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完全可能为了极为不同的理由去接近同一作品——由于它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或者仅仅为了作品对于你的思考能力的某种挑战。沈从文之于我，主要意味着一些有价值的问题，这首先是目下正引起广泛兴趣的创作者的审美意识与社会历史意识以及更广阔的文化意识的关系问题，沈从文无疑是探究这类问题的理想对象。在我看来“有价值的问题”还应当包括：这样一位中国现代作家是怎样以极其个人的方式呼应了世界文学中的共同思考与探求，他又怎样以其个人方式曲折地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某种共同性格，他的创造物中包含了怎样的现实课题，从而显示出某种“现代”标记的。你当然可以由现代文学史上其他有分量的作家那里引出类似的问题，但沈从文作品的有关回答绝对是独特的。

展示着健全的生命形态的湘西：
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

　　人类及由其创造的艺术，无以逃避这一种历史生活的矛盾，所谓“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正象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某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于原始事物的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热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因而“巴库斯(按即‘酒神’)在希腊的胜利并不令人惊异。”1而“艺术”，则“经常为希腊精神利用来作为替生活说教、反对克欲的犹太精神的讲坛……”2

　　文明的发展在其一个阶段上，不能不以道德法律的废弛(如希腊的巴库斯崇拜)为代价，而这又由于文明进程(其精神表现之一却又正是道德律的日趋苛细即“完备化”)所造成的对人性的新的束缚。这也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中经受的无穷痛苦的一部分。这种历史的矛盾现象，一再地成为了艺术创造的酵母。

　　世界文学史上已经充满了反映上述历史矛盾的作品。你随处可以听到不同语种、文字的由社会进步，由人性解放，以至仅仅由“美”的方面提出的抗议——对于习俗，对于世俗道德，对于现存秩序。而其中尤为深刻的，使许多作品获得了历史深度的，正是其强有力地反映出的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中国现代文学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上述历史矛盾，比如城市的商业化以及近代商业对于古老乡村的“侵入”所造成的“道德沦丧”，淳朴牧歌情调的破坏。许多作家都涉笔上述生活侧面；但是由性爱的方面反映上述历史矛盾，中国现代作家却大多另有思维线路。

　　“五四”爱情小说写“个性解放”，是由旧道德的桎梏下解放。中国的不发达的城市文明，似乎还不足以造成新的束缚，而性意识的解放却是赖有城市的文化环境发生的。“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要求，在社会革命的时代条件下，很快即发展为社会解放的要求，由人性解放，人性发展方面的对于婚姻爱情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成为主要思路。到30年代，甚至以婚姻爱情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也渐少渐弱——这也多少出于时尚，尤其左翼文艺运动的强大影响和吸引力。然而沈从文，由湘西走出，自居为“乡下人”的沈从文，却依赖了“湘西”这一特殊的参照物，发现着尚不发达的城市文明对于人性的戕贼，而且正是从性爱的方面着笔的。

　　处在文化形态更替之际的欧美作家、艺术家，向未开发的荒僻地区，向尚未开化因而也未经“异化”的民族(比如吉普赛人)那里，发现雄强的人性，发现人性中的野性的力量，生命力的无拘无束的自由奔涌。他们在某一方面正是沈从文思想与艺术的先驱。而且无一例外的，这些欧美作家，由自己生存的世界里发现着人性的荏弱、生命力的萎缩，以及上流社会由“文明”遮掩着的堕落与无耻。

　　沈从文在他的作品里，一再写知识者——自然是生存于城市环境，作为城市文化的体现者的知识者——的毫无血性，毫无生命活力，写他们的虚伪或怯弱，他所选择的，通常是人物面对异性的那类时刻。比如一个女子，渴望着男子“那种近于野蛮的情热”，要求“出之于男子直接的、专私的、无商量余地的那种气概”的“压迫”，“她要的是与人间本性的对面”，而这须对方将“斯文”除去，“与道德相悖驰”才有可能。她所面对的“近代男子”，却是“微温，多礼貌，整洁”的一群。这是《薄寒》。题旨相近的还有《如蕤》、《记一个大学生》、《元宵》、《焕乎先生》、《怯汉》、《自杀的故事》，以及写绅士间种种“爱情游戏”穷形而尽相的《绅士太太》等等。

　　对于一种都市人格、知识者的“阉寺性”刻绘最力，也最为作者本人所得意的，自然是那篇《八骏图》。小说所写，是上层知识分子，属于中国知识界中最有教养的一群。然而“这里的人从医学观点看来，皆好象有一点病”，中国式的“文明社会”里不被认为龌龊的病：性心理的畸变，意淫，虐人自虐。主人公作为其他人物的批评者，指摘教授丁的爱情哲学违反“自然的道理”、“人类生命的秩序”，以为“这同束身缠脚一样，不大自然，有点残忍”。作者仍觉未能尽意，终于让这个自以为“身心健康”，自居为‘‘医生’’的主人公证明了自己也是病人。由性爱的方面入手，他提出的是有关生命存在方式、生命意识的问题，是人性、人的生命力的解放问题。而性爱——这的确是沈从文观察最深最久的生命活动——则被认为是关于上述方面的最为灵敏的试剂。

　　沈从文在其所置身的城市文化环境中，在其所置身的知识者中，到处发现着因缘于“文明”、“知识”的病态，种种“城市病”，“文明病”，可以归结为“阉寺性”的种种人性的病象。正是对病态、阉寺性的发现，使沈从文终于发现了他独有的那个世界，属于沈从文的“湘西”。我不愿意说，这一切都是预先设计好的，有着明确的预定目的的。况且这也不合于实际。我只想说，作为结果，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构筑，依赖了他最现实的热情：人性批判与更广泛的文化批判的热情，并在他的“湘西世界”之上，打下了有关的思想印记。“湘西世界”在沈从文的艺术思维中，是作为另一世界的否定形象，因其体现着否定与批判，而获得了它自己的生命的。沈从文在这一世界中，并不是发现了性的放纵，而是在情欲的奔放中发现了“健全人性”，发现了生命与力。

　　沈从文写性爱中的人们对于自己生命力量的欣悦与自豪，笔下也满溢着作者本人对于生命活力的赞叹。这个世界关于“性”的观念，决不只使你感到“猥亵趣味”。因为问题不只属于狭小的道德范畴，而属于广阔得多的文化范畴。你由那种生命的自在形态中，除了嗅到蛮荒气息，还多少感到了生命的庄严。

　　统治着这个世界的，是“自然”，不是道德也不是法律。人性所在，宁以死殉爱，与“自然的神意合一”，也不为“魔鬼习俗”所羁束。这才是真爱。能这样爱的人，是赋有“神性”的美的人(《月下小景》)。有权对人裁决的，只有“自然”这一尊神。“象是天许可的那种事，不去做也有罪”(《神巫之爱》)。而“自然”的就是“美”的：秩序为了“美”而存在——而不是相反；道德统一于“美”——也不是相反。这也许果然是湘西一类“化外之境”的宗教?却又分明是由沈从文把它们观念化，提升到哲学层面的，尽管中国思想史上早已有过“天理”、“人欲”之辨．而上述观念在世界文化史上更算不得新鲜。

　　借助于湘西地方巫卜文化的流风余韵，沈从文创造了富于浪漫情调的人性世界，情欲世界。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人把神巫作为神的代表，怀着畏怖，而湘西的花帕族女子却把男巫作为美男人，渴想着索取人间的爱。人神的界限在这一种文化中一向不清楚，而以情欲沟通两界，也是某种原始宗教活动的特点。这里也正有沈从文的审美心理的生活依据：在湘西人们朦胧的宗教意识中，对于“跳傩”一类宗教性活动，心理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审美的：对于人间的美的追求，对于人性满足的追求，疯狂中表观的是人性的饥渴。

　　《龙朱》、《神巫之爱》诸篇写“神性”(极度圣洁化了的情欲表现)与“魔性”(被世俗看作“恶”的强大情欲)，但在其他湘西诸篇中，“神”与“魔”失去了其原始性的存在，世俗化了，消溶进“人”的日常生活中，却在“人”中保存了自己。翠翠、天天们的极度纯洁中正溶有“神”，豆腐铺老板的爱欲里也溶有“魔”(《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至于虎雏(《虎雏》)，则天性中更有“神”与“魔”的统一，在沈从文看来，属于人性的另一个境界，非通常的善恶尺度所配度量。

　　沈从文的湘西诸作中，更有世俗气息的，是总题为“阿黑小史”的系列小说。不只被描写的人物生活状态，对待性爱的态度，而且作者的描写方式，小说的组织，都以“自然”为依归。这里有形式与内容、作者的哲学意识与审美意识间的对应，也即富于思想意味、哲学意味的形式。不妨说，作者写湘西的那一部分小说，其结构方式、形式特征，正是在作者对于对象的文化价值判断中孕育成熟的。

　　沈从文写小说，也许可以认为有三套笔墨(自然就其“大略”而言)：写城市、知识者诸篇文字的琐细以至时见冗赘，写湘西普通人生活的极其自然明净与节制，和《神巫之爱》、《龙朱》诸作的铺张奢华——统一了民间俗文学的机智与贵族式的风雅。“笔墨趣味”之外，与内容相适应的，还有其结构形式。写城市诸篇在组织上的过多技巧，倒像是适应了那种充满“人工”的人生形态。而《阿黑小史》之属，依生活流程组织材料，把生活本身的“非组织性”，事件的随机性、偶然性，动作的自发性、“无意识性”带进了小说的叙事结构。“散”到了不可收拾——本来也无意于“收拾”。令人感到作者意欲写最自然的人的生活，致使叙事结构也因之而“自然化”——内容世界的“自然”，与作者写作态度以至结构形态的“一任自然”的对应。上述说法也许未免穿凿。但我在下文中正要说到，沈从文所选择的对象世界，由那世界所启发了的美感，怎样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他的审美感情，帮助他找到了最能寄寓他的审美理想的内容与形式。

　　每一位作家都会有一种关于自己的想象，正如常人那样。人们乐于接受一位作家的自我想象，对于常人却不见得能有同等的信任。沈从文相信自己当创作时并无“社会价值”、“一般目的”的计较，相信没有伦理意识搅扰他的审美感情：“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不大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3应当说，这的确使他区别于有明确的道德意图的作家，他为“湘西”辩护时使用的主要武器也的确是“美”。但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却正有道德的批判——道德意识对于创作心理的渗透。

　　对于辰河上的水手与吊脚楼女人，他压根儿不打算作伦理的度量，而只去写那生命力的恣肆进溅处。他甚至把残酷也写得美丽，为了不让“文明”、“愚昧”这类历史文化判断妨碍了自己的审美判断，破坏了对于“美”的沉醉——有意的忽略中却正有伦理的自觉。他试图以审美意识“统一”伦理意识，反复告诉你“美就是善”，倒也因此更透露出对于“善”“恶”的真正关心。

　　他在事实上，正是以秩序(主要即“伦理秩序”)与“自然”是否相合，道德律的宽严与否，解释两个世界(湘西世界与城市世界)间的人性差异的，困扰着他也启示着他的，正是审美理想与道德秩序的现实冲突。

　　在湘西世界里他以感性形态来寄寓的意念，往往在另一世界直接说出来。因为他跟他的那类人物一样，是有思辨癖好的知识者。他告诉你，“达士先生(按即《八骏图》的主人公)的态度，应当由人类那个习惯负一点责。应当由那个拘束人类行为，不许向高尚纯洁发展，制止人类幻想，不许超越实际世界，一个有势力的名词负点责。”他进而对你说，这名辞即“道德”(《八骏图》)。批判的语言因过分宽泛而不免含混，所请出的“自然”，不消说也是一尊旧神。你在明末反理学的思想家那里，更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宗教神学的思想家艺术家那里，一再看到过面目相像的神。但这不也正说明了人类仍然未能解决自身的文明发展与道德进步间的关系，说明这历史课题的现实性?至于这一课题对“五四”以后中国的严峻性，不但可以证之以历史，也可以证之以你我他的个人经验，已经是不待说明的了。这是一个注定要贯通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课题，无论你怎样变换概括的方式。罗素使用的就是他自己的概念系统。他说：“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着全部历史的冲突。”4沈从文完全不必为他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批判而感到可羞，正是这种现实感使他的创作通向了人类共同经验、世界文学中的某种共同性主题。这种道德批判的“自觉”对于他的审美创造也不曾造成过损害，事实毋宁说正相反：统一了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的现实热情，把他引向了对于湘西世界的艺术发现。

　　为了说明这后一点，有必要回溯他的早期创作。我不敢恭维沈从文的某些早期作品，比如《长夏》(1928)、《篁君日记》(1928)之类。因为我看不出这类作品与流行一时的张资平、叶灵凤的作品的区分：无论题材性质还是格调。沈从文的创作，并没有一个辉煌的起点，他不是那种一出台便博满堂彩的幸运者。不错，他一开手就在写湘西：《野店》、《赌徒》、《卖糖复卖蔗》、《鸭子》等等。但他却既显得富有又显得贫窘。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充满民间趣味的生活材料，(这岂不要让许多新文学作者妒煞羡煞!)却又在无聊赖地把生活中的琐屑事故敷演成篇。而那些极为新鲜、生气流溢的湘西生活材料也未脱出“原料”状态，并没有被真正“审美地”组织起来——这份经验的富藏是在作者形成了他特有文化价值判断之后，才对于他显示了它们的可能性和意义的。但你即使由这些带有“原料”性质的作品中，也仍然发现了作者生气勃勃的力量。《野店》、《赌徒》中贩布客人与野店老板娘私通，以及山民聚赌，被作者写得那样大胆天真，以至令人不觉其猥亵，已经显示出一种才能，或者说一种艺术的可能性：对于“不洁”的题材审美地把握的可能性。笔墨之间，隐现着未来沈从文的影子。

　　“湘西气息”不但由这样的生活形态中，而且由这样的描写方式中透出来，生涩，但泼辣。你甚至发现，对象世界怎样“改造”着作者的文字。他的笔一写到湘西人物，就顿生精彩，一扫那种令人腻烦的造语的哕嗦别扭与行文的故作曲折，以至令人相信“湘西”本身就有一种魔力，令作者的文字挺拔劲爽的力。你认定了，作者的那份才能正是为了这特定对象而存在的。他选择对象世界，同时对象世界也“选择”并提高了他的创作的美学境界。由沈从文创作的继续发展中．你更有理由相信．正是“湘西”所赋予他的生气与活力，推动他由流行风气中走了出来。而使他认识了“湘西”对于他的艺术的价值的，却又正是成熟了的对“城市文化”的批判态度。因而决非偶然地，当他写出收在《旅店及其他》与《好管闲事的人》两集中的《记一个大学生》、《元宵》、《焕乎先生》等篇时，也就写出了“阿黑小史”(之七)、《旅店》、《阿金》、《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湘西人物在这一组作品里，才作为前一类作品中那些患有“城市病”、“文明病”的知识者的反照，而获得了自己的审美意义与道德意义的。

　　这儿有两个“互相参照的世界”，两种文化相互发明，每一种后面都隐藏着另一种：“城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了的形态，而“湘西文化”则使“城市文化”真正呈现出病态。寻找和发现“对立物”，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审美创造的动力的吧。但我仍然不愿对两个“世界”等量齐观，因为“湘西世界”毕竟是沈从文提供的更有审美价值的世界，较为完整地包含着作者所追求的美学理想。由这种估价看沈从文的创作演进，我当然可以认为，正是对城市文化的批判态度，使沈从文得以发现湘西的文化价值，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保存了他在早期湘西题材的作品中已经显露出的审美地把握生活的才秉。而当沈从文开始以一种文化评价为深层背景，以审美态度观照两性关系中的男女，表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性爱时，他就与张资平等人真正区分了开来。富于现实感的文化批判、文化价值判断，提高了他的创作的境界，助他实现了作为小说家的自我完成。

　　与上述事实同样使我感兴趣的是，对“城市文化”，对由知识者所代表的那种“文明”的厌恶，并没有鼓励他写《卡门》或《茨冈》，更不消说《十日谈》。《龙朱》、《神巫之爱》是浪漫的、色彩绚烂的，文字间却并无“不洁”。我更注意到，越到后来，作者对性爱的描写越节制。你不妨比较一下沈从文早期创作的《野店》、《旅店》和后期所写精美绝伦的《边城》、《长河》，你也会惊异于其间发生的微妙变化。这里有作者对于自己的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的意味深长的修正，对文化价值尺度的未必自觉却因而更为“必然”的调整。在我看来，这比起他某些作品所渲染的异地情调，比某些作品题材的特异性，更能说明沈从文，说明作为现代知识者的沈从文，说明作为中国作家的沈从文，说明他与“现代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深刻的精神联系。

　　既然“艺术是自然与人生完美形式的模仿品”，那么根本性质的缺陷是不必写的——尤其关乎“善恶”的缺陷。
　　
　　《边城》、《长河》极美。但你是否意识到，之所以人皆以为美(至于对作品的全面评价则是另一回事)，正因为那里并无那种恣肆放纵的原始情调，没有那种深山大泽的原始性神秘，因而是更合于“士大夫化”了的审美趣味，合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审美理想的艺术世界。没有情欲的放纵(因而绝不同于《野店》、《旅店》等)，人物、世界皆纯洁明净如碧水，泛溢着的，是你所熟悉的中国式乡村社会静谧而暖融融的诗情。你由作品底里感到的，是作为中国作家传统心理的“节制”。《边城》、《长河》一类作品说得上是“思无邪”了，却也因此多少减损了点儿批判的力量——较之前期的美丑杂陈并不纯净的作品。又是一重“艺术的矛盾”!

　　这自然因为沈从文面对的，是现代史上的湘西，却更因为沈从文本人绝对不同于那些曾在岩壁上作画的无名艺术家。推而广之，出诸现代人之手的创作，即使是对于原始艺术的模仿之作，也决不可能成为原始艺术的真正等价物。它们只能在显示现代人的审美意识、现代人的文化趣味这一点上获得自身的价值。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也只能是现代知识者沈从文眼中的、审美想象中的湘西，作为这一个现代人的审美理想的感性显现的湘西。使原始蛮性成为审美对象的，正是一种现代人的审美意识。

　　据说沈从文的作品一些年来很为国外“汉学”研究者注目，其原因由我推想当不在于我们感到的“异族情调”。国外研究者与读者从中看到的是中国，是他们心目中的“东方文化”和“东方型”的美。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是对的。

体现着文化批判倾向的湘西：
审美判断与文化价值判断

　　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各呈异态。沈从文决不仅仅关心“伦理模型”，他着眼于整个文化形态，而伦理判断则是被纳入更广泛的文化价值判断之中的。沈从文对于“城市文化”的批判，其范围较之上文所说到的宽广得多，涉及问题也深刻得多。他试图写出寄寓他的社会生活理想的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湘西。

　　对于这个湘西，如果说《三三》、《萧萧》、《柏子》等篇还只是一角，那么《边城》、《长河》就近于“完整”了。在这些画幅中，作者强调的，是它的未经“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羁束的自在状态。一切使社会赖以成为“文明社会”的规矩绳墨，都于这世界无干。这个世界不是用法律也不是用道德来维持，“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却无往不合乎情顺乎理。也俨然没有阶级等级，掌水码头的与撑渡船的，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人格上平等：一个独立自足的文化圈。把这种“自在状态”作为一种理想化了的社会形态描述出来，并有意与现代国家机器直接控制下的“城市”相对照的，除《边城》诸作外，还有如《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这样的短篇。

　　在沈从文的俨若“无目的”、只作生活形态描写的作品间，往往夹着一些带有明显论辩色彩的小说，如《若墨医生》，如《虎雏》，如这篇《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较之其他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一点也不乏说明、议论的冲动。描述之不足，即继之以论说；以小说形式“议论”之不足，则进而用论文。在不少时候，传达一种社会历史观念的热情，决不弱于对美的热爱。区别有时只在于，沈从文能用艺术语言传达思想，同时代的有些作家，只能使用赤裸裸的理性语言罢了。

　　关于湘西社会，沈从文更加强调的，是那种未经现代城市文化——这主要又是近现代商业文化“污染”过的状态。在这里，即使商业往来也濡染着那一种朴厚的人情。在这样的人们中间，交易也可在一份人情的信托中进行，似乎买卖双方都无机心。在自己所提供的社会图景中，沈从文最所注重的，是其“伦理模型”。最足“代表”的，则是吊脚楼女人和她们的水手情人。“这些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即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边城》)

　　——社会组织方式、阶级关系、商业关系、人情以至人性，难道不是近于完整形态的社会?对于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湘西，沈从文还写了特异的习俗(敬神祈福的，婚嫁的，以及节庆娱乐的，等等)，写了如上文已经论及的伦理意识(主要即有关两性关系的意识)、宗教意识等，更不消说还有构成作品血肉的体现湘西地方文化特征的大量细节。在这一切之中，对于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湘西，作者着力强调的，仍然是它的“自在状态”——由社会组织，到阶级、商业诸种关系。

　　在沈从文笔下，集中体现着这种“文化”的特质的，是人性内容。而湘西人物中，最具这种文化特征的，自然又是沅、辰各水上的水手和山居的苗民。不同于中国广大地区的农民，这些人或未为土地、或未为官府所羁束的生活方式，是养育那人性的沃土。水手柏子(《柏子》)做人的那份洒脱处，就不是城市中人也不是已蒙“教化”的农人所能想见的。因有这种生活方式上的“自由”和生活态度上的放任，人们才能适情任性，其生活俨若已同“自然”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箱子岩》)。即使“文明人”以为怪僻乖张的畸人畸形(如《山鬼》所写)，也不致受到压抑。

　　作为反照的正是城市世界：“城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模子里印就，个性与特征是不易存在，领袖标准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样中产生的。”即使恋爱，也“转成为商品形式”，因而“千篇一律，毫不出奇”(《如蕤》)。类似的对于“现代生活”的不满，是我们早已由梭以及18、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作家那里听到过的，即使对于因果的具体归结容或不同。发生在世界其他民族那里的情形也大同小异：人类在其自身文明远未达到更高阶段之前，就已经对自己所创造的那一些怀着惶惑与忧惧了。

　　科学的发展引起了对其后果的不可控制性的忧虑，“知识爆炸”加深着对其作为“异己力量”的担心，——这是人类经历过而且仍然在经历的精神矛盾。工业革命前后科学技术的突进曾使人忧虑过工业化将造成“非人化”，科学技术在现代的更大发展又使人忧虑着人类活动的符号化、机械化、专门化，会销蚀了他们“直接感受事物的能力”，以至使艺术萎落，使人类的整个精神生活走向贫瘠。你总不见得会以为这仅仅是杞人忧天。

　　中国现代作家不习惯于由上述那些过于茫远的方面提出问题，他们的忧虑总是要“现实”得多也具体得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其他复杂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向近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未能实现在它最好的道路上。在这过程中，中国现代作家忧愤地注视着的，是都会畸形繁荣和乡村破产这类极为具体的事实。他们的抗议主要是因城市商业资本对于乡村的掠夺而发出的。由“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到30年代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绍钧的《多收了三五斗》等数量相当可观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其批判意向大致同趋，却也因此使得沈从文、老舍显出了某种特异。

　　丁玲20年代写过一篇《阿毛姑娘》，写城乡差异所造成的文化冲击和人性变异，立意很别致。但连作者本人也没有再继续这一思路的思考，因为在那一代作家看来，有远为急迫而重大的课题。

　　始终关注着现代文明进程(无论其在中国有多么缓慢)的“文化后果”的，是老舍与沈从文。老舍以大量作品描写城市文化结构的崩解，沈从文则表现城市文化滋生着的病态并以湘西文化为参照物。他们的思路都归结于承受上述文化后果的“人”，北平人，或者“城市人”以及湘西人。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学中不能不是一种独特现象，与思考着的欧美文学间有某种(即使是微弱的)呼应。把文化问题归结为“文化”自身，决定了思考的独特深度以及同样“独特”的弱点，但你仍然会肯定他们的忧虑的某种“预见性”，而且公正地认为这属于另一思路的“中国问题”、“中国命运问题”。

　　沈从文所描述的文化形态，无论如何不是那种破坏性力量的真正对立物，这却仍然不足以取消他所提出的问题及其严重性与现实性。“美在自然”不消说是古老而又古老的命题，为不同国度、时期的人们所熟悉，和用不同语种重复表达过的命题。但你是否注意到，人类至今仍然在顽强地企图重新找回自身发展过程中失落了的某种东西，这主要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力图重新以这种和谐作为全部生活的基础。而且愈到现在，“人与自然相渗透、相转化、相依存的巨大课题，即外在自然(自然界)与内在自然(人作为生物体的自然存在和它的心理感受、需要、能力等等)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化(社会化)的问题，亦即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人群与个人、‘天理’(社会性)与‘人欲’(自然性)……在多种层次上相互交溶合一的问题”，5愈形迫切与严峻，——我国新时期文学中的某些作品，不正是在不同的认识层次上接近着沈从文的思路?当然，作为背景的历史文化冲突较之《边城》的时代，已深刻复杂到了无可比拟。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审美理想，很难完全超越“乡村的中国”这一现实，何况还有强大的极富诱惑力的文化传统。但无论如何，和谐自然之美，至今(!)仍然属于那种合乎中国人普遍的审美要求的美感。即使批评沈从文的思想的人们，也承认沈从文作品的审美力量，也就同时承认了他的作品审美品格的相对独立性。沈从文的众多小说中，正是湘西诸篇，由于“自然和谐”的人生理想与审美理想的交融，获得了较高的审美价值。这一部分作品，往往给你以通体的澄彻感：风物、人物皆澄彻如水，文字、意境皆澄彻如水。沈从文说他的智慧得之于沅辰诸水，他的作品审美特征果真如水的，不正是这一组文字?风物人物中最见澄彻的，还是那些少女。沈从文本来就善于描写“少女思春”6，他的《三个女性》、《贤贤》、《白日》等，笔触轻倩柔美，是明丽的诗一样的小说，在他的城市诸篇中独标一格。但较之《三三》、《边城》等作，仍嫌太过精致，后者中的那份诗情才更朴素自然，近于天籁，文字也更澈亮明净。写湘西少女，作者只取人物唇吻间的话语，简单自然的动止，天真全在眉目与言动之间。这阿黑、三三、天天、翠翠们，如乡僻地方那一泓碧水，任情地自在地无所思虑地流着，即使偶有思虑，其间也一无机心，以至俨若与山川草木同体，不是“得道”，而是本身即“道”。作者极懂得传达这生活的单纯自然处，人物在恬然自处和对于爱的执著中显现出美，作者的叙述则在虚实之间，在哲学的抽象和生活的具体所感之间显现美——充满生命活力、人生气息的生活世界，充满了和谐、宁静的审美世界。一种近于澄彻的心境和审美态度，使他达到了在他来说“文字之美”的极致。在这里，“哲学”化人了“诗”，化为了诗境，沉入了形象世界的深处，提高了他作品的美学境界。

　　如果沈从文对于“城市文化”的批判仅仅停留在伦理层面，比如以湘西人物原始而较为健全的生命表现，反照城市因礼教和文明发展的矛盾后果而导致的虚伪、萎靡，那么沈从文的创作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会单纯得多。自然也不是无可挑剔。你可以批评他对文明程度较低的人物的偏爱，但你会发现，在这一点上，沈从文不乏同道。你由艾芜、端本蕻良以至路翎那里，都觉察到了类似趣味。真正的“复杂性”是由这里出现的：当沈从文全面肯定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湘西，以这种肯定来否定城市文化形态并追究“病因”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他依自己的逻辑，连同“蒙昧”一起颂扬着原始性，让和谐宁静与清静无为抱雌守虚联系在一起，把奴性的驯良与淳朴忠厚一并作为美德。他不满足于把“文明病”仅仅归结为道德束缚，却又并未因此从这里出发追究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原因，反倒由广而狭，向“教育”、“知识，，寻求归结，从而经由“肯定”与“否定”直接引入了传统哲学的落后方面，复杂化了他作品中的文化价值意识。就沈从文而论，也许“追究病因”是一大失着。他的所长，在描写具体生活形态：但不“追究病因”，又不成其为沈从文。所“失”也与所“得”，一样，造成着这一个作家和他的基本形象。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最为集中地传达着作者的上述文化价值判断的，是小说《虎雏》和作为小说注脚的散文《虎雏再遇记》(《湘行散记》)吧。据作者看来，一个来自那种地方的自然之子．又由军旅生活训练得“灵魂野蛮粗糙”，其生机全得自自然和那份生活。“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人性是不能移栽的。虎雏之成其为虎雏，只因“不曾把他的身体用学校锢定，也不曾把他的性灵用书本锢定。”而“这人一定要这样发展才象个人!”

　　沈从文强调他的非功利的创作态度，我却在他不止一篇作品中觉察到传达某种“哲学”的功利意图，感到强烈(甚至有时显得过于强烈)的“目的性”。7比如《菜园》，再比如艺术上不无可取的《夜》。这些作品(尤其《夜》)，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作为传统哲学——《庄子》哲学的形象演绎而构思的。矛盾也正在这里：作者颂美自在状态的未蒙教化的湘西时，却不能不由中国的传统文化汲取思想；他告诉你“教育”、“知识”会戕害人性的自然，而他据以批判的文化价值观念，却主要得之于“知识化”了的传统哲学。沈从文不是思想家。由他那些作品(包括《烛虚》之属)寻绎深奥的哲理，在我看来是不大必要的。他的魅力在于他提供的图画。如果说对于一些作家，缺憾主要在缺乏哲学，缺乏对世界整体的哲学把握的话，那么对于沈从文，有时却又在于他太依赖于传统哲学。如果仅止于从中获得审美规律的启悟，那情况自然另是一种。但为他所肯定并纳入创作构思的，也许是太多了。

　　更刻露的是《知识》，——不但思想，而且情节人物，都像是从《庄子》中描下来的。正是作为“哲学”，它们不但缺乏独特性，而且令人感到“现实”与“梦”、“生活”与“哲学”的割裂。这种“哲学趣味”不只同现实人生不协调，更同沈从文自己的艺术世界不协调。沈从文在他的湘西诸作中所表现的“美的人生”，充满了世俗的欢愉，而如《知识》所写，却不像人间世。它不是以一种哲学“为生活辩护”，而是以哲学使人物出离活生生的充满血肉的人生。传统哲学不能替代现代人对于人生的思考。沈从文始终没有为自己的创作找到更有力的思想支点。至于把老庄“绝圣弃智”的思想径直引入小说，则不但使作品的思想见出陈腐(即人们所认为的缺乏时代感、现代感)，而且复杂化了作品中“文化价值比较”的性质。

　　当沈从文写城市社会(其实不限于“城市社会”)为礼法羁束的人性、人的情欲，并以湘西社会人生形态的自然作为反衬时，他的文化价值判断中包含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有限范围的比较中引入的“任自然”的思想，也的确成为了“为生活辩护”的武器。但当他把比较扩大至于整个生活方式、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传统哲学与现代生活的冲突就经由他的作品呈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但为“哲学”牺牲了“生活”(如《知识》的干瘪、做作)，也牺牲了自己的审美趣味。

　　中国现代作家中，郁达夫是有“隐逸”倾向的。终他的一生，严陵钓台都如圣境，是强大的诱惑。尽管他同时又热衷于世务，“俗念”太深，只配在出世、人世间剧烈地矛盾，而不可能真正在“世外”结一个茅庐。这几代作家中，与这种中国士大夫式的隐逸趣味最少干系的，也许就有老舍、沈从文吧。由于阅历也由于来自阅历的那份特殊的教养，他们都入世甚深，亲近的是俗人俗务，“趣味”正由这“人的世界”中养成。这只要看他们怎样亲切地描绘纷扰的人事，怎样细细地品味生活中的小小情趣即可知。8湘西固属“化外之境”，却不是隐逸者的世界。那里充满浓酽的人间味、极其世俗的人生快乐。你更由作者的笔触间，觉察到这世界的构筑者本人对于那人生的恬然、怡然的满足感。在我看来，这里才更有沈从文的本色。

　　我所感到的沈从文的“哲学的贫困”，文化思想的贫困，除了其他原因外，也因为他所选择的视角——城市文化与湘西文化的对照。这种比较，其合理性只在构成“比较”的有限范围之内。在“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之间，并没有引入“历史发展”的概念。不是变动着的世界比较，而是两种文化的静态的比较，是“形态”的而非“动态”(演变过程)的比较，因而难免不是片面化了的比较。人类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当然不是为了使自身停留在“自在状态”。而沈从文笔下的“城市病”、“文明病”或多或少也正是“历史进步”的结果——至少是为“历史进步”而必得付出的代价。至于更健全的社会，不消说也只能在跨越这弊病丛生的“文明时期”之后才会到来。20世纪所提供的世界历史眼光，完全有可能使沈从文以更宽阔的时空尺度度量湘西那一种文化，然而沈从文却始终未能据有这尺度。他反复地宣称自己是“乡下人”，也许正是这“乡下人”——宗法性的中国社会培育的知识者，助成了他又限制了他?

　　请“神”来的受制于“神”，请进传统思想的，也不免受束缚于传统思想。希图占有“文化”这一种宽阔的眼界的，其眼界实则并不开阔。他的“肯定”与“否定”，在一种真正开阔的文化眼界下，也许会彼此交换了位置。
　　
　　但沈从文毕竟又有他清醒的现实感。美的理想与浊世中现实的冲突，让这敏感的作家深深地苦恼着了。

　　“……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9

　　——奈何!

　　《边城》写“人性皆善”，文字间却若有深忧(刘西渭已有见于此)。《长河》更让人觉察到暗影的飘移：和谐境界自身包含的对于和谐的破坏。沈从文始终有他在“现实”与“梦”间的清醒，只不过他的“现实感”在这类近乎“纯美”的图画间，取了更为曲折隐蔽的呈现形式罢了。

包容着重造民族的愿望的湘西：
审美追求与社会历史思考

　　由理性层面构成了沈从文作品的内在统一的，除道德意识、更为广泛的文化价值判断外，就是同样易于引起争议的历史观吧。如果说，沈从文的文思果然如水，那么，隐现在他创作构想中的“历史主题”，也正属于使这水流同一趋赴的犹如河道那样的东西。

　　仅仅“城市文化与湘西文化”，不足以概括沈从文估价“文化”的角度。在上述共时性的横向比较之外，沈从文作品中还包含有纵向的比较：某种“现代文明”与原始性文化的价值比较。而纵横两种比较在具体作品中又是难以区分的。时间形态寓于空间形态之中。同时存在着的两个空间的文化形态的价值比较，也包含了文明发展不同阶段间的比较。在散文中，比如在《湘西》、《湘行散记》诸作中，他更直接地谈到了历史。独特的历史感受正是他的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心理依据。因而不谈及沈从文的“历史感”，是无法理解他的文化价值判断的。

　　沈从文写过一篇《新与旧》，后来即以此名集。这题名当然不无深意。那边城僻地，因为一种“人神合作”的极原始的统治方式，使得砍头这一种残酷行为也俨然合于人情且富于趣味，而在另一时势下，却分明成了残酷不义：是这样的“新与旧”。在这中国，历史的每一进步，都伴生着新的丑恶、局部的倒退，而社会面貌的“新变”，又往往引出多重“含义”和可能性。如沈从文那篇《建设》中所写“建设”，难道不只意味着对于“文化”、对于“和谐与美”的破坏，何尝预示什么“历史的新的机运”，何尝是一种“发展”的必要前提!

　　困扰着作者的，是借了“历史进步”的名义的新的丑恶。种种举措，种种所谓“建设”，都象是在破坏而非培育民族的生机：不过使“堕落的更其堕落，懒惰的也越发懒惰。坏的更坏，无耻的更极无耻”(《建设》)。在沈从文，这决不只是“遥望”“遥想”之中虚拟的威胁。他曾细细地考察过湘西各处，为行经地区的残破，为湘西的未来而忧心忡忡。在古旧凝滞但和谐“从容”与变动改造却充满丑恶灾难之间，他困惑着。他不能克制对于后者的忧惧。在一篇散文里，他这样沉痛地发问：“浦市地方屠户也那么瘦了，是谁的责任?”

　　把沈从文在“现代文化”与“原始文化”之间的困惑迷惘，径直地归结为“怀旧”、对于“宗法制的过去”的迷恋，也许是简单快捷的吧，但这只能使人类精神史上的许多共同性现象变得更加难以理解。

　　历史学家与文学家总是用不同的眼光打量同一事实。作为通俗的例子，我想到了美国的“西部片”。为这类影片所颂扬的英雄(卢梭所谓的那种“高尚的野蛮人”)总是来自西部的“荒野”，而在他们对面为他们所轻蔑的，则是代表了软弱，怯懦、自私和妄自尊大的东部文明社会。情况象是，当历史学家选择了“文明”的地方，艺术家却一再地选择“野蛮”。你在处于“荒野”与“文明”之交的几乎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中，都不难遇到类似现象。这种对于“荒野”的留恋甚至令人疑心是出于潜隐的天性、人类的“荒野时期”的精神遗留——人类本来是打荒野中走出来的。

　　历史学家把奴隶制替代原始氏族社会坚定地看作历史进步，而不计及其间所付出的代价(比如道德意识变动这种代价)，文学却往往用另一种尺度度量历史。你可以想到狄更斯、巴尔扎克以及整个18、19世纪文学之上笼罩的浓重阴影，你更可以想到尤金·奥尼尔、卡夫卡和几乎全部西方现代文学。你决不会轻率地把这看作文学对于历史的“反动”。因为文学正是在由自己的方面发现历史，发现矛盾着的历史的一个方面的真实，从而补了另一种眼光的偏蔽，而“历史真理”的确并非只有一个。

　　沈从文的湘西诸作不强调时态。即使叙述中指明了“现时态”，这“现在”也像一种凝固的时间，它把“过去”包含在自己之中，却拒绝接纳“未来”。历史感与现实感，融会在文化感中。叙事态度也常提示着“已然”。因而铺展在沈从文笔下的，是历史河道中凝固着的亘古如斯的湘西。

　　你不消说同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赫拉克利特)，你却也会同意“日光下头无新事”——沈从文喜欢用的“洋典”(语出《旧约》)。它们都是“真的”，就它们各自观察历史的方式而言，更不必说包含在观察结果中的观察者特定的心理现实。

　　在发现着“不变”的地方，沈从文与同时代作家却又有极为不同的旨趣。《呼兰河传》(萧红)，《果园城记》(师陀)写“不变”，写得那样沉痛。中国历史的悲剧性，似乎都凝聚在这“不变’里。“从树林那边，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是不变的、痛苦的，沉重地响着，好象在钉一个棺盖。”(《果园城记·颜料盒》)沈从文却深情地眷恋着那个活化石般的湘西，那因“石化”而凝固了的“永恒的”美感。但你仍然不必匆匆忙忙地依据一种尺度论定优劣。你不妨多花些气力识识沈从文注入那“不变”中的特殊的历史见解和情感态度。

　　“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到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沿历史这条河怅望，他不去注意滔滔而下的急流，却注目那走在石滩上“脊梁略弯的拉船人”。他关心的是变中不变的小民对于“生活”的“忠实庄严”，那些“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普通人坚忍顽强的“求生”的努力(《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日十八》)。而这些的确“今古相同，不分彼此”(《箱子岩》)。在作者看来，正是这俨若与历史毫无关系的小民，和他们世代重复着的命运、生存形式，构成了“历史”的真正骨骼。他想经由他那些“不变”的美的图画，让你看到这些。倘若你读他的《边城》感到一种流贯全篇的怅惘，那你得记起他的这些感慨。你最好把那些小说与《湘西》、《湘行散记》诸作一并来读，以便找出作者“审美偏好”之下埋藏着的东西。

　　文学(决不只是沈从文个人的创作)的确较为关心俨若“不变’，的小民的生活。你由现代甚至当代那些写穷乡僻壤写市井里巷的作品中，都不难发现“今古相同，不分彼此”的人情、世态。生活形态。这变中的不变，也正构成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方面的特征。“变”与“不变”，出于不同标准、尺度的历史观察，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绝不相容。更何况出诸哲学与诗的特殊眼光呢。“……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10

　　其实沈从文即使在“现代”与“古旧”之间，心理也足够复杂的。他何尝只是一味地怀古恋旧!在他看来，“变”固可忧，“不变”亦可忧。因为他已看到了“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在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他毕竟不同于他的人物。在那篇《箱子岩》的收束处，他甚至认为既生了“硬性痈疽”，不如敷上毒药“尽它溃烂”。仿佛无意间与另一个“自己”辨难，沈从文历史意识自身的深刻矛盾，不能不投射在那些“不变”的图画间，构成审美观照的心理背景。我指的是那些明净图画间的沈从文式的忧郁。

　　沈从文不是由社会革命这一角度评价历史的。因而如果强把他的历史观与社会革命对立起来，也未必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避免由社会政治的方面而力图由文化方面评价历史，是沈从文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自己的选择。即使在那样严峻的时代，文学也不妨宽容“角度”的多样性的吧。在我看来，真正成为问题的是，不可避免地渗透在沈从文的文化评价中的社会历史评价及其性质，以及他的文化意识与社会历史意识(包括了又不限于政治意识)在创作活动中的实际联系。

　　《新与旧》、《菜园》都写到了当局的杀共产党，作者却只用淡笔带过。他以为恒久优美的，是玉家母子的那种“林下风度”，和对于忧患的自然达观的态度(《菜园》)。这种人生态度才是作者审美观照的对象，而与作者本人那种掺入了愁绪的恬淡平静的审美心理同构。在这种时候，他是自觉地与当时的“主流文学”区别开来的。由于有意以一种超然的立场看人间的善恶、义与不义，他甚至既写被杀者的优美，复又写杀人者的糊涂可爱(《新与旧》)，既赞赏“剿匪”军官们的机智勇猛，又以几乎同等分量的赞美给予那个率领穷人队伍与官军对抗的煤矿工人(《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这也是典型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对于事件的政治评价经了他的笔，“转换”为单纯平和的审美评价，对一种文化形态、生活形态、人的情感状态的评价。拼死相搏的双方在强悍从容的英雄气概上似乎一致了。然而由“美”出发的抗议，何尝不关乎政治!在那个时世，一切对现存秩序的抗议，都最终通向政治的抗议——这也许是沈从文当着笔前未曾计及的?

　　30年代的时代空气究竟有移人之力。《大小阮》对于小阮虽然用了调侃的调子，其中也尽有庄严的笔墨。二阮之间，作者自然以为小阮的人生态度较为可取。“先生，要世界好一点，就得有人跳火坑。”——出诸那个似乎耽沉于湘西的古旧情调的沈从文的笔下，你也许感到有那么点儿意外?

　　这是空前严峻的30年代。在遥望遥想湘西之余，沈从文不能不为这现实苦难，为这“人血搅成的政治漩涡”(《大小阮》)所撼动，因而有《大小阮》、《三个女性》、《菜园》、《生存》，有《泥涂》、《腐烂》、《除夕》、《夜的空间》……有点奇怪的是，“偏爱”或“偏恶”沈从文的人们，都不大乐于谈论上述事实：或“不忍”看到沈从文的“现实政治感”，或不愿看到沈从文的并非“超现实”。但站在这里的，的确是沈从文——与《边城》的作者同一个人。

　　局部材料仍然不足以替代关于“倾向”的判断，沈从文也仍然是沈从文。不及于“信仰”而肯定革命者的人生态度(《三个女性》)，让恬淡自适与从事政治活动结合在同一个人物身上(《菜园》)，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不和谐。他是严格地区分了这不同层次的：人生态度与政治态度。人生或恬然自守，或勇猛进取，只要合于自然，都成其为美。至于虎雏那种人生与梦珂(《三个女性》)那种人生有何政治价值的不同，他却不打算计及。而在同时期的其他作家那里，人生态度与政治态度的区分决没有这样琐细，因为人本是“整个儿”的。

　　上面所说到的，还不免是一些属于表层的“显而易见”的方面。我们探寻沈从文的社会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的联系，还过于滞留在内容层次：部分作品的题材与题材处理。沈从文在他的大部分作品里，是不涉及直接政治的方面的。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以其创作传达出某些重要的社会历史观念。因而更值得关心的，是这位作家以怎样的社会历史观念渗透了创作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相当一部分作品的立意、描写方式以至“格调”。这里才有更为深层更为内在的东西。而社会历史意识也只有当真正与审美意识有机结合时，才足以成为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这自然也只是因为作为对象的是“文学”。

　　我注意到沈从文的“妇女观”——我不知是否可以认为沈从文的作品中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妇女观”。对于一位小说家，我也许把所谓的“观”夸大地使用了。但无论见之于描写，还是见之于议论(小说散文中，杂文论文中)，沈从文关于妇女的认识的确可以找到一贯性，而且相当深刻地影响到他的创作。

　　在“五四”以后的中国，公然以如下的口吻谈论妇女，也是需要一种“勇气”的吧。“……天生一个女人她的最大的义务，就只是把身体收拾得很美。”“女人就应作女人的事。女人的事是穿绣花的衣裙，是烫发，是打粉，是用胭脂擦嘴唇，是遍身应洒迷人的贵重香水，没有别的!在读书中间，也不忘记这类事，这女子算一个好女子。”(《一件心的罪孽》)

　　的确，沈从文即使在这一点上也只肯说自己的话，而无意于附和“流行思想”，比如关于妇女的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思想。他只打算以如下尺度估量女人的价值：“一个女子在自然派定那分义务上，如何完成她所担负的‘义务’。”(《月下小景·爱欲》)批评这观念，指出它是由“五四”启蒙思想、近代民主思想的倒退，几乎是人人可以做到的。问题仍然更在于上述观念对于沈从文创作的意义，即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进入了创作过

　　在我看来，上述“观念”的重要性，正在于它事实上是沈从文创作《丈夫》、《萧萧》等相当一批作品的思想起点之一。它至少由一个方面，规定了沈从文截取生活的角度和截取方式，他的审美态度和具体的审美处理。沈从文创造的审美价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他对“女性美”的发现，而他对于“女性美”的理解与把握，则系于他对女性的“职能”(用他的说法，即“义务，，吧)、女性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的认识。他对于翠翠、萧萧们“无知无识，顺帝之则’’的生存形态的欣赏态度，不仅仅出诸对“自然，，这一理想的钟爱，他的以女性为“自然”的精灵，也决不只是偶然的选择。他是在一个女人完成“自然派定的那分义务”这种意义上，理解萧萧这形象的伦理内容与人性内容的。在这个意义上她“失身”于花狗只是更使“她象一个人，因为她有‘人性’。”

　　我也许已失之武断，把原本朦胧的东西弄得过于清晰了。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沈从文对于性爱的描写及包含其中的评价方式。显而易见的是，沈从文所写“爱情”与“现代性爱”无缘。沈从文对两性关系，几乎始终是由男性方面估量的。因而也决非偶然的，《丈夫》写那种生活的悲剧性，取的是“丈夫”这一视角(这本身当然无可非议)。悲剧性首先是由丈夫的受辱感中引出的。更不消说《第四》、《湘行散记·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那类作品。(我应当承认，我读这些作品时不能不怀着厌恶。)男主人公所以被认为“洒脱”，只因了他们渔色猎艳的那份本领。在这样的一种“人性观察”中，女性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命运，甚至完全不在作者的兴趣范围之内。

我也想起了为沈从文一往情深的吊脚楼风味，想起了即使由沈从文所提供的文字中也能觉察到的那种“风味”中的残酷——由现代关于“人”的思想出发所极易觉察到的残酷。

　　沈从文使用的，是“男性中心”社会里男性观察异性的眼光。这种特点纵贯了由《长夏》、《篁君日记》到《萧萧》、《丈夫》的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区别正在于，“五四”启蒙思想的特点之一，是首先由妇女解放的角度观察性爱，谈论婚姻幸福、爱情自由的。在具有现代意识的人们那里，那种“吊脚楼风味”，以一种更原始粗陋的形式包含了对于人的侮辱(而非“人性的解放”)，显现着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对于人的发展——人的文明程度的发展，人的道德观念的发展，人的自觉意识的发展——的限制。我由沈从文的这类作品中感到的，是作者民主思想的不彻底性。以上述认识评价本文中已经提到的作品，你的感受会复杂起来。你会突然感到作者的某些解释不免可疑。比如《丈夫》一篇写及船上的妓女，说“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

　　我丝毫无意于贬抑如《丈夫》、《萧萧》这类小说的艺术价值。我只想说，我们由小说中感到悲剧性，有时恰恰由于我们作为现代人与作者间的认识差异。然而研究却不能仅仅依赖于对某些作品的个人感受，而不把这作品与作者的全部思想、全部创作联系在一起。

　　正如写女性使用的是为女性特设的标准(施之于虎雏的。不必说决不能施之于三三)，沈从文写“下等人”，也令人感到有他特设的标准。这是沈从文作品中另一耐人寻味的现象，而且也因其不限于个别作品而有讨论的价值。

　　我以为如《灯》这样的作品(《灯》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也属于精品)，作者态度的可议之处，正在于他像他的叙事者那样，用“主人”的眼光打量他的人物，褒扬或贬斥出于一种为仆人、蠢人拟出的标准，因而掩盖了人物自身的真正的悲剧性。对这老兵，他连同他的农民式的忠厚天真一起鉴赏着的，就有他的奴隶式的忠诚。也许正是这一点，最有悖于那一代知识者的道德感情的吧?

　　作者在《灯》里对奴性的鉴赏，与他在其他小说中对于柔驯、退守的人生态度的鉴赏是一致的。即使那“七个野人”又何曾谋反?他们不过死在了柔顺上。当作者想到“中国多数的愚蠢的朋友”时，令他感动不已的，正有这些人“那最东方的古民族的和平灵魂”。这使他那样地不同于老舍，始终以一种沉痛甚至焦灼的眼神注视着市民人物保守苟安的精神弱点的老舍。

　　在湘西诸篇外(因为“湘西世界”本无所谓“上”“下”人等)，沈从文写下等人“畜生一般”的“愚蠢”时，总不吝笔墨，铺排得格外细腻。这倒是一种别致的乡下人的趣味，相信真的乡下人是与这趣味无缘的。他们对于自己的被视为鹿豕般的“愚蠢”处，一定另有一种见解。但那态度又绝对不是嫌恶——像真正的“上等人”那样。那毋宁说是一种含有鄙夷的亲昵，略微有一点儿象牛主人的看牛。他有他的公正。他认识那些农民的价值，比如会明那农民式的坚忍(《会明》)。但他同时玩赏他们的蒙昧混沌，如会明的“天真如狗，循良如母牛”。他在以“上等人”、“知识者”为参照物的价值肯定中，正包括了对于驯良以至“愚蠢”的肯定。

　　我由此又想到了沈从文以轻松的笔调写在小说散文中的“杀人的游戏”。那种材料，在萧红的笔下，一定会是沉重的吧，尽管她也极力使笔调轻松。区别在于透入笔调的深层心理及其观念背景：萧红是由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出发，感受这痛苦的，沈从文所缺乏的，却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悲剧意识。

　　我由作者关于女性和关于下等人的描写看到的是同一思想根柢。毫无惧色引颈就戳的人犯，和在看杀头后纵饮饱餐的看客，不把别人也不把自己当人，这是绝大的悲剧——作者却并不由这一方面评价生活。吊脚楼及船上女子对于畸形生活安之若素的心态，旁观者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的态度，都不知有所谓“人的尊严”，也是大的悲剧——作者却也不由这一方面评价生活。在沈从文那里，缺乏的正是彻底的现代民主思想，是生活感受、艺术表现的现代特征。上述这些，很难用“文化”这笼统的概念来解释。我由沈从文这里看到的，是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助成了又极大地限制了审美创造的例子。有志于探寻文学创作与“大文化’’的关系的人们，也许可以从中引出启示也引出教训的吧。

　　中国现代文学的确更注重由社会历史的方面(以至更为直接的社会政治方面)把握生活，但沈从文与同时代作家的区别仍然不只在于他的“文化趣味”。创作于同一时期的，还有老舍、萧红、端木蕻良、师陀、艾芜等等。他们对于文化形态的兴趣以及所创造的审美价值，同样是现代文学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区别集中在文化价值判断及其尺度上，集中在对传统文化的估价上。离开了“五四”以来中国思想史的实际，离开了“五四’’以来中国的基本社会矛盾与社会斗争，离开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的奋斗与追求，你无法恰当地评价沈从文的文化思想。沈从文并没有“超越”，研究的“超越”不也因此更失去了依据?

　　沈从文提供了自己的作品系统——一个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他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既从“五四”流行思想的影响下脱出，又由30年代的普遍空气中脱出。这种“独立性”却同时给他带来了损害。“五四”彻底反封建的民主要求(包括“个性解放”的要求)，30年代联系于社会革命运动的关于阶级对抗的思想，都是使现代文学获得其“现代特性”的东西。沈从文在创作中避免社会历史判断，却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包含着、体现着某种社会历史判断(!)，这在他的创作中，也许是一种更深刻也更难以摆脱的矛盾吧。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发现并肯定沈从文作品中真正的“现代性”所在，他的文化思想的价值所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他关于人的改造的思想——沈从文的创作中最基本的、最富于积极意义的思想。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正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在这一方面，沈从文与他的时代又贴得那样近，他正是由他生存其间、呼吸其间的现代中国吸取灵感与热情的。也如其他现代作家(比如鲁迅，比如老舍、张天翼、萧红)，出于对民族精神病象的深忧，他甚至说得过分痛切，以至描写中显示出那一种“文化偏至”、“审美偏至”。但如若这几代现代知识者没有了这种感受与思考的“极端性”，这种偏执以至近于“病”的激情，我们的现代文学该会减少了几多现实感与精神深度呢!正是出于这种现实感与激情，沈从文不无庄严地告白过他从事创作活动的如下目的：“……我很愿意尽一份时间来把世界同世界上的人改造一下看看。”(《湘行散记·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使他的生命‘深’一点，也可能使他生存‘强’一点(《新废邮存底·八、学习写作》)。至于“文学运动的意义”，则应当在“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青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增加活力”(《新废邮存底·七、给一个军人》)。11

　　若在听取了上述告白之后，你又听到沈从文对你说“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从文自传·女难》)，你至少会迟疑并再加思索的吧。

　　正是基于现实感的对于人性理想的追求，和更为现实而迫切的重造民族的愿望，给予了沈从文的创作以内在热情，使其能在现代史的特殊条件下赢得读者。学沈从文只学其风习描写，不过得其皮毛。读沈从文而读不出其现实感、中国现代文学思想魅力所在的使命感，也终不能读懂沈从文。至于学沈从文而精芜并收，读沈从文而玉石俱采，怕要为沈从文本人所笑的吧!12

　　注释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页。
　　2海涅：《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3沈从文：《从文自传·女难》。
　　4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39页。
　　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参看刘西渭：《边城——沈从文先生作》，收入《咀华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7在沈从文这里，“目的性”还不仅表现在某些作品演绎“哲学”的意向和某些作品的诉诸直接的说明，也表现在他对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的总体设计上。刘西渭早就指出过，沈从文笔下那些个可爱的少女“屈于一个共同类型，不是个个分明，各自具有一个深刻的独立的存在”。与这种“类型化”相关，沈从文的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是或多或少地模型化了的，其“基本要素”在他较早的作品中就存在着，此后不过是“丰富”而已。在对于合乎理想的“美”的形态的追求中，个体只是构成总体和谐的材料：个体的美由于融会到这整体的和谐中，作为“个体”的意义反而不是最为重要的了。这也是沈从文审美创造的特点之一，使其艺术世界成其为“完整”的条件之一。这“完整”主要不在所描写的社会结构——如《子夜》那样包含着近于完整的社会关系，而主要在审美意义上。因而《子夜》中的社会图景的完整依赖于对差异的把握，“湘西世界”的完整，却系于“无差别性”。——社会意识毕竟又由审美结构中透现了出来。
　　8沈从文的叙述常常是一串密匝匝的细节，一气铺排下来，使人物与生活场景毕见，处处鲜活。那“铺排”却又因行文的轻巧自然，使人不觉其为“铺排”。一些极不起眼的事物，是使作者动情，并长久地保留着一种情绪记忆的。因而只消朴素地写出，就轻易地将你的类似经验点醒了。那事物也许细小到如夜间高岸河街“小摊上成堆的花生，用哈德门长烟盒装着干瘪瘪的小橘子，切成小块的片糖”，如行人“上船时那点推蓬声音”。风习描写中横生的想象，也显示着沈从文的一种能力。想得极广远着想又极细密周至。——沈从文的浪漫气质与艺术思维的细密，两面结合得极其自然。放纵的想象与描写的具体入微的结合，使自由与谨严，放与收，笔触的疏与密、虚与实，在许多情况下，都配合得恰到好处，既洒脱而又谨严，近于艺术创造中“自由”的境界。
　　9沈从文：《生命》，收入《烛虚》。
　　10苏轼：《前赤壁赋》。
　　11由于上文谈到的种种，沈从文关于改造人性的思考，也不可避免地与同时代作家有思路的歧异。他的人性理想主要限于“诚朴坚实”、“勇敢雄强”这些属于意志品质的方面，以至可以作各种解释的“有勇气，能疯狂，彻底顽固或十分冒失”等等，而并不及于“人格独立”一类更具现代特征的内容。同时代作家大多是由批判奴性——封建依附性开始了“改造国民性’’的思考的，沈从文的思想却另有起点。因而在看似相近的思想趋向问，也仍然显示着思考者思想根柢(尤其文化思想)的不同。这“同”中的“异”也许更有研究价值。
　　12本文为作者的论著《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的一篇，原稿篇幅较长，发表时做了较多的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