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新闻网 2006-09-18 08:53:4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5月印行的《唐弢纪念集》中的《唐弢年谱》，1972年至1974年没有事迹登录。其实，这几年从河南回到北京养病的唐弢仍然在进行研究、在做文化工作，比如由《人民日报》副刊部两次内部发行并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的《门外文谈》，就是一个值得登录的成果。
1972年春节过后，受姜德明之约，唐弢4月初“开手”为《人民日报》副刊部注释《门外文谈》。不出半个月，这年的4月16日，唐弢在给姜德明的信中说：“《门外文谈》，遵嘱已将注释做完，抄完后再送上。至于出不出，当然要‘顾全大局’。我问孙用有些问题过去为什么不注，他说当初找不到出处，现在我倒抄齐了。我想注得既要通俗，使一般人能看，也要给写批判文章或研究鲁迅的人提供一些材料；既要按照你的意见尽量详细，但也不能噜噜嗦嗦。因此是双方兼顾。”唐弢还轻松地说：给《门外文谈》做注释，是“一种消遣”。
被唐弢自己认为“难免佛头着粪”的“病中排遣岁月之作”的《门外文谈》注释初次印本，1972年10月内部发行。此书仅仅在扉页上印了出版时间，没有注明是何处出版的。开本的宽度略窄于正32本，高也切去了正32本的一指宽度，为宽12.5、高17厘米的规格，使得开本颇为抢眼。加上内文版面设计的每页22行、每行21字、四周空白较多，可以说：凡是懂得书籍形式美的内行读书人，见到了不可能不喜爱。并且，封面只有鲁迅手书的“门外文谈”和签名，用亮膜覆于重磅白纸上，68页的戋戋一薄册，别提多爽眼了。
反正那天我在旧书地摊上看到这书，无法控制“遇宝”的喜悦，急促地把这书拿在手里，马上掏出一叠钱，准备着被“敲竹杠”。万万料不到，地摊设主只要一元钱！让我把多久多久的烦心事儿，都顿时抛得尽净，觉得：有逛旧书市场习惯的人，简直就是上帝的宠儿。
鲁迅的《门外文谈》原文只有11000多字，唐弢的注释用6号古宋字排，比正文的5号古宋小1号。累及地计算，唐弢的注释有两万多字。鲁迅的原文有12小节，唐弢的注释分别排在各个小节之后。唐弢注释的条目在每一小节的数量分别为：《开头》11条、《字是什么人造的》10条、《字是怎么来的》12条、《写字就是画画》6条、《古时候言文一致么？》7条、《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13条、《不识字的作家》9条、《怎么交代？》13条、《专业呢，普遍化呢？》7条、《不必恐慌》10条、《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12条、《煞尾》1条，合共110多条。
这110多条注释，也不全是“原创”性质，因为195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10卷本《鲁迅全集》第6卷所收的《门外文谈》就有41条注释。对这些现成注释的硬性史料，唐弢在借用的同时，免不了被现实裹挟，违反做注的规范。比如注释《不必恐慌》里的“宋阳”，10卷本《鲁迅全集》第6卷的注文为平实的叙事：“宋阳，即瞿秋白。”到了唐弢这儿，就扩写成了：“宋阳，即后来堕落为叛徒的瞿秋白。”
10卷本《鲁迅全集》第6卷回避了没有注释的如“吴稚晖”，唐弢给补注了，而且也是“穿靴戴帽”：“吴稚晖（1866——1953），国民党右派反共分子。1902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等从事《苏报》工作，次年，《苏报》被封，由于吴稚晖的出卖，章太炎和邹容被捕。1927年蒋介石阴谋策动反革命‘清党’运动，吴稚晖多方为之出谋策划，屠杀了无数共产党员。”
今天，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上述注释的不妥，但是“文革”强大而又完全不让人讲道理的所谓“政治”氛围，实在太难逃脱了。唐弢注释的《门外文谈》，还是以知识和史料为主的益于后世的读物。
拿到1972年10月由《人民日报》副刊部内部印行的注释本《门外文谈》后，唐弢浏览了一遍，颇为不满，他虽然反复地在给人送书时讲“还是由于我的疏忽”、“主要是我粗枝大叶之故”，但干过编辑行当的人都明白，这是对承印承编一方的牢骚。我们查不到主事人姜德明对于此书的回忆，姜德明写过两篇追悼唐弢的文章，都只字未提他编印注释本《门外文谈》的旧事。根据常理，是姜德明过于相信了唐弢。其实，任何作者对他自己文稿的误笔误植都难以全部辨识。一般作者，在读自己文稿的校样时，大多爱关注内容的订补改换，而对编校往往是忽视的。认真的编校工作是极其艰辛枯燥的苦差事，没有足够的文化信仰和耐力，是弄不出好的读物来的。姜德明在当年为文化事业是尽了力而且也有成效的，比如被唐弢说成“《人民日报》内部搞了几个小册子”的有注释的鲁迅作品印本，就被一些单位甚至出版社翻印。
唐弢所说的“疏忽”，除了“错注、误植、漏植、衍植之处甚多”外，还有“该注而没有注的”等等。1973年7月《人民日报》副刊部重新改排、重新设计封面，印了一本宽11.3、高18.5的32开的本子，每页24行、每行18个字，有76页，封面不再覆膜，素面朝天，书名换成鲁迅手稿《门外文谈》篇名的繁体字手迹，仍是小一些的鲁迅签名，签名下是鲁迅的笔名阴文印章。
这个本子可能换了一个印刷厂，因为书中夹杂有一些繁体字。
1973年10月15日，在给巴金的信中，唐弢说：“《门外文谈》注释了一次，内部印的，现在发现错误颇多，正在修改中，将来如果出版，自当送奉。”
唐弢预告的“自当送奉”的《门外文谈》，就是1974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印行的本子。66页的阔大32开本，字号大了1号、行距也留得宽了一些，注释增加了不少。从唐弢写给人民出版社该书责任编辑的信中，了解到《门外文谈》的编校进度：截至1973年10月底，出版社已经看过一校，叶圣陶、胡愈之都在关注着书的进度。
这个版本的注文，有不少变化。刚才举过的两个例子，“宋阳”恢复成了“即瞿秋白”、“吴稚晖”的罪名却被加成“屠杀了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也就是说，弥漫在《门外文谈》注释中的“政治”氛围还是很浓烈的。要知道，1974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轰轰烈烈进行的年代。作为著名文史学家的唐弢不得不积极地或者是违心地替“石一歌”修订所谓的《鲁迅传》……
人民出版社版《门外文谈》的《出版说明》，遵照出版社的意见，用了1973年4月15日《人民日报》第3版范咏戈专论文章的第一部分，唐弢自己也觉得“这段话说得不错”，但是又怕惹陈望道“生气”，因为文中说“鲁迅洞察了这场论战的实质”。唐弢写信请姜德明核实，他说：“这段话有否来历？倘有，就让他们照抄不动，倘没有，我想改得稍为婉转些。”信是1973年5月18日写的。一年后，唐弢注释的《门外文谈》才出版。
从唐弢1980年4月22日给范用的信中，我们得知“唐弢注鲁迅《门外文谈》的版本”系列中还有一个“胡乔木校订本”存放在唐弢那里。唐弢说，他注释的《门外文谈》出版后，胡乔木“极为注意，他亲自仔细校订一过，四届人大后，又找我谈了一次。他的主要意见是以文字改革为主，不要太凑合时尚，……”
不要因为胡乔木是当年中国政治人物，就忽略他的文化思考。就我读过的胡乔木谈论语言文字方面的一些书信，我认为他对语言文字有浓厚兴趣，也有可以借鉴的扎实的建设性心得。胡乔木对汉语标点符号的合理使用，有不少正确的研究成果。但是，很可惜，二三十年过去了，不仅唐弢注释的鲁迅《门外文谈》没有由他的弟子修订再版，连胡乔木“仔细校订”过的唐弢注鲁迅《门外文谈》，也照样引不起“出版家”的丝毫兴趣。
作者：龚明德 责编：田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