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晚年散文诗的代表作，写于十九世纪后期俄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文章主要塑造了一个自觉、坚定的女革命者的形象，赞颂了革命者的崇高献身精神，是一篇既富有教育意义，又极具欣赏价值的作品，不但在俄罗斯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也深为我国读者所喜爱，特别是被选编进《大学语文》(徐中玉、钱谷融主编，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用书。以下简称《大语》)后更成了许多人熟知的篇章。笔者曾做过多年《大语》自学辅导工作，从这部教材中获得过许多启迪，但同时也发现某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觉得有必要探讨，《门槛》的象征意蕴问题即是其中之一。
诚如《大语》和诸多辅导书所言，《门槛》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象征，其副题“梦”就鲜明地揭示了这一点，它告诉读者，文中所描绘的种种事物和情景都不是写实的，而只是通过一组梦幻般的朦胧意象，来暗示出某种思想，这就是象征。象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它丰富而含蓄的象征意蕴上，所以对《门槛》象征意蕴的正确揭示，是真正领会其思想内容和更好地欣赏其艺术美的关键。
那么《门槛》一文都包含着哪些象征意蕴呢?《大语》在该文后的“提示”中说:者的不理解和诬蔑;赞语“一位圣人”，象征着人民群众对革命者的崇敬。同时“提示”还指出了作品的一些局限当然，文中关于“大楼”“一片阴森黑暗”、“望不透的黑暗中散发着寒气”等描写，也反映了作者对革命事业的一些模糊认识，体现了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贵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
“一座大楼”，象征着伟大而壮丽的革命事业;“门槛”，象征着革命征途上的艰难险阻;门内的声音，象征着对投身革命者的考验;“一位姑娘”，象征着勇于敲身的革命战士;骂声“傻瓜”，象征着市侩主义者对革命对《大语》的上述分析，笔者有赞同，也有疑问。
疑问之一:“门槛”是“革命征途上的艰难险阻”的象征吗?
笔者认为答案应是否定的。首先，从象征手法本身看，所谓象征，是文艺创作中通过特定的容易引起联想的具体形象，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特点的概念、思想和感情的艺术手法。人们之所以常用暴风雨象征革命，用雄鹰象征战士，就是由于象征体与本体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或相近特点”“容易引起联想”的缘故。而“门槛”与“艰难险阻”有何相似之处?固然，文中“门槛”前还有一个修饰语“高高的”，但根据人们的生活经验，门是供人进出的，门槛再高也终究还是门槛，不会达到难以跨越的程度，因此也就不容易引起“艰难险阻”的联想。
其次，从文章的某些描述看，作家也并无意将门槛当做艰难险阻的象征物。例如在文中，门内的声音问道;“啊，你要跨进这道门槛来，想做什么?你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你?”显然，这“等着”的，正该是种种艰难险阻，它存在于跨过门槛之后，而不是门槛本身。再如结尾处对跨门槛过程的叙述，用墨极省，可说是一笔带过:“‘进来吧!’姑娘跨进了门槛。”给人的感觉，跨门槛本身并不难，关键在看到楼内的景象和听到楼内的声音，还想不想、敢不敢去跨越。
第三，《大语》的“提示”没有指出“姑娘跨进了门槛”象征什么，但按一般逻辑，如果用雄鹰象征战士，那么鹰折断翅膀就应象征战士负伤，鹰坠地而死就应象征战士牺牲;同理，如果门槛象征艰难险阻，那么跨进门槛也就顺理成章地象征着革命者越过了艰难险阻。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我”在梦中已明明看见姑娘跨过了门槛，也即看清了革命者成功的结局，那么作者为何还要写上一句“一幅厚的门帘放下来掩住了她”?这“门帘”岂不成了多余的道具?实际上这“门帘”也具有象征意义，它象征着革命者命运未卜，它暗示给读者的，不是故事结束了，而是真正开始，姑娘必将与艰难险阻进行一番不屈不挠的搏斗。作者之所以不去作具体描绘，大约一则因为革命斗争本来是丰富多彩、难以尽述的，而该文只为歌颂一种精神，如此处理不仅节省笔墨，而且更含蓄，更有表现力，更能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二则由于当时的革命事业还处于地下秘密活动阶段，加之屠氏本人的思想局限，一时还看不清革命的前景，难以对革命者的命运做出具体预测。但作家“不以成败论英雄”，不管姑娘进楼后是扫除阴霆，还是被黑暗吞噬，只要是为俄罗斯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战斗，只要具有伟大的献身精神，他都给以肯定、赞扬。
那么，“门槛”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笔者认为门槛在这里只是一个标志物，它象征的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水岭，“姑娘跨进了门槛”并非象征着革命者越过了艰难险阻，而是象征着革命者自觉、坚定地投人了革命事业。作者之所以将门槛写成“高高的”，也不是想强调其多么艰险，而只为使界线更清楚，突出其分水岭的性质，提醒人们门内门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境界，跨前须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疑问之二:对楼内可怕景象的描写，反映的是作者的“模糊认识”和“思想局限”吗?笔者认为恰恰相反，这些描写不仅不是作品的消极成分，而且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的正是革命事业中的艰难险阻。
首先，从象征规律看，楼内的景象与艰难险阻有着明显的相似点，极易引起读者产生相关的联想。为说明问题，我们还有必要弄清“艰难险阻”与“考验”的关系。《大语》的“提示”只指出门槛象征着艰难险阻，门内的声音象征着对投身革命者的考验，而未说明二者是何种关系，似乎艰难险阻与考验是两种不同事物。而笔者认为二者在内容上是完全同一的，只不过叙说角度不同而已。试想，红军长征中的艰难险阻是什么?不外乎雪山、草地、金沙江、大渡河、敌人的围追堵截等;那么，当时对红军的考验又是什么?不仍然是这些事物吗?难道除了这些考验，另外还有别的什么考验吗?由此可知，艰难险阻的内容其实也就是考验的内容，落实到该作品，即为:“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跟人们疏远，完全的孤独”“无名的牺牲”“犯罪”“会认为自己受了骗”等等。如此丰富的意蕴，由单调的“门槛”来充当象征物，显然难以胜任，何况它们之间又缺乏相似点!而楼内的“阴森”“黑暗”“寒气”“望不透”等可怕景象就大不相同了，它们不仅形象地描绘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极端黑暗，而且生动地暗示了革命事业的艰险、复杂、曲折，可说是对“艰难险阻”最恰当的艺术概括，说明作者对革命斗争的艰巨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其次，从作品的实际描述看，作者也是有意识地将楼内景象当做艰难险阻的象征物来处理的。在文中，作者没有将声音与景象割裂开，而是作了浑然一体的描绘:“望不透的黑暗中散发着寒气，随着寒气从大厦里面传出来一个慢吞吞的不响亮的声音……”这就是说，声音是从景象中传出的，如果楼内的声音象征着考验，那么楼内的景象就应象征着艰难险阻，声音与景象的关系正如老虎的吼声与它可怕形体的关系;吼声传达的信息是“我要吃人!”(我们称之为考验)，形体显示出的是它确实能够吃人(我们称之为艰难险阻)，而站在门槛前的姑娘是打虎英雄了，她是既听到了老虎的吼声，又望见了老虎的形体，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作家为读者描绘的，就是这样一幅虽朦胧却很合情理的图画。
第三，从表达需要看，这种楼内景象的描绘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不应视之为“思想局限”。因为《门槛》是散文诗而不是一般的议论文字，散文要讲究意境。所谓意境，是指文艺作品通过形象描绘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诗一般的意境不但能深刻有力地表现主题，而且能高度激发读者的想像力，给读者以美感享受。为了既能准确地传达思想，又能创造出优美意境，作者在这里不得不采用两种不同的表现方法，即抽象叙述与具体描绘。写门内的声音用的是抽象叙述，写门内的景象用的是具体描绘;声音是对景象所含丰富意蕴的明确揭示，景象是对声音所揭示出的内容的形象化展现。两种方法各有长处和不足，只有巧妙配合起来，才能出色地完成表达任务，在这一点上，作者是相当成功的。试想，如果去掉这些所谓的局限性，也即去掉这些具体、生动的形象描绘和气氛渲染，光留下那占了大半篇幅的抽象对话，则作品还有什么诗意可言?
说到此，不能不提及:有许多辅导书将“窄门”也视为“局限性”，想来《大语》也该持这种观点。而笔者认为，古今中外凡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最初及相当时期内，其“门”不可能是宽阔的，甚至常常是无门可人、无路可走的，否则就不会有什么“寻求革命真理”、“开辟革命道路”，“披荆斩棘”、“上下求索”、“苦闷仿徨”等说法了。屠氏用“窄门”来形容当时俄罗斯的革命形势，应该说是忠于生活的，是真实而深刻的。
疑问之三:赞语“一位圣人”象征着“人民群众对革命者的崇敬”吗?
笔者认为答案恐怕也应是否定的。因为这是一篇散文诗，作者写作此文，主要表达的是自己对现实的认识，抒发的是自己对革命者的崇敬之情，若直白地表达，则应为:“有人说他们是傻瓜，而我认为他们是圣人。”只不过通过艺术形式来描绘，就变成了梦中的“画外音”，但实际传达的正是作者自己的心声。当然，从象征意义看，其涵盖面可能要大些，代表的不只作者自己，但也决不可能是很多人，更不可能是“人民群众”。
首先，从一般道理上讲，革命最困难的就在于民众的不觉悟，特别是在革命初期或社会最黑暗、反动势力最猖撅的时期是如此。在这样的时期，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往往表现出愚昧、麻木、冷漠、保守等特性，需要先进分子或政党去宣传、教育、鼓动。鲁迅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着重指出的也正是它未能唤醒民众。其小说《药》就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点。小说中的革命者夏瑜隐喻的是清末女革命党人秋瑾。夏瑜为民众而死，民众不但不同情感激，反而用他的血做“人血馒头”“治病”。这样的民众怎么会把革命者当做“圣人”来崇敬呢?
其次，再看看《门槛》的写作背景。该作品成文期间，俄国社会急剧动荡。农奴制度废除后，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引起两极分化，大批农民日趋破产。于是一部分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发起了新的民主主义运动——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由于这些革命者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又急于在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之时就采取行动，因而他们虽然表现出很强的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但却没有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响应。(见方智范等编著的《新编大学语文指要》)而对革命事业不拥护不响应的民众，又怎么会给革命者以“圣人”的评价呢?
第三，从作品的具体描述文字看，也很难得出赞语来自人民群众的结论。文章写道:“‘一位圣人!’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个回答。”这意味着声音来自某个角落，并且是被压抑着的。其意境正如鲁迅小说《药》的结尾:不知是谁献上了一小圈“红白的花”。其实这都是作者自己心声的流露，即使从象征意义上说，它们所暗示的也只是少数人而不会是“人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这一概念所代表的是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他们一旦都觉悟到将革命者奉为“圣人”，则必定压抑不住，必将显示出排山倒海般的声势，那就不会是“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而应是“从四面八方传来”了。
那么，“一位圣人”的赞语究竟该有怎样的象征意蕴呢?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著的《大学语文自学考试指南》说:“象征着革命阵营及拥护革命的人对革命者的赞颂。”笔者认为这一见解比《大语》更近合理，只是还须稍加修正，即应将“革命阵营”几字删去。因为虽然当时俄罗斯的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但屠氏为读者描绘的却只是一幅象征性的“示意图”，画面十分简单:楼内是战场，革命者与统治者在那里作斗争;楼外是处于或暂时处于斗争漩涡之外的广大人群;楼内楼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也并非完全隔绝，中间还有一道窄门开着，时而有人进出;望到楼内的斗争场面，看到有人奋不顾身地跨进楼内，楼外的人们自然要议论纷纷，而作者只描述了其中截然相反的、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议论。这就是说，从整个画面看，“傻瓜”、“圣人”的评价均应出自楼外的广大人群而非有一部分来自楼内的革命阵营。在象征意义上，在此处，“革命者”与“革命阵营中的人”没有实质区别，说革命阵营中的人赞颂革命者，几乎等于说革命者自己赞颂自己，恐怕未必符合作者的本意。基于此，笔者认为将其简单表述为“象征着拥护和理解革命的人对革命者的崇敬。”，似乎更妥当些。
以上仅为个人教学中的一点思考，难免谬误不当之处，恳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李芳圃：大连/东北财经大学文化传播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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