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琦君的忆旧散文，给人一种凄迷而幽怨的美感，令人无法释怀。正如她自己所说：“淡淡的哀愁，像轻烟似的，萦绕着，也散开了。那不象征幻灭，却给我一种踏踏实实的、永恒的美的感受。”

琦君，原名潘希真，1918年出生于浙江的一个旧式家庭。14岁就读于教会中学，后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师从词学家夏承焘。1949年赴台湾，在司法部门工作了26年，并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后来定居美国。琦君以撰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先后出版了《琴心》《烟愁》等散文集。她在台湾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

琦君的散文带有浓郁的东方韵味，充满中国特有的浓厚伦理色彩和温馨的亲情。深刻而不晦涩，广阔而不枝不蔓，流传着一种淡雅肃静的韵味。她写的最多最好的，是怀乡思亲的散文，在写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时尤为动情。《髻》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平常的发髻，却隐含着人间的欢情与仇怨，预示着无数的人事变迁。作者巧妙地通过这个意向，以独特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了一段旧式家庭的往事。

文章由回忆母亲年轻时的发髻写起，打开记忆的闸门，一幅幅承载女性人生情感的多彩画卷展示在读者面前。我们分明感受到人生历程中的两种境遇冲撞心扉：爱情与美丽带来的欢悦明朗，衰老与孤独带来的凄凉伤感。两段人生的写照，两种境遇的感观，使人如历其境。

母亲是个传统的乡下女人，梳着螺丝式的尖髻。她依照的是传统的礼俗：一年只可以洗一次头、女人要在家相夫教子、女人只需在厨房干活儿。每年的七月初七，是乡下妇女的洗头日，“女为悦己者容”，洗过头发的母亲，乌油油的柔发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心中流淌着掩饰不住的欣喜与欢乐，因为这一天是父亲久客而归的好日子。父亲终于回来了，不是独自，而是双双，他没有因为母亲的贤惠静默而付出更多的爱，反而带回了一个姨娘。姨娘年轻美丽，挽着漂亮的横爱司髻，不拘繁冗礼节。她不干粗活儿，经常陪伴父亲应酬、交际、懂得讨好父亲的欢心。从此，母亲的世界渐渐暗淡下去，“一把小小的黄杨木梳子，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了。”

我们全家搬到杭州后，母亲因为要经常招呼客人，不得不改梳只有老太太才梳的鲍鱼头，心情也逐渐变得抑郁。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啊，母亲与姨娘坐在廊檐下，背对背彼此不交一语的梳头情景，深深地触动着我对母亲的同情与怜悯。一个女人一旦失去爱人的关注与眷顾，如花的容颜就会渐渐枯萎。每每听到廊尽头传来父亲与姨娘的阵阵笑语声，就更加刺痛了母亲敏感而柔弱的心。“母亲的脸容反而不如以前在乡下忙来忙去那么丰润艳丽了”，母亲就是在这样郁郁寡欢的落寞中垂垂老去。后来，我独自出外求学，母亲患了风湿病，索性剪去了一头的长发，却剪不去三千尺的忧愁。

三年后，父亲去世。母亲与姨娘这个使她一生都郁郁不乐的人反而成了患难相依的伴侣。那时，母亲已是白发如银，而姨娘也不再梳多姿多彩的凤凰髻或同心髻，只留着一条简简单单的香蕉卷。她们间的爱恨情仇随着父亲的离去慢慢淡化，由憎恨到放下，在那一霎那，变得不再复杂。

这是一篇很像小说的散文。它表达的情感丰富复杂而层层递进，这份情感绵密纤细，没有大悲大痛，却又无孔不入，但它并不粘执小气，而是环环递进，步步深入，又层层超越，显现了女性特有的宽厚和同情。

作品中，作者通过暗式和联想，赋予髻这一意象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在童年的琦君看来，母亲的尖髻、绕在指头上的长发稍以及散发的气息，都能给她安全感，它们象征着一种温馨的母爱。母亲与姨娘不同的发髻，也是她们各自性格的象征：才过三十岁的母亲梳的却是老太太式的“鲍鱼头”，表现了她朴素坚忍，守旧如仪，自甘淡泊的性格；而姨娘各式各样美丽的发髻则充分刻画出她趋新唯恐不及的性格。此外，髻这一意象的变化还透露出人物情感的变化，揭示人物的命运遭遇。母亲的发髻由原来的又粗又乌的“螺丝髻”变为紧绷绷的“鲍鱼头”，她的心情也由快乐幸福转成愁苦沉重，“紧绷绷”的不只是发髻，更是她的心灵世界。而到最后连稀稀疏疏的几根短发也剪掉，头发的无情衰落，隐含着心灵的寂寞与苍老、命运的每况愈下。姨娘呢，最初的各式美丽的发髻是显现其春风得意的神情，但随着父亲的去世，荣华富贵的消逝，她也变得空虚落寞，梳的只是“简简单单的香蕉卷”，最后如云丝只剩下一小把。发髻的演变，暗示了母亲与姨娘不同的悲剧人生。

然而，作品吸引我的，除了缘于“发髻”引发的风波、故事之外，更缘于作者那种流贯全篇“温柔敦厚的情绪”、“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怀”以及“俯视历史，超越人生的领悟”。这些情愫，隐含于字里行间，成为一条感情的潜流。如果说“发髻”是文章一条明线的话，那么这股感情潜流则是一条暗线。作者一方面以发髻为线索，客观地追述了母亲和姨娘的历史纠葛，不同遭遇，逼真地再现人生的爱、憎、贪、痴等生命状态；另一方面，又以净化的心灵为出发点，动情地揭示了两个女人殊途同归的命运，抒发了一腔超越芸芸众生的生命感慨。但是，这又不是一种简单的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相反，正体现了作者身后宽广的襟怀和超脱冷静的悟解。她把理解与同情给予了被时代造成错位的姨娘，豁达大度地将旧时代投影在家庭关系上的恩恩怨怨付诸东流，而放眼广阔的人生，把生命的意义指向一个富有永恒价值的目标。

作者最后写道：“人世间，什么是爱，什么是恨呢？母亲已去世多年，垂垂老去的姨娘，亦终归走向同一个渺茫不可知的方向，她现在的光阴，比谁都寂寞啊。我怔怔地望着她，想起她美丽的横爱司髻，我说：‘让我来替你梳个新的式样吧。’她愀然一笑说：‘我还要那样时髦干什么，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了。’我能长久年轻吗？她说这话，一转眼又是十多年了，我也早已不年轻了。对于人世的爱、憎、贪、痴，已木然无动于衷。母亲去我日远，姨娘的骨灰也已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永久的，又有什么是值得认真的呢？”

眼因流多泪而越发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更加温厚，这句话，或许是琦君这篇散文的一个恰当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