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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建兆:编写“大学语文”需要“精品”观念——对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大学语文》的几点意见
【时间:2008/10/30 】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9月 】 【作者: 西安外国语学院 谢建兆】 【已经浏览4714 次】

    [摘 要] 大学语文教学对学生的精神修养、人文素质教育的潜移默化以及写作能力的提高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选编大学语文教材时,应该树立牢固的精品观念。在文章的选编、注释等方面都应精益求精。

    [关键词] 大学语文;精品;教材;观念;学历文凭


   一家之言的著述,需要有“精品”观念。多人合著的作品,则更需要别具识见的“精品”眼光。大学语文教材介于二者之间,既要对古今名作斟酌取舍,又要对每篇选文作详赡的注释和提纲挈领的赏析,还要逐篇列出启人深思的“思考题”,其典范性、严肃性和多层面、覆盖面,均非它书所能替代。作为语文教材的“精品”,最关键的是所选篇目。篇目的好坏,决定着质量的高低。《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之所以流传百世,其主要原因是入选的均为名篇。回顾建国以后50年的中学语文,一些常选不衰的篇目,均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其次导读部分,如注释、简析、思考题要反复推敲,要考虑到学生的阅读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不要有知识的“硬伤”,中学历史教材的数百处错误,给了我们一个最为注目的警示。课文是一批又一批学生的“无声老师”,一个张口出错的老师,怎能受人欢迎呢?所谓精品意识,不能把编教材视为“小儿科”。著名语言学家叶圣陶先生为什么建国以后埋头编语文教材,甚至为了一个字的区别,如“做”和“作”,领着编辑反复讨论,其原因或许正在于此。说到底精品意识就是要有精益求精、认真负责的奉献精神,缺乏这种素质的人,手中绝不会出好教材。

    1996年以来,学历文凭民办高校在部分省逐渐兴起,非中文专业的《大学语文》(规定从上海和北京成人自学考试的本子中各采用一部分)应了急。两年后,出版了教育部成人教育司组织编写的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全国统考课程的《大学语文》教材[1]。这本教材,从编写到印刷都下了功夫。经过两个教程以后,作为教者有不少感受。教材需要不断修订,所以新编本的“前言”和编者的“编写说明”一再恳切提醒读者、教者“提出意见”。本乎此,我们斗胆言之,以期对以后的修订有些微作用。

    首先,选什么样的文章,是个关键。新编本共49篇,其中保留原来京、沪自学考试本共22篇。在新增的27篇中,也有吸收其它同类教材的。从增加的篇目看,最显著地表现出重视当代的特点,其中有8篇属于当代,而且都属于新时期作品,占全书1/6,较之原参用的沪本无一篇当代文的状况,确实给新编本带来一股新鲜的时代感。其中从上海自学专科考试用本中吸收过来的余秋雨的《都江堰》,议论精辟,思辨风发,语言洗炼,富有哲理,颖透出90年代文化人的全新观念,堪称新的名作。新增入的王小波《工作与人生》和于光中的《我的四个假想敌》,前者议论人如何活着的老话题,文意亲切睿智,启人心智;后者幽默风趣,字字珠玑,体现了当代人的风趣,又出于台湾作家之手,更有一种特别的意义。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写得很有个性,很逼真,有立体感,文字亦很精约。有人以为是游戏文章,是开金先生的玩笑,其实并没有领会它的本意。张中行先生的记人散文,近几年风靡一时,他的《叶圣陶先生二三事》行文不露声色,也有感人之处,但精炼不及汪曾祺写金先生,如果要选,就得下些功夫修改,使之简洁,经得住课堂上分析讲授。把原文和盘端出,虽然省事,但对学生不会增益。至于出现于80年代的《女孩子的花》,描绘女性心理,清新细腻,但写得脆弱而忧伤,有着朦胧的“时代烙印”,这和90年代女性心理似乎有些不吻,甚或有点格格不入,今日看来未免“旧”了些。况且现在的学生多是独生子女,似乎也有些不太适应。《在全社会树立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是1995年《人民日报》的社论,新是够新的,自有其导向的权威价值,但文体限制它不能写得活泼有个性,词采也不很富赡。这样的文章,有它的严肃性,当然不主张文学性,可以看,但不一定经得起读和讲。人们常常批评衡塘退士《唐诗三百首》选唐明皇的诗,其实李隆基那首《经典祭孔子而叹之》并不见得怎么坏。而我们这篇社论,倒不一定是当作“语文”读的“精品”,说句老实话,读不出,也讲不出多少滋味。我们过去语文课本有选国家伟人文章的习惯,新时期来观念有所更新,但惯势心态依存。大人物、大部门的好文章,当然可选。缺乏“语文”特色的,未必要选。如果从学生学习角度考虑,观念自然会理顺。总之,选什么文章,要从“精品”观念出发。

    关于现代文章所选的巴金《爱尔克的灯光》寓意鲜明而深刻,值得一读,还会对他的名著《家》有更深的理解。巴金在新时期写了不少“过来人”的散文,如果从中选出一篇,或许更能引起共鸣,效果更佳些。有几个教过这书的教授,说《更衣记》不值得入选,这意见很能得人同意。鲁迅《灯下漫笔》犀利深邃,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也值得入选。

    至于古文的《孔子语录十则》,中学课本就有,《大学语文》再把它照样淘洗一次,很不值得。我们应该留意中学和大学的连续性,避免重复性劳动。上海新编全日制(国办高校)本选了“孔孟语录”,我们可以选“孔子及弟子语录”、“诸子语录”,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都可以选。沪本“孔子语录”选了《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章,《子罕》“逝者如斯夫”章,精辟而有意义。而《为政》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雍也》的“贤哉,回也”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知者乐水”章,《述而》的“饭蔬食饮水”章,《泰伯》“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章,《先进》“季路问事鬼神”章,《子张》“日知其所亡”章,都很有意义。班固《汉书·杨王孙传》,不如《苏武传》来得大气磅礴,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很值得今天一读。欧阳修《朋党论》有些名气,但质率简易,非其本色。有的史学家认为北宋自庆历以后朋党斗争连续不绝,一直闹到北宋灭亡。孔子曰“君子比而不周”。《朋党论》出现于政治斗争白热化之时,难免偏激牵强之词。他的《秋声赋》、《梅圣俞诗集序》、《集古录目序》、《泷冈阡表》等作情辞并茂,以及《六一诗话》、《归田录》有些条目亦有意味,编选者尽可斟酌其间。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义正辞严,结构多变,笔下虎虎有生气。如此古文大家,不妨多选。其《进学解》文势滔滔不绝,辞采富赡,大有可观可诵之处。《错斩崔宁》篇幅太长,而且拟话本叙写不避重复,唐人陈鸿《长恨歌传》、蒋防的《霍小玉传》,似乎更为适宜。

    古诗词曲共选15首,从《楚辞》到清诗,诸体兼备,覆盖面强。诗之五言七言、律绝歌行具备,但李商隐《锦瑟》属于朦胧诗,诗意难以明晓;王士祯《真州绝句》于清诗不够典型,选屈原《山鬼》,不如《湘夫人》,更不如《离骚》(可以节选第一部分),那强烈的爱国和进取精神多么感人。大学生不了解《离骚》,不能说不是个遗憾。唐诗中的大篇,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白居易《长恨歌》,亦可简择入选。古诗篇制较短,不一定一课只有一首,可以有“唐人绝句×首”、“宋词×首”。

    其次,谈谈现代文注释。注释之精当劣陋,也关乎教材质量的高下。新编本古文注释还较详略适中,现、当代的就显得有些简陋。

    一是难懂的语词和专有名词失注。如《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的“佛学相宗”、“一道同风”、“副此希望”;《灯下漫笔中》的“兵燹”、“垂死”、“不资”、“处士横议”、“中交票”、“支那”;《鸭窠围的夜》中的“外妻”、“禳土酬神”、“门罅”;特别是《论快乐》中的“维尼《诗人日记》”、“段成式《酉阳杂俎》”、“戴君孚《广异记》”、“穆勒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比较”、“所罗门《先知书》”、“马拉门《海风》”、“王丹麓《今世说》”、“诺凡利斯《碎金集》”、“罗登巴赫《禁锢的生活》”、“德国诗人白洛柯斯”,诸如此类,就是教外国文学的大学教师,要说清楚也得费些劲儿。其它如《爱尔克的灯光》的“剥蚀”,哈尔希岛上的灯光;《咬文嚼字》中的“岑寂”、“下乘”、“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柳岸灞桥”、“端木遗风”、“付梓”、“杀青”、“王若虚《史记辩惑》”;《我的四个假想敌》中的“足叔躇而去”、“危坐只听”、“赤赧颜汗”、“不可为地”;《李鸿章办外交》中的“物议”、“台端”、“挈携”、“通拜”、“通宴”。刚进大学校门的学生,自然不清楚“苏格拉底”是个什么人,必然会不明其“痛苦”,面对把他和“快乐的猪”比较,就会无动于衷。注释是《大学语文》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要出精品,就得逐字逐词下些笨功夫。限于篇幅,以上只举其要者。比如《金岳霖先生》中涉及许多名教授,若能费点笔墨,就可知道当年西南联大,是何样的人才济济。

    二是白话散文的引经据典,需要或注出处,或释语意,或释难词,最好不要一略而过。朱光潜《咬文嚼字》引用韩愈的“惟陈言之务去”,朱先生说“这是一句最紧要的教训”,也是韩柳古文运动的纲领,似应注明出处。朱先生谈到字的联想意义时,论到“烟”字,其中胪举诗词四例:“一川烟水”,“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编者只注出后两例的出处。首例当指贺铸《青玉案》:“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误记“烟草”为“烟水”。岑参《送杨子》:“梨花千树雪,柳叶万条烟”,此诗亦误入李白集,次例或许指此。《在全社会树立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引有“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出自《淮南子·说山训》,似亦应注出。

    古文注释,新编本49篇,其中古代作品30篇,占61%。编者注释取诸家众长,很用力气。但正如“编写说明”所言:“由于时间仓促”,“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对其不足深有体会。今直而言之,以副教育部成人教育司“前言”的“需要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希望。其所不足,要而言之,有以下几点:

    (一)文学史常识的错误

    《冯谖客孟尝君》注[2]谓《战国策》:“其文长于记事”。我们知道《左传》长于记事,《国策》长于说事,即善于分析事体的利害关系。它是一部“说长道短”书,其书名亦曰《短长》,或曰《事语》,亦可见出为记言之书。若谓“长于记事”,而且和编者前文所云“游说之士策谋和言论的汇编”相互矛盾,龃龉不合。《孔子语录十则》注[1]说孔子“整理编订了《诗经》等典籍”。《诗经》经过清人缜密考证,其整编非出于孔子之手,在学界已成为共识。一般认为整编者是乐师。

    (二)释词、句有误

    《冯谖客孟尝君》注[8]“食以草具:给他粗恶的东西吃。”草具本指粗劣的食具,此借指粗糙食物。注[9]释“居有顷”为“待了不久”,应为“呆了不久”,或者“过了不久”,此误解“居”字。又41页注[90]“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阵”,则注为“与人闲居无事时,……”,此“居”则为呆在一起。注[45]释“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的“乃”,注为“用在表示肯定判断的句子中,修饰名词性谓语,可译为‘就是’”,既然认为用在判断句的“乃”为修饰性的副词,则只能译为“就”,而判断性的“是”本含于判断句中。而且17页注[26]释“是乃仁术也”的“乃”,却注为“是,就是”,又犹豫于判断词和副词之间。并且40页注[76]释“何乃故也”,以为“何乃:何况是”,又把它当作判断词“是”,而应当为“何况还”。以上三例均为判断句,“乃”均为副词,但释义徘徊不定,而且前后自相矛盾。《孔子语录十则》注[3]释“学而时习之”的“时”为“经常”,学习哪能“经常”复习呢?用《论语》的话来说,应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就是按照一定的时间去复习。《齐桓晋文之事章》注[34]“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注为“不过说这种心理合乎王道,是什么缘故呢?”注文前句杂糅有语病,似应为:不过,我这种心思其所以能与王道吻合。《杨王孙传》注[50]“焉用久客”,注为“哪里用长久做客而不返归真宅呢”,亦有同病。当为:哪里用得上长久作客而不返归真宅。《张中丞传后序》注[66]“此矢所以志也:这支箭是用来作标记的”,此非判断句,应释为:就用这支箭作为标记。又注[71]“欲将以有为:我准备用诈降有所作为”,这是采用孙昌武《韩愈选集》的说法。南霁云所说,《新唐书》本传记作“欲将有为此,公知我者,敢不死”。韩文的“有为”,当谓以死殉国,以求名垂后世。非隐忍诈降。否则与前文拔刀断指、射塔起誓的刚烈性格不吻。《文与可画谷偃竹记》释“偃竹”为“仰斜的竹子”,“仰斜”是迥然有别的两个动词,而“偃”则是一个动态,当指倾斜,或俯垂意。又注[32]“扫取:提笔作画。”“扫”谓笔势挥洒有力,“取”为词缀。此指挥笔画出。又注[40]“渭滨千亩在胸中:渭水岸边的千亩竹林都被你吃掉了。”“竹林”怎么能吃呢?而且人在洋州,怎能吃到远非其辖地渭河呢?“渭滨千亩”指大片竹林,以喻洋州多竹。典出《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句戏谑:洋州盛产竹子,所生竹笋,必然会吃到你肚里去,实则称美他胸中拥有千姿万态的竹子形象。《错斩崔宁》注[74]“款款的;慢慢的”,应作慢慢地。又注[85]“绰(chao)起:抓起”,注[185]又说“绰;通‘抄’。”同篇重出,前未注明假借字,当合二为一。《行行重行行》的“相去万余里”的“去”,注为“离开”,当释为“距离”。

    (三)通假字和异体字、古今字注释不明确

    《谏逐客书》“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注云:“内:通‘纳’。”“纳”是“内”的后起字,应注为:内,同“纳”。《冯谖客孟尝君》“性愚”注云:“(nuo):通‘懦’。”这两字前者是后者的异体字,亦应用“同”来释。如此之类,似应有区别。另外,用简化字排印古文,通常要把异体字改为正体字。比如同篇的“不拊爱子其民”,次字应改成“抚”。“ ”,最好改为“懦”。

    (四)注文详略失当

    如263页注[3]“空山新雨后:清幽宁静的山中,刚刚下了一场急雨。空山:清幽、宁静的山。”句释中已阐明“空山”,“空山”即可不释。其注[4,5]亦同。如此者散见全书甚为不少。《偃竹记》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两篇注都有150多字的作者苏轼介绍,而且文字全都一样,应删去后者。有些注则太简,如第5页注[55]“梁,魏国”,“梁”何以就是“魏国”?应再注。239页注[50]“泰山:对岳父的称呼”,应注出称谓的出处。276页注[5]“商女:指卖唱的歌女”,应注明“商”为五音之一。

    (五)其它问题

    第16页注[2]“孟子,名孟轲”,应为“名轲”。90页注[45]“《三国志·魏志·五帝纪》”,应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111页“《礼记》《中庸》曰”前为书名,后为其中一篇,应改为“《礼记·中庸》曰”。112页“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次页注[6]“樊;纷杂”,“樊然”为一个词,折开不当,应注为:樊然:纷杂的样子。271页注[8]“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应为陕西岐山县南。新编本选宋词,均为长篇慢词,但上下片连排,过片前应空两格表示出来。344页的谈“报告”末尾的请语:“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指正”,不删“无”字,则前后语意矛盾。

    作为教材,新编本的漏校太多,给教学带来不便。原文、注文、注码、简析、包括附录均有失检。原文如208页第5行“蔡祀李冰父”,285页第6行的“笛里谁知壮土心”,第8行的“几处今霄垂泪痕”。注文如85页注[1]文同,“字写可”,应为:字与可。263页注[2]“山西水济”,应为山西永济。286页注[7]“吹落月,吹着月亮下落。”两“吹”字,均应为“催”字。296页注[2]“《隶鬼簿》”应为《录鬼簿》。注码如276页第4行两个注[5]。“简析”如98页10行“脱率实际”。123页第12行“历史只不是”,据前后文意,应为:历史只不过是。笔者并未能校全书,只是随手作些标记,诸如上例,则给书的质量带来不少损失,勿以小而轻视之。

    最后,我们觉得每篇课后“思考题”,编者费了一定的心思。但大多是问答题,一来样式太单调,二来和国家统考命题形式脱离,不便于复习。有些“简析”写得不够恰切,显得力不从心。注文行文有语病的地方不少,需进一步推敲。总之,编一本好的教材需要精益求精,尽量消灭知识、行文、校对等方面的“硬伤”,这才能有臻于“精品”的可能。以上的意见,不一定都确切。只是本着使之能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希望,聊且直言之,如果能给将来的修订提供点些微的参考,也就很欣然了。


    [参考文献]

    [1] 陈洪.大学语文[Z].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谢建兆(1957-),男,陕西渭南人,西安外国语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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