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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山:论大学语文的课程方向与内容构建
【时间:2008/4/29 】 【来源:中国大学教学2007年第6期 】 【作者: 李瑞山】 【已经浏览3436 次】

    摘要:“语文”具有特定的描写对象和探究内涵,“大学语文”课程的方向是帮助修课学生继续改善语文修养,提高语文能力。要在与语言学、文学、美学、人文专题、文化史、写作学等课程的区别中认识“大学语文”的独特内涵。“大学语文”教学应着眼于“好文章”的标准,由阅读和解析各种文体的经典的、优秀的汉语文本来构成内容主体。
    关键词:大学语文;课程方向;内容构建;“好文章”

一、“语文”的原初含义与“大学语文”的课程方向

    “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理念及内容定位,其争议和相应的试验历有年所,各持己见。有的意见,甚至主张“根本改造”。表现于教材编写上,就有学者将近年关于语文“人文性”的提倡发挥到极致,推出“大学人文读本”、“大学人文教程”;有的学者则添加进更多属于传统文化知识的内容,号为“高等语文”。后来更有“大学文学”之倡,震动亦不小。这些教材,或为人文思想论集,或为文化史讲座,或为纯文学选本。有媒体在宣传时称欲以此“取代”传统“大学语文”教材,在“大学语文”教学界引发了疑惑和争议。这实在牵涉到“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和内容构建、语文教学的独立价值和独特功用等复杂问题,是需要详加讨论的。

    首先,不论如何改革,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现行体制下,“大学语文”课程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不同于中文系的专业课程。它应当针对低年级大学生在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接受语文教育后的实际水平,服从于各类高等院校非中文专业学习及培养目标对学生语文素养的要求,面向全体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帮助这些学生切实提高语文修养和能力。这一点应该是这门课程的标准探索者、教材编写者、课堂讲授者的基本认知和共同出发点。我们不可忽视大学生亟待培育高级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的当务之急和专项之需,无限制地扩充领地,致其无所不涉、无所不包。尝试自是不妨,但如果根本改造的结果是削弱、偏离甚至取消了“大学语文”课程自身,或使其面貌模糊不清,名存实亡,则委实不妥。

    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和现实教育语境里,“语文”是一门特殊的基础学科。这一点与其他多数国家的母语教育有所不同。无论古今,中国语文既与大多数学问浑融于一体,又在书写、识字、选词、造句、炼意、谋篇、用事、讲究文辞之美、音声之道,乃至意境营造、文气建构等方面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纯粹性。此所以古代中国的语文教习,竟是学子修养的几乎全部,士人终生孜孜以求的不朽胜业。在现代中国,虽然人类文明的知识架构有了很大不同,学生用功的重点早已呈多点平铺之态;但母语水平的持续提升,依然既是终身学习的需要,又是需要付出相当精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更是中国人基本文化素质的体现。当年吕叔湘等语言学家称为“咄咄怪事”的用多年时间、众多课时来学本国语文,却大多数不过关的情形,[1]及今思之,也许实在竟是中国语文学习的常道。现代语文学习也莫不如此,虽然有程度上的区别。长时间以来,我们陷入视“语文”为“工具”的认识误区,又以为文言文已经过时,而只学习白话文,容易多多,于是断言在中小学甚至义务教育阶段即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地完成语文学习的“任务”。顺理成章,认为到了大学阶段,自然就要“超越”本国语文,只需学习其他种种专门学问及外国语,于中国语文再也无需着力讲求。其结果,则是母国语文无所长进,专业学习与语文提高无法互为奥援、携手共进。

    中国语文的研习对象,自然是以汉语言材料(语言学界有区分“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者,此处不作区别)的面貌呈现的所有汉语文本。而这些语言材料、文本,就其整体来说,必然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人的情感态度,世界观、价值观,人文立场,人类文明史,文学及艺术素养,审美能力,科学精神。透过语言文本,系统、深入地探究这些内容,是大学中其他课程的任务。语文则与其他学科、课程不同,它是从人如何言说、如何表达来切入,致力于探讨诸如文本构成、语言魅力、表现形式、书写技巧、文辞之得体等,并且把这些作为研讨学习的“着力点”。就此而言,语文具有其特定的描写对象和探究内涵。

    与此相联系,正本清源,正确理解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脉络和现实语境里的“语文”概念的基本含义,就是十分必要的。它与基础教育中的“语文”自然有程度上的区别,但没有本质的不同,同样是汉语口头语(“语”)和书面语(“文”,即“语”的高级形式)的合称。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语文”概念最初使用时即是如此,就“语文”作为在中国教育体系里居独特地位的一门课程的名称来说,更是如此。叶圣陶讲得再清楚不过:“‘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而言之……与原意合矣”。[2]叶氏后来还解释说:“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3]

    据此而论,“大学语文”课程的方向、主体、要旨,仍然是帮助修课学生继续改善语文修养,提高语文能力。(当然会有所不同:无论修养还是能力,都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获得提升。比起基础教育来,更加着重于书面语即“文”的一面。)前述之人文、文化、文学种种,亦非“语文”所着意排斥,却总有主从之分。“大学语文”课程固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可能要讲一些基本的文学史知识,肯定会有一点思想启蒙或文化宣讲的味道,也会涉及写作指导……但这些都并非这门课程的方向、主体旨。语文教育特有其“双重功效”:语文本身的学习和提高,是直接的内容和基本的途径;而文学、文化、人文等素养培育的功效,则是连带而及的结果。

二、在课程区别中认识“大学语文”的独特内涵

    “语文”既不宜从概念上解释为“语言文学”、“语言文化”、“语言文字”,乃至“人文”的代称,则其作为一门课程,在主体内容上亦必有所区隔。

    “大学语文”课首先不同于中文系学生的语言学课程,不宜讲授专门系统的语言学知识。语文课之大讲特讲语法,曾在基础教育中引发长期争论,“倒了学生学语文的胃口”,是一致的看法。“语文”的本位是关注人的“语”和“文”,即作为人生命本能的口头和书面(文章)结合的语文表达状况和内在规律,“语文”应注重语感培养,密切结合学生的语文感受和社会语文生活的实际,而不是脱离这些去讲授专门家才需要掌握的语言学理论命题和语言研究方法。

    “大学语文”与文学专业教育相比,有深度的不同;与公共选修的文学课程相较,是侧重点不同。文学是民族语文的高级的和特殊的表现形式;文学文本的大量阅读、鉴赏,是语文学习的重要途径;“大学语文”课在文体角度上,也要涉及必需的文学知识。这都是不言而明的。但问题在于必须区分“语文”与“文学”,尤其不能使学生误认为文学地位独尊,其他文体均卑之无甚高妙。对文学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另外选修文学类课程,且修习“大学语文”课的学生未来多数并不以文学为专门职业。因此“大学语文”不能只讲纯文学作品,更不能成为文学史的压缩板,不能上成中文系的文学理论课。“语文”既有其自身需要研讨的问题,它所揭示的语言形式也较文学更为多样。语文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小说家和诗人,而是使学生经由包括而不是只有“文学”的多样文体文本的阅读、领会,把握汉语文的多种境界和多种表达交流方式,以便在较文学广阔得多的个人生命和社会生活中享受语文的魅力。

    “大学语文”与讲授美学理论的课程也不相同。“大学语文”课程重视审美能力的培养,但其重点在使学生对语文材料和语文表现中所展现的语文之美、长于其中的母语之美具有领悟和感受能力,而不在于美学知识、审美理论的传授。“大学语文”课不宜上成纯美学课。“大学语文”与大学里纯粹的写作课程不同。“大学语文”课也会涉及文章写作,主题是唤起学生对自我表达和公共表达的兴趣和愿望。但不以写作训练为主,无需直接讲授例如读书报告、公务文书或学术论文的写法,不应讲成“应用写作”课。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时间的不断积累,而最根本的环节,正在于对经典的、优秀的汉语文作品得法的示范性解析和大量的阅读,使学生知晓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文采、意蕴和个性风格,才有可能解决写作的致命伤,摒除虚假、浮泛、滥情、刻板和模式化的写作痼疾。

    “大学语文”与文化史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类课程不同。“大学语文”课程的主题是母语学习。母语既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就是文化。“大学语文”课程要让学生由母语学习中接受文化浸润,体味民族文化的精髓,但不宜把文化史知识作为讲授重点和本体,演变成无所不包或点点片片的文化概论。

    “大学语文”与专门的人文教育课程也不同。所谓“工具性”和“人文性”区别对立之说,近年甚是热闹。由基础教育延至高等教育,以致凡论“大学语文”者,言必称“人文性”。似乎抓到这个法物,“语文”就有救了。似乎非如此强调即降低了自家品位,全然不再思考单独设立“语文”一科所为何来。人文启蒙的重要性,谁也不会否认。但是,人文教育虽是“大学语文”讲授的题中应有之义,却不可能是“大学语文”课程的主要任务。如果真有所谓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别,二者本就水乳交融,实际上难于截然划分。语文自然而然地包含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的内涵,哪位教师也不会去刻意抽空它。但“大学语文”课不能越俎代庖,讲成人文教育和思想启蒙专题课。“大学语文”课的学习,会使学生的思想品格、人文素养、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更加丰富充实,对情操陶冶、人格塑造,均有潜移默化之功。但这一切,都应该是师生在语文研讨过程中渗透的因素,不是直接讲授的对象,不是课程的主体内容。不能把“大学语文”变成又一门思想训导课、伦理教育课。

    由上可见,从课程定位这样一个根本的角度考虑,“大学语文”与其他课程必须有所区分。必须把问题放在整个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去考察,才不致自说自话、顾彼失此。“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体系中,各门主干课程是相互呼应而又各有分工的。“大学语文”课作为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必然程度不同地涵蕴诸如语言学、文学史、文化学、思想史及写作训练的内容。但语言研究、文学教育、文化概论、人文专题、思想启蒙、实用写作等,均不是“大学语文”课的内容主体和本来目标,应由其他专门课程的开设来承担。如前所述,“大学语文”课自身具有发掘不尽的独特内涵,无需以语言学、文学等学术专门和文化、人文、思想启蒙等“宏大话语”来自高身份。简言之,“大学语文”要以“语文”为本位;大学语文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还在“语文”。这是我们从事这门课程教学及改革的基本立场。如果改来改去,改得“语文”尽失,改掉了本体,就有违这门课程设置的初衷了。

三、以“好文章”为标准构建“大学语文”的主体内容

    依据上述理解,“大学语文”教学的主体内容,也就水落石出了。那就是继续采纳已经为过往实践所认可的“文选”形式的内容构成方式,选取母语中的各类“好文章”,作为丰富多样、引人入胜的学习材料的供给。具体来说,“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和课堂讲授的内容主体,应该是选择具代表性的各个时期、各种类型、各种文体的经典的或优秀的汉语文文本,提供给学生——既有主修材料,也有拓展材料;在学生阅读的基础上,由教师对这些文体上的例文,做出示范式的鉴赏分析,引领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体会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某类文体的高标准,对文章和文体形成要领及语言美感,有所理解、体认和感悟,从而达到使学生具备高级语文能力和语文修养的目的。

    “好文章”的概念,值得详加论说,以见我们所主张的“大学语文”的内容构成的特点。此所谓“好文章”,是就广义而言,其实也包括“好诗”、“好词”、“好(汉语)译文”。更不限于俗所谓“文艺性散文”,即具虚构想象性质而以抒情为主的文章;而是扩而大之,涉及全体文类。这其实恰与我国古代之“文”的传统若合符契。虽然今人称之为“杂文学”观,但古代文言作品中,各类文体,皆可酿成“美文”,则大家对此并无疑义。凡传诵至今的优秀古代作品,类皆于体式、词藻、情思、结构诸方面,呈现出美的亦即可欣赏可品味的质素。而言及现代文章,则须稍作辨析。

    “好文章”亦即“五四”后所谓“美文”。那时周作人首揭此一概念。他以外国文学为参照,提出在诗与小说之外,有“论文”一类,其中“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又说“好的论文”皆可作成美文,在中国古文里,则“序”、“记”与“说”者是。推其原意,实予“美文”广狭二义:狭者,指具艺术性的叙事、抒情文章;广者,则包含“批评的”、“学术性的”“好”文章。而其共同的标准是:“真实简便”,“有生命”。[4]其后,现代文章得到了略无拘束的发展,恰如朱自清之所言,“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5]叙事、抒情文章之外,议论、批评文章,乃至各类实用性文章,优秀之作,层出不穷,既发挥了现实作用,又大大丰富了汉语的宝藏。但相沿至后来,“美文”本义渐失,“美文”概念变得狭隘、单一。论者往往画地为牢,自设畛域,编来选去、讲来论去,总是一些熟面孔,甚至个别情辞肤浅之作,因其“貌美”,也被屡屡相中。遂使新一代读众不知现代文章尚别有洞天。

    其实,除了叙事状物、写景抒情之作,评论、说理的好文章更是蔚为大观,被奉为现代文章两大家的周氏兄弟之作,此种性质的即占多数;而其他通常划归于“应用性”文体的,好文章也所在多有。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文学”以外的其他文体关注不够,这不仅与中国“文”的传统相悖,也不利于实用性文体的推广,造成学生语文视野和应用技能的狭窄。

    还要指出的是,现代中国的好文章,又不能仅限于纯粹白话文章即所谓语体文。现代汉语,实包含语体文、浅近文言文体、文白混杂等多种形态,不是一花独放,是多元共生。论及现代文章,于文言白话之别,求其纯已不可得,求其截然划分,遂无必要。现今已非“五四”时期的文化语境,彼时鲁迅的激烈态度,“咒诅”的是反对白话者流,而非全盘抹煞文言的价值。近年有关争议再度纷起,文言文应否进入中学语文课堂,产生了针锋相对的意见。这体现了百年之后,人们对于母语困局的反思,兹事体大,须从长计议,容当另论。最低限度,对那些现代中国产生的著名的文言文献,还是要兼容并包的。此正为联接古今汉语文章传统的纽带。

    汉语译文也应当是现代汉语文章的重要部分。好的翻译家,通过将外国语文创作的作品移译为现代汉语,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宝藏。这些外文汉译也应纳入我们的视野。这与前述同理,也不单指语体译文。不计晚清民初,即便近二十年,也有杰出的文言译作行世。

    在“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和课程讲读中着眼于“好文章”的标准,另一方面的考虑则是基于近年高级中学的课上和课下的阅读,其现状远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教育行政部门聘请专家修订了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将课余阅读作为重要手段,并具体规定了量的要求。各种新编富于创意的中小学“新语文”读本也屡有所见,规模和选材都不断出新。但就现今社会心理、教育体制、升学制度、师资水平、学生负担而论,真正贯彻“新课标”,达到其要求,尚需时日。不可否认,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动荡,商业炒作,人心浮躁,应试教育阴影徘徊不去,价值缺失,流俗文化风行,阅读日益市场化、快餐化、零散化,导致经典地位名存实亡,人们敬而远之。而动漫卡通、网络文字、短信段子、图文画册、青春速写、流行影视、玄幻武侠、戏说恶搞、言情、励志类读物,成了学生的“最爱”。这样,不但古代作品因文字障碍让学生望而却步,许多现代中国杰出人物的思想、言论,也根本不能进入学生甚至教师的视野。这不能不使人产生切肤之痛。严格来说,我们仍处在晚清——“五四”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而那时以来形成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统,白话文及其他现代文体写作的成绩,均是弥足珍贵的母语文化资源。其不能被当下人群所汲取,实为学校教育和青年成长的一大缺失。

    大学生群体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责任非轻。在汉语文的教育中,我们有责任把那些蕴含优秀思想文化因子的汉语文章推介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读者。对这一类经典性文章的系统深入的学习,是青年学子形成共同的基本价值和语文取向的有效途径。

    再一方面,用新的美文标准即“好文章”的标准选文,作为大学语文教育的基本架构,也是顾及当下高等院校各专业对学生汉语文修养和能力提高的期盼。非中文专业学生对本专业的各类教材、研究著作、参考文献等汉语文字材料的阅读和掌握,是其专业学习的必要基础。

    另外,单就提高实际的语文阅读、分析和口说、写作等方面的能力来说,对各体合适文章的大量阅读,也是最重要的基础。通过习读文章,教师讲解要点,分析解说,学生感慨万端,情动于中,熟习于心,对母语的情感日益深厚。语言材料的积累日益广博,就为提高语文修养和实际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从广义的“好文章”的标准这一角度入手,既使“大学语文”课程的方向得以明确,又凸显了“大学语文”内容主体构建的特点,二者相辅相成。立足自身本位的“大学语文”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舍此别无更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吕叔湘.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N].人民日报,1978-03-16.
    [2]叶圣陶.答滕万林(1964年2月1日)[A].叶圣陶集,第25卷[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3]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A].中华函授学校编.语文学习讲座丛书(1)[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周作人.美文[A].止庵校订.谈虎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A].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理论[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陈立民]

    (李瑞山,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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