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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看看今日之大学语文教育
【时间:2008-10-19 】 【来源:现代教育报 2002年6月14日第A01版 】 【作者: 首都经贸大学 张剑】 【已经浏览2412 次】

本站按:强烈推荐!大学语文教材编者不熟悉中学语文而自以为是至今仍是一种普遍现象。

  21世纪的我国高等教育,享受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化带来的无限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由此滋生的诸多负面问题,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道德危机等,因而更加强烈地呼唤高尚的精神情操和人文关怀。大学语文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门基础课程,由于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和综合性的学科特点,在培养“复合型”高素质健康人才方面有着其他公共基础课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前这门课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令人十分担忧。

    社会对大学语文的轻视和漠视

    建国前及建国之初,“大学语文”曾是时代的宠儿,它作为高校大一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在我国各高校均有开设。1952年,在片面的专业教育观念的影响下,我国高校院系调整,文、理、工科分家,“大学语文”这门综合性课程成为“四不像”和无家可归的浪子,被毫不留情地踢出高校大门长达二十几年。虽然改革开放后大学语文课在众多高校予以恢复,一度呈现繁荣景象。但稍加注意即可发现,比起中小学语文来,大学语文仍属于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翻翻报刊杂志,谈大学语文教育的文章每年寥若晨星,即使90年代末由《北京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起的规模和影响都堪称空前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大学语文仍备受冷落,不曾真正进入人们的视域。虽然大学语文教材发行量不菲(几种全国统编教材销量总和超过1500万册),但与持有高等文凭者的总数相比,这个数量并不算什么;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大学语文教材销售的90%以上属于自考教材,这是全国自考必考课的强制性规定造成的结果,与人们的主动关注无涉。人们知道或关注大学语文,往往是被动的。

    另外,全国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院校虽呈增加趋势,但应该看到,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开设者认识到了“大学语文”的重要性,而是为了迎合国家教育政策而做出的姿态。开到几时?课时多少?并无可靠的制度保证。一旦国家教育重心有所转向,很难说大学语文不会再次被削减或取消。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末,在举国上下掀起的经济狂潮下,许多高校的大学语文就曾再次惨遭削减或取消的厄运。况且至今仍有半数以上的理工院校还没有开设这门课程或没有将之作为必修课呢?

    大学语文的特色模糊不清

    大学语文不同于中学语文的独特性在哪里?大学语文工作者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在一次教学研讨会上曾就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在教材教法诸方面的区别提出疑问,立即遭到一位同事的反驳。他不屑一顾地说:“有什么区别?教师素质不一样呗!同样一篇课文,让他们来听听我是怎样讲的。”我当时真是既佩服又吃惊,佩服的是这位仁兄的勇气和自信,吃惊的却是他的武断和自大。不要说鲁迅、钱穆、李叔同、叶圣陶等一批大师名家都做过中学教师,就是今天一些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其教学艺术和科研水平恐怕也丝毫不让于大学语文教师。况且这种论调本来就不是从学科性质本身去做科学的探讨,而是一种独断的地位论,反映的恰恰是论者本身素质的缺陷。我还常听到高校教育界同仁诸如此类的“高论”:大学生中学语文基础没打好,大学语文可以补课或补漏;中学语文训练双基能力,大学语文训练应用能力;中学语文旨在知识技能的传授,大学语文旨在人文精神的弘扬……这种想当然的奇谈腐论虽然不值得一驳,但它却反映出大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对高中语文改革的隔阂和对大学语文课程目的及自身工作性质认识的混乱,应该引起警惕和重视。

    课程目的及其性质是牵涉到学科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安排的基本问题,大学语文工作者对此缺乏应有的统一认识,即使是大学语文教材的编者恐怕也是心中无底,从而使大学语文很难在实质上与中学语文区别开来。如《大学语文》(统编全日制本1996年版)编者在编写说明中曾颇自信地夸说学习大学语文的四大功用,即增加人文精神的培育;看到人和人格的力量;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势,获得启发,利于创新;陶情养性,也能提高鉴赏力与写作水平。并不无自得地说:“上面所举的这些作用,在多年来以应试教育为主的中学阶段多未注意,也来不及考虑,那么,对今后大学生的培养就不能不着重看待这一问题了。”俨然这便是大学语文课的独特之处,然而此话大而无当,实可用来指向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域,即使是中学语文,其课程设置目的也断非为了应试,倒恰是为了达到《大学语文》所宣称的四大功用,只不过因某种功利性原因(如应试)无法如愿而已。按照这种解释,大学语文就成为中学语文的补漏,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质。况且今日中学语文如火如荼的改革,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论调早已是时过境迁的明日黄花了。课程目的及性质的游移不定,使大学语文工作者在学科设置、教材建设、教学研究等方面无所适从,陷入混乱无序状态。

    大学语文远远落后于中学语文教学改革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学语文大踏步的改革留给大学语文的生存空间已经很小。从教材编写上看,中学语文教材至少在两个方面占有绝对优势:

    一是选文数量。中学阶段语文是主课,六年共十二本书,每本又配上厚厚的课外读本,知识蕴含量极大,而大学语文只有薄薄一册,2001年全日制高校通用增订本《大学语文》虽由1996年初版本的67篇文章增加到127篇文章,但与浩瀚的中学语文选文相比,无疑不成比例,远远满足不了大学生的精神需要。而且增订本所增篇目相当部分是直接从自学版《大学语文》中挪移过来,了无新意可言,甚至错误也原封照袭,如辛弃疾《摸鱼儿》“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的“准拟”,编选者解释的是“获准约定”,其实应该解为“料想”或“准定”、“一定”,这个意见早有不止一位研究者撰文指出,增订本此篇因系从自学版本中移来,故对其错误也照单全收。再如《陈情表》中的李密生卒年,徐公持先生和笔者都曾有考辨,将其生卒年定为227~290,但该书仍沿用224~287之误。这些失误,似乎很难用见仁见智的借口来搪塞。在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编选者只要进入有关网站(如中国期刊网、人教网等),键入相关文字,也许就可以避免许多不该发生的遗憾。编选者连如此的举手之劳都不愿或不屑为,于是造成《大学语文》有限的知识含量中还混杂着不少夹生饭,就如掺了水的酒,败人胃口,令人扫兴。即使从选择的篇目上,也看不出与高中语文有大的区别,甚至由于所选当代作品太少(约为全书的5%),显得暮气过重,很容易让大学生产生隔阂和厌烦情绪。最令人吃惊的是,增订本所收文章与高中语文课本重复的竟然近三十篇,如果与整个中学语文及其读本比较的话,重复篇目将达一半之多。

    二是选文范围。中学语文选文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时代感强,范围广,教师和学生选择的余地大,翻开人民教育出版社所编《高中语文》(2001年版),古今中外文学及其他学科名家名作鳞次栉比,并着意选择许多当代名家之作,明显增强了时代感,如霍金的《宇宙的未来》、里夫金·霍华德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伍尔夫《墙上的斑点》、黄仁宇的《孔孟》、余秋雨《道士塔》、郑愁予《错误》、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一股新鲜和丰富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而大学语文在丰富性和时代性都显得捉襟见肘或顾此失彼。拿同是2001年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与大学语文课本一比,大学语文倒成了高中语文拙劣的删节本。

    从课程设置目标、教学观念、师资建设等方面看,现行中学语文课程目标比较具体,教学观念紧贴时代脉搏,不少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屡屡提出“大语文”的概念,还要开设实用美学、文化史等一系列选修课,并根据这些观念编定相应的教材,一些重点中学甚至规定中学语文教师必须开设一门选修课。这种试图通过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推动师资素质提高和教学改革的做法当然并非没有非议,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的贺敏老师就给我讲过一则趣事:有位某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师曾抱怨说霍金的《宇宙的未来》一文他连看了十一遍才大致弄清楚意思。我也听过一些省市级模范高中语文教师反映对新教材极不适应,不知如何去讲?其实这并不是文章选得过难了,而是时代对教师的素质要求更高了。像霍金这样一位在20世纪发生重大影响的大科学家,难道我们对他的思想不应该有一点了解吗?教材的改革和课程的设置逼迫着教师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而大学语文在这些方面仍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缺乏危机感,靠一本教材包打天下,备一年课可以混一辈子的老师大有人在。一时期有一时期的基本教育理念,20世纪60年代教育界提倡重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双基教育,70~80年代转向能力教育,90年代以来,重视的是人文素质教育……

    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相应的是教材、教学、教法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然而对于某些大学语文教师而言,“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教育界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他们就空泛地鼓吹什么,其自身的教学仍是老一套,并无丝毫改变。一如练会了逍遥派李秋水(金庸《天龙八部》中人物,小和尚虚竹之师叔)的“小无相神功”,处境再险,逢敌再强,亦是全身有道,活命有术。大学语文因为没有升学考试压力和有效监督机制,有时变成了收容站,什么课都教不了的教师都可以过来教大学语文,即使有一些学有所长富有创造热情的教师,也往往由于客观环境的漠视和自身工资待遇的菲薄不安所在,在失望之余,不是谋划着跳槽,就是心有他属,而以大学语文为副业。但在建国前及建国初期,“大学国文”(即大学语文)教员非名师宿儒难以任之,钱穆、朱自清、游国恩等,无一不是学术界的大家巨匠,言为人师,行为世范,流风影响所至,理工科学生也多以吟诗作文相高,其中像华罗庚、杨振宁等著名科学家的人文素养更是深厚。另一方面,深厚的人文素养也为其成为大科学家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此比照,无需空喊什么人文素质教育,两代学子的人文精神风貌高下可见。

    大学语文教学教法死板陈旧

    教学目的的矛盾含糊、教材建设的雷同中学、师资力量的动荡苟且,极大限制和影响了大学语文的教学教法。教师为了图省事,大多采用统编教材,而统编教材在知识结构和篇目选择上与中学重复过多,没有具有实用意义的新的知识体系,令学生难有实质性收获,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也多沿用中学阶段的教学模式,对选文的字、词、句、段、文进行讲解分析,从上课形式到考试方法同中学如出一辙,有的讲解还不如中学时精彩,使学生如吃馊饭,严重伤害了学生的期待心理。我曾和同事开玩笑地说,如今我们大学语文教师在课堂上搞的是“三讲”教育──“照着讲”(照着课本讲,照着中学知识体系讲),“对着讲”(师生面对面地讲,教师讲课文,学生讲私话),“接着讲”(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不得不插讲花絮或维持秩序,待学生安静后接着讲)。学生的回应呢?──有的连打呵欠,有的伏桌沉睡,有的闲眺窗外,有的看其他闲书,有的用耳机听音乐,有的做其他课作业,有的窃窃私语……其状千奇百怪。于是老师混混日子,练练见怪不怪的涵养;学生混混学分,练练一心多用的本领,其结果与素质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这不能不是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悲哀。

    大学语文的受人漠视和面临的重重危机固然有不少外界原因,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大学语文真正的忧患还在于其内在生命力的衰萎,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师资建设、教法研究等都一盘散沙,找不到固定的生长点,从而不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与时俱进”,远远被抛到了后面,只留下了一片混乱与几声叹息。

    大学语文,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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