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历初三日，同胞上酒楼。一张民主脸，几颗野蛮头。细崽皆膨胀，姑娘尽自由。未须言直接，间接也风流。”“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这是上世纪初流传的两首“打油”，因为当时一大批现代自然、社会科学新词传入我国，引起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和非议，这团体、脑筋、目的、思想、精神、方针、同胞、民主、膨胀、自由、直接、间接等当时全是颇遭物议的“新词”。
“日本新词”对汉语的反哺
这些新词大都由日本传入，连素以“开明”著称的重臣张之洞，亦以反感并力禁使用“日本新词”闻名，以致他七十大寿时，其门生和部下樊增祥所撰长达二千余言骈文，在细述张氏德政时，特将此事叙入，极表赞佩。寿文有句云：“如有佳语，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文中所谓“鸡舌”、“马肝”是引用“典故”，在此以“鸡舌”、“马肝”暗喻“日本新词”，意谓不必用这些新词，照样能学问精通。
但语言具有某种强迫性，甚至使反对变化的人也不知不觉地使用种种“新词”。随着“新学”日兴，要完全摆脱“新词”却越来越不可能，即便憎恨新词如张之洞，亦未能“免俗”。一次他请幕僚路某拟一办学大纲，不料拟就之后他见文中有“健康”一词，便勃然大怒，提笔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掷还路某。偏偏路某略通新学，当即发现张之洞的“把柄”，便针锋相对地回曰：“‘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二人遂不欢而散。反对用“日本名词”者如张之洞，却也无法摆脱“日本名词”的困扰，确有象征意义。
在中国近代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日本对“西学”的译介远胜中国、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中日“同文”等诸多原因，使译自日文的书籍在甲午战争中国为日本所败后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原来的中译西文书籍。梁启超到日本不久，即写下“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作为《清议报》的社论，力论应向日本学习，从中可见当时知识界心态之一斑。他写道：“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一年后，他更回忆说在日年来的经历使他“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细查这几年梁启超等人的论文，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对“西学”的了解突飞猛进，而且所使用的重要术语从原来基本上都是中国术语转为几乎全用日本术语。从一九ＯＯ年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甚至当时差不多每一种日本中级教科书都被译成了中文，连一些教员的讲义也被翻译。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广为发行，影响不小。“全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八大类：宗教和哲学六种，文学一种，教育五种，政治法律十八种，自然科学二十八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二十二种，其他二种。“全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近代中国的大门先于日本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因此“西学东渐”也先于日本，所以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恰恰是通过中国了解西方、“西学”，将中文“西学”书籍大量译成日文出版。这期间的许多“日本新词”却是来自汉语，如铁路、铁道、新闻、国会、权利、主权、公法、选举、化学、植物学、细胞……不一而足。但当近代日本全面超过近代中国后，日语新词便开始大量、迅速流入中国。
通过这种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引进，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此时自日本舶来。
如当我们顺口说出“为人民服务”、“加强组织纪律性”、“讲政治”、“永远革命”“申请入党”、“掌握政策”、“大政方针”、“解决问题”、“学习理论”、“学好哲学”、“坚持原则”……时，这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语言不可能完全平等
语言从来就处在变动不居之中，随着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而加快加深。从理论上说，语言交流应该是彼此平等，互相影响，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中心”的权利，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如同流水，也是高往低流，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外来语”更多是“先进”“中心”向“落后”的“边缘”渗透、侵入，逆向流动者绝少，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而大量“外来语”在近代随西学东渐，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中学”发达先进也。无论高兴与否赞成与否，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如此，难以人为改变，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户口”“讲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统”，非祖宗八代“根红苗正”不可，一定要把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
新词的引进当然不能离开翻译，音译意译何者为佳本无定论。但每见一些音义兼容的漂亮译法，总使人击节不已。如果将“Coca-Cola”意译为“古柯叶饮料”或“碳酸类饮料”，“可口可乐”在今日中国的骄人业绩一定会大打折扣。“Pepsi-cola”如果译为“皮斯克勒”或“屁事可乐”之类，“百事可乐”在中国也不会如此畅销。“Benz”是驰名世界的德国名车，以前曾有译作“苯茨”，有音无义，如同化工产品，“感情零度”。现在改译为“奔驰”，音义俱有，汽车奔驰之状跃然欲出。当然，若万般不巧恰恰是你乘坐的“奔驰”途中抛锚，懊丧之余，心中可能不免暗暗骂道：“真该译为‘本次’！”有的翻译还使原有的词汇“增义”，如车止为“停”，船止为“泊”，但香港用“泊”来翻译英文“Parking Lot”（停车场），停车位也译为“泊位”。现在此译也传入大陆，使汉语的“泊”不专指船停，同时也可指车停。以“泊”字译英文停车“Parking”，音义皆备，且有独特生动之感，不知是哪位高明的妙手偶得。
最有趣的还是“席梦思”的移译。现在都知道“席梦思”指弹簧床，但“席梦思”本是美国一家专门生产钢、铜弹簧床及床上用品的“Simmons”公司的译名。该公司以前曾在上海设有办事处，初译为“雪门斯公司”，译名平平，与公司产品无任何关联。大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该公司改译为“席梦思公司”，“席梦思”确令人对该公司的产品产生浪漫联想。生意兴隆再加译名漂亮，“席梦思”遂成中文弹簧床的代称。新词的使用，自然而然，非人力能强迫。如内地将“Taxi”译为“出租汽车”，香港早就根据粤语将其译作“的士”，将“take a taxi”顺势译为“打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打的”在内地口语中亦极流行。不过当时报上曾多次有文章劝人不要说“打的”，要说“乘出租车”。并说香港是殖民地（当时还未回归），“打的”是殖民地语言，而我们若用“打的”一词是等而下之的被“殖民地”“殖民”，所以是“自我次殖民地”化。陈义不可谓不高，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直到现在，出门即要“打的”者仍不在少数。
译名种种，不拘一格，译界高明可各显身手，任社会生活自然选汰。但笔者以为科技译名却应当遵从有关部门的规定，否则将引起严重混乱。
如我国有关部门规定将英文“Laser”一词译为“激光”，而海外华界多将其译为“镭射”。若纯就译法而论，“镭射”音义皆备，似棋高一着，所以现在许多广告或歌厅招牌上的“激光音响”“激光唱片”都让位于“镭射音响”“镭射唱片”。更有甚者，则干脆来个兼容并包，赫赫然写上“激光镭射”或“镭射激光”，令人啼笑皆非。
全球化时代音译意译似均已赶不上“时代需要”，干脆卡拉OK、B超、TV、KTV、DV、DVD、CD、VCD、3G、BBS、IP、QQ、CEO、CDMA、ADSL……直到最近随“超女”一夜走红的PK，这些“蝌蚪文”（以前还可用“蟹行”鄙称，可惜现在汉文多也改成横排“蟹行”）居然都直接羼入“天雨栗、鬼夜哭”才创造出来的汉字之中，成为“现代汉语”。是耶？非耶？更有甚者，令中老年一头雾水的“网络语言”在青少年中却大行其道，什么东东、斑竹、偶、大虾、菜鸟、青蛙、恐龙、CU、MM、GG、BF、GF、LG、LP、BT、886、7456、9494……随着“E世代”“长大成人”渐成社会中坚，这类“网语”（如不高兴，不妨疾首蹙额将其称为“魍语”）已经并将更迅速地进入“普通话”。倘仓颉再世，不知当作何感。
方言的“话语权”
语言的“势利”还表现在一国之内往往是政治、文化中心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才有权变成“官话”、“普通话”，其他方言只能蛰居“边缘”，难登大雅之堂。当年的“外省青年”到巴黎奋斗，首先即要努力去掉“外省”口音。而今日不少北京方言或流行语之所以能在全国迅速流行，极易成为“普通话”，自因其为政治、文化中心。近代许多沪语能突破“边缘”进入“中心”，则因其为商埠首开之地，成为经济中心，总是风气先得也。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以为很“普通”、早就习以为常、时时脱口而出的“滑头”“流氓”“盯梢”“出风头”“寻开心”“像煞介事”“阴阳怪气”……若查书一看，原本竟都是上海方言。而今日粤语的情形亦颇有些类似，自打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得风气之先，南风渐盛，于是“粤味普通话”也随粤菜一道北上，如“埋单”“搞定”“生猛”“炒鱿鱼”等，已渐渐成为“普通话”。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一批东北小品演员愣使“忽悠”等原本有些戏谑色彩的东北土话在嬉笑声中渐渐“普通”起来，这固然是“明星效应”，然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中央电视台”才有此使经济、文化尚居“边缘”的“东北方言”跻身“主流”——只有经过“中心”的认可，“边陲”才能取得一定的“话语权”。
现在“港台腔”颇受责难，其实“港台腔”不也是我们统一的祖国的“方言”之一种吗？两岸隔绝几十年后，原本同根的语言已发生一些地域性差别，增加了彼此理解的困难。所幸两岸交往渠道重开近20年，语言终于互相影响，扭转了越来越“隔”的趋势。资讯、数位、考量、提升、作秀、量贩、认同、体认、愿景等一批来自台湾的词汇济济而入。此次举世瞩目的“胡连会”新闻公报就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体认”，胡总书记与连主席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立即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层并不排拒来自台湾的词汇。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用“港台腔”的“耶！”“哇！”代替“哎哟！”来表示惊叹，引起了一些尖锐的批评责难。若追根溯源，被视为“惊叹”之“正统表达”的“哎哟”也并非古来如此，一成不变。如要“正统”，那就只能不是“噫吁嘻！”就是“乌呼哀哉！”几年前，我就曾撰文，主张何妨用“听取蛙声一片”那般宽舒闲淡心态，来“听取‘哇’声一片”呢？同样，随着祖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普通话”尤其是“简化字”在台亦影响渐强，对此，彼岸则有不愿统一的人认为这会增强台湾青少年对大陆的认同而“后果堪忧”。这恰恰说明，两岸语言在互动中越来越融洽而不是把彼此的语言视为有害的洪水猛兽而渐行渐远，实在是增进彼此了解、有利于国家、民族统一的幸事。
虽有种种混乱，但总体来说无论是方言还是外来语，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生动、新鲜、丰富。“普通话”之所以“普通”，就在于它能广纳“方言”，博采“外语”。格外值得深思的是，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从“新词”的“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的重要原因，是“新学”在日本遇到的阻力比中国小得多。这种“师生易位”的历史说明，若想以保守封闭来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用心可谓良苦，但结果不仅无裨于事反而更加被动，“弘扬民族文化”云云则更无从谈起；相反，只有开放的文化才能赢得主动，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弘扬。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动感时代”，语言必定五光十色、雅俗共存、新旧并列、鱼龙混杂，本人也不禁“打油”一首：“出门就打的，吃喝皆料理。饼干克力架，家具尽家私。GG想MM，LG怕LP。青蛙遇恐龙，CU886。”
摘自《南方周末》二ＯＯ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