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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英语族的悲哀
【时间:2007/10/15 】 【来源:读书 2002年第12期 】 【作者: 阮炜】 【已经浏览3926 次】

    80年代初逗留英国期间,有机会接触了当地大学的一些汉学家。他们所讲的汉语并非十分流利,发音也不甚准确(汉语的四声和非送气清辅音对英美人来说是难掌握的)但他们的中国语言文学知识之丰富,不亚于一般以汉语为母语的汉语言文学研究者。他们中许多人连气质和神态都有点像中国人,甚至所讲的英语也有点走调,带上了汉语语音的痕迹,使人不禁想到,语言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浸润其中,整个人都“化”了进去。十多年后,读到了一篇英国人所写的关于英国汉学家的文章。文中称其为一个特殊的“种族”,或“汉语族”,因为他们不仅在知识结构方面异于一般西方人,而且在思维方式、神情、左派甚至口音都染上了中国气。

    从此养成了一个不良习惯,那就是十分留意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是否也相应的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种族”。须知,中国的英语语言文学从业者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其数量远远超过西方的中国语言文学从业者。观察了若干年后,终于得出了这一结论:的确存在这么一个族中族,姑且以“英语族”称之。他们的知识结构与一般国人有较大的差异。他们的语言、思维乃至行事风格更比一般国人多了些直率,少了些含蓄,或多少已有点像西方人。而且,他们还有一些足以使自己不同于其他专业的不成文行规。比如,他们判断一个英语从业者水平的方法,并非是看他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而主要是看他的语音语调是否准确,口语是否流利,表达是否到位。

    英语说得好,那就是一好遮百丑,你在学术研究方面几乎可以不思进取、无需建树。英语说得不好,你从一开始就很可能被拒于行外。鲜有人站出来指出,印度人的英语十有八九带有浓重的本族语口音,但其英语应用能力不知比我们强多少倍;日本人和韩国人的英语口语可能比不上我们,其口音之重更是不敢恭维,但其读写能力可能并不亚于我们,更重要的事,日韩两国的现代化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同西方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超过我国。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讲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口音,可谁能说他用词不准确,不老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英语族中,不仅语音语调是判定同行水平的头号标准,音色也至关重要。“音色好”(几乎等于声音性感--用现在的话说),你差不多已中了头彩,因为你的英语听上去一定“漂亮”,一定有“味道”。近年来这种情形虽已有了一定改变,但由于非理性的行规作祟,从业者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仍未得到充分肯定。这与其他任何专业评估同行水平的通行做法是大相径庭的。

    当然,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的确是一件重要的、也是值得自豪的事情,但是对于重点高校和研究生以上层次的英语族,我们还应有更高的期望,那就是:较高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中国乃至汉语世界的知识进步和文化创新做出贡献。

    正是在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方面,英语族的弱点暴露无遗。西方汉语族,在教学之余源源不断的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很多已被翻译介绍的中国,对我国的中文界产生了不小冲击,而在西方汉学家中,“流利”,语音语调甚至“音色好”绝非衡量同行水平的主要标准,研究能力和学术质量及产出才是关键的尺度。这至少部分解释了我们与他们的差距为何那么大。

    当然必须承认,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优势地位,也是海外汉学成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的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我国英语族庞大的人口与弱小的研究力量、可怜的学术产出是极不成比例的,而我们的习惯做法和观念肯定是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我国英语界不仅在整个本科阶段用英语教学和写作论文,在硕士博士阶段也同样使用英语,事实上,英语族中许多在读硕士、博士甚或高校教师缺乏基本的汉语技能。无论在口头还是笔头上,他们的母语词汇贫乏,缺乏表达复杂事物的能力,更缺少色彩的变化。就他们本应充当中西文化间的桥梁而言,他们的汉语文史哲知识太匮乏,他们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太弱,他们的视野也太狭窄。在语言是认知的最重要手段的意义上,母语能力的欠缺意味着英语从业者的生命感觉已大打折扣。

    当然也可以在客观方面找原因。这就是英语专业本身。英语族必须花大量时间精力掌握一门极困难的外语。这门外语在“血缘”上与汉语毫无关系,难度极大,因而他们在母语技能方面的欠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为什么不可以像西方汉学家那样坚持用母语写作?从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英美一流大学的汉语族不仅硕士、博士论文是用母语写作的,就连本科三四年级的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教学也使用母语。原因很简单。使用母语,知识的吸收更有效,知识的消化更容易。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更看重从业者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

    也应当看到,西方的汉学家不用汉语而用母语写作,并不等于他们的汉语水平不高。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汉语口语能力也许不如我国英语从业者的英语口语能力,但他们的阅读能力并不比我们差。而在一般情况下,对于用母语写作的研究者来说,所学外语的阅读能力比写作能力更为重要,或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就够了。也就是说,西方汉学家对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作了区分。所谓“主动技能”,是指说、写能力,这种技能亦可称为“产出性技能”;所谓“被动技能”,是指听、读能力,或曰“非产出性技能”。这两种技能虽然相辅相成,不可截然分割,但并非不可以作适当的区分。对于培养研究能力和提高学术水平来说,这种区分甚至是至为重要的。语言教学法研究者乃至一般英语从业者都知道,掌握主动技能远比掌握被动技能困难,因此,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企图掌握超出需要的主动技能,意味着精力被浪费在一种缺乏目标的无谓追求上。当然,对一般英语从业者而言,听说读写四种能力都很重要,口译人员尤其需要较高的听说能力。但笔者以为,我国高校和研究所层次的英语族对主动技能与被动技能不做区分或不愿意做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对他们思想的贫瘠、学术素养的贫弱、研究能力的低下负责。

    在笔者看来,高校和研究生层次的英语族首先应当树立起一种基于母语和母语文化的主体意识。我们的主体性一旦确立,英语、英语文化、英语文学的对象性也就清清楚楚了。问题还可以这样问:英语对于我们是终极目的抑或只是一种手段?是高高在上的主人抑或只是一个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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