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出版社《大学语文》教参
　　
　　评：南大版《大学语文》是定位为系统讲授文学史知识的，这从他们的配套教参也可以看出来。（何）
　　
一、 李白及其诗歌创作简介

　　生平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人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他很早就相信当时流行的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自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方面要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这就形成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构成他作品进步内容的思想基础。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
　　
　　李白约在二十五、二十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十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并在安陆（今属湖北）与唐高宗时任宰相的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因此居住安陆时间较长。后又徙家任城（今山东济宁）。李白不愿像当时一般士人那样，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官位，而企图通过隐居山林和广泛的社会结交来培养声誉，获得帝王赏识，不依常例擢用。开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元年（742），因受玉真公主等的推荐，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李白初时心情兴奋，很想有所作为，但时值玄宗后期，政治日趋腐败黑暗，李林甫把持政权，在朝廷上逐渐形成了一个腐朽的统治集团，贤能之士屡遭排斥和迫害。李白秉性耿直，对黑暗势力不能阿谀奉承，因而遭受谗言诋毁，在长安前后不满两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此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名篇叠出，代表作有《长干行》、《横江词》、《乌栖曲》、《蜀道难》、《子夜吴歌》、《古风·大车扬飞尘》、《行路难》、《梁园吟》等。
　　
　　李白在长安遭受挫折，心情苦闷。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仍然关心国事，希望重获朝廷任用。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了好友，同游今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携手探胜，把酒论文，亲密无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次年两人分手，此后未再会面，但彼此都写下了感情深挚的怀念诗篇。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当时，玄宗任命其第十六子永王李璘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江陵大都督，负责保卫和经管长江中部一带地区。李白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参加了率师由江陵东下的永王幕府工作。不料李璘不听肃宗命令，想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结果被肃宗派兵消灭。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幸而途中遇到大赦，得以东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这时期的代表作品，安史之乱以前有《梦游天姥吟留别》、《战城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古风·羽檄如流星》、《将进酒》、《北风行》、《远别离》、《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安史乱后有《古风·西上莲花山》、《永王东巡歌》、《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
　　
    文学创作
　　
　　李白诗歌散失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彩。
　　
　　诗人一生关心国事，希望为国立功，不满黑暗现实。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对唐玄宗后期政治的黑暗腐败，广泛地进行了揭露批判，反映了贤能之士没有出路的悲愤心情。其中第一首开宗明义，以继承《诗经》“风雅”的传统自任，鲜明地显示了关心现实的创作精神。《远别离》、《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篇，表现了他对权奸当道、国运濒危的忧虑。安史乱起，他参与李璘幕府，企图杀敌报国，收复两京，“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其十一）。这种热烈的爱国感情至老不衰。在流放回来后，他还因安史之乱未平而“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在《临终歌》中，他对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感到非常遗憾，把自己比作“中天摧折”的大鹏鸟。对他的作品，李阳冰称为“言多讽兴”（《草堂集序》），吴融称为“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禅月集序》），都指出其诗关心国事、讽刺黑暗政治的特色。
　　
　　李白固然迫切要求建功立业，为国效劳，但他并不艳羡荣华富贵，而是认为“钟鼓馔玉不足贵”（《将进酒》）。在建树功业以后，他要以战国时代高士鲁仲连为榜样，不受爵禄，飘然引退。他不能为爵禄富贵而对权贵阿谀逢迎，而是“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上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他宣称“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第二十），“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对玄宗后期形成的腐朽统治集团，更是鄙夷蔑视，他在诗中把玄宗比作昏暴的殷纣王（《古风》第五十一），把嚣张跋扈的宦官斥为大盗（《古风》第二十四）。他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种高亢的的歌声，和他醉中令高力士脱靴的传说一样，赢得广泛的传诵和赞美。苏轼曾借用晋代夏侯湛的话，赞美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李太白碑阴记》）。这种思想内容，明显地受到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影响。庄子斥骂贪婪残暴的统治者为大盗，把权势富贵视如腐鼠，其思想与李白诗歌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清龚自珍说李白诗歌融屈原、庄周为一炉（《最录李白集》）。的确，李白既像屈原那样热爱祖国，憎恨黑暗势力，积极关心政治，又像庄周那样鄙夷权贵，蔑视富贵。
　　
　　李白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他希望社会安定，人民能够过和平宁静的生活，因此对于残害人民生命和破坏人民和平生活的不义战争给予尖锐鞭挞。在《古风》“羽檄如流星”中，他谴责杨国忠对南诏发动黩武战争，使大批兵士无谓牺牲。诗篇最后希望当权者效法虞舜，弃武修文，带来和平局面。安史乱起，他怒斥残杀人民的安史叛军将领们是带着冠缨的豺狼（《古风》“西上莲花山”），并责问道：“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的一部分乐府诗，继承了汉魏六朝古乐府的传统，注意反映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秋浦歌》“炉火照天地”，分别描绘了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关怀。
　　
　　李白自称“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写下不少描绘自然风景的诗篇。他喜爱、歌颂高山大川。在他笔下，咆哮万里的黄河，白浪如山的长江，“百步九折萦岩峦”的蜀道，“回崖沓嶂凌苍苍”的庐山，无不形象雄伟，气势磅礴。他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都是传涌千古的名句。这类诗篇，正像他若干歌咏大鹏鸟的作品那样，表现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开阔胸襟，从侧面反映了他追求不平凡事物的渴望。另外一些诗篇，像《秋登宣城谢朓北楼》、《独坐敬亭山》、《清溪行》，则善于刻画幽静的景象，清新隽永，风格接近王维、孟浩然一派。
　　
　　李白还有不少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有的写得真挚动人。他歌颂“愿同尘与灰”（《长干行》）那种热烈纯真的爱情。其乐府诗篇，常常从女子怀人的角度来表达委婉深挚的爱情。还有若干寄赠、怀念妻室的诗，像《大堤曲》、《寄远十二首》中的多数篇章等，感情也颇为深挚。李白投赠友人的作品数量很多，佳篇不少。其中有的诗表现了鲜明的政治态度，像《鸣皋歌送岑征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内容与《古风》等诗息息相通。更多的是表现日常送别、相思之感，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沙丘城下寄杜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赠汪伦》等等，感情深挚，形象鲜明，具有强感染力量。
　　
　　李白诗歌内容也包含着一部分封建糟粕，其中较多的是宣扬人生若梦、及时行乐、纵酒狂欢的消极虚无思想和表现求仙访道、炼丹服药的宗教迷信。《古风》59首中即有一些篇章表现这类思想内容。其《襄阳歌》、《春日醉起言志》等诗篇，虽有一定的艺术性，但也流露出浓厚的颓放情绪。他描写妇女和爱情题材的诗，也有少数存在庸俗情调。
　　
　　李白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自由解放的体裁和朴素优美的语言来表现他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
　　
　　李白诗歌中大量采用夸张手法和生动的比喻。他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复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其十五），刻画他长安政治活动失败后深广的忧思，是广泛流传的名句。他如“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写仕途艰难；“桃花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写朋友间的深厚友谊等，都以鲜明突出的形象打动读者。在他笔下，不但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如此，而且连妇女、历史人物以至自然景物，都被赋予强烈的抒情色彩。除前面提到的对蜀道、黄河的咏叹外，他如“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都以夸张手法刻画平凡的景物，并从而衬托出诗中人物浩荡的愁思，这类诗句，在李白集子中到处可见。
　　
　　李白诗歌的想象是很丰富和惊人的。他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都以奇特的想象表现了对长安和诗友的怀念。《梁甫吟》、《古风》“西上莲花山”分别通过幻想方式来表现自己在长安受到谗毁和安史叛军对中原地区的蹂躏；《远别离》更通过迷离惝恍的传说来表现对唐玄宗后期政局的隐忧；它们都显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则借助于神话传说，构造出色彩缤纷、惊心动魄的境界。对《蜀道难》、《远别离》等篇章，前人评为“奇之又奇”（殷璠《河岳英灵集》），“变幻错综，窈冥昏默”（胡应麟《诗薮》），正揭示了其诗想象丰富奇幻、语句纵横变化的特色。李白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在篇幅较长的七言歌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方面明显地可以看出受到屈原的影响。
　　
　　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形式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不爱写格律严整的律诗。《古风》59首是他五古的代表作品。它们继承了阮籍《咏怀诗》、陈子昂《感遇诗》的传统，广泛地表现了对黑暗政治不满、怀才不遇的感慨和隐遁游仙的消极思想。较之阮、陈之作，表达更显豁，文彩更丰富，具有“以才情相胜，宣泄见长”（见胡震亨《李诗通》）的特色。他乐府中的五古，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注意表现下层人民和妇女的痛苦，如《丁都护歌》、《豫章行》、《子夜吴歌》等，文笔朴素生动，并倾注着诗人洋溢的热情。他的七言古诗（包括乐府七言歌行和一般七古）具有更大的创造性。七言古诗除七言句外，可以兼采长短不齐的杂言句，形式最为自由，便于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如《远别离》、《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名篇，写景则形象雄伟壮阔，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抒情则感情奔放激荡，跳脱起伏，变化多端，具有“风雨争飞，鱼龙百变”、“白云从空，随风变灭”（《唐宋诗醇》）的雄伟奇特的艺术特色。从文学渊源说，这类诗受屈原作品和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最深。
　　
　　李白擅长绝句。他的绝句，在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基础上，锻炼提高，更为精警。五绝如《静夜思》、《玉阶怨》等，蕴藉含蓄，意味深长。七绝佳作更多，语言明朗精练，声调和谐优美，写景抒情，深入浅出。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评唐代七言绝句，认为李白与王昌龄最称擅场；李攀龙甚至誉为“唐三百年一人”（《唐诗选序》）。李白集中七律最少，仅十多首，也少佳作。五律有70多首，有的写得很好，像《渡荆门送别》、《送友人》、《秋登宣城谢朓北楼》等，格律工整，情景交融，说明他能写律诗，只是不爱多写。
　　
　　李白擅长乐府诗，他钻研、熟悉汉魏六朝的乐府古诗，曾以“古乐府之学”传授少年诗人韦渠牟（《唐诗纪事》卷四十八）。他的集子中有四卷乐府诗，虽用乐府旧题，却能自出新意，写下不少优秀篇什，其卓越成就为历来所肯定。如明代王世贞说：“太白古乐府，窈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艺苑卮言》卷四）胡震亨说：“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唐音癸签》卷九）唐人以乐府古题写诗的，当推李白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某些歌行和绝句，虽不用乐府题目，也富有乐府诗的风味。
　　
　　李白反对“雕虫丧天真”（《古风》第三十五）的雕章琢句之风。他的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明朗自然。具体表现为语言直率自然，音韵和谐流畅，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民歌的气息。这主要得力于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但他不是仅仅学习、模拟民歌语言，而是在学习基础上加以提高，使之更加精练优美，含意深长。他的七言古诗除明朗自然外，语言更以雄健奔放见长。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称誉李白诗“清新”、“俊逸”，道出了它语言风格的显著特色。
　　
　　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李白诗歌汲取营养，受其影响。
　　
　　李白还有若干词作。《尊前集》著录12首，《花庵绝妙词选》著录7首。其中《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3首，体裁实为七言绝句，当时配乐演唱。其他传为李白作的长短句均不甚可信。其中〔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篇最为著名，《花庵绝妙词选》誉为“百代词曲之祖”。但这两首词没有收入宋本《李太白集》，而始见于宋人笔记，是否李白作品，颇滋后世疑问。明代胡应麟、胡震亨等已疑为后人伪托。现代学者也颇多不信为李白所作，一个主要理由是唐代前期文人词尚处在萌芽状态，文辞体制，都较简朴，而这两首词却是用双调，换韵，语言精练，描写细致，在艺术上很成熟。但有些学者根据盛唐时崔令钦《教坊记》即已著录《菩萨蛮》曲调名等为理由，认为这两首词确是李白所作。这个问题尚无定论。
　　
　　李白的散文，今存60多篇。也多对偶句，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骈文风尚。但语言比较自然流畅，与其诗歌风格有相似之处。其中《与韩荆州书》、《春夜宴从弟桃花（一作“李）园序》两文，为后代选本所取，传诵较广。
　　
　　
　　本集和校注版本
　　
　　唐人所编的李白集子，现在没有流传下来。北宋中期，宋敏求增补旧本李白集，得诗近千首，曾巩为之考定次序，在一部分诗题下注明写作地点。稍后晏知止予以校正刊行，为《李太白文集》30卷，刻于苏州，世称“苏本”。后又有根据苏本翻刻的蜀本，是现存最早的李白集，原为清代藏书家收藏，康熙年间缪曰芑据以翻刻，世称缪本。蜀本原刻（大约刻于北宋末叶、南宋初年）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影印问世。
　　
　　最早为李白集作注者，是南宋杨齐贤的《李翰林集》25卷，注释颇为繁富。元初萧士赟删补杨注，撰写《分类补注李太白集》25卷，大致详赡，但仍嫌繁芜而有疏漏。明代胡震亨撰《李诗通》21卷，一般典实不注，偶下己见，并驳正旧注之误。清代乾隆年间，王琦汇集旧注，补充订正，编成《李太白文集》36卷，采择宏富，注释详备。最后6卷，1卷为年谱，其余5卷分类辑录有关李白生平和作品的资料。明代朱谏曾作《李诗辨疑》2卷，摘举李白诗200多首指为伪作，但大抵多凭臆断。李白集子中，如《草书歌行》、《笑歌行》、《悲歌行》等，经后人考辨，目前可断为伪作者，不过20来首，清代末叶，黄锡珪增订王琦旧谱编有《李太白年谱》，较旧谱内容更为详细。黄氏又撰《李太白编年诗集目录》一种，用力颇勤，虽编次不尽恰当，但对深入研究李白诗歌，颇有帮助，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编有《李白集校注》，以前此杨齐贤至王琦各家旧注为基础，旁搜唐宋以来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笺释补充，并考订缪误；又以王琦注本为底本，参考各本，撰成较详细的校记，是迄今为止李白集注释中最详备的本子。
　　
　　关于研究李白的著作，“五四”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李长之著《道教徒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戚惟翰著《李白研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詹锳著《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王运熙等著《李白研究》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中华书局曾选其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于60年代编成《李白研究论文集》出版。
　　
　　（王运熙文，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参考书目
　　
　　詹锳《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
　　王运熙等《李白研究》，作家出版社1962。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64。

　　二、 李白研究的十大热点

　　李白研究肇始于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均有论著，然成果较少，仅有宋杨齐贤、元萧士赟、明胡震亨、清王琦数家注及各种诗话文集中的片断评论。这和宋以来千家注杜的盛况显然无法相比。进入20世纪，李白研究的局面有了改观，70年代后更是硕果累累。因而本文所述详今略古，着眼于争论较多和创获较丰的问题。
　　
　　一、 家世
　　
　　李白家世的原始记载，见于李白诗文中自叙、李阳冰的《草堂集序》、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但李白所说和李《序》、范《碑》叙述都有不契合处，从而引起后世种种推测，出现了汉人、胡人、胡化之汉人三说。
　　
　　1． 汉人说。又有唐宗室说和非宗室说。李白自谓“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赠张相镐二首》其二）；说其祖先曾“遭沮渠蒙逊难”（《上安州裴长史书》），即谓凉武昭王暠之子李歆被沮渠蒙逊打败而死。李《序》、范《碑》均云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这实际上说李白与唐室同宗（李暠为唐高祖李渊七世祖），《新唐书·李白传》、王琦《李太白年谱》等从之。而俞平伯（《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等则认为李白的祖先为汉人而非唐宗室。
　　
　　2． 胡人。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10卷1期，1935年1月）提出李白之父本为西域胡人，至蜀地才改姓李。詹锳《李白家世考异》（《国文月刊》第24期，1943年10月）也认为“白之家世或本商胡”。
　　
　　3． 胡化之汉人。胡怀琛《李太白的国籍问题》（《逸经》第1期，1936年3月）认为李白的先世曾寓居在呾逻斯城的南面十馀里，是突厥化的中国人。幽谷《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逸经》第11期，1936年11月）支持此说。
　　
　　李白家世众说纷纭，但对李白先世曾流寓西域、于神龙初潜还蜀地的看法是一致的。
　　
　　二、 出生地
　　
　　明人胡应麟曾慨叹：“古今诗人出处，未有如太白之难定者。”（《少室山房笔丛》卷5）
　　
　　1． 山东。此说盖源于元稹误解杜甫“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之句意，而在《杜君墓系铭》中径称“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其后《旧唐书·李白传》、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2等遂以讹传讹，以太白为山东人。
　　
　　2． 蜀中。明杨慎《李诗选题辞》引《成都古今记》说：“李白生于（绵州）彰明之青莲乡（今四川江油）。”清王琦、黄锡珪两种《李太白年谱》都采用这种说法。今人郑畅《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认为李白于神龙元年生于青莲乡，但此说显然与李白的出生年代不符。裴斐《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及其籍贯问题》（《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亦持生于蜀中说，谓李《序》、范《碑》中的“神龙初”为“神功初”之误。
　　
　　3． 西域。李宜琛《李白底籍贯与生地》（《晨报副刊》1926年5月10日）通过对李白生卒年的考证，断定太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西域碎叶，但未说明碎叶的位置。其后，陈寅恪、胡怀琛、幽谷都认为李白生于西域。
　　
　　4． 中亚碎叶。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根据范《碑》，提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其位置在原苏联哈萨克境内的托克马克，并指出李《序》说的条支是区域大专名，碎叶是城镇小专名，碎叶属于条支都督府。这就把李《序》和范《碑》所说统一了起来。郭说影响很大，一时几成定论。
　　
　　5． 其他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出现几种新说，如李从军谓李白出生于焉耆碎叶，即今新疆境内博斯腾湖畔的库尔勒和焉耆自治县一带（《李白考异录·李白出生地考异》，齐鲁书社1986）。刘友竹谓生于条支，唐代条支的地望“在今阿富汗中都一带，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今之加兹尼”（《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期）。钟兴麟则认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在今哈密附近的三堡（《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位置新探》，《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三、 几入长安
　　
　　千馀年来，研究者都认为李白到长安只有一次，即玄宗天宝元年（742）秋奉诏入京、供奉翰林，至天宝三载（744）春出金门离开长安。现在两入长安说盛行，尚有人坚持李白一生到长安只有一次。
　　
　　稗山在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一文，注意到李白在关中所写诗篇流露出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是天宝初奉诏入京时期不当有的，因而提出李白在开元年间曾到过长安。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肯定其说，并据李白《与韩荆州书》“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王公大人，许与气义”等语，以及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苏晋卒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之史实，推定首次到长安的时间为开元十八年（730）。郁贤皓于1978年以后陆续发表《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等系列文章（《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补充了大量证据。
　　
　　李从军认为除开元中、天宝初两次入京外，李白还在天宝十一二载间第三次到长安（《李白三入长安考》，《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期）。持此说者还有安旗（《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四、 重要行踪
　　
　　1． 出蜀年代。清以前的各种载籍均未明确李白何年出蜀，清季黄锡珪《李太白年谱》定于开元十四年（726）。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定为开元十三年（725）。郁贤皓《李白出蜀前后事迹考辨》（《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据李白开元十八年《上安州裴长史书》“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句，认为李白于开元十五年在安陆成婚，由此按李白行踪向上推算，李白出蜀时间当在开元十二年（724）秋。
　　
　　2． 在山东寓居地。旧说据《旧唐书·李白传》“父为任城尉，因家焉”，认为李白在山东之寓居地为任城（今山东济宁）。20世纪80年代，安旗至山东实地考察，并查阅了大量方志，撰《李白东鲁寓家地考》（《李白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考出李白诗中的“东鲁”、“鲁门”、“沙丘”等地名均指唐兖州治所瑕丘（今山东兖州）而非任城。“尧祠”、“石门”也在兖州东门外。安说已为学界公认，特别是近年在兖州出土的一块石刻上有“沙丘”名称，更证实了李白诗中的“沙丘”就在兖州。
　　
　　3． 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前人都以安史之乱初起时李白一直在宣城。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据李白《奔亡道中》，提出李白在天宝十四载冬曾回梁园，恰逢安史之乱，于是携宗夫人南奔。郁贤皓《李白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及《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新探索》（《文史》55辑）作了进一步考证，从李白《奔亡道中五首》考出李白并非从梁园南奔，而是从沦陷区改换胡装逃出后西奔函谷关。
　　
　　4． 是否到达夜郎。李白因从永王璘而被判长流夜郎，但是否到达夜郎历来有争论。宋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谓“至巫山，遇赦得释”。王琦《李太白年谱》、詹锳《李白诗文系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郁贤皓《李白丛考》等亦持未至说。但清人黎庶昌《拙遵园丛稿》卷四、张澍《续黔书·李白至夜郎辨》等则提出已至说。如黎庶昌释李白诗题“半道承恩放还”云：“半道犹言中间也，盖白本是长流不赦之人，今中间得释。”今人张才良《李白长流夜郎的法律分析》（《李白研究》1990年第2期）认为李白被判为唐律惩治最严厉的三年“加役流”，但至夜郎不久即遇赦，相对于“役三年”来说，是“半道承恩放还”。
　　
　　五、 交游
　　
　　8至19世纪，关于李白交游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及《年谱》等，但所得不多。20世纪以来，有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郁贤皓《李白丛考》等为代表性著作。其中，《李白丛考》考明李白交游达四十多人，其研究成果已多为学界接受。
　　
　　其他关于李白交游研究的单篇论文有：耿元瑞《关于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总第13辑）、陈尚君《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刘友竹《李白与李邕关系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刘嘉甫《李白交游考录三题》（《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下）等。
　　
　　六、 卒年
　　
　　1． 代宗宝应元年（762）说。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云：“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又肃宗至德二载（757），太白作《为宋中丞自荐表》有“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之句，据此推算，则白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沿用此说。
　　
　　2． 代宗广德二年（764）说。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称：“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李从军《李白考异录·李白卒年辨》谓曾巩所说六十四岁卒是正确的，只是“宝应元年”有误，应为广德二年。张昕、陈建平《〈李白卒年辨〉存疑》（《唐代文学论丛》总第8辑）否认李从军的看法，认为其论据不足以推翻传统的宝应元年说。
　　
　　3． 广德元年（763）说。此说见于阎琦《李白卒年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及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2000年）。反对此说的论文有杨栩生《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辨》（《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王辉斌《李白卒年新说辨析》（《漳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等。
　　
　　七、 作品真伪
　　
　　李白作品在唐代已大量散佚。宋敏求编《李太白文集》在搜辑过程中掺入了一些伪作，鉴别李白作品的真伪也就成为李白研究的重要课题。
　　
　　1． 诗之辨伪。李诗辨伪始于北宋苏轼，他认为《笑歌行》、《悲歌行》、《草书歌行》等篇皆唐末贯休以下诗格，《姑熟十咏》为李赤诗等，然无确据。严羽《沧浪诗话》、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及王琦《李太白全集》指出他人诗误入太白集情况，论据充分。明朱谏作《李诗选注》，另把他认为非李白所作的216篇作品编为《李诗辨疑》，多无根据。20世纪的李诗辨伪更具学术性，主要有詹锳《李诗辨伪》（《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郁贤皓、尹楚彬《李白诗的辑佚与辨伪》（《唐诗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等。经过古今学者的考辨，现可确定为他人之作误入李集的有：岑参的《送别》（“斗酒渭城边”），王昌龄的《军行》（“骝马新跨白玉鞍”），顾况的《去妇词》（“古来有弃妇”），高适的《观放白鹰》（“寒冬十二月”），玄宗的《谒老君庙》（“先君怀圣德”），晚唐人的《送贺监归四明应制》（“久辞荣禄遂初衣”）等。
　　
　　2． 词之辨伪。李白作《菩萨蛮》、《忆秦娥》之说分别见于北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南宋初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19。南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盛赞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明胡应麟最早表示怀疑：“予谓太白在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之七言律，鄙不肯为，宁屑事此。且二词虽工丽，而气象衰飒，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霄壤。藉令真出青莲，必不作如是语。详其意调，绝类温方城辈，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耳。”（《少室山房笔丛》卷41《庄岳委谈》卷下）今人詹锳、俞平伯、吴熊和等也否定李白作二词。肯定李白作此二词的学者主要有任二北、夏承焘、唐圭璋等。如唐圭璋、潘君昭认为：“《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中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论词的起源》，《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3． 文之辨伪。黄锡珪《李太白年谱》从《四六法海》和《古今图书集成》中辑录出李白文三篇，附录于该书之后，谓是新发现。郁贤皓《黄锡珪〈李太白年谱〉附录三文辨伪》考明此三文非李白所作，而是独孤及之文，并考明《四六法海》和《古今图书集成》致误的原因。
　　
　　八、 《蜀道难》的寓意及写作年代
　　
　　《蜀道难》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但关于该诗的寓意及创作年代，历来有不同的解说。
　　
　　1． 罪严武。此说始自唐人，李绰《尚书故实》云：“《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范摅《云溪友议》卷上也说：“严武拥旄西蜀，……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琯）、杜（甫）危之也。”
　　
　　2． 讽玄宗入蜀。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卷3、沈德潜《唐诗别裁》卷5持此说。俞平伯《〈蜀道难〉说》（《文学研究集刊》第5册，1957年5月）也认为此说最可信。
　　
　　3． 即事成篇。胡震亨《李诗通》卷4云：“白蜀人，自为蜀咏耳。”顾炎武《日知录》卷26亦说：“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
　　
　　4． 送友人入蜀。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谓送友人王炎入蜀作，王运熙《谈李白的〈蜀道难〉》（《光明日报》1957年2月17日）也认为是李白在长安送友人入蜀之作，采用乐府旧题，描绘蜀地道路艰难、环境险恶，希望友人不要久留蜀地。
　　
　　5． 寓功业难成。郁贤皓《李白丛考·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认为作于初入长安时，指出唐人已认为此诗寓有功业难成之意。安旗《〈蜀道难〉新探》（《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等文章认为是以蜀道艰险寄托对仕途坎坷、现实黑暗的愤恨。
　　
　　九、 是否反映盛唐气象
　　
　　20世纪50年代，林庚《诗人李白》（《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7日）一文提出李白诗歌是盛唐气象的代表，“没有李白，我们今天对于盛唐高潮的认识就要减低，没有李白，盛唐的高潮为之减色”。又在《盛唐气象》（《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盛唐气象的本质是“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此后，李泽厚《盛唐之音》（《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1期）更明确提出“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无论从内容或形式说都如此”。裴斐则不同意上述说法，他认为李白诗歌贯穿着怀才不遇与人生若梦这样两个基本主题，其感情基调不是乐观、少年解放、青春奋发，而是忧郁和愤怒（《谈李白的诗歌》上、下，《光明日报》1955年11月13日、20日）；又在《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及《盛唐之音再质疑》（《光明日报》1982年11月23日）二文中指出李白创作反映的不是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和充满灾难的时代。
　　
　　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李白诗歌反映了盛唐气象。如罗宗强《李杜论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袁行霈《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分别指出李白身上鲜明地体现了盛唐的时代精神，是盛唐文化的代表，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十、 李杜优劣论
　　
　　1． 杜优李劣。元稹在《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杜甫的长篇排律远优于太白诗。宋苏辙承其说进一步对李白加以贬抑：“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诗病五事》，《栾城集》卷8）
　　
　　2． 李优杜劣。欧阳修《李杜优劣论》说李白“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明祝允明作《罪知录》，论唐人诗尊太白为冠，而力斥子美，总评杜诗曰“外道”（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2）。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一书，竭力贬抑杜甫，将扬李抑杜倾向发展到极致。
　　
　　3． 李杜正不当优劣。韩愈《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李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明李东阳也认为“二公齐名并价，莫可轩轾”（《怀麓堂集·杂记》卷10）。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界比较李杜，多着眼于客观分析，罗宗强《李杜论略》全面地比较了李杜二人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异同，持论中肯。
　　
　　以上简单回顾了李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相信，通过后继者的不懈探求，21世纪的李白研究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郁贤皓、胡振龙《八世纪以来李白研究的十大热点》，《文史知识》2001年10期）

三、 作品赏析补充

　　关山月
　　
　　《关山月》为乐府诗题，属横吹曲辞。《乐府古题要解》说：“《关山月》，伤离别也。”从《乐府诗集》中可以看出，古人多以此题写征戍离别之情。此诗即写这一传统主题。全诗十二句，可分三层。首四句写边色，为第一层，以雄浑之笔写出边关的辽阔苍凉。“明月出天山”两句是说一轮明月从祁连山的峰峦之间升起，高挂在穷塞大漠的夜空，隐现在茫茫的云海里，使月光笼罩下的天山和云海，倍增凄怆。下面的“长风几万里”两句则是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边关的空旷、荒凉。是说长风吹彻万里朔漠，一直吹过那“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四句中以天山、玉关点明边塞，以清冷的月光、苍茫的云海、雄劲的朔风描写边塞风光，气象雄浑，情调苍凉。这是李白运用自己丰富想象力，对于《关山月》这一乐府古题的发挥。诗的第二层由写边塞景象转到写征战。汉朝建立不久，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兵抵御匈奴的南侵，在白登山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达七日之久。“汉下白登道”即是指这段历史，是说当初汉朝曾出兵白登山。青海一带是唐朝与吐蕃作战的战场。“胡窥青海湾”的胡是包括了吐蕃在内的。这句是说现在的吐蕃兵要伺机向青海湾进犯了。以上两句以古今战场写起，点明自古以来那里的战火从未停熄。接着“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两句，是由戍边将士之口发出的感叹。反对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悲叹“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李颀《古从军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这是当时一个习见的主题，李白这里是寓愤慨于哀怨中。诗的最后一层，又由辽阔悲凉的古战场转到写边愁——戍客思归之苦。既然古来这征战之地生还者甚少，故远戍边塞的将士们望着萧条苍茫的边庭绝域，不能不“思归多苦颜”。这里以“多苦颜”即“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外貌来刻画他们日夜望归的痛苦心情。结尾两句又由戍客的思归想象到思妇怀念征人的叹息，是说这照着边关的明月会将戍客的思念带给家乡的亲人；戍边将士这样的日日苦颜思归，高楼中思妇们的叹息又怎能停止呢！将戍客的苦颜与思妇的叹息互相对照，更托出远戍边关将士思归之苦。
　　
　　此诗如同一幅由关山明月、沙场哀怨、戍客思归三部分组成的边塞图长卷。前一部分写边色用月光敷上了一层凄凉的情调。中间以深沉的笔调写出“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的哀怨。最后以戍客的“思归多苦颜”和思妇的“叹息未应闲”相映作结。全诗以怨情贯穿，色调统一，浑然一体。自宋代以来，人们往往截取关山明月四句将它作为一首独立的五言绝句来欣赏。吕祖谦极为赞赏其气象的雄浑，称其“气盖一世”（《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引）。又因这种雄浑气象是以清逸之笔出之，风格自然明快，故明人胡应麟将此四句与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一诗相比之后，赞叹地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浑雄之中，多少闲雅！”这种割裂全诗的作法固然不足取，但是我们却可以由此见到前人对于这首《关山月》的评价。
　　
　　　　 （刘崇德文，见《李白诗歌赏析集》，巴蜀书社1988）

四、 白话翻译

　　赠孟浩然

　　我多么喜爱孟夫子啊！
　　他的风韵潇洒闻名天下。
　　少壮时代就鄙弃为官作宦。
　　到了晚年陪伴松林云霭过着隐居生涯。
　　每当月夜常常因酒而醉，
　　迷恋风花景色不去侍奉皇家。
　　如同高山的品格怎样去景仰？
　　只好在此拱手敬慕他的清芬高雅。
　　（石椿年孟学广《唐诗三百首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

五、 《关山月》古曲谱

　　《关山月》为汉代横吹曲，亦称鼓吹曲，乃军乐。李白所写此题乐府现传乐谱两种，一为《魏氏乐谱》，标为道宫，即前一首；一为古琴曲，即此首。最早见于《梅庵琴谱》，编配李白这首诗则自杨荫浏先生开始。
　　（刘崇德《古乐谱百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见本书附录。）

六、 参考资料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
　　〔日〕松浦友久《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安旗《李白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常秀峰等《李白在安徽》，黄山书社1986
　　朱宗尧《李白在安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毛水清《李白诗歌赏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刘忆萱、管士光《李白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裴斐《李白诗歌赏析集》，巴蜀书社1988
　　李昌志等《李白诗魂系青山》，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丁育民《李白游秋浦》，黄山书社1989
　　刘开扬等《李白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郑修平《李白在山东论丛》，山东友谊出版社1991
　　陈文华《诗酒李太白》，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1
　　谢力《李白》，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裴斐、刘善良《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中华书局1994
　　王运熙等《谢与李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徐文海、李晓峰《李白诗酒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
　　曾月郁、周实《李白》，岳麓书社1997
　　王辉斌《李白求是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国李白研究会《20世纪李白研究论文集》，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
　　盘石《李白诗词吟诵曲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
　　安旗《李白诗秘要》，三秦出版社2001
　　〔日〕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居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中华书局200

七、 思考与练习

　　1． 以李白诗歌为例，分析“盛唐气象”的内涵及其意义。
　　2． 分析李白诗歌的主要思想内容。
　　3． 分析李白诗歌的艺术特征。
　　4． 以李白诗歌为例，分析浪漫主义诗歌的艺术特征。
　　5． 课后组织同学朗诵李白的代表作品，体味李白诗歌的积极进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