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偶然集》出版后，寄了一本给杨绛先生。元旦过后收到回信，提到二十年前钱钟书先生为《走向世界》作序的事，有这样一句：
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因而忆及钱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真不能忘。
我与钱先生本不相识，八十年代初他看到《走向世界丛书》，发生兴趣，向《读书》杂志社董秀玉同志表示愿意和我见面谈谈。八四年一月我到北京，秀玉同志便将我带到三里河南沙沟，让我第一次见到了钱杨两先生。我将新出的几种书送给了他们，钱先生则说了些鼓励我的话，认为丛书的叙论写得不错，建议结集单行，表示愿为作序。不巧我那天晕车，无法多请教，只再三希望他对书多提意见，便匆匆告辞了，旋即取道上海回湘。
回湘后便见到秀玉同志转来的钱先生写给她的一张短笺，云：“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这“意见”便是给我的第一封信。
给我的信一开头就说：“承你带病来看我，并给我那些书，十分感谢。你归途未发病否？我很挂念。但有秀玉同志和你在一起，我又放心些。┉┉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因为你一定要我提意见，我匆匆看了几种，欣赏了你写的各篇序文。┉┉先把见到的零星小节写给你参考。”
钱先生指出的“零星小节”有四，其实都是重要的批评。第一点讲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在他书的序文里，都或详或略地介绍了作者，在本书序文里似乎忽视了这点”，并告知李圭的《思痛记》曾为胡适、周作人和日本汉学家所称赞。第二点讲斌椿《乘槎笔记》，说徐继畲“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而“你在总序里只字不提徐，此书有徐氏序文，你又放过了机会”。第三点质疑我“删去了《乘槎笔记》里两节，有这种必要么”。第四点指出张德彝《欧美环游记》里译音还原的错误，“Up,up,hurroh”当作“Hip,hip,hooray”；“Holy”当补一句：“应指冬青树（holly）,张德彝误听误解”。
这四条批评，都切中“丛书”和叙论的毛病，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尤其在外文方面，我做这事本来就像《兰学事始》所述日本人初译《解体新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洋”，只能靠查字书。钱先生指示应从原作背景和语境中用心，才使我茅塞顿开，有了一点长进。
给钱先生回信后，很快又收到了第二封来信，指出了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印本中的十三处错误。如“地员海涵当作地负海涵，韩退之文”，“张印之当作张即之，宋书家”┉┉都看得出他学识的渊博和校读的精细，反衬出我自已的浅陋和草率。从此益知学无止境，虽日暮途远，仍当赖“炳烛之明”，继续努力；至于小小的蜡烛还能点多久，还能照明多少东西，就不必多考虑了。
八四年是钱先生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抽出时间来认真地审读提意见，在他确实是体现了“共襄大业”的精神。这句话当然含有鼓励和奖饰的成分，但也是他在对全书和叙论作出客观评价的基础上说出来的，并不是戏言。证以他为丛书叙论集即《走向世界》一书作序的认真修改至再至三，更足以说明这一点。下面便专门来说作序的事。
很多人都佩服钱先生的睿智和博学，以为他写起文章来，一定下笔千言落笔不改。我当然也是佩服他的众人中的一个，却知道实际情形有时并非如此，为《走向世界》作序便是一例．我以为，这正是学人与才人的区别，至于以投机趋时为能的所谓高产文人，则更无论矣。
钱先生为《走向世界》所作序文的第一稿，我是八四年三月下旬收到的，开头第一句是：
我最初在《读书》里看了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兴趣，也起了愿望。
附信云：“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两周来人事猬集，今急写就呈上，请阅正。”两天后又收到来信和序文第二稿，信云；“今日稍暇，即将拙序改本誊清送上，请审定。我将把副本交秀玉同志。你有意见，通知我后，我会酌改。《历史研究》上大文昨晚细读，玉池老人有知当含笑于九泉也，甚佩甚佩。”序文的头一句则改成了：
我最初在《读书》里看见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
我比钱先生小二十一岁，学问相差更远，他却说“你有意见，通知我后，我会酌改”。此决非讲客气的门面话，而是学人虚受的真实表现，我当然亦只能以诚敬待之，于是给他回了封信，表示感谢，并对序文对我的奖饰和一处可能引起“骂影”（指着和尚骂贼秃）嫌疑的词句提了意见，请他考虑。这信还没有到北京，他又于三月廿八日晨寄来第三稿，附有一信云：“昨日寄上拙稿，想达览。今又在第一页和第三页上改动三处，请代在稿上誊正。”头一句又用红笔改为：
我首次看见《读书》里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
我当然立即照改，但第二天又收到一信，云：“序中词句又小有修改，无关弘旨，忙中不暇录副送阅。如兄认为呈稿尚过得去，请便示，我即迳交《读书》。”
三月三十一日，钱先生收到了我的信，又回信道：“拙序佛头着秽，邀君许可，甚喜。所嘱改两处，已遵命增正，勿念。弟交玉秀稿上，又有字句修饰四五处。‘文改公’之谥法，所不敢辞。请告李侃同志（按《走向世界》一书在中华书局出版，李侃为书局总编辑），将来以《读书》所刊为定本。”
自称“文改公”，对文章的字句，即使“无关弘旨”，也要一改再改，务求合适。这是多么认真的写作态度，多么认真的生活态度啊！
关于我请他修改的两处，我们还继续有些讨论。四月六日来信云：“顷又得信，尊虑甚是。弟说老实话，而读者每以为曲笔微词。如弟序内人《干校六记》谓生平最不喜《浮生六记》，而美国人译本导言云：‘钱某语多须反看，此句恐亦然’云云。‘骂影’之嫌，于‘采访发掘’下添‘找到了很有价值而久被埋没的著作，辑成┉┉’这样似乎可减少‘春秋之笔’的味道。┉┉‘强称内行’云云，则当代号称‘通晓中西’之大作家名学者所撰《漫步美国》之类，均不免此讥，况光宣间人乎？┉┉”这些谈论，和钱先生前后写给我的其他几十封信里写到许多事情一样，都是当代文坛掌故，极有价值。
我过录了钱先生的修改，自已又在上面妄加了一二字句，然后将改稿复印了寄给他审阅，想不到却与钱先生自已改添者暗合。钱先生收到后来信云：“昨复一函，告遵示添一句，以免‘骂影’之嫌，想达。顷得挂号函及复制稿，甚感。兄所代增两处，与弟已改两处，无只字异。盖弟虽暗中摸索，而葫芦未走样也。”接着又对我寄去请他阅示的《后记》提意见道：
“大作《后记》甚好。知得力贤内助，尤使愚夫妇忻慰不已。有二处请再酌：（一）第一节‘我的杯很小┉┉’后，宜插入‘这是法国诗人缪赛的名句，也是我┉┉’，否则太突兀，而显然此语为谁所说并不周知也。（二）末节关于弟处太多，使我局促不安，亦非体裁所宜。且弟与李侃同志并提，而大讲钱，只字不及李，反冷落一边，务请削去此节。兄书卓然名家，不以弟序而重。┉┉即如‘杨宪益先生的大手笔’之‘大’字，亦可省去，‘借重’字亦太过。斤斤之愚，求免于俗，幸垂察焉。”
这些意见，都是设身处地为我着想，或帮我弥缝。而我在《后记》中对钱先生表示感谢的话只一两句，并不“太多”，他却一定要我“削去”，无奈只能照办。改稿复印寄去，先生看后才回信道：“读尊序（后记）改订稿，可谓毫发无遗憾矣。”
钱先生的信藏于箧底已二十年，这次因为杨绛先生一句话，勾起了我的记忆。开函再读，重沐春风，心念旧恩，不能自已。因思这些信对于作文和做人都有楷模的意义，不忍其湮没，遂摘录发表一二，不足见先生德行文章于万一，聊表私心对前辈学人的感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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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钱锺书
钟叔河的“天窗”
