容上“反传统”的音乐作品,立即遭到几乎所有人的攻击。从此谁也不愿意演奏他的东西了。忽然有一天,他接到一个音乐指挥的信,表示愿意演奏他的新作,这消息让他喜出望外。然而当他赶到剧场却意外地发现现场是一片混乱,各种乐器胡乱吹奏,连起码的节奏、旋律都没有了,可指挥竟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指挥,拼命想让观众相信这就是克利斯朵夫的作品,以至全场观众的哄笑之声不绝于耳,“再来一次!”的高喊持续了好几分钟。克利斯朵夫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他像一个疯子似的在荒野中狂奔,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一条小河边。就在这时,一幅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景象展现在他的面前,他猛然悟出,同浩瀚宇宙中生命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相比,人间的纠葛显得多么狭隘,多么不值一提啊!小说写道:“他爱生命,觉得自己永远会爱生命,无论如何不会跟它分离的了,他如醉若狂地拥抱着大地,拥抱着生命,”他深情地呼唤:“我抓住你了!你是我的人了,他们决不能把你抢走,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罢!便是要我受苦也无妨!……受苦,究竟还是生活!”
克利斯朵夫人生中所承受的最大打击莫过于他真心的朋友奥里维的惨死。奥里维惨死之后,他自己又与当医生的阿娜陷入了一场痛苦的爱情。在阿娜精神崩溃后,克利斯朵夫毫无知觉地在瑞士的乡村里游荡,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一片大森林,结果迷失了方向,四处寂寥无声,死气沉沉,“白茫茫的雾越来越浓,变得黑沉沉的,刺他的喉咙……”可就在这时,“起风了,突然之间远远的来了一阵波涛,树林深处先卷起一阵风,像奔马似的到了树顶上,树尖都像水浪一般的波动。那阵阵风好比米开朗琪罗画上的上帝在百丈巨涛中汹涌而来,在克利斯朵夫的头顶滚过。森林为之战栗”。他似乎重新被掀起求生的活力:“当天晚上,狂风吹进了他所在的屋子,屋瓦乱飞,屋子摇摇欲动,一个花盆被吹到地上摔得粉碎,没有关严的窗户哗啦啦的打开了,一阵热风直冲进来,劈面吹着克利斯朵夫,吹到了他裸露的胸部,他跳下床,张着嘴,连气都透不过来。”这一回,他真的“复活”了!
可以说,是宇宙生命的强力支撑着克利斯朵夫的一生。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姓“krafft”(德文为“力”之意)本身也充分表明了罗曼·罗兰通过主人公所传达的追求意向。
文学史意义上的自由生命
维护自我的尊严,追求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可以说是19世纪法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司汤达在他的代表作《红与黑》中也为我们塑造了文学史的典型形象———于连,维护自我的尊严和人格同样也是于连留在文学史上的重要特征,并由此拉开了法国19世纪文学“青年奋斗者”形象的序幕。那么,同以于连为代表的法国19世纪青年奋斗者相比,克利斯朵夫的追求又有什么新的内涵呢?
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怀着“红”的个人理想,却又走着一条“黑”的道路,因为对于连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改变自身现实的社会地位,所以于连的人生之梦便是当将军、当主教、当贵族,他占有了真挚的德瑞那夫人,但在清晨5点钟便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此时占据着他心灵的“新奇的快乐”是消除沉重的自卑———此时他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掂量了情感和实利各自的分量;同样,无论他如何对玛特儿小姐青睐,更有力的内在驱动也是关于个人现实地位的思考;他决心穿上黑色的教士服,是因为神父的收入三倍于拿破仑手下的大将的收入;他熟背拉丁文《新约》是因为以此可以作为晋级的敲门砖;木尔侯爵的保王派黑会分明与于连的精神思想格格不入,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他却愿意将自己“染黑”,当然,于连所有的这些妥协都不必简单成为我们的否定性评价的理由,司汤达也并不因为这样的妥协就从情感上抛弃了与他具有相同奋斗遭遇的青年于连。但是,我们却的确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在司汤达时代,文学家对个人理想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人的现实物质利益方面———于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人格追求及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比如在他生命即将结束之际他所产生的“蜉蝣意识”),但比较起他对现实物质利益的重视来,他对个人精神境界的追求分明要次要多了,或者说在于连式的奋斗者那里,个人的独立追求固然重要,但最终都还得服从现实物质利益需要这个更根本的主题。为了现实的物质利益,或者说为了争名夺利,在某些时候,人格追求可以退居次要甚至可以作出让步。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司汤达时代作家所理解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
巴尔扎克笔下的青年奋斗者拉斯蒂涅则沿着于连所迈出的物质占有的人生道路走到了尽头,甚至个人的尊严和人格都可以忽略了!当拉斯蒂涅在鲍赛昂夫人的没落和纽沁根太太的崛起面前深深地感叹“我入了地狱,而且得留在地狱”,当他接受了“有财便是德”的人生信条以至利用这一信条将欺骗掠夺的手首先伸向他那单纯无辜的姊妹时,我们几乎已经看不到曾经闪烁在于连身上的高尚的理想了。可以这样说,巴尔扎克在拉斯蒂涅那里所能寄寓的不是生命的意义而是生存的无奈,拉斯蒂涅式的生存形式是金钱社会的无奈,这个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可谈了,“意义”成了古典主义的话题,“意义”正远离人而去,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家所披露的这种沉痛与20世纪的现代主义遥相呼应。同样,在福楼拜那里,我们看到挣扎于情欲之海的包法利夫人,在莫泊桑那里,看到了野心家杜洛阿……他们在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程度上沉入了物欲的世界,又在不同的程度上迷失了自我。罗曼·罗兰笔下的克利斯朵夫却与传统文学史上的所有这些生存形象都迥乎不同。因为,对克利斯朵夫而言,追求人格独立、探寻生命自由本身就是目的的全部。在这里我们不妨引述一段克利斯朵夫与他的朋友曼海姆的对话,曼海姆希望克利斯朵夫能够“合群”,以向大众认同来摆脱难耐的孤独,但克利斯朵夫却袒露了他那独立特行的人生态度:
“你总不会对谁都不理罢?”
“我不要朋友。”
“那你得给人家嘘。”
“我愿意给人家嘘。”
“给人家嘘这种福气你也保持不久的,将来人家会根本不奏你的作品。”
“不奏就不奏,你以为我非成为个名人不可吗?”
可以认为,与传统的青年奋斗者相比,克利斯朵夫的人格独立表现得最彻底,最纯粹,它带有鲜明的“超物欲”特征。在小说中,克利斯朵夫个人生活的最大特色就是清贫,而且他甘于这种清贫,这样的自白在19世纪的西方文学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你以为我非成为一个名人不可吗?真无聊!发疯!愚蠢!……我要关起门来,只为了自己而活,为了我喜欢的人而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克利斯朵夫不是什么个人奋斗者,而是自我生命的体验者、思考者和追求者,这也正是作家罗曼·罗兰赋予法国文学史的奇丽的景观。
自由生命与艺术格调
早有人注意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在艺术格调上的独特性:较之于司汤达、巴尔扎克这些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是对小说抒情因素的分外看重,“抒情因素和哲理、政治因素相互交织,构成作品‘长篇叙事诗’的独特结构”。②不过,在我们看来,单纯将小说的独特贡献认定为“抒情因素”(或曰心理描写和自然风光的抒情性描写)似乎还不够确切,因为,善于使用心理描写或自然风光描写的决不仅仅只有罗曼·罗兰,甚至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司汤达也被认为是善于开掘人物内在世界的作家。在今天,值得我们注意的更在于,《约翰·克利斯朵夫》所包涵的这些所谓的抒情因素其实就是作家对自由生命存在形态本身的关注———从本质上讲,罗曼·罗兰所要抒写的不单单是“情”,而是自由生命的运动流转的真实面貌。
很显然,克利斯朵夫的故事并不复杂(其曲折起伏并不比于连、杜洛阿式的命运更芜杂、繁复),但是,引人注目的却在于,这些并不特别复杂的内容却足足耗去了10大卷,中文译文也达100万字。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作家的创作意图:他并不特别着眼于“故事”内容本身(当然也就不单纯是要利用这些故事来引发人的情感了),他关心的是另外的东西。在小说第七卷初版序言中,罗曼·罗兰这样表述了他的用意:“这几卷跟全书其他的部分同样不是小说,我从来没有意思写一部小说。那么这作品究竟是什么呢?是一首诗吗?你们何必要有一个名字呢?你们看到一个人,会问他是一部小说或一首诗吗?我就是创造了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决不能受一种文学形式的限制。它有它本身的规则。”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罗曼·罗兰抛弃了故事,甚至也无意特别突出故事中所包含的人的情感反映,被他留下的只是人,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内在的生命形态。作者在艺术构思上不想“讲故事”,如果说在客观上讲了一些时断时续的故事,那也是为了表现主人公内在精神世界的需要。
对人的内在生命形态的描述最终为我们贡献了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如果说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对“故事”的重视反映着作家对人物社会角色及外在社会行动的关注,这种现实性极强的关注往往造成了一种逻辑结构严密、情节推进层次分明的叙述方式,《红与黑》、《高老头》、《包法利夫人》、《俊友》都莫不如此;那么这部小说对内在生命形态的重视则必然会带来叙述方式的革命。阅读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它叙述所特有的跳动性和鲜明的节奏感,它追求的似乎不是逻辑的清晰和情节的分明,而是某种内在的韵致———或徐缓或峻急或飘逸或醇厚,时时把我们的文字阅读带入一种音乐欣赏的独特氛围之中。我们认为,罗曼·罗兰是以他所熟悉的音乐艺术的方式在创造这部小说,因为音乐正是对生命流程的最完整生动的叙述。小说讲述了克利斯朵夫的人生故事却又将这种人的物质生存状态置于表层,而将重心放在了生命存在的内层,具体而言,就是以文字的形式讲述着现实生存的故事,而又以隐含的音乐的旋律展开着一个“生命”从诞生、发展、磨难到升华的完整过程。
更确切地说,这种音乐应当是交响乐,而“诞生”、“发展”、“磨难”和“升华”四个生命的流程正好构成了一部经典性的交响乐所具有的四个乐章。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交响乐式的叙述方式(结构)来重新划分整部小说的内在组合:
第一乐章相当于小说中的第一至第三卷,内容涉及克利斯朵夫的出生、少年时代及生命中的第一次启示。他所要表述的是生命的“诞生”。这样的内涵和情调又正如交响乐第一乐章———它应当担当序曲和呈现主题的任务。
第二乐章相当于小说中的四至五卷,内容涉及克利斯朵夫在追求音乐艺术的过程中与世俗的冲突。这种激烈的冲突仿佛就是全曲主题的第一次展开,同时冲突本身又好像符合了一部典范性的交响乐第二乐章的音乐特征:激越的快板。
第三乐章相当于小说的六至八卷,这里主要描写了克利斯朵夫的友谊与爱情,继续展开主人公的人生追求,这分明就是主题的第二次展开,同时也符合交响乐第三乐章的音乐特征:抒情的慢板。
第四乐章在小说中是九、十两卷,这是克利斯朵夫在一系列的人生动荡后对生命的再次领悟,并由此进入到一种清明高远的崭新境界。这是主题的第三次展开,而最后的清明则是对自由生命主题的再现,动荡的人生搏斗正好呈现了第四乐章的“急板”特征。
罗曼·罗兰不仅在小说的整体构思上充分利用了音乐的叙述方式,而且也注意在小说的具体细节描写中融入音乐的特色、音乐的氛围,比如小说的第一卷“黎明”,开篇写到:“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玻璃的痕迹蜿蜒流下。”这样的气氛非常传神地拉开了一首交响乐的序篇。接下来是爷爷看望孙子时唠唠叨叨的一席话,然后又推出了关于江河、生命以及岁月的描述,长达数千字。这分明是以磅礴的气势来呈现全书的主题——生命就是这样地滚滚向前!可以说,对自由生命的追求与讴歌就是罗曼·罗兰这部宏篇巨著叙述艺术的出发点。
注释:
①引自阿拉贡《论约翰·克利斯朵夫》,见《外国文学评论选》下册,第342页。
②朱维之 赵沣主编《外国文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