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5-14

    据媒体报道，日前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等多家学校已把语文课列为必修必选课。此后，教育部澄清，这并非决定而只是倡议，旨在强化母语意识，深化大学语文教学改革。
 
    对大学生中文能力的担忧非自今日始，早在80年代初，华中理工大学（当时叫华中工学院）就在老院长朱九思的倡导下，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语文水平测试，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但是近些年来，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中文能力的一路滑落——如同他们的视力和体质那样——特别令人担忧。但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其实是中小学教育的问题。到大学之后，虽然说补一补总有好处；但“亡羊补牢”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种自我宽慰。中文表达作为一种基本能力，如果12年的基础教育都没有学好，想在大学通过一门课程得以提高，岂非易事！人们会不客气地质疑：中学干吗去了？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学语文教育就成为改革的对象，争议纷纭，对问题的诊断应当说还是比较清楚的。过去语文教育突出的弊端是过于政治化、内容陈旧、过于着重“语言学”的训练等等。近些年的教改实践，语文教材不断更新，“新语文读本”也出了多种，民间的传统文化热、新概念作文，都在不同方向上改变着语文学习的现状。对青少年语文实践更大的影响，还来自大众流行文化，诸如“鸡不可失，食不再来”之类，以及网络、电子游戏等对青少年阅读、写作习性的改变。然而，真正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中小学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在这一背景下，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功能、目标究竟如何定位、何去何从，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基本问题。
 
    当前中小学的作文教育，有人归纳为是一种“为小众的写作”，把写作当成了美文的“创作”。然而，母语的文字表达首先是一种生活能力，面向大多数人的写作，最重要的是实用的日常文体的写作，梁启超曾言“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那种“美术性含得格外多”的“情感之文”，不必人人皆学。林斤澜则提出符合大多数儿童实际能力的、逐渐提高的语文教育目标“说对中国话，说好中国话，说自己的中国话”。这就是说，语文教育的功能，重要的不是培养多少作家，而是“把普通民众的写作水平提高到可以胜任一项工作的程度。”以这一尺度来衡量，就不难看到中学语文教育的重大失误，“装饰先于实用”成为相当普遍的现实。以文体而论，我们把作文分为记述文、议论文两大类，而在工作中最大量使用的总结、请示、实验报告、通讯报道，乃至合同协议、收条借据等等，几无一席之地。为写作而写作、为考试而写作和过早“文学化”的写作，导致学生对“作文”普遍的抵触和厌恶（一则真实的校园故事，学生为避免写作文而宁可放弃春游，后老师规定不去春游者要写两篇）。这影响了多数学生达到“文通字顺”的基本要求，造成他们写作的失败。由于割断了与生活的真实联系，写作成为对范文的重复模仿，成为一种高强度的技术操练，学生文化能力的萎缩和精神世界的贫瘠，致使少数“优胜者”的“锦绣文章”，也大多是虚情假意的“伪圣”写作，形成“新八股文”的套路。
        
    最近，在嘉兴举行的全国生活作文教学研讨会，交流了按照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进行的“生活作文”的实践。与应试作文完全不同，“生活作文”反对为考试而写作、为竞赛而写作、为创作而写作、为他人而写作，而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写作文，写反映生活的作文，从而构建起写作与生活、与学生成长的内在联系，构筑起“生活通过写作”的通途大道。例如，它很强调为自己的写作，而不是为老师、家长，为考试和分数，它具有记录自己的生活和自我反思，以及自我愉悦的重要功能。正如我们在生活中所感知的，当一个学生养成作文的习惯（例如记日记、开博客）并能乐在其中时，教育便基本成功了。

    这并不是说大学的语文教育不重要，而是说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应当主要通过“通识教育”来实现。它通过提供专业之外的广博的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教育，以矫正过度专门化的教育所可能造成的文化割裂、人格偏狭，追求“统一的人格”和“统一的知识”。近年来，我国的若干所研究型大学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