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母语文化与母语教育，王步高教授忧心如焚
我们的母语文化、母语教育出现了危机，中华民族文化正在走向衰亡。
当今俗文化成了民族文化的主流，而俗文化水平很低。试看当今的许多流行歌曲，或标语口号式，或庸俗不堪，“文化”含量极低。如：“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老公老公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愿你有一个好身体，健康有力气”。“老婆老婆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愿你有一个好身体，健康又美丽”。即便一些较著名的歌曲，歌词写得好的也不多。影视领域更是一些找不到历史依据瞎编，或故意歪曲历史的“戏说”之类的消闲之作唱主角，如果这些青年观众以后读历史系，他从荧屏上学来的“历史”得花多少年才能正本清源？
文化精英们母语水平不高也是普遍的现象。北京两所著名高校校长在会见台湾政要时出现的多处语病如今是尽人皆知，并非他们水平特低，相反他们还是教育精英中的佼佼者，他们也犯这样的错误，只能说明全民族精英母语文化的水准降低。他们讲话中的几处错误，绝大多数的校长也发现不了。如果换个校长，错得会更严重一些。去年上海一所著名大学庆祝百年校庆的网站首页刊登一首《蝶恋花》词，全文如下：
屏前一曲真情赋，旦复旦兮心如故。相遇相知处，你我随缘，网上悠然无拘束。今宵把酒盈杯祝，携手朝朝又暮暮。久得春风沐，六载光华，为谁盛放花满路。
调寄《蝶恋花》，可是字数、句、韵、平仄一概不符。当押韵处不押韵（上下片的第四句），不当押韵处又押了韵（上下片之第二句），而且入声与上去混押（束、祝、沐乃入声字）。说是《蝶恋花》，其实风马牛不相及，文意也极不连贯。如果作为小青年或离退休老同志的习作也就算了，发表在一文科名校百年校庆网站首页，就显得文化底蕴不足了。前年应邀去北京老舍茶馆进餐，看演出。这也算是中国的高档文化场所了，四副对联，没一副对得起来。扬州平山堂一副大字对联，也完全不对仗。任何城市大街上都是错别字的海洋。书法家们以写繁体为时髦，时至今日，名人的题字，较长的繁体字广告……，很少有全写对的。我曾对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吴丈蜀说：“吴老，你们那些书法家不少人是半文盲。”吴老更愤激：“哪里，全都是文盲。”一些影片（如《鸦片战争》）、电视片的字幕，仿佛是故意让观众做改错练习，错字病句比比皆是。“太平天囯”四个字，几乎各大报纸从未写对过……。
文化大师缺失，民族文化的峰值大大降低。一年多前我在一篇序言里曾说：“当一个个长寿的文学大师们羽化登仙之后，中国的文苑十分寂寥，除巴金等极个别大师还住在医院里，已几乎见不到大师的身影了。我们已毋庸置疑地进入了没有民族文化大师的时代。”时过一年，巴金先生也不在了，剩下的文化大师更是屈指可数。“大学”是靠“大师”支撑的。“文革”中解释“大学，是大家都来学。”没有大师的大学，是不是也变成“大家都来学”。如今，教授也不乐意为本科生上课，学生连教授也见不着，教育质量如何上得去呢？“大师”是代表时代的极值（最高水平）的，大师的能量远远超过上几节课、出几本书、带几个研究生。三十所代前后，我国曾出现一批大师，五六十年代应是他们最鼎盛的时期，可惜他们或改行（如沈从文）、或挨整（如大批的右派分子），或基本搁笔（如茅盾等），或战战兢兢地忙于写检查，并未能发挥应有的光和热，错失了其创造力的最高峰。文学上没有一部长篇传世之作，思想理论上更乏善可陈、艺术上可与古人比肩者甚少。极“左”路线的影响，束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写，不敢说真话，动辄得咎，很难创造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精品。
“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巨大，中国文化民族性大大削弱，有许多文学作品带有明显对西方的模仿。如三十年代戴望舒冯至先生等写作的“十四行诗”（“商籁”），五十年代郭小川模仿苏联玛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踏步诗（即将一句话分成几行）《向困难进军》等，这种完全近乎生吞活剥的照搬在当时也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只能看成是一些不成功的尝试。中国小说亦是如此，除鲁迅以外，小说受西方和前苏联的影响很明显。文言小说固然有不太重细节描写，语焉不详的缺点，但稍详如《三国》、《水浒》、《东周》亦便已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了，有些苏俄、东欧的小说，便显拖沓。我记得买过一部《真正的人》的苏联小说，写飞行员失去双腿重新上天的故事，开头20多页写景（雪景），第21页上才从树林里爬出一个人来。这样的写法，是考验中国读者的耐力，不少人读不完这20页写景就把书扔了。当代长篇中有的也较拖沓。有许多作家属高玉宝类的，文字功底很差。林斤澜先生说：“中国当下的文学仅仅是在西方文化（文学）的影响之下而繁荣的。这种吃‘偏食’的文学，自然也还是中国的——在中国的情景之下、又是利用中国的素材，它就很难不是中国的。但它毕竟不怎么太像是中国的。它个性不足，容易与世界文学混合，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实是西方文学或英美俄罗斯文学。
母语教育在高校的地位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差不多是渐次下降的。一个世纪前，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等校即在预科开设“经学”、“诸子”、“词章”与“作文”等课程，又历经1913年、1938年、1943年几次变革，确立为大学一年级开设的国文课。而建国以后则长期不开，其间虽经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的倡导，重开“大学语文”。二十多年来，“大学语文”在大多数高校并不受重视。我们在会前分三次调查了全国近300所高校“大学语文”的开课情况，尚未作详细统计，总的印象是，全校都作必修课开的不到1/10，多数学校开课人数占招生数不到1/3。况且我们发出的调查问卷近3000份（含集体与个人），多数单位并未回答。应该说凡是填了“开课登记表”的，不论开课人数多少，总有人在上这门课，其他学校则更不乐观。甚至教育部大学生文化素质基地学校也有较多的不开或很少开此课程。较多的学校“大学语文”课程在萎缩中。越是综合大学、师范大学情况越糟。
相比之下，外语在各学校均有十五六个学分，甚至还开第二外语。实际学生花在学外语上的精力要占其学习总量的1/3至1/2，也即40-60个以上学分的实际负担，而“大学语文”连2学分也不能保证。对比之下，这一情况已远远超过了昔日的教会大学。教会大学是外国人出钱，培养亲西方的青年。金陵大学正是这样一所教会大学，中文与英文各6个学分。我们中文的地位比在教会大学里还低，这一比例很能说明“大学语文”及母语教育不受重视的程度，也很能说明今天高校教学“西洋”化的程度。
一方面是全国大学生及文化精英们文学素质的下降，文化大师的灭绝，中华文化的衰退，“大学语文”与母语教育越来不受重视；另一方面是教育内容全盘西化越来越严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否定、对雅文化的扼杀，是中华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换句话说，中华文化之衰微，自宋以后即开始，如果将文化分为：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含文学）、通俗文化、学术文化、翻译文化等类别，属于创新性的文化，宋以后较多衰落了，属于学术性、翻译性（外来）文化，宋以后未必都衰落。不难理解，宋以后至清末，没有一个朝代优待知识分子能比上宋朝，且金、元、清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文化有个同化继承的过程。明代虽是一个汉人政权，政治特别黑暗，特务横行，小说尚有生存之地，而文化之创新须有标新立异之思想，思想禁锢的情况下是不会有大的发展的。清代文化虽较繁荣，甚至许多学术方面均臻于封建社会的顶点，思想家之多也超越各代，经济也较此前各代更发达，人口在清统治期增加了多倍。但民族压迫、文字狱也压抑了知识分子思想创新、艺术创新，文学上除《红楼梦》外，更多是数量的增多，能跨越前代之作不多。诗词就数量而言，也远迈唐宋，清词甚至多达宋词的四五十倍。然而却难有超一流的大家，也没有超一流的作品。后代人披沙拣金，只问金有多少，沙有多少是无太多意义的。
“五四”以来废弃文言，倡导白话，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也割断了中国的文脉，降低了中国文化的起点。文言历史悠久，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官方文书、书信、笔记、文学作品主要用文言来写作。文言多单音词，虚词较少，高度凝炼，言简意赅。李清照词四十多首，仅3052字，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仅百余字，均成为千古名篇。用白话文很难做到这一点。白话古亦有之，与文言各守一域，《红楼梦》等四大名著、三言二拍，亦均为古白话的典范之作，若施耐庵、罗贯中主文柄，下令废文言，便没有《聊斋志异》，更无大量的明清诗文。近百年来文言文渐渐成为一种供人欣赏的古董，而不再是文人写作的语言工具，能娴熟运用文言文作文写诗填词且达到一定水准的人也越来越少，长此以往，若干年后看得懂文言文的人如同今天能看得懂甲骨文的一样稀罕，文言文仅剩下供极少数专家研究的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彻底衰亡了。传统文化如水流，文言文是载体，是河床，水不在河床里流，想不干涸是很困难的。
正由于这一点，建国以来非常走红的“厚今薄古”论是十分荒谬的，是一种危害极大的理论。江青、康生一伙搞的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搞的“评《水浒》批宋江”，加之“文革”之前的评《红楼梦》，批《武训传》，批《李慧娘》……，都涉及到对历史文化的否定，除了对《红楼梦》不完全否定外，其他的运动均是“厚今薄古”的“薄”的体现。“薄古”是真，“厚今”是假，除许多主动搁笔者、卖身投靠者，三四十年代有成就的一些著名作家胡风、老舍、冯雪峰、丁玲很少能逃厄运，何“厚”之有？“文革”是继承“五四”以来文化领域“左”倾错误的巅峰之作，是彻底斩断中国文脉的“革命”，彻底“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我想，江青、康生在千百年后历史学家笔下，不应再是作为一个“反党集团”，也不仅仅是整千百万革命干部的打手，也不只是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的罪魁祸首，从历史角度看，他们更重要的身份是割断中国文化命脉的“刽子手”。王夫之《桑维翰论》曾云：
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桑维翰只是引进外敌，导致亡国而已。千百年后的今天，已见不到桑维翰的祸患之痕迹，当今也不会有多少人（除历史学家）去骂桑维翰。王夫之生于明清易代之际，有感于吴三桂等降清亡明的罪臣而发此论。灭亡祖国的文化传统，斩断中国的文脉，才是比亡党亡国更可怕的。中国历史上曾几度“亡国”，华夏政权（主要是汉政府）沦于异族（尽管有些民族后来也成了今天中华民族一部分），中国文化未亡，中华尚能复振，文脉一断，中华民族维系精神的支柱一倒，中国便真正亡国了。如今许多昔日的殖民地国家，虽政权独立了，母语没了，祖国的文字不用了。从政治上讲它是独立的，文化上是并不独立的，殖民者那怕不留一兵一卒，宗主国的大旗都永远在蓝天上飘扬。江青、康生一伙要灭亡的是中国的文化，灭亡中国的根基，他们是比秦桧、桑维翰更有资格遗臭万年的。可惜在审判“四人帮”时，很重视其“反党”的罪行，并未重视其“反文化”、“反民族”的罪行，而后一种罪行是远比前者严重得多的。江青、康生破坏党、破坏经济的罪行受到了清算，至今影响便不大，而他们“反民族”、“反文化”的罪行，很少受到清算，至今还流毒很深，中华文化的衰落并未因江青、康生一伙的倒台而有太多的好转。
中华民族文化的衰落，还缘于建国以来实行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制度。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学以致用”的教育观，二是教学内容的全盘西化。
“学以致用”是半个多世纪的来危害中国教育最大的一种教育思想。苏联的教育模式照搬到中国，应工业发展急需，支解了全国所有综合大学，建起了大批单学科的学院（如水利学院、林学院、航空学院、药学院）。发展到“文革”年月，不学物理学，只学“三机一泵”（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和水泵）。“大学语文”之类课程全被砍光，甚至工科图书院内也很少见到文科书（用于消闲的某些图书除外）。我们在“学以致用”的理论指导下，使学科间联系渗透被割断，中国的文脉也命系一缕。
“学以致用”一词的出现似乎历史不长，它或许是从“学非所用”和“用非所学”变化而来。其作为普通词语固然无可无不可，但作为办学方针，便显得非常狭隘，非常有害。它貌似有理。其实，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办学观。一是人们无法充分预见以后哪些知识有用；二是有所谓无用之用，看似无用，其实极有用。
生活早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买一本大辞典，十年下来，辞典翻烂了，其实真正检索过的词条不到5%，那为什么不买一本只有其二十分之一厚度的小辞典呢？每一条都应该有用了，事实上那本小辞典里，你要查的辞条95%到100%都没有。学习知识，似乎便是在运用“辞典法则”，似乎只有对经、史、子、集都有渊博的学识，才能成为学有所成且有创造性的专家，成为文史大师。语文是改变人基本素质的课程，说其有用，它能提高人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其实又何止于此，它能改变人的气质，使人高雅脱俗，使人出口成章，使人办事的逻辑性、条理性都有所提高。它会改善人的思维品格。我跟理工科强化班的学生说：“形象思维能增强人的创造性。我只懂文学，还不全懂文学，我给你们出道题，解出来一定能得诺贝尔奖。”（学生洗耳恭听）“我经常要带小外孙、小外孙女睡觉，她们常常夜里要吃牛奶、尿尿，把我弄醒。平常我是一夜只睡一觉的，一旦醒了便不易睡着。但带着小外孙们睡，一夜醒七八次也会很快睡着。似乎小孩身上有某种气味使我极易安睡。如果能人工合成这种气味，它岂不是最无毒副作用的安眠药？能解决几亿人的睡眠问题。可不可得诺贝尔奖？我只会出题目，不会做题目。如果您是化学家，又有文学家形象思维的能力。你不胜过其它化学家吗？”我给法律系的学生说：“你如果只想做个小法官、小律师，大可不必去学语文，但如果想成为大律师、大法官，则应当语文第一，法律第二。”我相信，我的道理是能服人的。几年前我与前上海交大副校长白同朔交谈，他曾说：“重点大学是培训各类领袖人物的，这些人一旦居于高位，其人文素养较之其专业知识更重要。”他坚持认为，越是重点大学越应该重视文化素质教育。这是有远见卓识的，惜乎更多的校领导却主张“学以致用”。
教学内容的全盘西化也是导致母语教育衰落的主要原因。近百年来，西学东渐，势如破竹。“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等，客观上把传统文化生存的主要空间让给了西方文化。建国以后先是苏联，后是美欧，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理论、价值观念，几乎冲击了一切学科。即便中文系、历史系学生主要精力也用于英语四六级考试，用于学政治（主要是西方的）、用于学西方语言学、文艺学的理论，古代文学课时一减再减，古代文学批评史也被文艺理论（西方文论）并吞，中文系还得学较多的外国文学。更不用说其他学科。国外称第二代华裔移民为“香蕉”（黄皮白心），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是否也是一种“香蕉教育”，名为中国某省某市的大学，向学生灌输的完全是西方的一套，中国大学考研究生却全国统考英语，以这一条把绝大多数考生挡在复试线之外。我们系在近三年中有两年出现专业分第一名的考生被外语一票否决的情况。我带的是古代文学研究生，我自己本人便是外文系本科毕业，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研究二三十年了，从未见外语对我的研究有丝毫帮助。我带过几届艺术学研究生，便没有一个是艺术本科毕业的。为什么我们的领导这时就不出来强调一下“学以致用”了呢？学外语对搞中国古代文学如何“致用”呢？崇洋媚外是断送中国高等教育的大敌，也是丧送母语教育的大敌。
如何振兴母语文化？如何振兴母语教育？这里涉及理论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教育者本身层面这三个方面。
从理论层面而言，五十多年来对我国文化事业影响最大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最重要的论断是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这一论断后来被人与“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起概括为“二为方向”，而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一起成为党的文化基本理论与基本方针。“为工农兵服务”带有鲜明的阶级特色，这是过去任何封建时代或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的，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全新理论。他还指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一论断也是正确的。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两个理论却走向了极端，产生了很坏的结果。毛主席《讲话》中强调为工农兵服务，并未排斥为知识分子服务，但后来只强调前者，提出这是“方向”，“文革”年月“方向、路线”是至高无上的。为知识分子服务的文艺作品均作为“封资修”、“名洋古”而打倒。
文化应有“雅”、“俗”之分，为工农兵服务的是“俗”文化是所谓《下里巴人》，是扎根于基层的文化。文化也应为知识分子服务，这是“雅”文化，是所谓《阳春白雪》，是代表时代最高水准的文化，这是大师得以诞生的文化。唐代诗作流传至今者达55000余首，诗人3500余人，能开宗立派者20余人，著名诗人100余人。唐诗的总水平既受55000余首的总量制约，也受这20余人、100余人制约。唐诗中若剔除李白、杜甫等20来位诗人之作，甚至只要将这20来人每人剔除10多首，白居易诗2500多首，只要剔除《琵琶行》、《长恨歌》等三五首。唐诗的水平便会急剧下降。就不再是喜玛拉雅山、昆仑山、而成了秦岭、大巴山之类的众山。“雅”文化，虽曲高和寡，但易于产生巅峰之作，也才能涌现大师级的作家和文化巨匠。
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倡导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变成只许为工农兵服务，一场场的政治运动，一份份写不完的检查，一次次的审查关押，一回回的羞辱折磨，大师们的或搁笔、或改行、或身陷囹圄，他们不能说真话，更不能写《长恨歌》语带讥刺之作。又弄出个区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并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中华文化便堕入死亡之海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据说是陆定一同志首先提出来的，受到毛主席的认可。但当时并未真正实行过。毛主席后来就说，世界上只有两家，社会主义一家、资本主义一家。百家只剩两家，又只许一家放，一家鸣，另一家不许鸣，不许放。放也可以，甚至故意引蛇出洞，搞“阳谋”，然后给你个“右派”帽子，送到北大荒去劳改。
要振兴中华文化，要研究百年来文化衰落的原因，要振兴文言文，探索新的文体，摸索自己带民族特点的理论体系，恢复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提出系统的理论体系。要像王国维那样以精深的国学为基础，又吸收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捕捉新的研究方向（当时如敦煌学），然后方可超越前贤，也不拾洋人之牙慧，才能开宗立派。
在政策层面上而言，比起“文革”年月，如今有了较宽松的文化环境。但政策导向上还有重大失误。参加WTO以后，处处提“与国际接轨”，文化上更先行一步，搞四六级英语考试，多数学生把它当敲门砖，考了就丢了，导致上大学的一半精力付诸东流，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大幅下降，这是一个祸国殃民，崇洋媚外的制度，不仅应当废止，还应追究始作俑者的责任。要让学校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研究生考试，考外语不考外语，应如同考高等数学一样，根据其专业性质，考难易不同的几种试卷，对其他与“外”字无关的学科则不作要求。研究生入学考试可仿效江苏等省的高考，专业课以外，加考什么，学校、考生可以自行选择。除外语、外贸等外字头的专业，废止双语教学。不要把中国所有高校都办成不戴十字架的教会大学。不要把中国大学生都培养成黄皮白心的“香蕉”。要让文化素质教育的规定真正落到实处，杨叔子先生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年纪也大了，靠他一人去撑持，依然难以遏制应试教育向高校扩展，难以遏制高校规模扩大，质量下降的势头。
要光大传统文化，全国几千种报约杂志，应当有几种文言的，其中每一首诗词、文章都可用文言。作家协会应当允许以文言写作的加入，中文系学生也要会用文言文作文、写诗填词。
从教师层面来说，也决不应该停留在发牢骚，自认为无可作为的境地。一个系、一个教研室、一个教师都可以有自己的作为。我特别赞赏江阴华西村的老支书吴仁宝，一个村支书，九品芝麻官也算不上，但干出了伟大的成绩，全村靠走正道富了起来，一个村年产值数百亿元，超过全国2/3以上的县的产值，而且共同富裕，这是真社会主义。大学语文只是众多基础课之一，往往还不受重视，但照样可以大有作为。小舞台也可唱大戏。我们东大便是这样做的，小课程也可做出大文章。决定大学语文能否成功的是四个因素（实际社会文化环境应为首位）：领导重视与否，师资质量及敬业精神，教材是否好，教学手段是否先进。师资质量是缓慢变化的，敬业爱岗，全身心地投入，可以干出不一样的业绩。教材是教学成败的根本，我不赞成在教材上搞垄断，也反对每校一种，如果没有把握超过已有的教材，就不要急着编，积蓄力量，有条件超过人家，至少自己打算超过人家时再编。否则既是一种浪费，也是误人子弟。我曾说，全国编上二三百种“大学语文”是一种集体自杀行为，当教材用不下去时，学生也有怨言，领导就要着手砍这门课了。自编教材如果只一所学校用，也注定教学手段落后，你不可能编一本参考资料供十个八个教师用，要搞网络课件、建网站、搞音像教材、电子教案都较困难。师资不强，教材不好，教学手段再落后，教学效果就不好，学生反映不佳，领导也就重视不起来。我们的生存空间便越来越小。母语教育的振兴，便会更加无望。
从事母语教育，有几分艰辛、几分悲壮、几分神圣。我们是普通人，也希望能够做胜任愉快的工作，希望工作能带来成就感、带来荣誉、带来乐趣。但是在西方文化大举入侵，中华文化日渐衰落的情况下，我们能坐视不管吗？与台下绝大多数同志比，我算是较年长者了，但92岁的徐中玉老师还在为复兴中华文化而奔走时，我们还应当当中锋，冲在最前面。我们共同努力，同仇敌忾，在文化领域坚持八年抗战，我们也会胜利的。号角已吹响，钢枪已擦亮，为了挽救母语教育的危亡，我们也是战士，我们也要挺起胸膛。
[1] 见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本站链接：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