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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钊:再论《大学语文》教学中文献资料的利用
【时间:2008-11-24 】 【来源: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9月 】 【作者: 重庆文理学院 杨钊】 【已经浏览5343 次】

    [摘 要]《大学语文》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提高学生文化素质的重要的基础学科,在教学中应当充分利用古代文献资料,指导学生研读其中所选的优美的古代文学作品。在对文献资料的运用中则应当具体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精审的引用,二是准确的解读,三是深刻的领悟。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文献;利用


  《大学语文》已成为普通高校中极为重要的基础学科,该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素质人才”(中国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今天高校中的《大学语文》教材当以徐中玉先生所编的为优,种类齐全,选文亦较精当,多强调该课程当精选优美而又声情并茂便于充分感悟的古代文学作品,以对大学生们进行素质教育[1];而其所选的古代文学作品大部分又在中学语文教材中选编过,所以,如何指导学生研读古代文学作品,在中学《语文》的基础上求深求新,是《大学语文》教学中的关键之一。除了依靠课文后的注释、提示外,还需指导学生利用古代文献资料,对文章进行深入理解,拓展视野,以求不断地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

    一、精审的引用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曰:“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注释“文”为文章典籍,“献”为贤,贤才也,即博学多识、品德高尚之人[2];孔子之论,即认为征引文献以证礼乐典章制度,以加强其权威性,故征引文献为历代学者文人所重,且注意引用的精审。具体来讲,一是慎择版本,清人张之洞曾告诫青年学子读书“泛临无门,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3](《轩语·语学·论读书宜有门径》),故而编有目录学名著《书目答问》,坚持“学有家法”、“实事求是”的原则,“分别条流,慎择纳举”,以便年轻学子知道如何择书读书[4]。二是在广博的基础上力求精约、典型、准确,特别是不能断章取义。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九年义务教育本)教材,编选了苏轼的两首豪放词,分别为初中第六册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高中第三册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徐编高职《大学语文》亦编选《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在对大量的古文名篇的编撰中比较注重文献资料的运用,如课后注释多首先标明入选文章出自于哪部典籍,课文后的补充资料与专文论述中,亦多引文献资料,以便学生加强对原文的深入解读。但是有时运用文献时,亦有不妥甚或不确之处。教师当慎择版本,辨别正误。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后引用了一条文献资料:

    东坡在玉堂(官署名,又称玉署,在学士院内)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即柳永)?”对曰:“柳郎中(柳永曾任“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曾任“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笑得直不起身子)。(愈文豹《吹剑录》)[5]

    此处所引资料不尽精审。宋人俞文豹的《吹剑录》当以商务书馆《说郛》百回本,即涵芬楼百卷本为佳,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说郛三种》收录上述版本。且上述所引文章当在《吹剑续录》中,曰: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如何?’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6]两相对照,很明显前引资料较为粗疏,甚或错误,如“东坡在玉堂日”,其义实难理解,不知所据何本。

    徐编高职本在《江城子·密州出猎》词后的“评析”中亦引用苏轼的《与鲜于子骏书》:“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1]。惜乎此处关键之文未曾引用,有遗珠之憾。上段引文其后又曰:“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和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7]此处“东州壮士”之句,出于苏轼自评之语,“颇壮观也”,强调的是苏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最能体现其豪放风格,而且此词是其较早打破婉约词风的豪放之作,对其后来的作品影响尤大,故此条资料尤为重要,不可不全引。

    又如徐编高职本编选了《张中丞传后叙》一文,其中有一段文字:“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1]欲使学生对此段深入理解,不妨征引一条资料,相互对比,品评优劣,李翰《进张中丞传表》曰:“巡退军睢阳,扼其咽领,前后拒守。自春徂冬,大战数十,小战数百,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出奇无穷,制胜如神,杀其凶丑凡九十余万。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功也。”[8]两相对照,我们发现,韩愈对张许二人“守一城,捍天下”之功的评论源于李翰之论,但在文风上韩文更能彰显其“猖狂恣肆”之风格,“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9](《上欧阳内翰书》)李文文字质朴,似有冗长之嫌;韩文则在凝练整饬之中,更表现出感情的愤激,理足辞严,而又气势酣畅,一气呵成,气韵通畅。

    二、准确的解读

    对精审地引用的文献资料,教师当指导学生正确精细地解读,切不可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如前所引的关于苏轼豪放词风的两条资料的解读当注意:一是苏柳之比较,学生单独阅读这两段文字,很容易断章取义地认为,苏轼有讥贬柳永之意,细品此段文意,以及结合苏轼他处的相关论述,此种理解当误。“虽无柳七郎风味,”“我词比柳词如何?”表明“惠新词”的苏轼,拿尚婉约、凡有井水处即能歌其词的柳永作为争鸣竞技的对手,未有贬低之意。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词论》),以协音律、尚婉媚为本色当行,苏轼亦写婉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细腻绵密,凄婉动人,即为婉词精品;至若《蝶恋花》,“恐柳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王士缜《花草蒙拾》)苏轼作词,不主一体,不拘一格,故启功赞曰:“无数新声传妙绪,不徒铁板大江东。”(《论诗绝句》)由此可知苏轼并不排斥柳永词之婉约。二是对豪放词风的理解。“小词”表明词于苏轼为“小道”,较之于儒家所重的传统的高文大册——诗文,它可以卸下庄重的“诗教”“明道”的冠服,尽情的抒发心底哀感顽艳之情、胸头激昂之气。“亦是一家”表明,较之柳词的婉约,自己所作小词别是一家,另开新境,打破词为艳科的传统,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以词表达豪迈俊爽之情。“壮观”表明自己的作品对读者极具感情的冲击力度。不同于柳词的浅吟低唱、缠绵悱恻,苏轼于他处,亦有相似的自评之语,“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7](《与陈季常》之十三)“东州壮士”数句,出于东坡自评之语,最能体现其豪放风格,当指导学生细细品味。俞文豹的《吹剑续录》为宋笔记体小说,非为正史,但亦可视为时人之评,可参,其中“执铁板”数句,可谓一语中的的精妙之论,有助于学生更为直观、形象地对豪放词风进行理解。

    又如善用典故,是古代诗文的重要手段之一。关于用典,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中有专论,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10]文之为用,自喻喻人而已,自喻贵达,喻人贵信,故为文常常用典,以求含蓄表意,加强文章的权威性。对于文章中所用的典故,当指导学生知道一是典出何处;二是典故本来的含义是什么,化入文章中又是何意,由此品味诗人的锦心绣口,妙笔生花,由此体味作品含蓄蕴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徐编本科自考《大学语文》编选了李白《行路难》其一,诗中有“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二句,徐注曰:“诗人用两个故事来表示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11]关于此二句所用之典古今注释皆无疑议,首句,垂钓碧溪,指姜尚未遇周文王时,曾在碧溪钓鱼;第二句的乘舟梦日,《宋书》载:“伊挚将应汤命,梦乘船过日月之旁。”但此处用典意义何在,则有争议。从诗歌文本及《行路难》组诗之意考释,笔者认为当从朱东润先生之释:“两个典故的合用,表示人生遭遇,变幻莫测”[12](中编第一册),颇多伤感怅惘和愤激。全诗开首四句“拔剑击柱”,化用发唱惊挺、操调险急的鲍照《拟行路难》诗意,表现英雄失意之愤激,虚负凌云万丈才,自古圣贤尽贫贱,而又孤忠耿直;“欲渡”二句用比兴手法表示人生途中的事与愿违,愤激之情尤烈,耿耿不平之气郁积胸中;“闲来”两句感情稍显松弛平缓,慨叹人生际遇的变化多端,怅惘之情化为迷惘之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最后二句,忽开化境,表现出乐观的精神。《乐府解题》曰:“《行路难》,本乐府旧题,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13]实则世路艰难之叹、人生不称意之愤萦绕于李白《行路难》组诗中:“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其二)“且乐生前酒一杯,何须身后千载名”(其三)。

    三、深刻的领悟

    随着互联网信息快速传递、搜索、交流,以前在教学中单纯地引用补充文献资料,以求拓展学生知识面的方法,已不足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因为充分的利用互联网搜索资料,包括较为偏僻的古代典籍,已成为轻而易举之事。罗宗强先生所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论及该书作品注释力求简略时说:“目的是为教师讲授留出适当68的空间,避免‘依注解书,学生自会’的窘境。”[14]此论有待商榷,实则重要的是教师当对所引用的文献资料指导学生进行深刻的领悟,以求加深对课文的深入理解;且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对知识融汇贯通,启迪思维,开启心智。

    中学语文编选了陶渊明的很多诗文,如有《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饮酒》其五、《归园田居》其一和其三,徐编高职《大学语文》本亦编选《归园田居》其三,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诗语言浅近质朴,文笔清丽自然,单就文意,此诗理解于学生较为容易,但教师讲习如何讲新讲透?清人方玉润释《诗经·芣苢》诗旨之论时曰:“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即《汉乐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15]方玉润此段讲究品诗之法,强调三点:一是读者当平心静气,循文按义,在澄澈透明的心境中静默玄观,细细品味,力求读者与作者默会贯通,从而体悟出劳动之愉悦。二是整体上把握,反复涵泳,默会贯通。三是阅读者对诗歌的理解不能“征实”,须依靠诗歌所含的信息以及读者的人生体验,展开丰富的想象,从而细细品味作品的意蕴。如果说第一点之论不脱道家和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文论观,即要求阅读者阅读时摒弃杂念,全身心投入作品中,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方能体会诗家三昧,于学生的理解稍显一定的难度,后两点则对学生理解文章大有裨益。马克思讲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对劳动者来说,当劳动系外界强迫而为,劳动就是一种负担、痛苦、劳累,如《诗经·七月》描写了西周时期奴隶一年到头沉重的劳动生活,奴隶们在枯燥、繁重的劳作中默默无闻地将生命慢慢地消磨殆尽,这是一种被鲁迅先生称之为的“无事的悲剧”,毫无快乐。当劳动是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为,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它是一种喜悦,一种创造,一种充实。古人的劳动之歌远见于《吴越春秋》中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穴六。”刘勰评曰:“黄歌断竹,质之至。”[10]整首诗文辞质朴,表现先民狩猎的全过程及劳动之乐;《诗经·苤 》全诗色调清丽,风格明快,以重章叠句之笔描写女子采摘苤 的劳动过程及其劳动之乐;乐府《江南》则以“鱼戏莲叶间”数语,描写水中之鱼不分东南西北,自由欢快地游动,反衬采莲姑娘荡舟于绿水莲叶中采莲的快乐;《归田园居》其三则以清幽之
笔描写如诗如画之劳动:天色未明而又下地除秽,月出东山之上,方带着满身月色回家,漫步于长满野草的小径,露水打湿衣襟,亦无怨无悔,欣喜之情溢于诗中每一种景物,劳动较之诗人,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对自由生活的体验,是一首美妙轻松的音乐,是一幅清新而悦人的图画,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活动。如是,既能使学生知人论世的理解陶氏笔下的劳动观,又能品味陶渊明诗歌中的“无我之景”。

    又如对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小石谭记》[16],全文文眼在“以其境过清”,“清”包括水之清澈,“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景之清幽,“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情之凄清,“凄神寒骨,情怆幽邃,”欲对此篇文章深入理解,我们不妨遵方玉润之论,将其置于“永州八记”这组文章中加以理解,其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为解读组文的钥匙。“自余为 人,居是州,恒惴栗。”表明柳氏一生转折、文风大变当在王叔文革新失败“斥久”“穷极”之后,“不平则鸣”[17](《柳子厚墓志铭》)。“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数句,表现作者优游于山水之间,“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16](《始得西山宴游记》)。故其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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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 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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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柳河东集[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
    [17]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作者简介]杨钊(1966-),男,四川南部人,重庆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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