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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长阜:新编《大学语文》失当和错误举隅
【时间:2008-10-24 】 【来源:镇江高专学报 1997年6月 】 【作者: 乔长阜】 【已经浏览2758 次】

    徐中玉、齐森华二先生主编之《大学语文》(为了区别,本文称之为“新编《大学语文》”),比起徐中玉先生主编之《大学语文》来,确实有新鲜之感,不失为此种教材编写工作中的新成果和有益尝试。但该教材选录之“范文”,过于偏重于“古”(六十七篇“范文”中,古代诗文等占将近75%);入选的某些“范文”,令人不免有求新反失之感;而且,所选文章,深浅程度悬殊颇大,也给教学带来困难。当然,诸如此类,还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一时难定是非。不过,该书在提示、注释以至标点、校勘等方面的失当和错误,却是“硬伤”;而且,据笔者初步统计这种“硬伤”竟然多达四十处以上。这一点,未免有损“国家级”的“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的权威性,将带来不好影响。因此有指出其错误之必要,以利及时纠正。对此,马传生老师在《<大学语文>琐议》(《镇江高专学报》1997年第一期)举了六个例子。本文拟推而广之,举出下面一些例子。

    1.《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比屋皆然。”注:“比:全,满。”按:原文是指黄州家家户户都是用大竹来代替“陶瓦”。这里释“比”为“全”、“满”,容易让人误解成某一座屋子全部是用大竹代替“陶瓦”,显示不出每一座屋子都是如此的意思。“比”又有“每”、“连”之意,此处当释为“每,连”,全句意为:每家每户的屋子都是如此。

    2.同上:“自翰林出滁上。”注:“出:贬谪。”按:这里的“出”本为“出任”之意,特指由朝廷调到地方上做官。其中虽也包括贬官者,但并非个个都是贬官。简单注为“贬谪”,是以偏概全。

    3.《念奴娇·过洞庭》:“著我扁舟一叶。”注:“著:附着。”按:词意是说我之一叶扁舟漂浮于洞庭湖之上。“附着”是指较小的物体粘在较大的物体之上,是表示一种静态,与词义“过洞庭”之动态不合。“著”又有“贮”、“置”或“留”之意。此处当释为“贮”、“置”或“留”。

    4.同上“提示”:“这是一首中秋词。”按:“中秋词”是写中秋之事。此词称“近中秋”,不等于中秋,而且也并非是写中秋之事,称为“中秋词”,不当。

    5.《前赤壁赋》“提示”:“文赋是一种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文体。”按:这一界定未能说出“文赋”与一般辞赋之间的区别,等于未说。

    6.《徐文长传》:“遂不偶。”注:“不偶:不成功。”按:“偶”指遇合、机会。这里的“不偶”应是失去机会,没有遇合之意。释为“不成功”,则是指事情失败了,与文意相去甚远。

    7.《论快乐》:“段成式《酉阳杂俎》……”注:“《酉阳杂俎》:……所记……包罗甚广,多有寓意。”按:《酉阳杂俎》所记,相当多的内容不过是记异闻杂事,并无深刻“寓意”。说该书“多有寓意”,至少是不确切的。

    8.《金错刀行》“提示”:“这是一篇托物寄兴之作。作者当时在宋金交界处的汉中一带供职,身临抗金前线,大大激发了心中的报国热忱,于是借刀立意,述怀言志,……。”按:该教材在该诗注①中说:“这首诗作于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十月。当时作者供职嘉州(治所在今四川乐山)。”(按:陆游当时权知嘉州)所注正确。然嘉州地处抗金后方,并非前线。注⑦说:“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正月,陆游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聘,自夔州赴汉中(今属陕西)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所注也正确。而同篇之“提示”却说诗作于陆游在汉中前线之时,互相矛盾。我怀疑“提示”撰者是否认真看过诗和诗注。

    9.《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呵!”“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按:“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与“——祖国呵”并不构成并列关系;同样,“你以……沸腾的我”与“那就……你的自由”之间,“那就……你的自由”与“——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之间也不是并列关系,因此都不能用“;”。作为范文,是不能容许出现这种标点使用和文意表达的错误的。虽然原作如此,但既作为范文收入,编者是有责任予以订正的。

    10.《子产相郑伯如晋》:“无若诸候之属辱在寡人者何。”注:“诸候之属:别国的使臣,指鲁使子产。”按:子产为郑国官员,而且题目上明明写着“子产相郑伯如晋”,注称“子产”为“鲁使”,显然错误。再说,“无若”句之“诸候之属”是泛指,注为“指鲁使子产”,也是画蛇添足。

    11.同上:“寡君使匄请命。”注:“请命:请示。”按:此处“请命”是“请问(毁垣)理由”之意,径释作(向上级)请求指示之“请示”,是否恰当?

    12.同上:“司空以时平易道路。”注:“司空:晋国官职,……”按:“司空”并非晋国特有之官职,春秋各国均有,加上“晋国”,容易产生误解。

    13.《闺意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注:“停:停留。”按:“停留”是指“暂时不继续前进”(《现代汉语词典》),用于“红烛”,显然讲不通。其实,“停”有“定”即“安”、“留”之意。古人风习,新婚之夜,洞房中安置红烛,通夜不灭。所以,“停红烛”是说安放(留置)着红烛而不使它熄灭。“停”此处当释为“安放”、“留置”。

    14.《贫女》:“谁爱风流高格调。”注:“风流,此指妆饰漂亮高雅。”按:“风流”有“遗风”、“风度”、“风韵”等几个不同的含义。其中,“风度”是指格调而言,“风韵”多指女子神态优美。诗以“高格调”来形容“风流”,那么“风流”显然是指“风度”、“标格”而言,释为“指妆饰漂亮高雅”,不合诗义。

    15.《陈情表》:“庶刘侥幸。”注:“庶:庶几,差不多。”按:这里的“庶”是“幸”、“也许可以”之意,表示希望。“庶几”虽有表示希望之意,但跟“庶”一样需要解释,用“庶几”释“庶”,等于是没有解释。“差不多”是“近似”之意,以之释此处之“庶”,未免“差”得太“多”。

    16.《祭十二郎文》:“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按:“零丁”二句与上三句相承接,是顺承关系,并非并列关系,所以,“就食江南”后不应当用“;”,而应当用“,”。

    17.同上:“其信然邪?”注:“难道是真的吗?”按:这里“信”为“确实”之意。按照文义,应释为:难道确实是这样吗?释为“难道是真的吗”,不但不准确,而且在语序方面也不对应,容易引起误解。

    18.同上:“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按:“梦也”四句与上面的“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等句相对。“信也”与“吾兄之盛德”等句构成假设关系,意为: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教材在“信也”与“吾兄之盛德”等句中间,用“,”隔开,是正确的。而“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与“东野之书”二句之间,也构成假设关系,意为:如果是梦,传闻并不真实,那么孟郊的书信、耿兰的讣告,为什么会在我身边呢?所以,“传之非其真也”后面,不能用“?”,只能用“,”。教材在该句后用“?”,就使该句成为反问句,意为:传闻难道不真实吗?这样一来,就与“梦也”连不起来。如果按照教材的标点,“梦也”二句就应释为;如果是梦吧,那么传闻难道不是真实的吗?这样讲,显然与原文文义大相径庭。

    19.同上:“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注:“吾上有三兄二句:说自己的两个兄弟韩会、韩介和老成的一个兄长韩百川(韩介长子)都不幸早逝。吾:此处用作复数,我们。”按:教材所说是采用了《昌黎先生集》所引宋人旧注。但由全文来看,文中的“吾”都是与“汝”相对的,其他的“吾”都作“我”讲;认为这句的“吾”作“我们”讲,缺乏语法根据。而且,说“我们上有三个哥哥”,就一般事理而言,也难说得通。因为,韩愈虽与其侄韩老成关系亲切,毕竟叔侄尊卑长幼有别,不会不分长幼之序。所以,就文理和事理而言,“吾上有三兄”之“吾”,是韩愈自指,并非复数。对于这一句,有的研究者认为:今知韩愈上有二兄,“三”当为“二”之误;也可能是,韩愈另有一兄死时尚幼,未及命名(参孙望、郁贤皓《唐代文选》之《祭十二郎文》注)。这两种说法,与教材所注相比,较为妥当。

    20.同上:“吾往河阳省坟墓。”注:“省坟墓:凭吊祖先坟墓。”按:此处之“省坟墓”显然是指祭扫坟墓。“凭吊”是指“对遗迹而悼念古人或感慨往事”(《辞海》)。将“省坟墓”释为“凭吊”云云,显然不妥。

    21.《旅次朔方》:“客舍并州已十霜。”注:“并州:唐郡府名。”按:在唐代,“州”、“郡”、“府”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州”与“郡”虽是相同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但不同时期称呼不同;“府”是指“首都级”的行政区划单位。并州开元十一年(723)升为太原府,天宝(742一755)、至德(756一757)年间称太原郡。所以,将“并州”释为“唐郡府名”,是把三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

    22.《再别康桥》:“其明暗喻交互一体。”按:按照现代汉语语法,“明喻”是本体和喻体之间要用“象”之类喻词相连系(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据此,《再别康桥》根本没有用“明喻”,怎么会是“明暗喻交互一体”呢?

    23.《长恨歌》“提示”:“按理,至贵妃身死,悲剧已经完成。”按:就《长恨歌》所写而言,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在杨妃身死之前,并无“悲剧”,只不过是种下“悲剧之因”。贵妃身死,悲剧才正式开始;贵妃死后,玄宗思念杨妃而“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如果单纯作为历史故事,情节应到此为止,悲剧当然完成于此;但作为文学作品而言,悲剧应当是到贵妃仙山寄词,才算完成。“提示”把悲剧之“开始”说成悲剧之“完成”,不知是“按”的什么“理”!

    24.《鹊桥仙》:“银汉迢迢暗度。”注:“银汉句:指牛郎、织女在晚上渡河相会。”按:注①引《风俗记》(按:当为《风俗通》之误)说:“七夕,织女当渡河,使鹊为桥。”古代传说都说是织女渡河去会牛郎,并非是牛郎、织女互相渡河在鹊桥之上相会。把“银汉”句释为“牛郎、织女在晚上渡河相会”,不但望文生义,而且与注①自相矛盾。

    25.同上:“忍顾鹊桥归路。”注:“忍顾:不忍回顾。”“提示”:“‘忍顾’写两人一步三顾。”按:这里的“忍”,有“怎忍”之意,用于反问,以强调正面意思。例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其中“忍”字,既可作“不忍”讲,也可作“怎忍”讲;作“不忍”是直陈,作“怎忍”是反诘,后者语意更强烈、突出。所以,从表情达意效果看,“忍顾”之“忍”释为“怎忍”似更好。至于把“忍顾”句说成“两人一步三顾”,则也如24条所指出的误解一样,是把织女之独归误会为牛、女二人各自归去。

    26·《阿宝》:“以掺手搴帘。”注:“掺(shān)手:指女子纤美的手。”按:“掺”有几个意思,读法各不相同。作“持”讲,读“shǎn”;作“指女子纤美的手”讲,读,“xiān”。教材注音是张冠李戴,并且把作“持”讲的“shǎn”又误作“shān”,错上加错。

    27.《菉竹山房》。按:教材目录、课题和课文中,都把“菉”写作“”,后者是不规范的,应视为错字。又按:该教材在印刷方面,文字错误也不止一两处。如1996年第一次印刷本中,目录把《登西台恸哭记》误作《登西山恸哭记》,正文《论快乐》中把“心无愧怍”误作“心无愧作”,《吊古战场文》把“川回组练”误作“川回徂练”,《长恨歌》注释[28]把“雨霖铃”误作“雨淋铃”等。

    28·《滕王阁序》:“地接衡庐。”注:“衡庐:衡,衡山,此代指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庐,庐山,此代指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按:据《元和郡县图志》等,唐之洪州与衡州,中间隔着袁州和潭州,并不相“接”;而衡山山脉伸展至潭州境内,才与洪州相“接”。所以,这里的“衡庐”就是指衡山和庐山,不好引申为代指衡州和江州。而且,下文接着是“襟三江而带五湖”,写水,更可见“地接衡庐”是指山而言,不是代指衡州和江州。

    29.《吊古战场文》:“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按:“如足如手”、“如宾如友”分别修饰“兄弟”、“夫妇”。教材的标点,使得“如足如手”、“如宾如友”分别与中心词“兄弟”、“夫妇”的修饰与被修饰关系,变成类似“答”句与“问”句的关系,但从发问方式说,它又使得原来的两个反问句,变成类似设问句却又无法构成设问句的那种状况。也就是说,教材的标点,歪曲了原文,使原文变成病句。所以,这两句的标点应订正为:“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如此,修饰性词组“如足如手”、“如宾如友”,与中心词之间的关系就醒豁了。

    30.同上注①:“本文选自《李遐叔文集》。约作于天宝末年。古战场:李华曾奉使朔方,……写下此文。”按:“李华”等句并未给“古战场”作注,而只是承接“约作于天宝末年”,继续交代文章写作背景。“古战场:”夹杂于其间,并未得到注释,反而割断上下文意,当为误衍,应删去。

    31·同上:“多事四夷。”注:“事:战事,战争。”按:此处之“事”是动词,是“从事于”之意。全句意为:多次对“四夷”用兵。教材释为名词“战事”之类,不合文义。

    32.同上:“天假强胡。”注:“假:借,借给。”按:“借,借给”是指将金钱或物品暂时贷给别人,一般是要归还的。教材将此句之“假”作如此解释,显然讲不通。“假”又有“给与”之意。本处当释为“给与”。全句意为:上天给与强胡以进攻之机。

    33.同上:“竟海为关。”注:“长城东端直至山海关,已临海,故云。竟:至。”按:“竟”字本身并无“至”之一义,直接把“竟”释为“至”,是望文生义。“竟”有“尽”、“终”之意。本句当用比义。“竟海”句意为:修建(长城)关隘,尽于大海之滨。

    34·《汉江临泛》:“荆门九派通。”注:“荆门:地名,原址在今湖北荆门南。”按:注者显然认为此处之“荆门”是指荆门县。但是,据《新唐书·地理四》,荆门县是贞元二十一年(805)析长林县所置。所以,王维生活的那个时期并没有荆门县;王维去世约五十年以后,才有荆门县。王维此诗之“荆门”不可能是指荆门县。而且,据《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一、《新唐书·地理四》,汉水并不流经荆门县,荆门县与汉水无直接关连。教材所注当误。又据《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一,峡州(州治今湖北宜昌)夷陵县长江边有荆门山,处于三峡东端。杜甫《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之“荆门”,李白《渡荆门送别》之“荆门”,都指荆门山。王维《汉江临泛》之“荆门”也当指峡州荆门山。“荆门”句意为:汉水(入长江后)可以西通“荆门”(指代三峡),东通“九派”。

    以上所举,还只是部分情况。笔者识见有限,所说未必尽当,个别地方也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但对于这样一部具有“国家级”地位的、关系到成千上万莘莘学子语文水平高低的教材,作为使用这一教材的教师,怎么能不求全责备,以期精益求精,名实相副呢?

    文章的分析、注释,对于一些专家来说,也许是“小菜一碟”。但是,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要想分析精当,注释确切,恐怕不仅要有学问、才气,更要有德行、识见。当然,新编《大学语文》中,相当一部分“范文”的分析、注释等,还是可以看出撰者学风严谨、思想新颖、功力扎实的。但是,也不必讳言,从某些“范文”的分析、注释看,该书未免白璧多瑕。有些失当和错误,是沿袭旧注、旧说之误,这还可以说在所难免;而更多的却是“别出心裁”,其中有些错得明显而离奇。这种情况,至少让人有“率尔操觚”之感,很难说严谨、扎实;又让人有“把关不严”之憾,很难说认真、尽责。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追究其原因并订正所有失当和错误,这当然是“操觚”者和“把关”者义不容辞之事。作为一名大学语文课的教师,在此只能诚恳地进奉一言:一部“国家级”的教材,关系极大,影响匪浅,千万千万掉以轻心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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