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22卷第6期 2003年12月
新世纪“大学语文”教材改革笔谈
[编者按]据多方信息，一本区别于当下众多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高等语文》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这本由北京大学教授温孺敏任主编，南京大学教授朱寿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中山大学教授欧阳光任副主编的《高等语文》，集合了北大、南大、武大、北师大、清华、西北师大和中山大学等国内重点院校的众多权威教授编写，不久将在全国30多所院校铺开试用。该书的25个专题的目录已在有的报刊上公布。有消息称，这本《高等语文》力图推进大学语文的改革，结束当下大学语文教材的况乱状态。
上述信息，引起了武汉地区部分多年从事语言文学研究和《大学语文》教学的有关专家的极大兴趣，为了进一步促进《大学语文》的改革，探讨在当今“人文日新”的形势下，如何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培养其较高的文化品味，以及《大学语文》如何在这方面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为此，2003年7月30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江汉论坛》编辑部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新世纪《大学语文》教材改革专题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发表了很多意见，其视线所及已经超出对大学语文教材改革本身的关注。现将他们撰写的文章以笔谈方式刊载，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是《大学语文》还是《汉语言文化读本》?——从《大学语文》的合理定位说起
从教学角度看大学语文教材改革
大学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
定位后的教改设想——简谈大学语文的改革
大学语文教材应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
关于“大学语文”课程与弘扬人文精神的思考
摘要:大学语文，作为一门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必修课程，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二者应该是有机统一的，不可偏废的，因此在编写大学语文教材时必须注意二者的有机统一。不过，从二者的关系和学生的实际来看，工具性是更根本的，离开了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就谈不上它的人文性，也就没有必要开设这门课程，那些人文讲座就可以完成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传授和培养的任务。
关键词:大学语文;工具性;人文性
大学语文是为了弥补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中国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不足而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程，它的任务应该是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中国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摆脱中学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得学生不仅可以顺利地完成专业知识的学习，而且成为一个具有较高中国文化知识修养的人才。因此，大学语文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就有一个正确处理大学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关系的问题。
本来，语文，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的语文，都应该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从孔夫子授徒开始，其与语文有关的“诗”与“书”(“六艺”——诗、书、礼、乐、御、射)的课程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在学习语文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也就学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和做人的道德修养，并没有出现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脱离或对立。语文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分离，那是到了把语文仅仅或主要作为工具来使用的时候。古代是在隋唐科举取士以后，读书人把语文当作了“敲门砖”，仅仅注重了语文的工具性，而逐步忽视了语文的人文性。中国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这种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相脱离以及工具性突出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改变，而且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大概有:其一，西方文明使得人们产生了一个错觉，似乎中国的积弱和西方的强大就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发达与否，因此产生了“重理轻文”的学习倾向，一直影响至今。其二，西方文化在17世纪以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工具理性尤其成为最主要的意识形态，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离就成为了一种主要趋势，为了反对自然科学和工具理性独霸文化，不断有人要求人文科学的独立地位，像意大利的维科、德国的赫尔德、狄尔泰、新康德主义者、尼采、海德格尔等人都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结果是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分离，作为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的语文也产生了分离，工具性就变得越发突出。其三，长期以来我国的应试教育强化了语文的工具性，削弱了语文的人文性。在至今为止的我国中小学，语文课程教学仍然主要是应付考试，各种升学考试制约着语文教学，甚至成了语文教学的唯一指挥棒。这样我们的语文教学又成了“敲门砖”—敲开高一级学校大门的砖头，学生几乎没有学到多少真正的语文基础知识和技能，而只是学到了应付考试的办法。这样，语文教学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就被割裂了。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情形，那就是，语文课成了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工具，这在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比较流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之中特别流行。总之，我们的语文教学，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分离。因此，语文教学必须改革，大学语文的教学也要改革，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改呢?我们认为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应该回到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本真状态，而不能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决不能用人文性代替工具性。那样，不仅失去了开设大学语文的真正意义，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把大学语文改革到健康方向上来。
从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实际来看，我们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当然应当把人文性与工具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过，相比较而言，应该说工具性是基础，比起人文性在大学语文的课程内部是更重要的。其中的原因如次:
首先，大学生所具有的中学语文的底子，不能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那主要是一种应付考试的手段，在学生的记忆里已经支离破碎，需要重新组织起来，因此就需要以各种典范文本来重新组织起语文知识系统。这项工作应该是大学语文的首要任务，它是把一个完整、系统的语文工具通过大学语文的教学迅速重建起来，以利于这些非中文专业大学生进一步学好自己的大学专业。如果大学语文忽视了这项首要任务，反而着重在语文的人文性，一开始就大讲中国文化(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那不就与中文系学生的专业学习没有原则区别了吗?这样不仅不能帮助学生进一步学习自己的专业，反而会增加学生的负担。那岂不是违背了大学语文课程的宗旨了吗?
其次，就一般而言，大学语文的工具性仍然是其人文性的基础。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学生连一篇古文的文字都不能很好地读通，那么，这篇古文中的中国文化、道德含义、人文底蕴又怎么能被他理解和把握呢?所以，即使对于大学生，只要他是非中文专业的，就应该在大学语文课中首先帮助学生磨砺好自己的语文工具，有锋利的语文工具才可能学好语文所承载的自己本专业的知识，与此同时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和把握所学文章和诗歌等课文中的中国文化、道德含义、人文底蕴等等。只要我们教育学生正确理解语文的工具性，不把语文的工具性与它的人文性对立起来，不把大学语文仍然当作敲门砖，不沿袭中学语文学习的死记硬背、肢解知识、僵化模式的老一套，我们就有希望以工具性为基础把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再次，对于大学生来说，语文的工具性，虽然也包括语文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和运用，但更重要的应该是方法论的含义。也就是说，语文的一些主要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应该说在中学阶段都已经基本学习到了一定程度，大学阶段不可能也没必要重复那些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因为需要上大学语文的大学生，不在于将语文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进一步加宽加深，那是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任务，这些非中文专业大学生在语文方面的主要任务是要学会运用已有的语文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通过一些典范课文的学习，巩固已有的知识和技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学会自学。所以，把中国语言、文字、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加以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条理化，以便于这些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最迅速地学会运用已经具备的语文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原有的高中语文的基础上产生一个质的飞跃，这样才能真正实在地“超越高四语文”。否则，如果仍然主要在人文知识的层面做文章，那就是沿着积累知识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不可能有所飞跃，也根本不可能“超越高四语文”，只能是在“高三语文”的基础上添加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甚至连语文的基本技能都得不到培养和提高，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高四语文”。
总之，从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及其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大学语文，作为一门专为非中文专业大学生开设的课程，只能以语文的工具性为基础，通过工具性来实现语文的人文性，并达到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超越中学语文教学，使学生在大学语文课程学习之中真正有所提高，使死的语文知识转化为活的语文智慧，使有限的语文知识和智慧不断扩大为无限的文化宝藏。
从这样的角度来衡量前不久刚刚编就的《高等语文》，我们认为它不是一本合适的大学语文教材，更不能说是一本好的大学语文教材，它倒是一本颇有水平的中国文化和某些文化知识的讲座读本。在今天强调人文素质教育的形势下，它会给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带来十分好的效果。但是，要把它作为一本大学语文的教材，实在是文不对题的，至少是弊多利少的。
相比较而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就更适合作为教材，它真正比较恰当地做到了把大学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较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它通过许多古今中外的语文名篇的诠释、讲解、提示，把许多中国语文(语言、文字、文学，包括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名篇)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地重建起来，使得学生从这些语文名篇的学习之中，同时获得了中外文化、道德内涵、人文底蕴等方面的熏陶濡染，比如《沧浪诗话》、《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谈美书简》等名篇的选学，就达到了这种有机结合的效果。
最后，我们觉得还应该做一点正名的工作。本来，“大学语文”的称谓，是非常明确而又贴切的，它是区别于中学、小学的语文课，而且是给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开设的语文课程。它不仅已经约定俗成，而且明白无误。然而，非要把名正言顺的“大学语文”改为“高等语文”，就显得不伦不类，文理难通。语文难道可以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吗?语文，不论是指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抑或语言、文字、文学，都不能有级别的划分，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母语是一个总体，不可能分为高、中、低之类的等级，而“大学语文”只是说明了教学范围和对象特定的语文和语文课程。至于某种特殊意义上把语文(语言、文字、文学)划分为高级、中级、初级(低级)，比如过去西方人把原始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称为“初级(低级)”的，在语言学习中把学习班级分为“高级、中级、初级”，等等，那都是有特殊指称或某种偏见的说法，是不能随意套用的。
探讨大学语文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的改革，既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烦难的工作，《高等语文》编写组的教授专家们作出了他们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为了搞好大学语文的全面改革，本人自知才疏学浅，但是为了把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搞好，凭借着最近十几年与语文教育硕士们共同进行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教改探索的一些经验和体会，也说了以上这些意见，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决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事情，它必定要经过全国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和研究的同仁们不断地进行理论探讨和反复的教学实践，因此，在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上也决不可能“一锤定音”，更不可能“一统江湖”。在一个学术研究和教学改革正在不断多元化、民主化、实践化的时代，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当然也要有这样的视界、胸怀、行动，否则是很难真正达到改革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的。
(责任编辑:叶红)
作者简介:张玉能(1943-)，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弓(1977-)，男，湖北武汉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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