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特定土地的文化根基，是一个人的文化基因
 
“两代人意见不统一，5岁小孩子学成‘弯管子’普通话”。这是报纸上的一则新闻。
 
“弯管子”普通话，是一个需要解释的说法，在武汉，“弯管予”指带有浓厚的武汉腔的普通话。
 
报道说，北方人袁女士与武汉人王先生结婚。女儿学说话时，袁女士认为武汉话听起来好像带有情绪，要求丈夫和自己一起教女儿说普通话，公婆认为孙女是武汉人，学说武汉话理所当然，而且交流起来更亲切。两代人由此较上了劲。孩子在袁女士身边时，袁教她普通话，一旦袁女士不在，老人就给孩子补习武汉话，孩子学成了“弯管子”，两代人还怄了两年的气。

5岁小孩的“弯管子”普通话后面，是一场发生在家庭里的文化战争。如果我说这样的文化战争其实发生在相当多的家庭里面，恐怕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当然，很多人不会认为这种情况可以上升到“文化战争”的高度，而仅仅认可这是无须大惊小怪的代际冲突，而且结论也早巳存在：方言应被驱逐，普通话应作为孩子的“母语”。

虽然，这个结论是如此清晰，几乎“天然合理”地被接受，但我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天然合理”。“推广普通话”，不仅是一种现代汉语文化，而且是一项法律制度，但推广普通话难道要以方言的消失为前提?

可以设想一个人只会说普通话意味着什么。普通话不是任何一种方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汉语各人群中最大的语言公约数，它可以成为汉语族群的标准通用语，用于普遍的交流场境。也足以表达任何一般性概念、思想和精神。任何标准化的东西，都意味着个别性的减少，最通用的标准有着最少的个别性。一个会普通话的人，在汉语圈里可以获得很高的交流效率，他的语言个性相应地很少。对一个只会方言的人来说，它的困扰在于无法实现汉语交流的最高效率，但他的语言个性会得到更多的保留。

每一种方言，都有其特有的词汇、俗语、俚语，其精细微妙之处足以让持有相同方言的人保留某些心照不宣的共同机趣。在调侃、幽默和詈骂之时，方言的生动性得到最有效的发挥，而且这些特有的语言意趣往往难以用其他方言准确转述，更难以由普通话呈现。令人欣慰的是，语言并非独占性的存在物，一个人会说汉语，并不表示他就不能会说英语，一个人会说方言，也不意味他的普通话只能是“弯管子”。所以，让一个人既能说普通话，又能说方言，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

问题可能在于，一个操汉语的人，应该以普通话为母语，还是以方言为母语。我想，这取决于我们对母语的理解。
 
我们为什么需要母语?母语在思维的深处起作用，人们习惯于用母语来思维，用母语来表达，为了交流的需要，我们会将母语翻译成交流所需的语言说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放弃了思维中最有机趣的那一部分。因此，方言比普通话更具有母语的特性。

方言是特定土地的文化根基，是一个人的文化基因，也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汉语作为汉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更多地表现于它的“书同文”，而非“语同音”。统一的书写，不同的方言，既是汉语几乎从来就存在的语言现实，也是汉语表现力不断丰富的源泉。

关于语言的家庭文化战争，发源于对“推广普通话”这一法律制度的从严理解，也发源于对方言的文化地位的从低取值。作为一种制度，“推广普通话”有各种考核指标，严厉的做法达到检查时无论在什么场合听到方言都要扣分的程度。在文化评价上，方言的赋值是庸俗、落后、鸡毛蒜皮、琐屑，而普通话的赋值是高雅、上进、堂堂正正、端庄。人们对方言在交流范围上的局限性高度敏感，对说方言的普遍的文化低档次评价使人们自愿放弃方言。与此同时，普通话在表达上的局限性几乎没有人关注(哪怕北京人，在精细的表达中使用的也是京片子而非普通话)，人们更愿意选择普通话，因为它代表着文化上的高档次。

如果没有方言，就不会有“少小离家者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不会有地方戏剧、曲艺，不会有千里之外的乡土认同。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里，缺少这些是不是一种损失或许正在变成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显然每个人心里都将会有一个无法填充的空洞，你可以属于这里，也可以属于那里，你的乡土性不再存在，落叶归根会成为不可能。

是否需要给方言一个空间，不是一个制度问题(国家制度并不禁止方言)，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当人们都选择让孩子讲普通话，而并不在意他是否能够讲方言的时候，当所有孩子都习惯于用普通话来思维的时候，方言将不再是汉语文化丰富多彩的证明，“天然合理”的标准语言将使得地区性的文化机趣、表达个性和精细入微的语言世界荡然无存。

刘洪波，1966年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为长江日报评论员。有杂文集《文化的见鬼》、《高雅的落俗》，《苍蝇的光荣》、《读出滑稽》、《淳朴的异议》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