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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丽:二十多年来《铸剑》研究综述
【时间:2008/11/28 】 【来源:语文学刊 2007.3 】 【作者: 西南大学文学院 宋晓丽】 【已经浏览7782 次】

  【内容提要】《铸剑》在《故事新编》中是鲁迅偏爱的作品,是对鲁迅人格的深刻映照。对《铸剑》的中作家的复仇意识也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不同层次理解和认识。早期的文本往往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批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解读方法呈多元化趋势:精神心理分析、文化批评、形式主义、解构主义、原型批评,在接受美学的日益活跃下,文本的意义得到了丰富的阐释。

  【关键词】鲁迅;《铸剑》;研究

  
  《铸剑》于1927年4月3日写成于广州,自面世以来,上世纪80年代受到批评家的重视,批评角度不断转换。80年代初期,当时的学者多采用社会历史学的角度,紧贴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将其主题融入时代需要的潮流之中,忽视作者深刻的主观意识和多角度的接受视角。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批评方法的传入和渗透,《铸剑》得以全方位的阐释,接受美学、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形式学、解构主义使鲁迅笔下的《铸剑》呈现多元化的形态,也更接近作品的本身。

一、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关注《铸剑》的深刻思想内容和意义,指出鲁迅始于1922年、完成于1935年的《故事新编》是为了服务于当时的斗争的,目的是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祖坟刨一下,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论者从当时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初步了解,鲁迅早年的“青年必胜于老年”的生物进化论的思想,鲁迅所赋予历史题材新的意义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都是为了表达战斗的主题。文章将所有的论据归结为“战斗”,作者这样综述道:“可见1925年以来,鲁迅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分析现实阶级斗争中的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北洋军阀反动凶残的阶级本质,认识到工农群众的力量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就是他创作《铸剑》这篇小说的思想基础。我们可以把这艺术形象看作是‘三一八’惨案中向反动军阀进行流血斗争的爱国青年的象征。”[1]可见,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对《铸剑》的理解过于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束缚,不能放手揭示其深层意蕴,存在着明显的服务论的性质。

二、文本的比较研究

  在90年代的初期,批评家逐渐将眼光扩展开来,由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鲁迅的生活和思想背景进行考察,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了文本的意义,再次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在拜伦的《海盗》和《铸剑》的比较中,高旭东先生认为青年鲁迅所醉心的浪漫主义作品,对鲁迅后来的文学创作确有影响,使鲁迅的作品具有某种浪漫色彩。《海盗》是拜伦《东方叙事诗》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首长诗。在强大的海上帝国里,心灵是无限自由的,在这个海上,帝国的领袖就是海盗康拉德,他有一百样恶德,却有一样美德,他于世无所眷爱,却把爱专注在美多拉身上;他是那样无情,却又把真情珍如生命[2]。在《铸剑》中,不仅仅有《海盗》中表达的复仇和个性精神,而且还表现在艺术风格上: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和传奇色彩、令人恐惧的强力色彩。《海盗》和《铸剑》多少带有中古传奇色彩,但其主人公只能产生于个性解放的近代。同是具有坚强意志的个性主义者,康拉德执著于自己的个性,而宴之敖则执著于个性的后面潜伏着的深刻的心灵痛苦、矛盾、危机,用宴之敖的话来说,“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在《铸剑》与《哈姆莱特》的比较中,作者着重从“故事新编,纳入时代魂灵”、“弱者勇斗顽敌,同归于尽”、“戏剧性的场面描写”,展示了文艺复兴巨匠莎士比亚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各自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时代色彩。但是,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主要是通过主人公的塑造传达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和文学主张,人物在顽固的封建势力面前带有明显的软弱性和不坚定性,《故事新编》是为了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和历史的小说,唱出了对于“中国脊梁”的热情颂歌。

  比较《铸剑》和《复仇的话》的时候,作者钱模样除了关注鲁迅翻译日本历史小说所受的影响,还着重探讨两篇小说不同的审美机制。《复仇的话》描写主人公铃木八弥花费四年多时间,跋山涉水,含辛茹苦,跑遍了安治川、京都、江户、大阪等地,终于在一家客店里找到了杀父仇人前川孙兵卫,可是现在的前川已是一个衰老的盲人,他向八弥悔罪后,相约去河畔决斗。这时作品写道:“八弥只在心里想,杀一个后悔着他的过失,自己也否定了自身生存的人,这算是什么复仇呢?”最后,前川是切腹自杀的。今天看来颇有解构复仇的意味,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被认为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为内容,在审美上与《铸剑》迥然不同。

三、精神心理分析法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铸剑》的诠释更内趋化,有由外向内转的趋向,更着重于关注鲁迅先生的内在深层心灵世界,对他笔下《铸剑》中的人物给予了深层的精神心理分析。黑衣人宴之敖成为鲁迅的心灵投射,在这个人物身上,给予了先生深刻的孤独、矛盾和坚强的意志。鲁迅写于1925年1月1日的散文诗《希望》,透露出一种孤独的意志,抒情主人公“身中的青春”已失去,惟恐再失去“身外的青春”,纵使一掷自身的迟暮也要同“暗夜”肉搏。《铸剑》中的宴之敖被描写成黑须黑发,瘦得如铁,眼睛在黑须黑发间如鬼火般炯炯发光,声音好像猫头鹰。这个黑色的人与《过客》(1925)里的“过客”、《孤独者》(1925)里的魏连殳等同属一个人物系列。据说,讲坛上的鲁迅,也是须发连同着衣着全黑的形象[3]。另外,他喜欢猫头鹰,每每把自己的文章比作他人的忌讳、讨厌的“恶声”-“枭鸣”也因其风貌而有猫头鹰的绰号。[4]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复仇与埋葬>-关于鲁迅的<铸剑>》中试图从1925年以来鲁迅的思想演进中探求黑色人的孕育的脉络,在致李秉中的信中,他就吐露自己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自己“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这两种讨厌的“气”发自鲁迅的鬼魂,而最为渗透的是“传统的鬼魂”,因而他的“否定传统”就势必含有“自我否定”。赵建磊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60周年时作文指出《铸剑》凝聚了鲁迅该时期独特的生命体验,揭示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精神和实质的精确把握。鲁迅的思想情感、个性特征与黑色人高度吻合:冷峻孤独的个性、愤激痛苦的情绪、骇人的沉默、勇敢决绝,专“与黑暗捣乱”的战斗精神[5]。众多评论家揭示了这个黑色人的深刻寓意,丰富和发展了《铸剑》的解读。

四、从接受美学的角度

  鲁迅先生的《铸剑》是一个意义丰富的文本,从不同的层面可以解读,作家对复仇意义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不同层次展现,裸露出鲁迅先生深刻理性而痛苦的灵魂,从而深刻显示他“激昂-绝望-绝望的反抗”的人生哲学。早在1995年,钱理群先生就指出,鲁迅之为鲁迅,正在于他没有至于这种完成与诗化,他把思想的触角进一步深入到复仇完成之后,“以后”这才是鲁迅思维的真正起点,“娜拉走后”(《坟·娜拉走后怎样》),“死后”(《野草·死后》),“黄金世界以后”(《两地书》)都是鲁迅式的命题,对“复仇”主题的开掘与思考不会因鲁迅而结束[6],这是一种切入的视角,一种接受美学,一种意义上的理解。

  周海波在1998年的《英雄的无奈和无奈的英雄》中消解了《铸剑》的战斗意义,从另一个层面解读,他认为弈在成为英雄后的无奈和眉间尺在英雄成长道路上的无奈,体现出鲁迅小说没有悲剧、没有英雄的现代社会“消解英雄”的思想。或者说,由《奔月》到《铸剑》形成了鲁迅式的“消解模式”,英雄与其周围的社会环境构成反讽式的结构,因而,英雄的行为越是突出,也就越显示出某种滑稽的意味[7]。这种解读方式超越以往的积极的主题,将《铸剑》的意义带入另一种思考的境地。

  在2000年程宁的《从民族精魂的赞歌到胜者的悲凉》中认为,随着三头并葬的实现,主体的精神得到升华,而作者的“铺排”却使眉间尺与黑色人从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壮丽滑入了认头和三头并葬的尴尬境地,勇者的悲壮转入了胜者的悲凉。此时对无物之境悲中寓喜的揭示,可说是鲁迅深植于国民性中落后抱有始终尖锐的批判态度;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作者绝望与希望双重主题的延续,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希望失落后对绝望的超越。[8]随着时间的印证,《铸剑》的主题开掘日益深刻,体现了全方位、多视角的接受美学理念。

五、解构美学的批评

  2003年王黎君的《武侠背景中的复仇叙述》,以《铸剑》和余华的《鲜血梅花》为比较对象,两个作家对武侠小说情节模式的不同处理,表达了作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余华对传统武侠小说情节进行了解构和颠覆,显示了作家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王黎君指出最明显的一点,他们都借鉴了武侠小说的情节模式与基本元素,但却表达了迥异的“武侠”内涵,即对复仇这一武侠小说的基本元素,《铸剑》是以武侠的框架表达鲁迅在其他作品中也呈现的复仇主题,而《鲜血梅花》则借助武侠的复仇模式解构复仇,淡化仇恨,暗含了余华对复仇的不同处理[9]。

  在现代文学建立的时期,作家们努力创建的是“现代”小说的艺术规范,在油滑的叙述中蕴含有较多的建构成分,更接近“后现代”的取向,宕开笔墨,虚写复仇,以游戏与调侃的书写方式构成了对复仇的反讽,对武侠小说情节模式的颠覆和解构,他们各自的文学创造表达了对复仇主题与武侠小说的富有时代特征的不同理解和态度。

六、原型批评

  小说《铸剑》取材于《列异传》、《搜神记》等古籍所记载的“三王冢”的故事,鲁迅对其进行了“故事新编”。他的新编并非仅仅局限于拓展原文使之更完整,设置情节使之更合理,加强叙事笔墨使之更生动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揉进了自己半生血泪和经验”(袁良骏语)。对民间流传的这一文本进行了刻意的改动[10]。在李红涛的《秩序与再生》中,通过创世活动的神话叙述;从混沌到秩序:作品原型之一;化身神话的文化意义;眉间尺的成年礼:作品文化原型之二四个部分完成对《铸剑》的原型批评。

七、文化批评

  在袁筱芬的《复仇母题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对话”与嬗变》中主要考察复仇母题在《铸剑》《伍子胥》《复仇》三篇小说中形成的复杂文本对话关系:考察他们如何以不同的情节模式和叙述方式处理复仇母题,在此基础上把握复仇母题在现代文学中演变趋势和现代作家整体性文化心理的变迁[13],具有文化学研究的意味。

  综上所述,近20多年《铸剑》的研究呈多元化趋势,虽然有些文本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欠缺,但是从《铸剑》的研究趋势,我们可以看出,学者的研究试图摆脱已有的束缚性的观点,采用多种视角接近一事物,虽说众说纷纭,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说是件好事,使学术日益多元和丰富,在学术的路上,我们不断前行,尽管我们弱小,但我们笃信。


  【参考文献】

  [1]傅正乾.关于《铸剑》的主题、人物及其他[J].人文杂志,1981(1).
  [2]高旭东.拜伦的《海盗》与鲁迅的《孤独者》《铸剑》[J]湖北大学学报,1981(3).
  [3]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C].∥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
  [4]姜德明.鲁迅与猫头鹰[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5]赵建磊.凝结血的战斗铁的人物[J]潍坊教育学院学报,1996(3).
  [6]钱理群.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复仇”主题[J].鲁迅研究月刊,1995(10).
  [7]周海波.英雄的无奈和无奈的英雄[J].鲁迅研究月刊,1998(12).
  [8]程宁.从民族精魂的赞歌到胜者的悲凉[J].咸宁师专学报,2000(5).
  [9]王黎君.武侠背景中的复仇叙述[J].江淮论坛,2003(3).
  [10]李红涛.秩序与再生[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4).
  [11]袁筱芬.复仇母题再中国现代小说中“对话”与嬗变[J].海南师范学院,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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