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媒体忽然对我们的母语感起兴趣来，新闻、报道、文章多有涉及我们的语言能力，讨论我们的汉语水平。从学生作文，到汉语言知识比赛，都有证据说明我们当代的语言教学、语言水平之低，有文章题目就是：“20年后，中国人还会用汉语吗？”

    有些人说我们中国人出现了汉语危机，这大概是真的。然而实际上，学生们的遣词造句、作文水平、表达能力，等等如何，是次要的；汉语言知识不够也是次要的。只要开口能说，只要不妨碍交流，就可以了。今天的中国本来就是由一种壮观的移民文化占主导地位，从乡村移居都市，从实在移居虚拟，从熟人社会移居陌生社区，从自信移居未知，移民文化对语言的要求并不高。人们不需要精致得纤巧、完整得晦涩、语法准确得如作文的语言。

    如果不尊重我们的时代特征，我们就容易陷入一种机械的迂腐的状态。三四年前，我在美国跟一位教汉语的教授聊天时，也遇上了这种语言的时代变迁案例。教授和学生远离中国大陆，自然把汉语语法当作经典律令遵守，但教授问我，为什么大陆人说话写文章都不遵守语法逻辑了？他举例说，大陆人的文章里常有“东东”、“给我一个理由先”、“我(I)服了你(YOU)”，这成话吗？

    我们交谈的结果，是我们都同意汉语的活力，汉语在今天有着新生的契机。确实，我们的社会变迁剧烈，语言自然属人、为了人、服务于人。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语言的活力和个性。

    我就见过出版社的编辑加工书稿，把作者的很有个性的文字都改成了书面语。比如，作者不爱用“的”字，编辑统统加上去，一个句子里就有三个甚至四五个“的”字；作者省略因果一类的助词，编辑就代作者加上“如果，那么，”、“因为，所以，”等等。结果，作者的文章比中学生作文还要显得诡异。

    真正值得忧虑的不是语言是否符合文法，而是语言的当代品性，即汉语是否对得起我们的时代、我们中国人民。从这个角度看，汉语的危机是深重的。

    我们转型的社会有这么多事件、问题、现象，需要观察、强调、解答，so what? 我们听不到多少声音，原因并不仅是人们的勇气不够，而且是人们的语言能力不够，是汉语不能“与时俱进”。我们的母语无能于表情达意。虽然，十几亿人每时每刻使用的也就是千儿八百字词，但我们早已在借用别人的语汇来表达我们的内心。

    这当然有很多原因，比如汉语言教学的僵化，这是教育体制对语言能力的扼杀。还有一种表达传播的僵化，即主流媒体对边缘人群的语言创造的轻视敌意，它们不能吸纳后者的成果，这是社会体制对语言能力的扼杀。网民、人民大众创造的鲜活的语言不能得到尊重、传播。因此，我们眼见的语言也就显得面目可憎、寡然无味，甚至我们知识分子的语言也日益纤弱。

    用鲁迅的话说，要用汉语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这种现象导致当代汉语少有明心见性者，少有洞明温暖慰藉者。我们见的多是官话、套话、大话、疯话、黑话、翻译话。

    报上还说，留学生们的汉语水平较之国内人要高，这大概也是真的。他们生活在另一种语境里，对语言的差异自然敏感。我的朋友张健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政治，但他回来做论文时，热衷于汉语交流，借助手机不断地挑战朋友们的汉语水平，他自己做对联，也出对子让我们对。水平之高、想象之妙，实在让人叹服。可惜我不断地删除手机短信，让这些精彩的对子消失于语言的沙漠里了。

    我想到传统汉语的困境。它发展到后来，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对联，竟然也是对子。一个民族的上层精英的心智用来对对子，是语言的幸耶不幸？虽然有顾炎武们力倡实学，但汉语仍不免空疏。以至于有清一代，中国人无能说清楚自身的生存状态。全面滞后的社会、无数量的人生细节，消失在大言炎炎之中，消失在无数的语言垃圾里。只有对联，这种语言形式反映起人生社会来，才差强人意。但是传统汉语的命运却也注定了，如我们看到的，它需要其他语种来进行解释。

    不过，张健的对联做得实在太好了。我现在能记起的一联可证：连雨四天读书人乐，一爆再爆井下心寒。张健还出过一上联：来的都是客，我的下联是：逝者如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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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的三种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