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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刚:《大学语文》二题
【时间:2008-10-25 】 【来源:六盘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 【作者: 何国刚】 【已经浏览3731 次】

    在教学由徐中玉、钱谷融主编的全国高等自学考试教材《大学语文》过程中,对有的课文的提示分析,笔者认为并非那么恰如其份,而且似乎分析的着眼点也值得考虑,兹提出两篇课文分析的不足,正教于大方。

对《郑伯克段于鄢》提示的质疑

    《大学语文》教本记叙文单元首篇选了这篇出自《左传》描述战争的散文,这绝非巧合,《古文观止》的开头也是这篇文章,足见该文的典范性。教本对该文中心思想的提示是:“通过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以至兵戎相见的历史事件,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残酷和虚伪卑鄙。”对人物的分析是:“庄公的阴谋狠毒,工于心机,共叔段的贪婪狂妄,愚昧无知,姜氏的偏狭昏馈,以私情于政。”对课文第二段段意的概括是:“写共叔段不断扩张,露出野心,而郑庄公虚伪应对,实怀杀机。”笔者对以上提示和概括表示质疑。

    提示者的根本出发点是“春秋无义战”;人物分析又源于清代古文家魏禧在《左传经世钞》的说法:“此篇写姜氏好恶之昏僻,叔段之贪痴,祭仲之深稳,公子吕之迫切,庄公之奸狠,考叔之敏妙,情状一一如见。”还暗合于《东周列国》“郑庄公掘地见母”一书中一首诗的观点:“又有诗说庄公养成段恶,以塞姜氏之口,真千古奸雄也。诗曰:子弟全凭教育功,养成稔恶陷灾凶。一从京邑分封日,太叔先操掌握中。”按接受美学的看法,这似乎无可非议,姑且也备一说。鲁迅在论及《红楼梦》时指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德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围秘事”。《红楼梦》是一部大书,内容丰富,人物众多,何其芳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有如此几种人的眼光,看见不同的东西,这是不足为奇的。即使如《郑伯克段于鄢》的短文,恐怕也应容得到别种眼光的审视,对教本之论质疑,若能言之成理,仍可且备一说罢。

    读书分析文章,也得实事求是,从文章的实际出发,看作者具体描述了什么人与事,人与人,事与事,其间有何关系,作者对人和事有何评价,作者的评价倘合于实际,是正确的,读者还得接受;若不合于实际,有偏颇,则应指出。这自然少不了可用X去反映(或揭露,或批判、或肯定、或歌颂)Y。首先把握住X,然后确定那个Y。由于X的复杂性,接受者的出发点不尽相同,那么Y就可能不一样。《郑伯克段于鄢》这篇纪实性历史散文,作者所写的人事,都是围绕“义”与“不义”的矛盾冲突来写的。郑庄公为什么要克段?因为公叔段不义,他义;为什么一“克”,公叔段就失败,也因为义必然战胜不义;为什么姜氏要受到惩罚,因为她参与纵容了不义。这自然是王宫内一家人之间的矛盾,母亲因“寤生”大儿子庄公受惊而忌恨,却无端偏爱二儿子公叔段,按中国封建传统,如无特殊原因,长子继承王位。姜氏对庄公继承王位不满,可说怀恨在心,便处心积虑扶持公叔段,为他请地,制不行,便得京,而且纵容公叔段在京发展自己的势力,力图与庄公抗衡,更有甚者,还与公叔段密谋,在攻打郑国都城时,她为内应,取而代之。对此,庄公十分清醒,却无力反对母亲,对弟弟公叔段的不义之心,阴谋之举,无法改变或制止,即使王宫大臣进谏不如早除之,他仍认为“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不昵,厚将崩”,让他的野心充分暴露,让其不义的阴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则必然“自毙”,一定崩溃,自取灭亡。果然,在公叔段认为已做好充分准备,将攻打郑国国都,而姜氏又为内应的时候,庄公命子封伐京,而“京叛大叔段”,几乎是不攻自破:先是京地人民背叛,公叔段仓惶逃至鄢,‘公伐诸鄢”,最后“大叔出奔共”。这是‘兵戎相见的历史事件”,表面上看来也是“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为争权利而勾心斗角”,但这样的评判至少不合于文章作者的倾向,庄公是保权保利;公叔段与姜氏合谋企图篡位,才是与庄公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不是中性词,是贬义词,提示者的评判将作者认为仁义的庄公也推人不仁不义的境地,将兄弟二人的争斗自然视为勾心斗角。若作者的倾向评判有误,我们可以不同意,甚而批评。然而公叔段和姜氏确实在干不义的勾当。如果庄公是暴君,是荒淫无道、是不仁不义,而公叔段及姜氏联合反对,取而代之,则是仁义之举,那么也不应指责,而应肯定。然而文章中,历史上庄公不是这样的国君。姜氏和公叔段反对庄公的理由是不仁不义的。这祸根在姜氏,仅因“庄公寤生,惊姜氏”,“遂恶之”,而且“爱公叔段,欲立之”,这偏狭偏爱最终酿成兄弟兵戎相见的大祸,其原因何其荒唐!因此,笔者认为该文的提示没有把握住那“通过”的X,则所“揭露”的Y,即“当时统治阶级的残酷无情和虚伪卑鄙”也似是而非,很不准确。这所谓的“残酷无情和虚伪卑鄙的”指控,主要还不在姜氏和公叔段的自身上,而要由庄公承担。因为提示对人物性格的分析说庄公“阴谋狠毒,工于心机”。这是所谓“残酷无情和虚伪卑鄙”的另一种表述。而公叔段“贪婪狂妄,愚昧无知”,姜氏“偏狭昏馈,以私情干政”,却与“残酷无情和虚伪卑鄙”关系不大,似乎姜氏和公叔段的不仁不义,阴谋贰君,还不那么“残酷无情”,那么“虚伪卑鄙”,仅是“贪婪狂妄、愚昧无知”,“偏狭昏馈,以私情干政”而已。这样不分正义与非正义,无端指责庄公是不恰当的。与“京叛大叔段”的注释相矛盾。为什么京地人民背叛公叔段呢?这不正说明了公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必然结果吗?正义与否是明显的,既然公叔段不仁不义,多行不义,其被克之,也是自我的必然结果。那么,提示者的X与Y出现如此的错误,其根源恐怕是:反正“春秋无义战”,都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同情一下失败者,指责一下胜利者,似乎也说得过去;另外,长期以来,我们分析文章有一个不成文的思维定势,大凡通过的X是旧社会(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抑或资本主义),统治者、反动人物,于是那么Y,便自然而然地没有什么好话,诸如是黑暗腐朽、惨无人道、阴险毒辣,两面三刀一类,也包括什么“残酷无情”,“虚伪卑鄙”之类的,反之,自然便是肯定歌颂赞扬伟大光明幸福美满善良正义等等。但却往往抓不准X,则Y也大而不当、似是而非,甚而一概否定或肯定,颠倒是非。

    至于人物性格的概括,虽然本于清代古文家魏禧,他说“姜氏好恶之昏僻,叔段之贪痴,”“庄公之奸狠”;提示说姜氏“偏狭昏馈”,公叔段“贪婪狂妄,愚昧无知”,庄公“阴险狠毒,工于心机”,这几乎是魏禧之说的白话翻译,但说公叔段“痴”,“愚昧无知”则未见得,从他居于京,京地人叫他“大叔”开始,到“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再到大叔又收贰为己邑,至于凛延”,最后到“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而且还有“夫人将启之”,这样先造舆论,逐渐扩大势力、备战,找好内应,难道是“愚昧无知”的人所能力为的吗?不能因结果是失败了,便反推出个“愚昧无知”的原因,其实他抓住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多行不义”他与姜氏的算计,也可谓之阴谋,说“攻于心机”可能过分,说“阴险狠毒”还比较恰当,绝非“愚昧无知”。姜氏偏狭,以私情干政是实,但“昏馈”则未必,她很清醒,虽说不上很精明,但却不糊涂,为扶持公叔段用尽心机,首先是“亟请于武公”,也就是多次争取让夫君郑武公立公叔段为继位者,但“公弗许”,之后她向庄公为公叔段请制这险要的城邑,目的是想使他得到地利而发展其势力,他日取而代之,未果,后又请京,并纵容他在京邑建筑超过规定的城墙,最后还要做内应,这怎么能是“昏愦”者所为呢?这倒有点老奸巨滑了。由于将义与不义颠倒,庄公的“奸狠”,或者“阴险狠毒,工于心机”的判词就无法翻案。庄公明知公叔段在搞阴谋,在行不义之举,且有母亲姜氏为后台,他为什么不将其制止在萌芽之时,而等其多行不义到必自毙时才下手呢了从表现看,确实可谓“阴险狠毒,工于心机”。但只要认真读一下原文,就会从表面
看到实质。蔡仲对庄公说:公叔段在京邑建造超过规定的城墙,虽然不是险要的制邑,但国君也将控制不住。庄公回答:“姜氏欲之,焉辟害?”这说明庄公无可奈何,想到要制止是不可能的。他知道姜氏憎恶他,十分喜爱弟弟,根深蒂固,无法改变。当然蔡仲很气愤,说:“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此时,若庄公听从蔡仲的劝谏,可能制止其弟其母的行为,但也可能失败,因为庄公继位不久,解决这个问题,时机未到,所以他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我们同意作者的观点,认为庄公行的仁义,公叔段及姜氏干的是不仁义,那么庄公有如此的耐性,如此的说法,如此坚定的必胜的信心,则是明君,有政治远见,且又很懂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由是观之,那么二段段意的概括,说对了一半:“公叔段不断扩张,露出野心,”另一半,对庄公的概括就不准确,“庄公虚伪应对,实怀杀机”,这是混淆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他应是沉着应对,信心十足,稳操胜卷,等待时机,那多行不义者,必将自取灭亡。最后,还要说一点,作者是把庄公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这没有什么不对。只写“公伐诸鄢”,“大叔出奔共”,没有象《东周列国》那样描写:大叔闻庄公将至,叹曰:“姜氏误我矣?何面目见吾兄乎!”遂自刎而亡,这即使是史实,作者不写,也可说是为之隐讳。庄公听取颖考叔的建议,不计母过,在隧道里见其母亲,母子乐融融乐泄泄,用此一细节,塑造了纯孝的庄公形象。

《氓》给读者什么

    《大学语文》诗词曲赋单元的开头选了《诗经》的《氓》。其提示:“《氓》是弃妇的怨诗,诉说了她与氓恋爱、结婚到受虐待、被遗弃的全过程,抒发了胸中郁积的怨愤。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春秋时期男尊女卑夫妻地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反映了在当时的夫妻婚姻制度下广大妇女受欺凌损害的悲惨命运。女主人公的怨愤,是不甘屈辱,不愿受命运摆布的一种抗争,也是对当时婚姻制度不合理的控诉”。这就是从思想内容方面《氓》所给读者的吗?反复认真读《氓》,细心体味《氓》,却总觉得这提示说得过分概括,有些对,有一些不恰当,有的不是那么一回事。

    一、不是弃妇,是怨妇。所谓弃妇是被男方找借口抛弃,一封休书休了。《氓》里的少妇,结婚三年受不了丈夫的负心虐待,所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这是说我没有什么差错,丈夫的行为却前后不一,又没有一个准则,行为一再反复,变化无常,丈夫的目的达到了,便对我粗暴起来了;她在“静言思之,躬自悼矣”之后,更加怨恨自己的丈夫,对恋爱时发的什么“及尔偕老”即和你白头到老的誓言,现在使她恶心怨恨,但想到“总角之宴,言笑晏晏”,犹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欢乐,却又使她处于无尽愁思之中,“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想当初氓是那样态度诚恳,真诚发誓,到如今没有想到竟违反自己的誓言,“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描写这少妇思前想后,最后下了决心:“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既然氓违反了誓言,不念当初,彻底负心,那也就算了吧!由此看来,却是这位痴情女子遇上了这位负心汉,她从痴迷中痛苦中反省过来,而主动地离开了这位负心汉的。听那语气、情绪多么坚定,多么强烈:“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因此,将她定位为弃妇不准确,视为怨妇则恰当。《诗经》中还有一首诗类似《氓》,写痴情女子和负心汉的《谷风》,与《氓》的女主人公有所不同,那位女子才是被遗弃的弃妇;那位丈夫喜新厌旧将她遗弃一旁,他们的“宴尔新婚,如兄如弟”“宴尔新婚,不我屑以”,即是“你们新婚如胶似漆,那亲哥亲妹也不能比,”“只因你们新婚如胶似漆,才把我撇在一旁不予理睬”,她还怨恨道:“不我能慉,反以我为仇。既阻我德,贾用不售”甚而“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译来的意思是:你不喜不爱也还罢了,反把我当成仇人可不应该;千万种殷情你不理睬,好比有货物无处售卖;生育已经顺利,又有了财物,你就看我象条毒虫似的。与《谷风》的女主人公相比较,《氓》中的少妇不是被遗弃,而是主动坚决与氓离异。这样的定位不错,则提示中“诉说”的“被遗弃”就必然不恰当了。

    二、提示中的两“反映”以及那“控诉”上纲上线,大而不当,空空洞洞,似是而非,是长期以来庸俗社会学的话语。所“反映”和“控诉”的情节情绪都是通过女主人公的叙述来渲泄的。她与氓是完全的自由恋爱、结婚,他们的婚姻既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也不是娶小纳妾的买卖婚姻,更不是所谓的“杯水主义”的野合婚姻,抑或攀龙附凤的政治婚姻,他们是“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他俩在恋爱过程中你来我往,送来送去,而那痴情少女,时时希望氓到来的心情更是生动,不见他来,便“泣涕涟涟,”见他来了,则“载笑载言”;即使氓有些埋怨甚而有些怨怒她也很理解,迁就他:“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不是我拖延婚期,是你没有派好的媒人来提亲,这样好不好,你不要怨怒了,我们就在秋天结婚罢。他俩自由到自己确定结婚的日期,还占卜选择吉日,“尔卜尔筮,体无咎言”,而且结婚也很正规,“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带来迎亲的车子,把新娘和嫁妆都运过去。他们新婚时,也是幸福甜蜜,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比兴,新妇如树上的桑叶,鲜嫩润择,那是何等美好的感觉。这是回忆,受到氓的粗暴虐待后,她忏悔自己过分沉溺于“新婚宴尔”中,“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便容易象桑叶一样“其黄而陨”,青春的容颜很快变化消逝,即使才当三年媳妇,也尽管早起晚睡操劳家务,那也会失去丈夫的恩爱。她的怨恨更多在负心的氓身上,然而也对自己过于单纯痴情进行深深的反思,她思前想后,怨怒于氓,悔恨于己,最后坚决离开那负心汉。如上分析,那痴情的少妇,写那《氓》的诗人,恐怕没有社会学家那样高的思想境界,敏锐的社会观念和那么强烈的“反映”,“控诉”的意识。男女双方自由恋爱结婚,二人不合,女子毅然离开,合于今天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要说“反映”,《氓》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男女平等。至于婚后丈大改变了恋爱时的誓言态度,变得粗暴,行为反复无常,就反映了春秋时男尊女卑,夫妻地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吗?即使是今天“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也不少,何止是“春秋时期”?这负心汉的所作所为,是否都可归结到所谓“男尊女卑,夫妻地位不平等”的社会意识上呢?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情况,就没有负心汉的特殊意识,特殊感情吗?如果没有,那“春秋时期”,那封建社会已成为过去,然而负,负心汉却仍存在于现实该怎么看?《氓》的女主人公,这痴情女子,是受到“欺凌损害”,其命运也悲惨,但这怎么是所谓“当时的婚姻制度”造成的呢?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基本没有牵涉到所谓婚姻制度。即使这反映是正确的,那么,在“当时的婚姻制度”已不存在的今天,为什么还有妇女,尤其是痴情女子遇到负心汉的故事在演绎,仍然有妇女受欺凌损害的悲惨命运?

    《氓》的女主人公确实如提示所说的,怨愤、不甘屈辱,不愿受命运摆布,有一种抗争精神,但这怎么是“对当时婚姻制度不合理的控诉”呢?这应是反对负心汉、争取自由的斗争。这跟射箭一样,别人射的是A,你却说他射的是B,仿佛不上升到“制度”,则不足以证明这诗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效应。说不定那女子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又有识别负心汉的经验,离异之后找了一个好男子,永不分离。这在哪个社会,在不少文学作品中亦不鲜见。

    三、《氓》到底给了读者什么?笔者愿将它视为一个典型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模式。这种模式古今中外不乏其例。如前面提到的《谷风》是一例;汉乐府《上山采靡芜》负心汉还会良心发现;传奇小说《莺莺传》、《霍小玉传》《赵贞女蔡二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现代有曹禺话剧《雷雨》中周朴园与侍萍、许地山《商人妇》的惜官与荫哥,鲁迅小说《离婚》中的爱姑与那娇上小寡妇的“小畜生”,外国托尔斯泰的《复活》里聂赫道夫与玛丝诺娃等这些也都描述了“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模式,自然各有各的情节、人物和典型意义。然从文化心理角度分析,女子容易痴情,似乎汉子容易负心,而且女子的单纯、执着、热烈又往往较多地碰上负心汉。因此,《氓》告诉人们,尤其是女孩子,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初恋、热恋的时候,都应清醒,冷静、理智,不要跟着感觉走,做感情的俘虏,自尊自重、自爱自主,切不可轻信男子的誓言,婚姻大事,不可轻率,倘是万一不幸遇上负心汉,也要勇敢抗争,争取自己的权利。

    所以,《氓》的诗旨应在警示女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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