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课本的若干补充
《赠卫八处士》鉴赏补
这首诗平易真切，层次井然。诗人只是随其所感，顺手写来，便有一种浓厚的气氛。它与杜甫以沉郁顿挫为显著特征的大多数古体诗有别，而更近于浑朴的汉魏古诗和陶渊明的创作；但它的感情内涵毕竟比汉魏古诗丰富复杂，有杜诗所独具的感情波澜，如层漪迭浪，展开于作品内部。清代张上若说它“情景逼真，兼极顿挫之妙”（杨伦《杜诗镜铨》引），正是深一层地看到了内在的沉郁顿挫。诗写朋友相会，却由“人生不相见”的慨叹发端，因而转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时，便格外见出内心的激动。但下面并不因为相会便抒写喜悦之情，而是接以“少壮能几时”至“惊呼热中肠”四句，感情又趋向沉郁。诗的中间部分，酒宴的款待，冲淡了世事茫茫的凄惋，带给诗人幸福的微醺，但劝酒的语辞却是“主称会面难”，又带来离乱的感慨。诗以“人生不相见”开篇，以“世事两茫茫”结尾，前后一片苍茫，把一夕的温馨之感，置于苍凉的感情基调上。这些，正是诗的内在沉郁的表现。如果把这首诗和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对照，就可以发现，二者同样表现故人淳朴而深厚的友情，但由于不同的时代气氛，诗人的感受和文字风格都很不相同，孟浩然心情平静而愉悦，连文字风格都是淡淡的。而杜甫则是悲喜交集，内心蕴积着深深的感情波澜，因之，反映在文字上尽管自然浑朴，而仍极顿挫之致。
（余恕诚文，见唐诗鉴赏大辞典）
《月夜》汇评补
公对月而怀室人也。前说“今夜”月，为“独看”写意。末说来时月，以“双照”慰心。《杜臆》：公本思家，偏想家人思己，已进一层。至念及儿女不能思，又进一层。鬟湿臂寒，看月之久也，月愈好而苦愈增，语丽情悲。末又想到聚首时，对月舒愁之状，词旨婉切，见此老钟情之至。（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六）
单元说明
杜甫和李白：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尽管李、杜的年龄只相差十一岁，他们也都经历过唐王朝的全盛时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乱，但他们的创作，却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形成于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成为其显著特征。而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杜甫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盛唐诗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仍然有所体现。激情虽然在他的诗中受到抑制，却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伟壮大之美，也仍然是诗人的爱好。他的那些关于时事政治的诗篇，大抵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而并非以预定的社会功利目的为首要的出发点。从这些方面来说，杜甫与盛唐文化终究有很深的关联。（章培恒《中国文学史》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同上）
杜甫对律诗的贡献：杜甫善于运用各种诗歌体式，而尤以律诗的成就最为辉煌。
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写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以古体写时事，较少受限制，杜甫多数写时事的诗都是古体；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他这部分写时事的律诗，较少叙述而较多抒情与议论，如《秋笛》、《即事》（“闻道花门破”）、《王命》、《征夫》等。
为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以组诗的形式，表现一些较难表现、较宽泛的内容，五律和七律都有这样的组诗。五律中的《秦州杂诗二十首》是一例。浦起龙已指出这是组诗。２０首集中地表现了他在秦州时的心境。
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最为成功的，是七律，如《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这组诗写于滞留夔州时期。此时安史之乱虽已结束，而外族入侵，藩镇叛乱，战争仍然不断。挚友已先后离开人世，诗人自己仍飘泊沧江，且疾病缠身。山城秋色，引发他的故园之思和对于京华岁月的怀念，回顾一生，感悟哲理。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以亲切随便的语气说出，不露对仗与声律安排的痕迹。《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体。《旅夜书怀》也是这类千古传诵的名篇。
（摘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课文译文
《宿府》：深秋时节，幕府井边梧桐疏寒；独宿江城，更深人静残烛暗淡。长夜里，号角声有如人的悲语；中天月色虽好，谁有心情仰看？乱中四处漂泊，亲朋音书皆断，关塞零落萧条，行路十分艰难。忍受困苦，我颠沛流离了十年；勉强栖息一枝，暂借幕府偷安。
——摘自陈清书斋网
二、教学建议
教学内容建议
（一） 杜甫的家世：
杜预→杜尹（襄阳）……杜依艺（巩县）→杜审言→杜闲→杜甫→杜观、杜丰、杜颖、杜占→杜嗣业
（二） 生平
壮游时期（712—745）（35岁前）：
困守长安（746—755）（35岁—44岁）
陷贼与为官（756—759）（45—48岁）
漂泊西南时期（759—770）（48—59岁）
（三） 杜诗的思想内容：
杜诗内容博大精深，安史之乱前后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都在他的诗中得到广泛而深刻的反映，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他的诗中得到高度的统一。他的诗歌堪称唐朝由盛而衰的诗史，又有同时的史书所不及者。
作为一代诗史，杜诗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地主阶段与农民阶级尖锐对立和悬殊的贫富差别，这正是唐朝由盛而衰，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揭露统治阶段敲骨吸髓的剥削，反对竭泽而渔，诛求无度，反映广大人民的苦难，是杜诗重要的思想内容。
忧念时局，关心社稷，是杜甫爱国思想的突出表现，是杜诗内容的一大特色，也是它作为诗史的又一重要原因。杜诗所反映的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二十余年间的军国大事，不仅可证诸史实，而且可补充史实。其特点在于不作纯客观的叙述，而能把它们与诗人的亲身经历感觉紧密地结合起来。
描绘山水，题画咏物也是杜诗的内容之一。在这些别人多用来抒发闲情逸致的题材中，杜甫常常融入了身世飘零之感，忧国忧民之情，因而他笔下的这类诗作，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和个性特点。
杜甫的咏物诗继承了托物言志的传统，并有所发展。杜甫还有一些咏物诗讽谕时事，揭露诛求。
杜甫忠君爱国，人所熟知，而其爱子心切，伉俪情笃，友朋谊深，却鲜为人道。生活的困苦潦倒，使他对风雨同舟的妻子抱有深深的负疚感。杜甫的这类思亲念友诗，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定的典型意义。
一部杜工部诗集，既是一本少陵年谱，亦是一代诗史。
（四） 杜诗的艺术成就：
杜甫是个集大成的诗人，他的诗歌风格是多种多样的，而最主要的风格则是“沉郁顿挫”。
成因：首先，与诗人的性格遭际有关。杜甫性格深沉、思想深邃、感情深挚，又有饱经忧患、壮志难酬的坎坷遭遇。
其次，与杜甫的审美理想有关。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诗、书、画的审美要求是写真传神。杜诗写时代之实、道性情之真，传事物之神。
他善用典型化的方法，从众多的事物中选取最有代表性者，又从众多现象中提炼本质，发掘意蕴，加以概括。
杜甫还追求宏观的惊世骇俗与微观的毫发无爽相统一的审美效果。
杜诗的沉郁顿挫，还与其寓意的深远，表达的一波三折有关。
杜诗的沉郁顿挫，还与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和语言功力有关。
杜诗的艺术表现手法，除了上文论及的体物工细、表现深曲的特点之外，还有以议论为诗的倾向。
杜诗众体皆备，但七律成就尤高。为建章之宫，千门万户，蔚为大观，无题不有，无法不备，名篇佳作，层出不穷。
（五） 讲解课本所选篇目
教学方法的建议
杜甫律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字句的锤炼，这也是与浑融高妙的盛唐诗相区别的一个方面。教学中可摘取数句，把诗眼的字词空缺，让学生填空，再与原字进行比较，以体会杜甫炼字的精妙。杜甫的锤炼字句对中唐以后的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可选取后代诗人的名句讲解。关于这一特点可参见罗宗强、郝世峰主编《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册，第66—6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版。
语不惊人死不休，开词句锤炼风气：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书怀》
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杜甫《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
孤灯然客梦，寒杵捣乡愁。——岑参《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湘灵鼓瑟》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寄》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秦观《满庭芳》
绿情红意两逢迎，扶春来远林。——洪荼《阮郎归》
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齐己《咏早梅》，郑谷改为“一枝”
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
坐看黑云衔猛雨，喷洒前山此独晴——崔道融《溪前遇雨》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再过吴江）
三、其他参考资料
1 关于本单元选诗在杜甫诗歌中的代表性
本单元选杜诗四首，其中五古一首、五律两首、七律一首，这正是杜甫贡献最大的几种诗体。杜甫沉潜诗歌艺术几十年，其间不断超越和新变，只有理解这些诗在这个过程中的位置，才算真正理解了杜诗。《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罗庸简要概括了杜诗艺术之路：在长安十余年（746—755，括号内注解均为编者加）即努力作五律，欲因以出人头地，题材之多，方面之广，语言变化，全唐诗人无与伦比。四十岁至天宝之乱（751—755），始放弃原作形式而试作七言诗，全盘失败，然绝不作当时之乐府调，安史乱后，见民生疾苦甚多，非旧作题材所能包容，过去亦少范作可资参考，有之则惟汉乐府一体，故此段时期，乃模仿汉乐府以命篇，诗境至此得一开展。后到外移居，暂定居于成都浣花溪上。此段时间（755—759）生活极苦，工部乃极力练习五古（本单元所选五古《赠卫八处士》即作于此时），至成都而大功告成，其间行旅纪事之五古，已与初唐诗异趣，创造出独特风格。居蜀六年间（759—765），努力完成其七律（本单元所选七律《宿府》即作于此时）及不合乐之五绝，迨夔府（766—768）而臻成熟，每首各有文法，绝不雷同，又故意避熟就生，遂以登峰造极焉。此后（768—770）则为强弩之末，无甚可观。晚年病肺，右手不能弹动，故流浪湖南一带，多用左手写作，为打秋风计而多写排律。论杜诗可划分为五时期，以三、四时期作品最佳。
2 关于杜甫思想的研究
杜甫的“伟大精神”是什么？就是崇高而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多为伟大的爱国者。杜甫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人被尊为“诗圣”，诗被誉为“诗史”，忧国忧民，爱国爱民，其忧也深，其爱也笃，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张忠纲在《应该正确评价杜甫的忠君思想》中，对忠君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他指出：“在中国，宣扬忠君思想，由来已久。但历史上第一个提倡对君王愚忠的，不是儒家的孔、孟，而是法家的韩非。”“在先秦时期，大凡法家，都主张对君主要无条件服从，即所谓‘愚忠'。而儒家的鼻祖孔子则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君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至于孟子，就更不提倡愚忠了。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求‘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果君主无道，不施仁义，变成独夫民贼，那么，他的臣民就可以起来杀死他，而这不叫‘弑君'，是谓之‘诛一夫'。”杜甫忠君，但并非愚忠，他身历玄、肃、代三朝，而对这三代皇帝都有所讽谕和批判；他敢犯龙鳞救房琯尤为一生大节；他与李白等人的友谊也不迎合上峰旨意，足证他不是愚忠。作者认为：“杜甫的忠君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何况杜甫并非愚忠，他批评皇帝，指斥奸佞，针砭时政得失，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维护祖国统一，充满爱国爱民的热忱，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批判继承的。”康伊《杜甫君臣观新探》更认为杜甫的君臣观，实质上就是魏征的君臣观，即“良臣观”而不是“忠臣观”。魏征的“良臣观”强调君臣相契；强调明君直臣；强调爱国利民。而杜甫有人格独立的坚定信念，他弃官赴秦州和离开严武幕府的行为，说明他并非一切惟命是从的愚忠之臣；他直言敢谏，议论朝政，批评皇帝，同情人民，坚定而真诚地为苍生为社稷忧虑。这都是良臣观的直接表现。文章认为：“用这种良臣观来观察杜甫，解释杜甫的言行，更自然更合理，所谓“一饭未尝忘君”，不是杜甫的本色。
至于杜甫爱国爱民思想的渊源，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源自儒家。新时期对杜甫儒家思想的研究有新的开拓。在这方面，邓小军连续发表了三篇很有见地的论文。作者指出，恻隐之心，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心，乃是民本政治即仁政的根本。在杜甫心灵中，人类不分贵贱，不分等级，亦不分种族，在人性上、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杜甫对隶人所表现的平等精神，对隶人善良人性的肯定，乃是对原始儒家人性普遍平等思想的实践品格的发展。“杜甫的诗歌与行为表明，在政治思想上，他完全继承着原始儒家和隋代王通一系传统，而决不是董仲舒一系，更不是法家一系。换言之，杜甫与愚忠不相干”。“杜甫的廷争、弃官、不赴召，终于漂泊以死，乃是以实践的品格，体现了士在君主面前为道而自重的独立自由之人格”。杜诗还深刻体现了儒家的君权有限合法性思想。所以说，“杜甫真正地继承、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即核心意义”。“杜甫与杜诗，乃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先行者与先声”。刘明华在其《社会良知——杜甫：士人的风范》中认为：“杜甫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卫道士，他的关怀不仅超越了一己之得失，也超越了他所属的‘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阶层，而是面向整个社会及广大的民众。在思想上他既是儒学的坚定信仰者，同时还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杜甫扬弃了仁政学说中以君为核心的问题，他是以民（人）为出发点的。杜甫巨大的困惑、深深的忧患和深刻的批判，无一不是建立在对人类的普遍的关切和普遍的爱的基础上的修身和治人。赵海菱《杜甫人格生命论》分仁者之心、名士之韵、诗人之魂三个方面论析了杜甫的人格生命。文章认为在杜甫的心目中，社稷、人伦乃至一草一木都是息息相通、休戚相关的。三者构成了诗人高大的人格生命。
关于杜甫受佛道思想的影响问题，自从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提出“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而且是禅宗南宗的信徒，他的佛道信仰是“老而愈笃”以后，学术界就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吕澂在《杜甫的佛教信仰》一文中，认为杜甫早年信仰禅学北宗，而与南宗无涉，入蜀后禅宗信仰逐渐动摇，终于改信了净土教。钟来茵《论杜甫与佛教》（《草堂》）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杜甫与佛教的关系。他统计杜诗中涉及佛教的不过50首左右，仅占全集1/30，其中能称为名篇佳作的极少。从这些作品反映的情况看，杜甫谈不上是禅宗信徒。刘怀荣《试论杜甫的佛教信仰》认为杜甫一生的思想发展，受到儒、释、道三家的影响。其中儒学的影响贯穿始终，最为深厚。佛、道二家的影响则随生活的变化，在各个时期又有所不同。杜甫的佛学信仰只是一种文人失意时的信仰，其深度有限，不过是一种“儒术难起”时的精神补充罢了。钟来茵《再论杜甫与道教》就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杜甫的宗教信仰”一章的部分论点提出商榷，据郭之全部论据作驳论，阐述自己的观点。
3关于杜甫生平行迹的考辨
文革后出现不少新见。王辉斌《建国以来杜甫生平研究综述》对建国以来关于杜甫生卒年，家世妻室，李杜交游及其他，行踪与离去原因，卒地、卒因、墓地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介绍，可以参看。关于杜甫的出生地问题，旧说都认为在河南巩县，有的还将其具体到“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王辉斌《杜甫出生地考实》，对此进行了重新考辨与探讨，认为巩县仅是杜甫之祖的迁居住处，杜甫的出生地则在洛阳，而且杜甫家族至迟在其祖父杜审言晚年即已迁居洛阳，并断定其“故乡”诗有相当一部分是具体指洛阳的。香港学者邝健行《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论析和推断》，对杜甫参加贡举考试问题作了更深入精细的探讨和研究，得出结论：“一、杜甫在开元二十三年或稍前回到故乡巩县，考过了县试；再到洛阳考过了河南府府试。二、开元二十三年十月或稍前，入长安。三、开元二十四年正、二月间，在长安参加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主持的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四、赴长安应试时，得到当时的京兆尹照拂，这时的京兆尹可能是李适之。”乔长阜在《杜甫研究学刊》上先后发表了四篇文章，认为杜甫应进士试当在开元二十七年；杜甫与高适、李白同游宋中，当在天宝四载深秋、初冬间，而不是在三载；关于杜甫的第一任职务，张海珊《杜甫是胄曹参军吗？》和朱明伦《杜甫第一任职务辨》都考定是左卫率府兵曹参军，而不是胄曹参军。对杜甫的被罢左拾遗，一般认为是因疏救房琯。庞石帚在《杜甫的政治生活与当时的党派斗争》一文中，认为杜甫罢拾遗是因为属于房琯一党的缘故。钟来因的《杜甫左拾遗罢官原因新考》不同意这种说法，而以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以直言失官”之说为是。朱宝清《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诗说》，依据组诗的有关诗句，再结合其他资料，说明生计艰难，远祸藏身，特别是对君王和政局的失望，是杜甫决定弃官西行、卜居归隐的原因。对杜甫退出严武幕府的原因，过去有人认为是因为二人有矛盾，曾枣庄不同意这种说法，而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杜甫本人不愿入幕和杜与同僚意见不合。1988年5月，在湖南省平江县召开的“杜甫在湖湘”学术讨论会上，有16篇论文论及卒葬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① 杜甫是死于耒阳，厝于耒阳，葬于耒阳；② 依元稹说：杜甫旅殡岳阳，归葬偃师；③ 杜甫死于汨罗江，厝于平江，未能归葬偃师，而是终葬于平江；④ 认为“旅殡岳阳”，即是旅殡平江。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力主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卒于耒阳，“直接死因还只是饮酒过多”。杜甫初葬耒阳，旋殡岳阳，终葬偃师，三者构成了杜甫灵柩归葬的全过程。关于杜甫的卒年，通行的说法是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享年59岁，则其生年为唐玄宗先天元年（712）。陈衍《石遗室诗话》则认为“杜公之卒必在大历六年”，王辉斌《杜甫卒年新考》亦认为在大历六年冬后，这样，杜甫的生年亦相应推后一年，为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由杜甫卒葬问题引发了杜墓研究热，这方面的文章约有一二十篇，并有专著出版，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四说：一主耒阳说，一主平江说，一主偃师说，一主巩县说。冯建国《杜甫四墓考》经过详细的考辨，认为“杜甫真正的安葬地一定是在偃师杜楼村”。曾意丹则认为“偃师与巩县的杜甫墓应皆是真的，只不过一是始葬地，一是迁葬地而已”。
四、杜甫诗研究综述（张忠纲）
《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记载《杜甫集》60卷，唐代宗大历年间，樊晃编有《杜工部小集》6卷，惜都不存。据不完全统计，自唐迄于清末，见于著录的各类杜集，就有400多种，流传至今的也有200多种。唐以后，有两次注杜高潮。一为两宋时期，号为“千家注杜”。今传杜集最早者为北宋王洙、王琪编定、裴煜补遗的《杜工部集》20卷。此后杜集补遗、增校、注释、批点、集注、编年、分体、分韵之作，皆祖此本。南宋最著者，有郭知达辑《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又称《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笺注《杜工部草堂诗笺》，黄希、黄鹤补注《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而最有价值的是赵次公撰《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此本仅存明抄残本26卷，今人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辑佚补阙，最为完备。二为明末清初时期。主要评注本有王嗣奭撰《杜臆》、钱谦益撰《钱注杜诗》、朱鹤龄撰《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撰《杜诗详注》、浦起龙撰《读杜心解》、杨伦撰《杜诗镜铨》等。
二十世纪中国的杜甫研究深受新旧文化、东西方文化交互撞击及多次政治思潮的影响，以1949年、1976年为界呈现出三个阶段。
一、 1949年以前的杜甫研究。
学者们努力的方向是把所谓愚忠道德体现者的杜甫还原为普通诗人，剥去封建时代加给他的“圣化”的外衣，只把他作为诗人来研究，梁启超“情圣说”、胡适“表现人生说”堪为代表。以诗人兼学者的眼光研究杜甫的闻一多于杜多有发明，他的《杜甫》既以坚实的旧学作其依托，又有新眼光、新方法及新文艺的感染力。他发表于1930年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更是“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这种提挈全局、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是我国年谱学的一种创新，也为历史人物研究作出了新的开拓。”（傅璇琮《〈唐诗杂论〉导读》）三、四十年代是民族灾难尤为深重的时期，杜诗的民族意识感召着人们，当时杂志上常见有关杜甫的文章，学界常有关于杜甫的演讲，出版界常见杜诗选本的出版……战争促使人们去体验杜诗的精神。有些文章联系抗日战争的现实，挖掘了杜甫描写战乱、渴望收复失地这类作品的现实意义。杜诗资料考据亦有新收获。洪业《杜诗引得序》是一篇较系统、较全面的杜诗源流考证、版本评介的长篇论文。
二、 1949年至1976年的杜甫研究。
50年代以来，大批研究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新观点建立新杜学，出现了不少专著。如冯至《杜甫传》分十三章论述杜甫的生平与创作，力求言必有据、客观公允，标志着杜甫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傅庚生《杜甫诗论》与萧涤非《杜甫研究》两部著作都以现实主义、人民性和爱国精神作为分析杜甫的新标准，对杜甫和杜诗做了相当全面、系统的研究。傅著认为在安史之乱中，杜甫的生活接触到人民，思想接近人民，因而其诗较充分地表现了人民性和现实性，《北征》为其转折之标志。傅著一再强调杜甫是一步步走向人民的，有一个由“阶级浪子”走向人民的转变立场的过程，其人民性就表现于诗中的现实性和民主性。萧著重视生活实践这一中介环节，认为时代的影响主要是人民的影响，杜甫通过生活实践与人民交往，体会人民的哀乐而接受其情感，“学习”和采用“人民语言”，更有力更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与人民疾苦。值得注意的是萧著特意将杜甫困守长安时期独立析出，认为这是杜甫靠近人民的一个契机，贫困的生活使之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同时，同一时代环境对诗人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诗人自己的“生活实践、思想意识”，如同样经历安史之乱的王维，就没有反映人民苦难的作品。萧著又指出杜甫仍属封建士大夫，其思想根源是儒家——主要指其入世有为的积极精神。又将传统的民胞物与的仁者精神提高到人道主义来认识，把它作为老杜的基本思想，一部杜诗便是“我能剖心血……一洗苍生忧”的具体实践。综观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学者们将杜诗的写实性由传统“诗史”的认识提高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无疑是一个进步，傅、萧二著的解析也基本符合杜甫创作实际。但随后不久出现了将中国文学史归结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模式，杜甫在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成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而杜诗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就被人为地忽视了。5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上的浪漫激情直接导致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出现，且极大地影响到杜甫研究。1962年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活动给杜甫研究带来了一个短期的热潮，一度被忽视的杜诗艺术研究受到重视，然而不能排除迎合“两结合”的东西。由于政治的原因，1966~1976年出现了一个异常冷落时期。特殊的时代出现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刘大杰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杜甫”章和梁效《杜甫的再评论》。
这时期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四川省文史馆编《杜甫年谱》联系杜甫生活的时代背景，对其生平活动、行踪、交游及创作等方面作了详细考证。万曼《杜集叙录》叙述杜集从樊晃《小集》六卷到清代“杜甫文集经过一千多年的编辑、整理、注释、训解、校勘、疏证，蔚然成为一种专门之学”的发展脉络。中华书局编辑的三辑《杜甫研究论文集》，选录1922年—1962年间发表的杜甫研究论文82篇；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从诗文别集、总集、诗话、笔记、史书、地志、类书中辑集有关杜甫生平事迹及其作品思想、艺术等方面的资料，依时代先后加以排列。这些都为杜甫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 1977年至今的杜甫研究。
思想解放带来了杜学的中兴，这一时期出版有关杜甫的各类著作100余部，论文3000余篇，呈现出全面繁荣、精彩纷呈的局面。作为学术研究，杜学的复兴是从批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杜甫部分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开始的，分别以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与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为代表，两位学者的意见对杜甫研究的复兴起了正本清源的作用。陆文针对杜甫后期“轻儒重法”观点，以准确的统计数字证明杜甫不是“轻儒重法”，而是“尊儒尊孔”的。萧文纠正了郭著李杜研究上的偏颇，驳正了郭著曲解、误解杜诗之处。
这时期研究杜甫的著作，主要有萧涤非《杜甫研究》（修订本）克服了旧版中的一些时代局限，全面论析了“杜甫的思想、生活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代表了我国八十年代杜甫研究的水平”。朱东润《杜甫叙论》的特点是博采史实，联系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经历和进入夔州以后的生活变化，深刻阐述了杜诗的两次高峰：一是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到《同谷七歌》；二是寓居夔州时期，杜甫在七古、七律和排律上完成了集大成的光辉业绩。陈贻焮《杜甫评传》将杜甫与杜诗放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对时代和创作的关系、杜诗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按历史和生活的本来面目，深刻揭示了杜甫的思想性格及整个思想发展过程；又通过作家的纵横比较，探讨杜诗艺术的独创性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等问题，填补了杜甫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是继萧著《杜甫研究》之后的又一丰硕成果。莫砺锋《杜甫评传》的特点是既把杜甫作为伟大诗人，论述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创作发展过程，又把杜甫当作伟大的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及政治、文学和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同时，在评传结合中侧重于评，试图把杜甫置于时代和社会的广阔背景中予以审视，对杜甫的地位及影响作出了较深刻的阐述。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以中国文学发展史为背景，开掘了杜诗流变的纵向研究传统；又通过对“同题共作”等形式的综合性的剖析，极大地拓展了杜诗横向研究的视野。他如张忠纲《杜诗纵横探》、朱明伦《杜甫散论》、钟树梁《杜甫研究丛稿》、韩成武《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吴怀东《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等，都从不同侧面对杜甫杜诗做了各自的阐述，有不少新见。
关于杜甫的思想研究，论者侧重的是儒、释、道特别是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邓小军的《杜甫与儒家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和《杜甫：儒学复兴运动的先驱》等文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人性思想和建基于其上的政治思想，是晚周原始儒家思想的两大骨干。人性思想的核心是人性源于天道、人性本善、人性普遍平等，其发展高峰是孟子直指人性本善、恻隐之心为仁的思想。杜甫直承孟子，对其仁政思想作出了独立的重新发明：恻隐之心，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心，乃是民本政治的根本。这正是杜甫高明于王通、韩愈、李翱等人的地方。杜甫的政治思想“完全继承着原始儒家和隋代王通一系传统……与愚忠不相干”，而且“体现了士在君主面前为道而自重的独立自由之人格”。所以说“杜甫与杜诗，乃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先行者与先声”。
杜甫生平行迹的考辨有不少新见。关于杜甫的第一任职务及被罢左拾遗、华州弃官而流寓陇蜀、弃官西行而卜居归隐、退出严武幕府、离蜀原因的探讨越来越符合或切近史实。杜甫的生卒年及死因也出现了几种新说，但似乎都缺乏坚实有力的根据。
对杜诗分体、分类、分阶段、分地域研究，对杜诗诸如边塞诗、咏物诗、山水诗、纪行诗、咏马诗、题画诗、亲情诗、自传诗、教子诗、妇女诗、乡愁诗、登高诗、写梦诗、农事诗、花鸟诗、苦热诗、戏题诗等的研究，都有不少文章，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专论杜诗写作与语言艺术的专著，有文自成、范文质《诗圣的写作艺术》专论杜甫诗审美特征、写作技法。刘明华《杜诗修辞艺术》从理论高度专门探讨了杜诗修辞艺术，证明杜甫是语言大师。侯孝琼《少陵律法通论》系统阐发了杜甫律诗的法则。韩成武《杜诗艺谭》则对杜诗各类艺术技巧和手法做了精细的研究。
自元好问提出“杜诗学”以来，人们对“杜诗学”深入研究的兴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浓烈。目前杜诗学研究已到整合阶段，许总《杜诗学发微》及谢思炜《杜诗解释史概述》、廖仲安《杜诗学》、胡可先《杜诗学论纲》和《杜诗史料学论纲》、林继中《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等文，都为杜诗学建设做了总体的构想与有益的探索。
此外，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的《杜集书目提要》，收录自樊晃至1984年的杜集书目890种，内容丰富翔实。周采泉的《杜集书录》，收录杜集书目1200余种。张忠纲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将专论杜甫的诗话汇为一编，注明出处，纠谬辨误，评论得失。对杜甫研究都颇具参考价值。（张忠纲）
参考文献
闻一多《唐诗杂论·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程千帆、莫砺锋《杜诗集大成说》，《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马茂元《马茂元说唐诗·谈杜甫七言绝句的特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叶嘉莹《杜甫七律演进的几个阶段》，《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王锡臣《论杜甫的七言歌行的特点》，《文学评论丛刊》第5期，1980年版
杜晓勤《论杜甫的文化心态结构》，《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
附：杜诗英译：（许渊沖译）
月夜
今夜鄜州月， 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 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 双照泪痕干？
A MOONLIT NIGHT
At the moon over Fuzhou which shines bright,
Alone you would gaze in your room tonight.
I m grieved to think our little children are
Too young to yeam for their father afar.
Your cloudlike hair is moist with dew, it seems;
Your jade- white arms would feel the cold moonbeams.
O when can we stand by the windowside,
Watching the moon with traces of tears dried?
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 秋边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 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 况乃未休兵。
THINGKING OF MY
BROTHERS ON A MOONLIT NIGHT
War drums break people s joumey drear;
A swan honks on autumn frontier.
Dew tums into frost since tonight;
The moon viewed at home would be bright.
I ve brothers scattered here and there;
For our life or death none would care.
Letters can t reach where I intend;
Alas! the wars not come to an end.
（东南大学 白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