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学语文》是高校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课程。目前使用的《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却因不明针对性而选材不当，不讲逻辑性而编排不妥，不注重科学性而论释有误。因此择其部分内容分析比较，阐明它亟待改进的必要性，提出论者的改进意见。
关键词 大学语文 选材 编排 诠释 改进
《大学语文》是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素质教育，增强学生人文精神，营造学校文化氛围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课程。
笔者认为，目前使用的《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1996出版，至今仍印行)，选材不当，编排不妥，诠释有误。它不明针对性，不合逻辑性，缺乏科学性。为此，谨陈《大学语文》亟待改进之我见，就教于方家学者。
首先，作为“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以下简称“教材”)从中国绵延数千年博大精深的语文典籍中总共只选录了寥寥的六十来篇大都是较短小的诗文，份量太轻，各时代分别应占的选文比例也明显不当，这且暂不评说。
主要问题是该书没有明确针对大学生们原有的知识修养和精神状态而作进一步提高与深造的考虑和安排，书中竟收印了七、八篇是学生们在中小学早已学过的文章，如篇幅较长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即是。我们在充分肯定当代大学生由于遵循党的正确领导因之大都是积极向上的这一总体良好状况的同时，也应实事求是地正视另一些现象——因为以往学校应试教育、家庭偏爱教育等的误导，因为受“地摊文学”、“怪圈影视”等的薰染，加之面临着尚不规范的商品市场，处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矛盾漩流中，不少青年人的“人格和心理均有不同程度的扭曲”。其表现之一就是缺乏高瞻远瞩、自强不息、以艰苦拚搏实现壮丽理想的热切精神，在社会事业成就需要方面要求较低;日渐出现早恋早婚，以致因婚恋纠纷而作恶犯罪的现象;还有烦躁不安、易怒易暴，等等。以致许多大学纷纷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以求化解和疏导。明乎此，我们痛感该书所选的若干作品是很不恰当的。
在全书篇目总量很少的情况下，它却一连选印了好几篇以赞赏语态描绘青年男女恋爱婚嫁的作品。不是说大学教材不可选恋爱婚姻作品，而是要看这些作品所含的思想底蕴如何，所显的人物情愫怎样，它们将给青年学子以什么艺术感悟和人生导向?例如书中花较大篇幅编印的《聊斋志异·阿宝》，人们一看可知，文中的男主角荒唐庸贱，丑态百出;女主角心性怪诞，行为不美。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时常广泛向人搜求故事。这故事不过是封建社会落魄文人既想娇妻美妾，又要升官发财的一厢情愿的梦幻而已。编辑先生不得不承认该文“难题求婚”乃“普遍存在的故事模式”、“灵魂出窍的故事古已有之”等陈旧手法本不可取，却又直面赞赏“本篇的中心题旨是‘痴人’天佑、因‘痴’得福。”我们不必苛求三百年前的蒲松龄“借此”虚构以“表达”自己“白日梦”(编辑的“提示”)的浅陋，但我们不能苟同今日编辑先生“借此”诱导即将迎接新世纪国际严峻挑战的大学生们沉醉于靠“天”保“佑”而“痴”人“得福”的“白日梦”中。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中审美价值和认识作用与教育作用都能有机和谐地产生良好效应的优秀作品，何啻千万篇。仅就《聊斋志异》来说，其中不乏揭露封建社会黑暗，批判科举制度荒谬，讴歌人民勤劳勇敢，赞颂群众聪明机智……的诸多佳作。现在该书总共只选印了一篇古代小说。不知编辑先生从总数近五百篇之多的《聊斋志异》中，为何偏偏看中这篇既无什么艺术美感，又易给学生以人生邪导的庸劣之作?编书者应当正面向学生宣传不要把宝贵时间和精力过早分散于婚恋之中;应当精选那些能够激励学生以自己严谨踏实学风，凭自己丰厚才识和高尚人格，用自己创造性劳动去开发美好境界的优秀作品做修身教科书。即使要专门选编描写恋爱婚姻的文章，《聊斋志异》中的《瑞云》、《公孙九娘》、《红玉》、《娇娜》、《婴宁》、《黄英》、《白秋练》、《王桂庵》、《胭脂》、《狐谐》……等等，都明显优于《阿宝》。例如《公孙九娘》中的公孙九娘是含冤负屈的女鬼，然而她不仅有清秀婉媚韵美好风韵，有出口成章的聪慧才华，并且待人热情诚善，处世严谨庄矜，因而赢得人世间莱阳生的衷心相爱。这场人与鬼真情相爱，绝无猥亵语汇的优美而悲惨的故事，以感人的艺术形象揭示了清代统治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血腥罪孽，有着深沉而强烈的心灵震撼力，是历来为人称道的小说精品。以这些精品取代那些劣作，不是对学生更有教益吗?
无独有偶，课本中总共两篇小说的另一篇，是现代作品《篆竹山房》。教材提示它的价值是“揭示了两个女人(按:即文中的富家寡妇及其女仆)畸变的心理状态”。这就是编者从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文学宝库中所选的唯一小说。我们认为，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继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八年抗日、反蒋运动、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以至“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新体制，直到今天，这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是一部如火如荼的悲壮绚丽的历史。在这风云激荡、沧桑巨变的史册上，中国有多少优秀小说，以丰满的艺术形象，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我们民族在可歌可泣的艰难征程中所锤炼的人生情境和人格风范，显示着丰富的人世涵蕴和人生真谛，并从而深刻有力地揭示了中国的社会本质和矛盾症结，折射出时代的发展脉络和经验教训。许多小说佳作，浓于情韵，发人深思，富有审美魅力。《大学语文》却偏偏只选录了这么一篇在絮絮描述中弥漫着“阴森”、“鬼气”的作品，实在匪夷所思。人们不禁要问:在“篆竹山房”那特殊境遇中的特殊的“两个女人畸变的心理状态”即使返回到当时(发表于1933年初)，有多大的社会典型意义?能透视出多少时代本质或历史规律?能给现在身心发育期的大学生们提供多少审美价值?仅就短篇小说而言，若跟鲁迅的《狂人日记》、《药》、《祝福》、《故乡》，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叶圣陶的《夜》，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许地山的《春桃》，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荷花淀》，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愿坚的《党费》，茹志鹃的《百合花》，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刘心武的《班主任》，谌容的《人到中年》……等等相比，其社会信息的多寡，艺术感染的强弱，对当今青年启迪意义的大小，不是昭然若揭吗?又如书中篇幅较长的《左传·子产相郑伯如晋》，写春秋时郑国国相子产率领外交使团到达晋国，仅因晋侯未曾马上接待，他就立即下令捣毁晋国宾馆墙壁，并驱使行李车马猛冲进去。教材提示说这显示了他“机敏睿智”。我们认为这样地拿上古之人的特殊言行来正面教导今天的大学生，是很不严肃的。就古文而言，身为国相的子产，率领使团到盟国办理外交事务，竟出人意外地做出如此粗暴、野蛮的行径，即使在当时特定背景下暂时取得小小胜利，也终究有悖通情达理的人世常规而非外交上策，更不足以垂范后世，焉能给当今心气浮躁、易于冲动的青年作正面教材?须知，《左传》中的这位子产，是在国人的恨骂声中逐渐变好的。何况，教材在此文之前的第一单元内已编印了《唐且不辱使命》。唐且那光彩照人的外交家形象远比上文对子产的描述更有艺术感发力。在容量很有限的课本内，何需同时编印两篇均为表现上古时期两国人员外交斗争的文章?要说表现上古时外交家“机敏睿智”的文章，当首推古文中对齐国国相晏子栩栩如生的几篇描写，确是又实又活的有思想有感情有文采的历来为人们口耳相传的好作品，其社会效应都远胜于《子产相郑伯如晋》。要说真正能展示子产作为一代政治家之风采的文章，当从《左传》中另选那描写他“不毁乡校”的篇章:子产拒绝某贵官要拆毁乡校的谬见，表明要留以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自己将择善而从，改正过错。因此赢得了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的赞佩。这些文章，对即将担当国家重任的大学生方有教育意义。《左传》中还有若干短小精警的好文章;如描写郑国商人弦高带着货品到周地去做生意，无意间路遇悄悄袭来的秦兵。弦高毫不犹豫地当机立断，立即拿出自己若干财物送上去，借言自己特地前来向秦军犒劳，并随即派人火速回国暗报险情。这位既重谋利更爱祖国的商人，以其慷慨机敏的迅捷举措，挽救了自己祖国险遭覆灭的命运，从而使其光辉形象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有口皆碑的美谈。又如《左传》中记载宋国官吏子罕拒收别人宝物之贿，以极富个性色彩和哲理韵味的人物描写，历代相沿传诵而熔铸为“不贪为宝”的成语典故，对我们肩负时代重托将成国家栋梁的大学生进行廉洁自律的生动教育，不是很合适吗?相对于众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对当今大学生最有教益的佳作，这本《大学语文》中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作品，只不过居于三流、四流的品位。
第二，《大学语文》应通过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有创意的佳篇杰作的系列化、条理化编排讲授，切实指导学生遵循人类认识运动的客观规律，培养严谨周密的逻辑思维。不幸的是，这本教材却自身犯了不合逻辑的错误。
例一:教材在评介《渔父》时，编者自己标明:“关于本文作者，汉王逸说是屈原，今人多持异议，认为本篇是楚人怀念屈原的作品”。既然众多“今人”已否定了前之某一古人的误说，为何又自相矛盾地在教材《渔父》的题目下标示作者为“屈原”呢?楚辞中“《卜居》、《渔父》两篇，这是大家认定为后人的赝作”的结论早已世人皆知。即使东汉人王逸把《渔父》与其他若干作品一起笼统归纳于屈原名下，但王逸自己随即明确写道:“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相传焉。”可见王逸其实认为《渔父》只是屈原在“应答”别人之问以后的双方谈话记录，并非如《离骚》、《天问》等由屈原自出机抒、自抒己见的个人独创。王逸继而又肯定《渔父》乃“楚”地某些“人”记叙其辞而成的文章。王逸此处文字前后不一贯，是古籍常见的错简等缘故所致。况且，早在王逸之前的一二百年，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就因对《渔父》持怀疑态度而没有明确标记它是屈原所作。《渔父》弥漫着老庄道家思想。其题目及文中的“父”本是古代楚地对老年人的尊敬之称。《方言》明白指出“凡尊老，南楚谓之父”。可见《渔父》的作者本就对“渔父”以褒扬。《大学语文》对“父”的解释是不确切的。更有甚者，从艺术上审美观照，不难发现《渔父》没有创造性和新颖性。其中“沧浪之水清兮……濯吾足”等句子竟全同于《孟子·离娄》上的原文;其中“新沐者必弹冠，……坟坟者乎?”则又跟《荀子·不苟篇》的文意如出一辙。这几处关键性的语言都有因袭他人著作之嫌，在屈原作品中是从未有过的。所以，把《渔父》在教材上标明为屈原之作，实在是对伟大爱国诗人崇高人格和卓越才华的贬损与亵渎。我们认为，作为《大学语文》，对屈原著作，可在下列几项中考虑一二项:
(1)可选编《离骚》中一些千古流传的名言佳句。如: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诗人写时间疾速流逝，自己要珍惜年华;以香花美草隐喻自己勤勉进修，养成高洁坚强的品性。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诗人因那些结党营私的小人祸国殃民而为之焦急万分;并决心勇敢抗争。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2)可选《国殇》。—这是祭祀为国捐躯者的英雄之诗，其丰富充实的思想内容和庄严刚健的艺术风格，历来令人感佩。
(3)可选《哀郢》。—这是屈原为故都被破和人民罹难而抒写的悲壮之歌，也是屈原对楚国腐朽统治集团痛加揭露的愤激之辞。由于艺术精湛成熟，被人们称为“千古逐客思乡的绝唱”。
(4)可选《桔颂》。—诗人通过对桔树形象的生动刻画，热情赞颂种种正面素质，至今仍能给人以美感启悟。
例二，任何语文作品，既是特定社会中特定作家在人生体验后独自心灵的物态体现，又是作家所处特定时代的艺术反映。中国先哲们早已阐明“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即文学的生成发展都缘于特定时代社会的兴衰变化，都打上特定时代社会烙印的规律。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则明确认定:“文学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方面的因素”。这些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明乎此，在给青年学生编辑语文教材时，理应遵循社会发展的历史顺序，依次编排，从而使学生在明确认识“什么时代、何种社会中哪位具体作家创作的独特作品”的逻辑基础上，培植自己立足时代、务实求真，瞻望征途，奋发向前的人生态度。可惜现在这《大学语文》在选文的编排上却十分令人费解。将东方的孔子、孟子于两千多年前宣扬封建政教伦理的文章，与脑海中充溢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观念的胡适文章，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巴金文章，混编在一个独立的“分组”单元之内，编者硬说这是根据这些文章的“实际内容或特色”而故意为之的。人们要问:上述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文章，它们既各具“实际内容或特色”——即各有个性特征，那么硬性混编在一个“组”的单元内，其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呢?何况，“实际内容”与“特色”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语文作品的“特色”应是由其“实际内容”和存在形式而共同形成的。所以，将“实际内容”与“特色”这一对分别为下位概念与上位概念的语词用“或”关联起来，也是不合逻辑的。
第三，主编先生对书中若干作者、作品的评介、注释，也多有不当、不周乃至讹并之处。例一，教材对胡适的评价，仅突出他“宣扬民主、科学，倡导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是“在我国哲学史、文学史、古典小说和古籍整理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都有重要成果”的大学者，却只字未提胡适的其他方面。我们认为编者这样做是不客观、不准确、不公正，因而也是不科学的。胡适并非长期埋头专做学问的单纯学者，而是政治色彩很强的人物。例如他曾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改良主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都曾产生颇大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主张;1938年他任驻美大使，代表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后来他曾领衔提出《戡乱条例》，……。这些都是胡适身上不可忽视的又一方面。知其人而后论其文，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如果教材不通过公正评介让学生知道胡适真正的全貌，怎能有效地研习胡适的文章?我们认为胡适仅就文学、文化而言，称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同时战斗的又一位代表人物，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当更为恰当。
例二，教材上编选了庄子《秋水》。但是:一、对文题的“秋水”未作注释，这将妨碍青年学子对该文的正确理解。“秋水”其实是指夏水。因为本文的记时采用周历，周历比夏历在记月上提前了两个月，故周历的“秋”乃夏历的“夏”，夏时方是大河涨水之时，才有文中关于“百川灌河”的插叙和比喻;二、对原文“自以比形于天地”一句的译释是错误的。这里庄子的原意本是:北海若承认自己虽然容水之量十分巨大，而“我从来没有自以夸耀(或“自感满足”)，是因为知道自己由天地赋予形体且又察受了阴阳之气而生的”，故而才有下文自感在天地间之渺小和少见的表述。若照教材上译释为“我自以为列身于天地之间”，则与上下文的语意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例三，教材上对《史记·垓下之围》第一句中的“诸侯兵”这特定词语未作解释。本来，“诸侯”是上古周代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而这里与“汉军”并列的“诸侯兵”，绝不是被周代分封的各国国君之兵。它是专指当时站在刘邦一边的韩信、彭越等几支部队。因此，这“诸侯”一词是司马迁巧妙的借喻修辞手法，若不注明，青年教师们易生误解。
例四，教材上对《春江花月夜》的注释也有问题。
(1)开篇奠基的两句，包孕着中国古文化的特定内涵。为什么“月”与“海”有亲密联系?——《太平御览》卷四引《抱朴子》:“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涛大”。诗中“月共潮生”，语本于此。教材对这样的典故未作引述和讲解是不应该的。(2)“青枫浦上不胜愁”中的“青枫浦”，教材上解释为“故址在今湖南浏阳境内”的一个具体地名。这其实只解释了诗句的表层意思。须知，诗人之所以在千里浩荡之长江流经的广阔地域上无数地名之中独独标举此“青枫浦”一名，是很有缘由的—诗人着意暗用《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之情境以生发、铺展此时此地的“愁”绪画面，并从而有机地引领下文“扁舟子”的描叙。所以教材的解释需要认真地深化、精严。
第四，现在我国高校的理工医农等等专业都没有为学生开设外国文学课程。因此这方面的弥补工作就责无旁贷地落在《大学语文》身上。但是，该教材却无一篇外国文学方面的作品，这怎么体现“教育面向世界”的时代要求?怎么引导我们的青年学生正确看待随“改革、开放”新形势而大量涌进来的外域文化?须知，不仅全球经济会“一体化”，而且，全人类的文明也是一体化的。古今中外的文化发展史昭示我们:人类文化永远是互补的。今后的世界是一个互补的世界!我们的大学生不知道外国的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海明威，不知道“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最起码的知识，能是完整意义上的大学生吗?
第五，该书第3页第7行“必先苦其心志”等句，从一九九六年初版时印错了原文，到一九九八年第六次印刷仍然错印而不加订正，大学教材应有的科学性、严谨性何在?
所以，《大学语文》亟待改进!
参考文献
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274一301
《楚辞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446一457
裴晋南等·汉魏六朝赋选注.上海有籍出版社，1983.97一101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8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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