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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感恩知己廿年前——感念钱钟书先生
【时间:2007/10/30 】 【来源:《中国编辑》2004年第5期 】 【作者: 钟叔河】 【已经浏览3461 次】

   去年《偶然集》出版后,寄了一本给杨绛先生。元旦过后收到回信,提到二十年前钱钟书先生为《走向世界》作序的事,有这样一句:

    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因而忆及钱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真不能忘。
  
  我与钱先生本不相识,八十年代初他看到《走向世界丛书》,发生兴趣,向《读书》杂志社董秀玉同志表示愿意和我见面谈谈。八四年一月我到北京,秀玉同志便将我带到三里河南沙沟,让我第一次见到了钱杨两先生。我将新出的几种书送给了他们,钱先生则说了些鼓励我的话,认为丛书的叙论写得不错,建议结集单行,表示愿为作序。不巧我那天晕车,无法多请教,只再三希望他对书多提意见,便匆匆告辞了,旋即取道上海回湘。
  
  回湘后便见到秀玉同志转来的钱先生写给她的一张短笺,云:“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这“意见”便是给我的第一封信。
  
  给我的信一开头就说:“承你带病来看我,并给我那些书,十分感谢。你归途未发病否?我很挂念。但有秀玉同志和你在一起,我又放心些。┉┉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因为你一定要我提意见,我匆匆看了几种,欣赏了你写的各篇序文。┉┉先把见到的零星小节写给你参考。”
  
  钱先生指出的“零星小节”有四,其实都是重要的批评。第一点讲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在他书的序文里,都或详或略地介绍了作者,在本书序文里似乎忽视了这点”,并告知李圭的《思痛记》曾为胡适、周作人和日本汉学家所称赞。第二点讲斌椿《乘槎笔记》,说徐继畲“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而“你在总序里只字不提徐,此书有徐氏序文,你又放过了机会”。第三点质疑我“删去了《乘槎笔记》里两节,有这种必要么”。第四点指出张德彝《欧美环游记》里译音还原的错误,“Up,up,hurroh”当作“Hip,hip,hooray”;“Holy”当补一句:“应指冬青树(holly),张德彝误听误解”。
  
  这四条批评,都切中“丛书”和叙论的毛病,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尤其在外文方面,我做这事本来就像《兰学事始》所述日本人初译《解体新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洋”,只能靠查字书。钱先生指示应从原作背景和语境中用心,才使我茅塞顿开,有了一点长进。
  
  给钱先生回信后,很快又收到了第二封来信,指出了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印本中的十三处错误。如“地员海涵当作地负海涵,韩退之文”,“张印之当作张即之,宋书家”┉┉都看得出他学识的渊博和校读的精细,反衬出我自已的浅陋和草率。从此益知学无止境,虽日暮途远,仍当赖“炳烛之明”,继续努力;至于小小的蜡烛还能点多久,还能照明多少东西,就不必多考虑了。
  
  八四年是钱先生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抽出时间来认真地审读提意见,在他确实是体现了“共襄大业”的精神。这句话当然含有鼓励和奖饰的成分,但也是他在对全书和叙论作出客观评价的基础上说出来的,并不是戏言。证以他为丛书叙论集即《走向世界》一书作序的认真修改至再至三,更足以说明这一点。下面便专门来说作序的事。
  
  很多人都佩服钱先生的睿智和博学,以为他写起文章来,一定下笔千言落笔不改。我当然也是佩服他的众人中的一个,却知道实际情形有时并非如此,为《走向世界》作序便是一例.我以为,这正是学人与才人的区别,至于以投机趋时为能的所谓高产文人,则更无论矣。
  
  钱先生为《走向世界》所作序文的第一稿,我是八四年三月下旬收到的,开头第一句是:

    我最初在《读书》里看了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兴趣,也起了愿望。
  
  附信云:“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两周来人事猬集,今急写就呈上,请阅正。”两天后又收到来信和序文第二稿,信云;“今日稍暇,即将拙序改本誊清送上,请审定。我将把副本交秀玉同志。你有意见,通知我后,我会酌改。《历史研究》上大文昨晚细读,玉池老人有知当含笑于九泉也,甚佩甚佩。”序文的头一句则改成了:

    我最初在《读书》里看见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
  
  我比钱先生小二十一岁,学问相差更远,他却说“你有意见,通知我后,我会酌改”。此决非讲客气的门面话,而是学人虚受的真实表现,我当然亦只能以诚敬待之,于是给他回了封信,表示感谢,并对序文对我的奖饰和一处可能引起“骂影”(指着和尚骂贼秃)嫌疑的词句提了意见,请他考虑。这信还没有到北京,他又于三月廿八日晨寄来第三稿,附有一信云:“昨日寄上拙稿,想达览。今又在第一页和第三页上改动三处,请代在稿上誊正。”头一句又用红笔改为:
  
    我首次看见《读书》里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
  
  我当然立即照改,但第二天又收到一信,云:“序中词句又小有修改,无关弘旨,忙中不暇录副送阅。如兄认为呈稿尚过得去,请便示,我即迳交《读书》。”
  
  三月三十一日,钱先生收到了我的信,又回信道:“拙序佛头着秽,邀君许可,甚喜。所嘱改两处,已遵命增正,勿念。弟交玉秀稿上,又有字句修饰四五处。‘文改公’之谥法,所不敢辞。请告李侃同志(按《走向世界》一书在中华书局出版,李侃为书局总编辑),将来以《读书》所刊为定本。”
  
  自称“文改公”,对文章的字句,即使“无关弘旨”,也要一改再改,务求合适。这是多么认真的写作态度,多么认真的生活态度啊!
  
  关于我请他修改的两处,我们还继续有些讨论。四月六日来信云:“顷又得信,尊虑甚是。弟说老实话,而读者每以为曲笔微词。如弟序内人《干校六记》谓生平最不喜《浮生六记》,而美国人译本导言云:‘钱某语多须反看,此句恐亦然’云云。‘骂影’之嫌,于‘采访发掘’下添‘找到了很有价值而久被埋没的著作,辑成┉┉’这样似乎可减少‘春秋之笔’的味道。┉┉‘强称内行’云云,则当代号称‘通晓中西’之大作家名学者所撰《漫步美国》之类,均不免此讥,况光宣间人乎?┉┉”这些谈论,和钱先生前后写给我的其他几十封信里写到许多事情一样,都是当代文坛掌故,极有价值。
  
  我过录了钱先生的修改,自已又在上面妄加了一二字句,然后将改稿复印了寄给他审阅,想不到却与钱先生自已改添者暗合。钱先生收到后来信云:“昨复一函,告遵示添一句,以免‘骂影’之嫌,想达。顷得挂号函及复制稿,甚感。兄所代增两处,与弟已改两处,无只字异。盖弟虽暗中摸索,而葫芦未走样也。”接着又对我寄去请他阅示的《后记》提意见道:
  
    “大作《后记》甚好。知得力贤内助,尤使愚夫妇忻慰不已。有二处请再酌:(一)第一节‘我的杯很小┉┉’后,宜插入‘这是法国诗人缪赛的名句,也是我┉┉’,否则太突兀,而显然此语为谁所说并不周知也。(二)末节关于弟处太多,使我局促不安,亦非体裁所宜。且弟与李侃同志并提,而大讲钱,只字不及李,反冷落一边,务请削去此节。兄书卓然名家,不以弟序而重。┉┉即如‘杨宪益先生的大手笔’之‘大’字,亦可省去,‘借重’字亦太过。斤斤之愚,求免于俗,幸垂察焉。”
  
  这些意见,都是设身处地为我着想,或帮我弥缝。而我在《后记》中对钱先生表示感谢的话只一两句,并不“太多”,他却一定要我“削去”,无奈只能照办。改稿复印寄去,先生看后才回信道:“读尊序(后记)改订稿,可谓毫发无遗憾矣。”
  
  钱先生的信藏于箧底已二十年,这次因为杨绛先生一句话,勾起了我的记忆。开函再读,重沐春风,心念旧恩,不能自已。因思这些信对于作文和做人都有楷模的意义,不忍其湮没,遂摘录发表一二,不足见先生德行文章于万一,聊表私心对前辈学人的感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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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钱锺书  
钟叔河的“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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