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读到《社会科学报》关于大学语文的学科检讨,感到有些话要讲。大学语文是为了弥补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中国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不足而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程,从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实际来看,我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当然应当把人文性与工具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过,相比较而言,应该说工具性是基础,比起人文性在大学语文的课程内部是更重要的。

    首先,大学生所具有的中学语文的底子,不能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那主要是一种应付考试的手段,在学生的记忆里已经支离破碎,需要重新组织起来,因此就需要以各种典范文本来重新组织起语文知识系统。这项工作应该是大学语文的首要任务,它是把一个完整、系统的语文工具通过大学语文的教学迅速重建起来,以利于这些非中文专业大学生进一步学好自己的大学专业。如果大学语文忽视了这项首要任务,反而着重在语文的人文性,一开始就大讲中国文化(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那不就与中文系学生的专业学习没有原则区别了吗?

    其次,就一般而言,大学语文的工具性仍然是其人文性的基础。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学生连一篇古义的文字都不能很好地读通,那么,这篇古文中的中国文化、道德含义、人文底蕴又怎么能被他理解和把握呢?所以,即使对于大学生,只要他是非中文专业的,就应该在大学语文课中首先帮助学生磨砺好自己的语文工具,以锋利的语文工具才可能善于学好语文所承载的自己本专业的知识,与此同时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和把握所学文章和诗歌等课文中的中国文化、道德含义、人文底蕴,等等。

    再次,对于大学生来说,语文的工具性,虽然也包括语文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与运用,但是更重要的应该是方法论的含义。把中国语言、文字、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加以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条理化,以便于这些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最迅速地学会运用已经具备的语文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原有的高中语文的基础上产生一个质的飞跃,这样才能真正实在地“超越高四语文”。

    从这样的角度来衡量前不久刚刚编就的《高等语文》,我们认为它不是一本合适的大学语文教材,更不能说是一本好的大学语文教材,它倒是一本颇有水平的中国文化和某些文化知识的讲座读本。在今天强调人文素质教育的形势下,它会给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带来十分好的效果。但是,要把它作为一本大学语文的教材,实在是文不对题的,至少是弊多利少的。

    相比较而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就更适合作为教材,它真正比较恰当地做到了把大学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较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它通过许多古今中外的语文名篇的诠释、讲解、提示,把许多中国语文(语言、文字、文学,包括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名篇)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地重建起来,使得学生从这些语文名篇的学习之中,同时获得了中外文化、道德内涵、人文底蕴等方面的熏陶濡染。

    最后,我觉得还应该做一点正名的工作。本来,“大学语文”的称谓,是非常明确而又贴切的,它是区别于中学、小学的语文课,而且是给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开设的语文课程。它不仅已经约定俗成,而且明白无误。然而,非要把言正名顺的“大学语文”改为“高等语文”,就显得不伦不类,文理难通。语文难道可以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吗?语文,不论是指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抑或语言、文字、文学,都不能有级别的划分,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母语是一个总体,不可能分为高、中、低之类的等级,而“大学语文”只是说明了教学范围和对象特定的语文和语文课程。至于某种特殊意义上把语文(语言、文字、文学)划分为高级、中级、初级(低级),比如过去西方人把原始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称为“初级(低级)”的,在语言学习中把学习班级分为“高级、中级、初级”,等等,那都是有特殊指称或某种偏见的说法,是不能随意套用的。

    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决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事情,它必定要经过全国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和研究的同仁们的反复不断进行理论探讨和教学实践,因此,在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上也决不可能“一锤定音”,更不可能“一统江湖”。在一个学术研究和教学改革正在不断多元化、民主化、实践化的时代,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当然也要有这样的视界、胸怀、行动,否则是很难真正达到改革大学语文的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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